第四章
脆弱的复苏
广东在安徽之前出现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型；电白县财政太穷，买不起上百个玻璃杯，准备送中央领导的礼物就是番薯和芋头；在最困难的时期，邓小平要去看百姓“饮夜茶”；“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点出会议主旨：“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对于全国性灾难，邓小平表现出承担责任的勇气，他曾一再说：“我也有份；”广东在恢复生机方面先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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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末的广东经济已现颓相，这个解放初的南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盘棋中慢慢被边缘化，它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及地位也在步步下滑。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私营工商业阶层(这本来是广东比内地经济长足发展的一翼)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基本被改造完毕。本来，饱经战乱的广东工商业阶层正打算利用几十年不见的和平环境大展宏图的，但社会主义改造与公私合营运动几乎在一夜之间堵塞了私营资本的全部发展空间，它的生存空间也日益受到挤迫。
此外，从土改开始，广东实行了一条对华侨及侨资十分不利的政策，严重伤害了海外华侨的感情。新中国的成立使海外华侨有扬眉吐气之感，很多华侨及子弟急切盼望着回乡报效祖国。东南亚国家的排华浪潮本来更增强了祖国的凝聚力，但内地实行的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制度令侨资无法进入大陆。众多回国的海外赤子真的是“赤条条”地返乡，却不敢也不可能将海外的身家带回国，使广东最有优势及特色的发展资源无法利用。
很多在海外的华侨企业家对内地望而却步。如广东最著名的侨乡江门四邑（即台山、开平、恩平、新会），有祖籍于此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达二百多万人。分布于九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在北美最为集中。四邑人一向有捐资乡梓的传统，自打民国二年起由杨鹤廉、黄许昆等人在江门岭梅里创办学校后，许多海外侨胞纷纷效仿，捐资助学蔚然成风。但建国后，这种捐助就戛然而止。
当地政府承认“解放初期，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对家乡建设捐助较少”，其实这只是委婉的说法，据已知的材料，只是1951年在一次抗美援朝集会上，有归侨、侨眷捐献了币值一千一百元款项。就这么几个小钱，是否志愿捐助的，实在值得怀疑。江门在土改中实施左的政策，对侨资侨房一律作没收处理，极大的伤害了华侨的感情，加上大多数家有资财的华侨居住在当时的敌对国家，侨眷及亲属被视为敌特，捐助中断就不难理解了。
在江门，海外华人华侨几个世纪以来都有还乡置业创业的传统。如今的开平恩平农村的田野里，遍布着海外华侨当年留下的房产――赫赫有名的碉楼，现在已经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可见其规模之大价值之高。但自1950年开始，侨字号的原有企业，如新江电力公司、江门纸厂、火柴厂及在航运业、商服业的企业，不是被政府接管，就是公私合营，从此侨资事业在江门绝迹。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地来客会在江门大地上看到一幅幅如真似幻的景象：在房舍低矮简陋的乡间，竟然或忽隐忽现，或排山倒海般地涌出了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华侨们留下的碉楼。仅开平一地，就有一千八百三十三座。你说它是幻象吧，它们实实在在地戳在那儿，伸手可及，如同皇宫禁宛，说它是真实吧，它们在稻田和鱼塘边、掩映在竹蔗后，楼下黑洞洞的门楼内拴着懒洋洋的水牛，扔着臭哄哄的尿桶，它们的脚下、周边是贫穷落后的乡居生活场景。这些景象，将过路的外人惊得目瞪口呆。
现在的开平、恩平碉楼正在享受文物般的待遇，成为世界级的人类文化遗产，开发成了旅游景点。但当下光临的游客已不可能复制当年人们的震撼，因为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如今现代文明已经彻底覆盖了碉楼当年的辉煌，它们身边富了起来的人们盖起了比它们高大而粗糙的楼房；你可能把生活在它们身边的人形容为当代暴发户，但毕竟人们不再在旧日的光芒下贫穷。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华侨亲属的境地并非得到立即改善，而是仍然被视为异类。从1978年到1982年四年中，江门获得的海外捐款捐物的总值，只有区区645.70万港币（相当于当时的二百余万人民币），这种情况，直到黎子流调任江门市任主要领导后，才最终得到改善。
曾任江门市委书记的黎子流后来谈到江门落实华侨政策问题，感慨万分。黎子流特别提到时任省委副书记的谢非，他对落实华侨政策给予了大力支持。
华侨政策的改变为侨乡带来了巨大的生机。1983年，情况开始有所变化，这一年9月，江门市召开了第一届迟来的归侨、侨属代表大会，大会根据澳门同胞叶汉的提议，向政府及“五邑两阳”（时阳江地区归属江门）的海外乡亲倡议筹建江门华侨大学，这就是后来的五邑大学。从此，江门从海外获得的资助就一发而不可收。不仅是捐助，侨资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五邑大地。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五邑华侨及港澳同胞对江门地区的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的钱物，价值超过了三十亿港元！而到了90年代至今，江门（不含两阳）地区共利用外资项目达一万五千个，实际利用外资十四亿六千万亿美元。
但是，这些海外资源来得太迟了。如果不是广东从一解放开始就采取了一条错误的华侨政策，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根本扭转，可能珠三角最发达的地区，就不是特区或者“四小虎”了。历史与机遇间的断层，令人扼腕叹息。广东与香港实行的两种制度，被人为地视为水火不容的阶级壁垒，从而使本来血脉相连的粤港经济纽带断裂了。广东失去了吸引外资及各种发展资源的机会。
在解放初期，香港无论按经济总量及发展程度，都与广州无法相比。香港人提到广州，仍叫做“省城”，自比广东省的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而已。当作为鸦片战争以前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在建国后反而被自我禁锢的封闭型的经济结构钳制，香港迅速取代了广州的角色并乘势发展起来，并在五十年代末一举将广州抛到后面，成为南中国乃至于全中国城市群至今都无法比肩的经贸中心。
广东历来不是一个主要的粮食产区。广东境内多山，珠三角尽管可称为鱼米之乡，但其地域狭窄，水患频仍，又受台风影响，不足以承担全省粮食生产使命。故此建国后广东一直是粮食调入地区。广东农业的长处在于多种经营，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耕作技术及农户经营传统优势，本来可以使广东成为淡水鱼类、海产品、热带水果、蔬菜、热带林产品、家禽、食糖等的主产区，但自公社化之后，农民及各层基层农业生产组织便丧失了农业生产的自主权，片面追求粮食产量使广东的农业一直处于扬短避长的窘境之中，抓农业越来越被动，农民越来越累，越来越穷。
五十年代，我国举全国之力全速向工业化迈进，但广东却被定为沿海边防地区。这个战区如果打起来形势不利，不是准备打烂就是准备放弃。在军事防区中，广州不能成为重点设防的城市，而是将战备防务的支撑点放在湛江。“一五”期间引进的一百六十多个重点工业项目，竟然没有一个落户广东。在民间发展通道不畅时，唯一的发展动力即国家投资也摒弃了广东，广东的处境可想而知。因此，广东从建国初相对富裕的地区渐渐穷了下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广东，物资短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广东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百姓尤其是农村农民受到大面积饥荒的威胁。但当时三面红旗不能倒，国家仍在高举大跃进、总路线与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在公开的媒体上还要再鼓干劲，绝不允许有半点杂音甚至犹豫。
广东的决策高层心里很清楚，如果再这么轰轰烈烈地干下去，很可能要出大乱子，会大面积饿死人，无论你多么坚定地支持三面红旗，死了人你是无法交代的，尽管当时还没有一票否决制的概念。因此急需建立一个渠道，能将省委的真实意图传达给基层干部，它要有绝对的权威性，又不是面对全社会的，于是从下面选调一批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理论根底的县级干部充实了省委机关刊物《上游》杂志。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的谢非就是这时被选中，从学员中直接调入省委机关的。领导的意图是：在不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境与“三面红旗”产生的基本矛盾的前提下，设法指导基层干部以改变工作思路的办法防止危机的总爆发，尽管它不可能触及到“三面红旗”的症结。
出现这样的艰难局面，是新中国领导集体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付出巨大的代价。探索过程其实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而站出来明言自己要对这一历史阶段负个人责任的，据我们所知只有邓小平是最直言不讳的。
从1956年“八大”当选到1966年，邓小平当了整整十年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后来说，这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忙的十年。但这十年中他忙来忙去，其政绩与他老年时迸发的辉煌相比，却不可同日而语，这期间除了不断地“试错”造成的内耗，还有政治原因造成的个人生涯的空耗，有些事情，现在已经无法证实小平作为总书记，对当时的政策内心真实的想法，但他必然要扮演作出这套政策的党中央的总书记、并为之捍卫与推行的角色。
小平在广东第一次重要的工作行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后来证实他的努力对中国摆脱“三面红旗”运动的纠缠，使国民经济得以休养生息，还是难能可贵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评价，邓小平“在担任总书记十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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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这个地方虽然建国后并没有出现足以影响全国社会主义发展走向的旗帜性的典型，如人民公社之于河南、鞍钢宪法之如辽宁，但她却远在安徽之前出现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
类似于三自一包的农村分配方案，最早出现在广东的农村并受到中南局及广东省委的关注。不是当时广东高层对这些“离经叛道”的东西有多大的兴趣，而是它能立竿见影地缓解饿死人的威胁。广东的做法引起了中央的注意，虽然广东并没有全面推广农村分配的责任制方案，但它对恢复农村元气及安抚农民被严重挫伤的积极性的疗效十分显著，促使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农村政策的发展路向，尽管在当时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毛泽东在建国后到广东来得并不算多。他来得最频密的，恰恰是这个阶段。为毛泽东到广东研究农村农民问题打前站的，恰恰是邓小平。
小平逝世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在他撰写的纪念文章《广东人民永远怀念小平同志》一文中说：“新中国成立后，小平同志对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非常关心，50年代到70年代，他不下十次亲临广东视察，指导工作。
“1957年6月，小平同志到了广州，向省委领导同志传达中央的指示，指导广东工作。
“1958年4月22日到29日，他在广州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我国工业建设问题，这期间参观了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
“1960年1月26日到2月11日，他再次来广东视察指导工作，风尘仆仆，足迹遍及广州、海南岛（当时归属广东省）、湛江市、阳江县（现阳江市）、新会县、江门县（现江门市）、佛山等地。”
小平同志兴趣广泛，有什么新鲜新潮的东西都愿意一试。1958年时，他除了玩桥牌，也学会了当时很时髦的玩意儿：打台球。
台球与高尔夫、网球、羽毛球并称四大高雅运动，很有些品位，很令曾经留学法国的小平所喜爱。他打起台球来非常投入。有一次他与王震在球案边争夺正酣，小平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杆尖上，没想到脚底下地毯没铺平，将重心已经失去平衡的他绊倒在地，一下子折断了腿骨。
这个意外把久经沙场的虎将王震吓坏了，连忙扔下球杆大叫抢救。其实小平即使算是摔伤，也没到需要抢救的地步，只不过王老将军在战场上这样叫喊惯了。而小平同志也确实如同当年在战场上一样，忍住剧痛，躺在地毯上一声不吭，直到医生赶来，剪开衣服处理伤势。
这次腿伤缠了他两年时间，期间外出还要带着拐杖。这给他到广东视察带来极大的不便，他最想看的雷州青年运河就没法看到。但有些事情他拄着拐就未必是坏事，小平因此没有参加1959年的庐山会议。晚年他亲口说过毛主席犯的许多错误里头他都有份，但那次庐山忽犯的大错误，他确实就真没有份，因为摔伤了腿而躲过一劫，可谓是因祸得福，不幸中之大幸。而且正因为庐山犯的错误他没有份，因此会议之后全国形势恶化，中央急寻出路时才想到了他。他正是带着这个问题到广东来找答案的。
1960年小平到广东（含海南岛）视察，他率领的是一个空前庞大的考察团：由中南局的领导人陶铸负责打前站，分乘六架飞机抵达湛江机场（当时没有大载客量的飞机），全团人数竟达一百一十人，随行领导人还有彭真、柯庆施、胡乔木、杨尚昆、刘澜涛、肖克、王任重、徐冰、孔原与李井泉等。
严格来说，与其说小平作为一个中央负责人来广东视察，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大考察团的领队兼导游。视察团出行时，湛江地委要调动数十辆小车服务，由于当时副食品紧张，湛江地委甚至要下令从专区所属各县调运，湛江水产部门也要特别组织供应海鲜，才能应付得了。
因为是大团体活动，包括小平在内，吃住行都是集体安排，据当年在湛江海滨招待所接待小平的黄国强回忆：“没有一个首长需要特殊照顾，吃饭都是在大餐厅里吃，邓小平同志也不例外，和大家一起围坐在大圆台吃饭。”他就是要带大家来看，看实际情况，回去后再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小平同志此次看广东，与他老年后两次南巡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有着相当明确的目的，“特区是我提倡的，搞得怎么样，我要来看看。”看准了就不动摇。但1960年他到广东，没有明确表现出目的，因此他看得很宽泛，很多层面的东西他都要了解，更多的是带着大家一起看，这表明从邓小平到同行者们，对中国农业与农村问题如何解决，心中并非有数。
小平的心境显得很轻松，这可能与他自己没有背负明确的使命有关。他甫一抵埠，就被当时的湛江特有的南国城市的风光所吸引。
湛江那时有两个特点，一是色彩浓烈，热带城市的色彩可以给没有思想准备的人以眩目的印象。天蓝得如海一样，海也蓝得如天一样，再加上尽管在冬季也几乎是垂直照射地面的阳光，和与阳光下绿得发乌的植物，这一切使小平大开眼界。湛江市委所在的霞山区，那时规划建设得十分整洁，这与湛江曾是法国殖民地的特殊地位有关。小平对此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将少有的无保留的赞美十分慷慨地赠予了当时的湛江：“湛江真好，绿化好，卫生好，风光好，完全可以与青岛媲美，真是‘东有青岛，南有湛江’啊！”他还向彭真与柯庆施说，湛江的城建、绿化、卫生都搞得很好，看来要向全国推广。
小平的这一套感叹虽然好像有休闲之意，但也透露出他注目的焦点，并不在当时正闹得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上，而是更注重民生。
小平到湛江以前，已经听说了湛江正在进行一个宏大的水利工程——鹤地水库及配套的雷州青年运河工程。当飞机飞抵湛江上空时，他迫不及待地将头凑到舷窗上，去找水面面积有上千平方公里、库容量达十多亿立方米的水库，这也是广东最大的水库之一。
他关注的另一个大工程是将湛江最大的海岛东海岛与大陆联结的堵海工程（工程主体是建一条大海堤），并在此基础上建一个年产五十万吨的盐场。他在湛江为这两项工程都题了词：“雷州青年运河”与“湛江堵海建盐场”。当邓小平一行人来到堵海大堤工地时，地方领导们劝他在指挥部周围看看就行了，他偏要拄着拐到工地去看。
堵海工程现场是很壮观的，尽管海湾内的海水不会像三峡的江水那样水流湍急，但海水也是有海流及海潮的，而且流量更大。堵海与堵江不一样，堵江是选择枯水期，只要这期间准备好了，愿意什么时候堵都行；堵海则要选择海水潮夕涨落相对平稳的那一时刻，如同冲锋陷阵一样将砂石在最短的时间内倾倒下去。故堵海、尤其是堵口合龙的场面相当紧张而壮观，如同集团军向敌人最后的阵地发起总攻。堵海工地上，民工与参与施工的部队官兵并不知道来了中央领导，但也一如既往地在指定时间内，一声令下，就向大海发起猛攻。一万多人带着设备一起冲向大海，热火朝天的场面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小平站在海边看得兴致勃勃，不知他此时是否想起当年指挥野战军的千军万马向敌人冲锋的场面。但是，他最想看的，倒是鹤地水库与雷州青年运河。
1958年5月15日，中共湛江地委作出《关于兴建雷州青年运河的决定》，并动员了三十万人上工地，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这项令历来苦旱的湛江人受益近半个世纪，至今令人震撼于人力之伟大的工程。这项工程，是典型的大跃进的产物。可以说如果没有大跃进，就没有雷州青年运河，起码不会在国力如此贫弱的时候产生。大跃进给国人带来的惨痛记忆是不容置疑的，但后人综观历史时，也不能简单否定大跃进的绝大多数参与者对美好生活的那种热切追求与牺牲，抹杀他们义无反顾的无私奉献精神，不能全盘否认党的领导与新中国的感召力所唤起的巨大精神能量。用当时小平的话说：
“这么大的工程能这么快完成，如果不是依靠人民，不会完成得那么快。人民是英雄。”
“工程搞得很好，这是你们实干、苦干的结果。”
“你们搞水库，这是真正为人民改善生活的好事。”
小平讲的这三条，正是他一直坚持的思想路线。
小平为雷州青年运河的题词，也是他为中国水利建设系统作的唯一的题词。当时的鹤地水库已经水满，高峡平湖，水天一色的景色是非常壮观的。然而鹤地水库山高堤陡，小平要上去，看来只能坐担架了，这也许是他虽遗憾但终未成行的的原因。但小平仍在湛江海滨招待所会见了运河工程总指挥陈华荣。
据陈华荣对后来采访他的媒体说，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当时全国不仅各地频放卫星，作为大跃进运动中的重头戏水利工程建设，浮夸风也很厉害，很多地方都把工程量报得很高。他面见小平时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并“表露了心中的不安”；小平也表示不赞同浮夸风，还表扬了青年运河工程人员踏实的工作作风。陈荣华说：“他工作作风很实际，没有浮夸的东西，这个对我影响很大，不吹牛，不浮夸，在那个情况下太难得了。”
小平离开湛江后三个多月，雷州青年运河通水，它彻底改变了雷州半岛严重干旱的情况，灌溉农田面积达二百五十万亩，并解决了周边城市的用水问题。
电白县是当时湛江地区的一个滨海县（现属茂名市）。与时下人们一般的见识不同，那时广东海边往往是干旱的地方。电白年降水量并不少，但是河流缺乏。由于缺乏客水滋润，地表水在海风的抽取与酷热的蒸发下，很快就干涸，因此电白海边往往是干旱贫脊之地。海风从洁白的海滩上（同时也是光秃秃的、因盐碱度高而寸草不生）横扫内陆，使电白海边大片地方成为不毛之地。但是1960年2月3日小平一行从湛江出发经过电白县时，看到的却是另外一派景象。
电白县委得知小平等中央领导要到路过并视察，非常高兴，县领导亲自安排工作人员迅速前往县百货公司，十万火急地借来玻璃杯。电白县财政太穷，买不起上百个玻璃杯，但借用一下总不失为变通办法，何况中央领导人也不知道内情，当然他们直到现在也不知道。玻璃杯领导们倒是用了，但电白县委为领导人准备的礼物——时任县委书记王占鳌叫人拿来的番薯与芋头，这可能是当时的电白县委唯一拿得出手的礼物，都已经搬上车了——却叫小平发现，他连忙摆手表示谢绝。
小平看重的是电白县这些年搞绿化种的树。当时电白县委办公处位于国民党时期建的一个医院内，与大海近在咫尺。楼下挂了一口大钟，上铸有“风调雨顺”四个大字。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指一指那几个字，又指一指窗外的树林与大海说：“电白好美呀！”
陶铸接过话说：“电白过去是开门见山，出门见海，现在山头也绿了。”
小平马上接着说：“我们来时看到，从吴川到电白公路两边种的树林好漂亮，看起来好舒服！”
在湛江听当时的地委书记孟宪德介绍，小平得知海边沙滩上之所以能植树成功，归功于从马来西亚引进了一种叫木麻黄的树，这树长得有点像松杉类针叶树，但生命力特别顽强，耐盐碱、抗干旱、忍酷热，还顶得住台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材质基本派不上什么用场，偷伐它的人相对也就少些。就因木麻黄的引入，使人们得以在能烫得熟鸡蛋的沙滩上植树造林。电白小良一带，是广东西南部沿海典型的侵蚀台地，地面因经亚热带豪雨长年冲刷，水土流失严重，地表没有任何植被，夏天地表最高气温能达摄氏近六十度，在此植树造林，在大跃进砍树炼钢蔓延全国之际，眼光独到的小平看来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小平来到素有“火焰山”之称的菠萝山，先看到一片小树苗时，就问：“这就是木麻黄吧？”
王占鳌说：“这是木麻黄防护林带。”
负责菠萝山绿化的是小良水土保持站。这个站的职工们在这个几乎没有土壤的石头山上，硬是刨开石头，挑来粪土，植树造林。三年后，山上已是一片葱绿。小平看着这片树苗说：“很好，这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在石头山上能种树，在沙滩上也能种树，全国还有什么地方不可以植树呢？这些都是群众在实践中得出来的经验，要好好总结！”
几年以后，著名的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在电白创作了一幅著名的国画《南海长城》，画的就是电白从南海虎头山一直延伸到博贺渔港的沿海木麻黄防风林带。
电白县准备了一些材料给中央领导们看。这些材料没有提到炼钢及粮食高产、人民公社等问题，提到的都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工作，如水利、绿化、卫生、城关镇水东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小平看了很高兴地对电白领导们说：“我以前听说水东的群众没有淡水用，现在解决了，群众与居民应该很高兴吧？这样群众才可以安居乐业，卫生工作也抓得不错。这是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应继续重视和抓好。”这是小平到广东来第二次提到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后来他到了佛山，除了看当地的名胜祖庙外，唯一看的地方，也是一个卫生搞得好的居民小区，这些都是百姓生活的琐事。
正是这些琐事，引起了小平的兴趣。他下一站选择的视察地，就是一个养猪场。他听说阳江县（现阳江市）有个岗列大队，靠养猪餐餐可以吃上米饭，甚至有时还能吃上猪肉，于是想去探个究竟。
小平在养猪场，发现了一副对联，引起了他的兴趣。这副被称作对联的两列字，贴在了岗列公社的大门口。上书“失败成功大发展”，下书“猪多粮多肥更多”；横批则没有，换作一幅画，上面画着一头母猪、一堆大粪、再边上是长得很茁壮的庄稼苗。这大概要算得上最不工整的对联了。但小平却看了又看，看得津津有味。他指着问：“对联的作者，是谁？”陪同人员说，是岗列何世昆写的，就把作者找到小平面前，面对着首长与自己的作品，何世昆觉得自己的手摆在什么地方都不合适。
小平问：“你怎么会想得出这个对子的？”
何世昆觉得有必要从头交代写作背景：“1954年，我们养猪，失败了；到了1955年，我们再养猪，成功了；到了1957年，我们养猪大发展了，所以说，‘失败成功大发展’。这个猪多了，肥料就多；肥料多了，粮食产量就多；所以说，猪多肥多粮更多。”关于为什么没有以横批采用图解的形式，他没有说，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对联不工整。”
小平说：“不是工整不工整的问题，而是实践的真理。”
小平很仔细地看了岗列母猪场，还与闻讯匆匆赶来的女场长何桂珍亲切交谈。他向何桂珍问了很多问题，但何桂珍却只是瞅着他笑。这令小平有些纳闷儿，也不好说什么。后来何桂珍解释说，她根本听不懂四川话，只是紧跟着这位中央来的大领导，心里觉得暖乎乎的。
认识邓小平令她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
在他们初次相识的十七年后，1977年8月，何桂珍赴京参加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和中央领导人与代表一起照相，坐在第一排的邓小平不知怎么就回过了头，并且一眼就认出了站在第三排的何桂珍。他向她伸出手来，与这位生平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的女性握了握手。何桂珍一直在岗列养猪场工作到1979年退休。
当天晚上，小平一行抵达计划中的下榻地——广东新会县（现属江门一个城区）。
作为珠三角的一个产粮大县，新会有很多拿得出手，可以在中央领导面前炫耀一下的东西：如有周总理倡导办的劳动大学、周总理参观并指导过工作的农业机器制造厂、农业工具改革展览会等等。但小平却自有主张，他想看一看新会百姓真正的生存状态，他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摆脱当地地方官安排的接待程序，甚至摆脱他的同行者及陪同者。
囿于当时的交通条件，由阳江到新会，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小平一行抵达新会县时，天已经黑了。县委书记党向民正忙着招呼首长，并亲自指挥招待所工作人员安排饭食，县长肖辉则陪同小平在他的房间中坐着闲聊。
小平突然向毫无思想准备的肖辉说：“我听说在你们这里，群众喜欢在晚上喝茶，带我去那里看看。”小平当时是出于什么目的要看百姓喝茶，现时已很难推测。他对广东民情再了解，也不大可能事先打听到困难时期新会有人晚上还坚持“饮茶”的习惯，绝大多数老广东的爱喝茶是不假，指的是吃早餐，广东人叫喝早茶，各类小食点心粉面之类，是早茶必备的食物。再有就是晚上吃宵夜，大概有一些典型的小市民们，也在晚上去“饮夜茶”，一些茶楼，也在晚餐开茶市。困难时期广东老百姓“饮茶”吃些什么？这大概引起了小平的兴趣。
要知道当时全国百姓均已陷入极度的粮食短缺，居然有人晚上还有点心吃，尽管这是要付钱的，但说明了新会那个地方，或许还有余粮。因为喝茶毕竟不是吃正餐，甚至多少带有一些奢侈的味道呢。
当时的县委书记党向民是个较务实的人。新会并没有放出足以耗尽百姓余粮的“卫星”，加上新会是珠三角产粮大县，百姓不仅不致于饿饭，还有茶可“饮”，这并不奇怪。于是，他便领了小平，去参观原安排日程中没有的茶楼。随行人员本来正等着吃晚饭，一见小平走出招待所，也有人跟了过去。肖辉带着一干人顺着街道左拐右拐，当时的县城，虽然也有路灯，但隔很远才有一根电线杆，而且都是昏黄的小灯泡，街道上显得很黑。
他们摸黑来到县中心的南禺路，这条路上有一座茶楼，置于一座商场的二楼之上。茶楼里果真坐了很多来“饮夜茶”的市民，“一盅两件”自得其乐。虽然茶楼里灯光同样很暗。
小平也不说话，沿着桌子挨个看。为了看清茶客们究竟吃的是什么点心小食，他还俯下身去，凑到人家的餐具上去细细端详。茶客们虽然不知道这位打扰了他们的不速之客究竟想干什么，但看那阵势也像是大人物，于是便闪开身子让他细看。有人向小平介绍些什么，但他也不答话，只是嘴里唔唔有声，或点点头表示听到了。直到离开广东，小平也没有说他为什么要看新会人“饮夜茶”，以及他对此事的看法。
小平返京后一年，到了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就是研究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整。他从广东回北京路过武汉时仍然畅游长江并写出极富浪漫色彩的诗句，但他在广东时却是试图考察与设计挽救国民经济危机的方略。
为什么他选择在广州召开调整农业政策的工作会议？一般地来说，依我党的习惯做法，选择在哪里召开事关全局的会议，是对那个地方这方面工作不成文的肯定。选择在广州开，说明广东的农业政策有可取之处，甚至代表了农业政策调整的方向。小平此次率领大队人马的广东之行，对此次会议的促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新会人有夜茶可吃，是不是广东搞得还行的一条旁证？
事实上，在1960年底，中央面对国民经济发展受到的严重挫折，已经开始反思并纠正错误。
于是，在广东小岛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便应运而生了。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邓小平与会。会前先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有了一些反思的表示，他说：庐山会议一反右，有人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问题，讲客观实际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话了。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著名的《农业六十条》，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反对平均主义的发言。
《农业六十条》，对人民公社集中程度过高、规模过大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作了调整，确认了农村分配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格局，这实际上将人民公社由一个产权所有者变成了一级基层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政企分开，农民的自主权虽然还没有回到手中，但起码回到了村落中。
由于村庄本来就是中国传统的农村社区生活基本组织形式，因此与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还有兼容的空间。在广州诞生的《农业六十条》，其实是中国国情与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模式妥协的结果，它挽救了党的农村政策的全面失败局面，使人民公社体制得以再延续了将近二十年。
这个相对稳定的农村政权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及关系，甚至连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撼动其基础。
《农业六十条》还为农村大力推广“三自一包”铺平了道路。这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分配政策一推出，天灾自不出灾，人祸自不弥祸，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总算告一段落，广东及全国经济形势逐步全面好转，新中国一场最大的危机终于化解。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原定会议只扩大到中央、省、地市三级，毛泽东决定扩大到县一级，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召开这种大会，堪称毛泽东建国后一次大手笔，也可能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一次领导集会。起草大会报告时，在几年中一直忧心忡忡的刘少奇开门见山地指出：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刘少奇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