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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将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党。
当初，这个“指示”反对的是右倾“思想”；而且能够有“思想”的，应该是党内决策层，应该不涉及到执行层，即广大中层基层干部。反右倾开始只在党政军高级机关进行，但到了广东，却把反右倾运动推广到基层的党员干部，也许与广东特殊的政治地缘有关，在“本地干部”的老窝即广东的老根据地，要找出右倾思想的根源，进而挖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阶级异己分子，似乎更有说服力。
恰恰在反右倾运动在广东大行其道的时候，谢非从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这个敏感的位置上调任副县长，保留常委职位。这是在微妙的时刻进行的一次微妙的调动。是政治上失宠还是县委有意将他保护起来？现在已无从考证。谢非在全县宣传干部大会上的那次讲话，人们还记忆犹新，他刚刚调出的县委宣传部就发生了地震：居然接连挖出了三个“有问题”的“坏分子”，而且是当做“清查战果”挖出来的。他在任时的两个副部长都被揪了出来。这大概不仅仅是巧合。
谢非在陆丰的政治生存环境已经显得有些艰难。尽管他的职务还在不断拔擢，从副县长又转任为陆丰县委书记（相当于副书记），但此时年方二十七岁的谢非并没有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相反他的内心十分平静，头脑非常清醒。如果说大跃进使他迷茫的话，那么反右倾运动则使他对事业的发展前景更加惶惑。
在北京，有一位后来与南方、与广东结下不解之缘的老革命也和谢非一样，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1960年初春，一封浸透着血泪的来信辗转寄到国务院，被人放在习仲勋的案头。
深夜，饥肠辘辘的习仲勋开完会回到办公室。这些天来，粮食开始紧张，中央和国务院干部的粮食定量开始缩减，所有领导人也不例外。他喝了口开水压压肚子，又开始聚精会神地处理案上公文。那封封皮被磨破的来信引起了他的注意，打开一看，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号称产粮大省的安徽，开始饿死人了！虽然饥荒漫延的信息近来不断传来，但那大多在灾情严重的地区，华东粮仓安徽出现如此恶劣的态势，显然是一个非常危急的信号。
习仲勋紧闭双目，脑子紧张地思考着，和很多老共产党人一样，他最见不得老百姓吃苦遭罪，这封字里行间充满对党和人民政府信任和真情的来信，他一眼就能判定所反映的情况是真实可信的。然而眼下是个敏感的时刻：离刚开过的庐山会议不过半年多，会上彭德怀痛陈“大跃进”假大空时弊，受到令人震惊的严厉批判，于是全党持续开展“反右倾，鼓干劲”，很多地方在严重缺粮仍继续“反瞒产”，坚持大办“食堂”，不少高级干部对越来越左的做法噤若寒蝉，这个时候把这封信呈报给中央最高层，会有什么后果？你站在什么立场？你在西北长期与彭德怀共事，不用说肯定是一伙的，“彭、黄、周、张军事俱乐部”里军政部门的人都有，恰恰就缺一个国务院的，你习仲勋不是挖了个井自己往下跳吗？再说，你揭露安徽的问题，安徽的领导、华东局的领导会怎样看？那都是主席信任的人哪！种种危险可能会随时向他袭来：刚批判过彭德怀，你习仲勋又跳出来，这是为什么？
可是，那信中描述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他眼前：浮肿的老人，饿昏的孩子，把种子拿出来救急而被关押的生产队干部……习仲勋的胸膛急速地起伏，脸上抽搐了一下，眼睛一阵发潮，可他强忍着，不让泪水涌出来，他从来没有掉过泪！他想起1943年陕北高原那个初春，毛主席龙飞凤舞地写下一行字，把它交到自己手里，从此“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八个大字一直装在心坎里，沉甸甸，热烘烘，永远不敢忘记。此刻，人民有难，也就是党有难，党的利益受到损害，你把它放在第几位？沉默良久，他突然抽出一纸信笺，奋笔疾书写下一行行工整的字迹，抬头是：总理转呈主席……
值得庆幸！
此信犹如一瓢清凉的冷水，令被全国“大放粮食卫星”的虚幻景象激动得失去判断力的权力核心清醒过来，毛泽东开始派出大批干部奔赴各地调查研究确切掌握第一手材料，正是由于习仲勋和众多开国元勋们的不懈努力，才有了后来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纠偏判断和毛泽东坦承“我有责任”的自我批评。
当然，与位高权重的老革命习仲勋相比，谢非还只是个不到三十岁的的县级干部，但也算是久经考验的“老游击“了，就算再惶惑再难抉择，谢非不可能也不允许萌生退隐之意，但他在第一线建功立业的雄心大受打击。要干事，就得按党的三面红旗的路线去干，而这样蛮干硬干除了劳民伤财不会有其它结果。后来由谢非重用的广州市委书记黎子流，这时正在顺德任公社书记，他选择了不惜一切代价的路子，不久就被撤职，甚至被关进牢房。倒不是说谢非比黎子流更擅长于官场生存术，而是他确实感到这样干下去，党的事业没有前途。只不过他还不能理性的梳理出问题出在哪里的症结，因此他希望重新学习与思考。
此时的广东省委也多少在大跃进的热昏状态中被淋了一桶冷水，希望在干部队伍中加强理论学习，进行干部队伍的理论建设。当时的中南局与广东省委决定在基层选择(不是选拔)一批年轻的、有理论功底的领导干部到省委党校学习。当组织上找谢非谈及此事时，他立即同意前往。从县委书记一下子变成一个莘莘学子，他不仅没有惋惜，而且觉得大有必要。
就这样，谢非进入省委党校，成了一名学员。不久就被抽调到中南局筹办机关理论刊物《上游》杂志。挂职(他还是陆丰县委书记)任编辑。
自此直到广东进入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谢非从一个“官”变成了“僚”，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及机关文秘工作。而且他的行为十分低调；他坐看政治风云变幻，远离权力中枢，平时刻苦学习，勤于独立思考，对国是政事颇有自己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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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过了头，变成走火入魔，追求发展速度过了头，变成严重倒退，追寻国运兴盛违反了客观规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严厉惩罚：年青的共和国诞生十年后，一场大灾难降临了，国民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现在重新审视这场大灾难，必有极大教益。
1958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为害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不纠正，反而加以大力支持。高估产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对大跃进兴高采烈，对农业超乎寻常增产的假象深信不疑，进一步加剧了全国已经失去常识和理智的虚报浮夸风，会议规定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认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会后，城市、农村和企业，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口号，猛然打破各种规章制度，事事群众运动，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同时，以钢铁为中心，兴起了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叫做“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乃至科学研究，经济规划、文教卫生、做诗画画……行行都要大跃进，放“卫星”。
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年底，全国七十四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99％以上参加了公社。
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编成班排连营大兵团作战，从事工农业生产，动辄夜战苦战，超出群众所能承受的极限，公社强调生产自给，只在公社内部进行产品分配。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上海的张春桥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主张消灭商品经济，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使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有的地方，如河北徐水县和山东范县，甚至打算试验两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提出“八包”，“十包”，宣布对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男婚女嫁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使初期的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
亿万人民热情高涨的“共产主义”狂欢变成一场可怕的梦魇，人民群众作出巨大的付出和牺牲，但没有得到实惠，“一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了画饼充饥，饥饿、匮乏的“三年困难”来临了。
对广东来说，1958年本是个大丰收的好年景，正因为有了林若、谢非这样的基层领导干部，广东报高产放卫星，在全国是落后的。自河南卫星放出来后，全国成了一片“卫星发射场”，广东显得很被动。1958年广东早稻产量报得较实，给晚稻报产量带来了压力，即使广东省委不急，中南局也受不了。此时，中南局领导人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湖北听到了令他兴奋的消息（当时湖北省归中南局管辖）。
据当年的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回忆，湖北向陶铸汇报说，那里的农民走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吃饭，不要钱也不要粮票。陶铸为此异常兴奋。他说：“我为了农民，为了革命奋斗了半辈子，打了半辈子仗，还坐了好几年牢。中国农民几千年吃不饱，现在能一天三餐干饭还不要钱，这个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这种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感动，总带有一种为信仰殉道、又以救世者自许的味道。陶铸的感喟，在当时的领导人当中，恐怕还是比较典型的。
杜导正也是激情燃烧，虽然这偏激感动对一个职业记者来说同样是可怕的。当时他正随同陶铸采访，当即给新华社发了一条稿，题目就叫《三餐干饭不要钱》。总社与《人民日报》的编辑们同样被感动了。这条消息发表在当时只有四个版的《人民日报》头版上，并且立即传遍了全国，同样感动了饿了几千年的中国农民，后来竟成了一句口号。
很快，素来是鱼米之乡的广州周边县份，农民开始吃树叶扒树皮。拥有一百五十万人的南国都市广州，粮食储备只够吃一周！
陶铸根本不相信，农民会陷入饥荒，城市要闹粮荒，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究竟是何原因？他想来想去，居然得出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结论：是下面有人故意把粮食藏了起来！因为从吃饭不要钱到有钱也吃不上饭，这个变故几乎就在转瞬之间，太不可思议了！
于是，广东省搞起了在当时及后来一段时间人们都很难忘记的反瞒产运动。这个运动的结局可想而知，因为任你挖地三尺，也找不到粮食。到了1959年4月份，陶铸开始冷静下来，觉得自己可能陷入了某种难以自拔的困境，决定赶紧开会研究形势寻找对策。
5月，广东省委在汕头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陶铸在会上谈了若干条意见，当时并没有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三面红旗”，但在肯定运动大方向的同时指出了工作方法存在问题，比如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搞了浮夸风，使形势出现了“毛病”。这是难能可贵的，更难能可贵的是，陶铸在大会上，真诚地承担了责任，这既是国计民生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尽管从现在看来他个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大起大落，难免令人伤感唏嘘。
无比坚忍的中国人民承受了这场挫折和灾难。中国老百姓是天下最容易管治的百姓，而且经历过太多的不幸和饥馑，积淀起“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集体无意识，当陆丰县的农民看到刚升任县委书记的谢非和他们一样以“稻草糕”、番薯藤充饥时，当全国的基层干部和老百姓听说连毛泽东也没有肉吃、一样凭定量供应、朱总司令自己种地种出大南瓜时，他们的怨气即刻消弥了一大半。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开展“反特殊化”、“反走后门”运动，党内执行近乎军队式的严明纪律，严格遏止了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严重不满的种种倾向，即使面临全国断炊的危局，各地并没有发生西方国家想像中的大动荡，蒋介石企望“大陆内乱”借机“反攻大陆”也变成一枕黄粱。但亿万人饥肠辘辘、不少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惨剧，已经深刻地封存在民族的记忆之中。“三面红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是新中国发展史上一次较大的挫败。究其根源，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时候讲的这一番话，可见洞悉他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内心急切。他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显然，毛泽东急切地想让中国建设“突飞猛进，一日千里”，而把阻碍发展的最大敌人归咎于“精神不解放”。他在领导革命斗争、谋划夺取政权的政治军事战略上取得惊人成就，但对治国特别是发展现代经济却没有任何经验，他又是个敢于创新，在战略上勇于冒险、剑走偏锋的领袖，而且独具诗人化的浪漫气质。逐渐被个人崇拜推上神坛的毛泽东此时开始充满自信，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也由衷相信，在毛泽东领导下，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只要发动人民群众像打“三大战役”一样来搞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共产党人所希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
于是，毛泽东像一个热切追寻新航线的船长把庞大的船队引向危机四伏、冰山重重的险境。在革命战争年代遭受历次左倾路线打压的毛泽东同样患上了“左派幼稚病”，不过这次是在治国和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胜利后，在党的许多领袖和干部中，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长期性估计严重不足，没有掌握经济发展必要的科学知识，单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脱离实际、违反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令年轻的共和国和亿万人民群众付出沉痛代价。
应当指出，当年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快一些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中国人民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忘我奋斗，这种精神和探索都是无比珍贵的。他们为追寻国运而付出辛勤劳动也取得一部分实际成果，我们如果冷静地观察、分析和思考：几亿人民废寝忘食、流汗流血、忘我奋战的几年光阴，尽管盲目幼稚有时近于荒诞，尽管成效不高造成了极大浪费，但是绝非一无是处一切皆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共和国集倾国之力办大事，确实开创了不少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敢想也不能做的事业，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体系建设、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和国防军工体系，撑起了共和国经济躯体的骨架，并为发展“两弹一星”，跨入核大国行列打下了基础。
共和国在极端困难中蹒跚前行，中苏关系开始破裂，苏联撤走专家,取消援助,撕毁合同，并索还抗美援朝和建国初期的大量债务。西方列强联手加强对中国施压，印度也为边界问题一再制造纠纷甚至大动干戈，国际上奏响了“反华大合唱”。当时人民群众生活的困苦，是当今的年轻一代无法想像的，实行了二十多年的粮食、副食品、生活用品的配给制度，粮票、布票、肥皂票、单车票、油票、肉票、鱼票、豆腐票……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所有层面，上至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下至山村农民，无一例外实行凭票配给，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实行得最严格和实施时间最长的配给制度，事实证明，它在国力大伤、社会资源极其有限和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较公平有效地维持了人民生活的必需，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
但是内忧外患、饥饿，物质匮乏吓不倒刻苦耐劳、坚忍不拔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成为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在敌对势力的重重包围中，南方广东的作用和地位又开始突显，香港成了沟通外部世界的重要管道。
从1957年开始每年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成了新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这个后来被称之为广州交易会的盛会，起源于1955年和1956年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和两次“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大会”，1957年起正式冠以“中国”的头衔，甫一启动就盛况空前，以后每年春秋两季。总有不少像霍英东、安子介、何贤、马万祺这样的关心祖国建设又与共产党人有些交情的港澳商人，小心翼翼地跨过罗湖桥和拱北边界，到广州来寻找新的商机。在爱国港澳商人的努力和协助下，中国维持着低水平的对外贸易，亿万人民群众勒紧自己的裤腰带节衣缩食，用大量的农副产品和矿产资源出口，换回了宝贵的外汇，投放在计划经济最要紧的地方。
就在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之时，对苏共“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也逐步升级。“老大哥”在中国最困难时突然变脸甚至落井下石，令中国共产党人痛心疾首，他们感到在共产主义的理论上有必要正本清源，对外抗击巨大的压力，对内凝聚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建设热情，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大论战，连续在中央报刊上发表著名的“九评”，在意识形态领域上全方位地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内外政策进行林林总总的抨击，同时也阐述了自己认定是正确的理论和观点。但这些文章都未能正视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初期的一系列偏差失误，以至让广大人民群众相信，革命能改造一切，创造一切，至于发展经济、提升国力、改善人民生活似乎是无须关注和讨论的。
理论上的失误导致共产党人执政以来最沉痛的挫折。
早在1958年，上海张春桥抛出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那时的张春桥还是一个小人物，官任上海市委政研室主任，实际上是市委书记柯庆施捉刀代笔的大秘书，柯庆施曾经在成都会议发表了一段“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一时震惊四座，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数月后跃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自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更多了。每一回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柯庆施总会带来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精神。柯庆施一边讲，张春桥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当时四十一岁的张春桥，比十九岁时写文章骂鲁迅的小狄克要老练多了。他反复研究揣测毛泽东的话语，他发现，毛泽东对于红军时期的供给制颇为欣赏和怀念，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了当年的供给制，而对于八级工资制造成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常有非议……
张春桥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数易其稿，写出了一篇在当时非同凡响的文章，题曰：《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此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第六期上发表。不多日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一看文章的标题，毛泽东就发生了兴趣。他一口气读完，觉得此文甚合自己的心意，但有些提法又过于偏颇。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张春桥”。
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否说得活一些。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复函吴冷西，全文如下：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引者注：即编者按）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问，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发表了。张春桥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这一天，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张春桥得知按语是毛泽东写的，顿时受宠若惊。向来老谋深算、喜怒不形于色的他，那一天晚上在家里多喝了几盅老酒，他意识到，从此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张春桥”三个字！（材料出处：叶永烈《张春桥传》）张春桥文章利用执政党内许多人对革命战争时期革命队伍内部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的美好回忆，以及中国这一农民大国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思潮，大造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的舆论，主张取消货币和商品经济，提早实行共产主义的分配形式。
而此时的广东，却有一位真理探索者在反其道而行之。在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获得毛主席赞许的时候，他居然大力主张商品经济并开始认真研究。他就是广东经济学家卓炯。
卓炯认为不但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共产主义也要搞商品经济；强调价值规律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旗帜鲜明地宣称：“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卓炯的这些经济理论观点，在1957年反右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异端邪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而且连答辩的权利也没有。反右之后，他受到不公正处理，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著，也被停止出版。“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又被当作修正主义观点加以批判，卓炯被列为专政对象，关进牛棚，受尽了凌辱和折磨。卓炯不为任何政治压力所屈服。他说：“我是真理的探索者。就不能抱着传统的、实践证明已经过时的理论不放，就应该从事物发展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新的探索，经过研究和思考提出新理论、新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卓炯在1979年春撰写了《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著名论文，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快的症结就在于“以产品经济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产品经济的特点，要求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产生政府管得过多过死问题是必然的。因此，不从改革传统产品经济体制这一根本问题入手，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必须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建立一个完善的商品经济体制。这个完善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历史性文件，确认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事实上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之一。1985年6月，广东经济理论界曾召开卓炯商品经济研讨会，对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给予很高的评价，有的学者撰文说，卓炯的理论可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卓炯革命”。而最早认识到卓炯和他的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和价值，支持和策动关于卓炯和商品经济大讨论的人，就是时任省委副书记后任省委第一把手的谢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