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毛泽东在登上庐山开会之前，回到了他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家乡的干部对他的汇报是很令他激动的。其主题是鼓干劲大跃进形势大好。因此毛泽东在家乡写下了著名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此前毛泽东曾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提出过警告与批评，且一再强调要讲真话。他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这里，还需要引用一下毛泽东写给各级干部的信，从行文和语气上看，都不似别人捉刀代笔，应该出于是毛泽东本人手笔：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而写的一封信。后来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之中。
可惜，这些通情达理、实事求是的话，在当时几乎没有起到降温退烧的作用，而且，毛泽东的讲话仍然是在维护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讲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去纠正这条总路线。这些话也只能由他自己来讲，而不能接受要自己对此负有责任的指责。他对国民经济面临的困难有自己的看法：“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因此，毛泽东在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开幕讲话中，将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与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认为到1960年的“五一”前，形势完全可以好转。
然而共和国元帅、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却不这样看。他在庐山会议前也曾到湖南农村考察。也许他与毛泽东到的不是一个地方，也可能考察者的价值取向完全影响了被考察者，他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景象。这个景象与一个县级干部看到听到的基本相同。一位老红军作诗一首相赠，与毛泽东的诗句更不可同日而语：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与呼。
在彭德怀准备在中央会议上奋然而起鼓与呼的时候，小小的县级干部谢非的内心也充满焦虑与惶惑。
1958年岁末的一天，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谢非带着吴增仁、彭达生下乡。放眼之下，到处是“深翻改土”后变成一片黄土的农田，河对岸本来是一片翠绿的青山变成光山秃秃，远处村落竟看不见一丝炊烟，谢非心乱如麻，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十年树木，现在全光了，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被农民骂不止十年，可能会骂一辈子。”
吴增仁深知谢非向来谨言慎行，现在竟然也敞开心扉，透露出深深的忧虑，胆子也大起来，他与彭达生一唱一和，两人边走边编起顺口溜：山上不见树，田里黄土多，刨光自留地，禁养鸡鸭鹅，全村共一锅，肚饥用手摩，高调仍在唱，怨声当战歌，来年三四月，春荒可奈何？
谢非听了，连忙摇手制止他们再编下去，他两眼闪着泪光，严肃地说：“光发牢骚没有用，我们得赶紧请示县委批准，开一个宣传干部会议，要强调一下实事求是，宣传工作不坚持实事求是肯定要出大问题。”
在谢非坚持下，县里召开了有各公社副书记和宣传委员参加的宣传工作紧急会议，谢非在会议上作了一次总结性的发言，他说：“我们做宣传工作同样要讲求实事求是。不要不敢承认失误乃至于错误，明明现在日子过得很苦，饭吃不饱就不必说了，现在连盐、火柴、煤油、草纸、肥皂都要凭票供应，布票更是不够用，我看到有的群众到供销社排队买日本尼龙袋，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用尼龙袋来做衣服。讲究一点的人，把尼龙袋染成黑色做衣服穿，不讲究的，干脆就这样裁制成衣服。不知你们见到过没有，街上有人穿的衣服，前面几个大字：尿素，净重40公斤。明明是苦，硬要群众思甜，这就叫不实事求是……
“现在宣传工作是有方向性错误的，……这一点我要负主要责任。什么问题？就是把胡思乱想当成革命精神来宣传，把封建迷信当成科学来宣传，把大话空话当成革命干劲来宣传，把形式主义当成群众积极性来宣传。比如说我曾带领大家在山坡上修筑出十里地外就可以看到的大字，还有的宣传画，画飞机飞过山腰，甘蔗比飞机高；画着社员架梯子给肥猪洗澡。确实，我们穷怕了，超英赶美可以振奋人心，但这样的宣传搞下去既欺骗了群众，也欺骗了干部甚至上级领导。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很多就是从宣传开始错起的。我们在座的都要认真反省自己!……
谢非在大会上的讲话在陆丰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许多宣传干部有茅塞顿开如梦初醒之感，在会后对他的讲话议论纷纷。但他们都不知道，如果与彭大元帅在庐山放的炮相比，谢非对问题严重性的针砭还是相对温和和有节制的，甚至有替上级文过饰非的良苦用心。
青年县委领导谢非内心开始承认很多违反科学规律的搞法只能给基层工作带来不可挽救的灾难，给干群关系与造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只是当时他还不能意识到这是执政和发展观念上出了深层次的问题，更不可能认识这是对党和领袖的威信、对国力、民力一种非理性的滥用、透支和挥霍。他不再想搞什么大名堂，而是实实在在地把眼前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管他是什么口号，只要能应付过去，能尽量给百姓带来的损害最小、得到实惠最多，就尽力而为。至于个人的政治风险，他也作了小心评估，只有必要时，（如上级要求“消灭番薯县”）他才挺身而出，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尽量低调处事的。
就是这样，他对马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反右倾”的冲击仍然估计不足。
谢非开始到处跑到处看，同时也用乡亲们土得掉渣的语言到处说：“抓到县衙才是贼，捡到猪屎才有话”(意思是要重实质看实绩)。他自己成天在乡下跑，他也要求干部天天与农民群众在一起，随时解决实际问题。谢非此时显得有些焦躁，平时的文雅与从容见不到了，一付忧心忡忡、行色匆匆的样子。他甚至到了这个地步，一看这个干部的脸色与神态就知道这两天他这人下乡了没有，下去了发现什么事没有。他在主管全县宣传工作的同时还分管了几个公社；但他跑得多心中有数，你汇报下面的情况只要说到一他就知道二，所以谁也甭想在他面前偷懒。
在谢非负责分管的东海公社中，有个水全大队。一条小河在这里入海，咸淡水交汇点的水体中微生物生长繁盛，因此这儿产的海鲜特别肥美；水全大队历史上就是一个半农半渔的村庄。农民们靠捕获海鲜和下滩涂摸蚬捉蚝，多少可以维持生计。
在大兴水利时，政府不惜代价，投入巨资，并动员民力在小河的出海口处修起了一个水闸。本意是将海潮上来时的咸水堵住，将流入大海的淡水拦住，还可以将滩涂围起来变成农田。总而言之，是为了粮食增产。这个工程完工后，县委没等来造福百姓的政绩，倒是等来了闹事的农民。
一群群的农民愤怒的围攻县委，要求将刚刚落成的水闸给炸掉。谢非带了人下乡调查，才知道一厢情愿的增产计划不仅没有实现，盐碱度严重的滩涂上种不出粮食，而海水被阻断后，水全大队的海鲜与蚬蚝之类绝迹，农民祖祖辈辈的生计就这么给一举断送。
谢非站在水闸上，茫然看着水天相连的海平线，不由得心事重重摇头叹息。他面临着两难选择：水全大队农民围攻县委一事已经闹大了，连省里都在等他们的处理结果。县委派他来调查，并非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无所知。当年(1957年)动议要搞这个水闸时，不是没有反对意见，但没有征求当地百姓的意见。现在粮食没见增产，农民的生计也受影响，这是明摆着的事。但这个调查报告怎么写却大费周折。县委派他出面调查，但处理意见在他的报告出来以前就内定了，县委里有人要保这个水闸。而且哪怕影响了农民生计也要保下去。如果省里追问结果，就说是为了水利工程丢卒保车，而且可以此为由向省里申请向当地农民发放补助粮。这个办法可谓后患无穷，但却可以掩盖矛盾，将决策失误的责任推掉。如果将调查结果如实报上去，那么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拆毁水闸，还河口一带的原生态。但拆毁这个“水害工程”无异于承认工作失误，那是要有人承担责任的。
谢非考虑再三，在报告中写下这样的话：“水闸工程当初上马时，并没有从当地群众切身利益着想考虑问题。它有水害而无水利，------为了解除后患，建议工程作废，将海水放进来恢复海产。”
谢非的态度十分鲜明，调查的内容翔实证据确凿，报告写出来后层层上送，最后上级还是决定采纳谢非务实的建议，忍痛将水闸工程拆毁了。河海交汇处，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无独有偶的是，谢非如果在水闸问题上是敢破恶例，那么在另一条渔民村长湖大队，则是敢树良法。
陆丰那个地方主要是山区，海岸线很短，沿海居民也少。长湖大队是一条偏远得几乎可以叫人遗忘的小渔村。解放前这里还是红区，也是海陆丰根据地与香港联系的一条通道。敌人多次到这里侵扰扫荡，当地渔民被残害甚烈，很多人被砍指割耳，但这条村始终追随地下党闹革命。由于敌人不断残害，解放时这里十室九空，最繁盛时达将近3000人的村庄只余几百人，生产力直至50年代后期都无法恢复。
谢非注意到这条村庄，是因为此时的长湖大队发生了不可扼止的逃港风，而且愈演愈烈。谢非经常到长湖来调查，他非要把这个问题弄出个究竟不可。被反动派残害到割耳朵砍手指的份儿上了，百姓还跟党一条心，怎么解放快10年了，这里的人倒往资本主义的香港跑了？经过多次摸底调查，谢非心里有了数。
长湖这个地方的人基本上不会耕田，也没有耕地，渔民的生计就是靠海吃海。但渔民解放后再几经折腾，未能休养生息，他们的收入只能勉强维系生存，不可能产生能购买得起渔船的积累。这样长此以往，祖先留下来的几条破船越来越少，能出海的人也越来越少，出海打鱼，竟成了奢侈的想法。用渔民的话说：“我们的人多船少，哪能不穷？”
在当时渔民是处于边缘化的一群。连鸡鸭都不让饲养了，那么打鱼同样与粮食无关。谢非如果真要把这个渔业村扶持起来，他还不能名正言顺地去干，他还要有一套说辞。
不久，谢非果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他要将长湖大队变成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矛盾论》的典型。这个典型很新鲜也很有说服力，一个干部带领渔民学《矛盾论》的故事就传开了，那么谢非又是如何培养他的学理论典型的呢？
谢非对他的宣传干部们说：“那么，渔民怎么听得懂对立统一的道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中能将抽象的理论化为具体的问题，能将理论转化为他们面临的实际。现在这个渔民村存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在很多矛盾中，最主要的就是人多和船少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船少。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把虚的理论化为实的行动，就是为渔民搞出船来，只要有了船，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解决了，同样，主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当然，解决矛盾需要几十条船哩。”
参加理论学习的渔民们马上听懂了领导的意思：学不学理论是虚的，给咱们弄出几十条船来才是实际，渔民很高兴，这话他们不仅听懂了，而且听得特别入耳。
谢非悟出一套所谓的化虚为实的政治智慧，他知道要在长湖这个地方抓一个典型出来，还要动用外界的资源，而外界资源能否投到长湖，取决于长湖是否能拿得出够当典型的“猛料”。原始积累这一关是最难过的，这在市场经济与政治挂帅的年代里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市场经济看的是市场前景，而当时的长湖大队要表现出它的政治前途。
谢非认为长湖大队尚未表现出它的政治前途，他需要一个有实际意义又有宣传价值的经验或者说是典型，而长湖如果能成功，就可以把它培养成一个全面的典型。
谢非已经摸索出如何通过典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个办法后来成为他为官的重要政治信条。他的新套路就是：我不和任何人打口水仗打笔墨官司，要搞就要搞实的来硬的捞干货，让典型来说话。
因此谢非很在意抓典型。典型就是他物化了的观点表述权。基层干部如果想要做些实实在在的事，这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这套手法以后在广东尤其是在珠三角是很常见的。谢非平时总放在口边的两句话：“捉到县衙才是贼，捡到猪屎(猪屎是最好的有机肥)才有话。”无论你用什么语言解释及为什么作此解释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捡到了猪屎，让农田施上肥料。这与邓小平的“猫论”，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谢非急需在长湖“捡”到一块肥力十足的“猪屎”。他寻寻觅觅，找到了渔家妇女这个突破口。
谢非做妇女工作很有一套，做起来得心应手。早年他带着女同学搞宣传队，还能扮坤角在台上衣衣呀呀地唱。后来搞土改时提倡妇女解放，也很得人心。因此他有了心得，妇女是被压迫者，只要打出妇女解放的旗号，什么事情都好办。因此他的化虚为实，就要先从解放渔家妇女下手。
陆丰当地习俗，渔家妇女是不用(也不会)落田干活的。有民间讽刺谚语云：船工妇女脚直直(不懂前腿弓后腿绷地干农活)，煮餐番薯吃一日(这是说她们也不会弄什么烹调，有人身攻击之嫌)。渔家妇女不落田，男人又面临人多船少的窘境，日子只能是越边越穷。谢非发动渔家妇女破旧俗树新风，落田劳作。其实他也知道发动妇女们去种番薯并不能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但可能给长湖大队为下一步解决人多船少的主要矛盾创造舆论环境。
谢非不愧身兼《陆丰报》社长，事情刚开了个头，已经使全县注意到这个大队的农民学习毛泽东《矛盾论》的事迹，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在边学习毛泽东理论边“捡猪屎”的过程中，长湖大队的妇女们很快地在海边的沙质土壤里开垦出几十亩荒地，地虽又旱又瘦，但种上番薯是没有问题的。
长湖大队在学理论过程中一举解决了旧风俗与新社会的矛盾，成为一大新闻。上级报社闻风而至，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一夜之间，长湖成了典型。于是谢非真的开始解决他真想解决的主要矛盾了。
以现在的标准看，谢非当年在长湖搞的渔业合作社，其实是类似于现在的股份合作社的组织。当时全大队并没有几户渔民能拿得出船来入社，由于渔船造价远远高于农具，国家也不可能拿出钱来给公社仅有的一个渔业大队购买渔船。面对形同空架子的长湖渔业大队，谢非想出的办法是队员们自己出钱合股造船。当然股份制这几个字是不能提的，谢非的提法是“合钱造船”。
由于长湖妇女种田出了名，这个典型是外界要大力扶持的。国家银行欣然向长湖的“合钱造船”工程提供了贷款，占了新船总造价的6成，更重要的是国家资金的注入淡化了长湖渔业大队的股份合作制色彩，这样一来，长湖大队的主要矛盾一朝化解了。
无论上级或是陆丰的干部群众都肯定：这首先是毛泽东理论的伟大胜利。长湖当了典型，方方面面对其都不再会求全责备，就如同当今的绩优股一般备受呵护。因此长湖大队的渔船能通过股份合作的机制与渔民自身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长湖大队这个典型，无论它以后打着什么旗号出现，但它的集体经济与社员收入都有上佳表现，并且还有在当地一个特别值得炫耀的指标——在文革前无人逃港！即使在谢非离开陆丰后仍然有数十年“红旗不倒”，还得亏了它的意识形态外衣的保护。
年轻的谢非不知道，在远离陆丰县一千多公里的江西庐山，正在发生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地震。
在历史上有名的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八天的会期中作了七次发言。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经验教训的意见。
7月23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被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被发放给与会代表。毛泽东震怒了！任何对他认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的批评，他都不能容忍并加以尖刻的回击。实事求是的倡导者变得很不讲实事求是，他在全体会议上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些人，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
“彭德怀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
在随后的会期中，彭德怀及同情与支持他的黄克诚(总参谋长)、张闻天(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成了绝大多数与会者批判及围攻的对象。接着上述人士被认定为具有“军事俱乐部”性质的反党集团。
在8月2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宣称，庐山会议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动猖狂进攻。他在一个文件的指示中对庐山发生的斗争定了性：“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上述“军事俱乐部成员”全部被撤职，还牵连一大批高级干部。
执政党内这一次危机，在一种粗暴和非理性的批判气氛中展开，在执政的不成熟期，即便是劳苦功高、英明睿智的开国领袖，也会在急于求成的冒进浪潮中迷失理智和方向，反映出执政者对发展规律的任何违背，都会种下了日后更大的隐忧。
庐山会议这些内情，身处县一级领导层的谢非一无所知，他只知道彭德怀元帅犯了“反党错误”，当他知道彭德怀的意见书和自己的想法竟有不谋而合之处时，他沉默了。干部们知道他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胆而且深得人心，都替他揑一把冷汗。谢非更勤恳地跑基层、搞调研，更少说多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