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崩溃前的幻景
1958年的这一天，这支吃喝串连的队伍到午后时已长驱四十余里，为的就是早餐与午餐两顿饭；青年干部谢非保住了番薯县；转眼间全国建起了六十万座土高炉，炼钢队伍达九千万人；连县粮食局长也饿出了水肿病；谢非到处跑到处看，用乡亲们土得掉渣的语言说：“抓到县衙才是贼，捡到猪屎才有话”。“彭德怀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1960年春，一封浸透着血泪的来信辗转寄到国务院，被人放在习仲勋的案头；张春桥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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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小的陆丰县，种种“放卫星”、“树红旗，拔白旗”运动，对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谢非的压力是很大的。作为县委领导并主管宣传工作，在这种形势下陆丰的前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取决于谢非。
陆丰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9月27日，离中央决定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发出不过一个月时间。三天后全县再成立十七个人民公社，到1959年1月经过调整，共成立了二十四个人民公社。此速度比一般国家进入战时动员还要快得多。按当时中央指示，陆丰的所有公社与全国一样搞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分配上实现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
有如石破天惊一般，令农民惊讶的是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干部们放出口号：“放开肚皮随便吃”！这真是共产主义来临了么？公社还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比方说男女要分开住集体宿舍。但这一点连大队小队干部都很难接受，因为他们的老婆们有意见，于是实施了不久就只得作罢。
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为了证实社会主义的吃饭不要钱不是新发明，而是由来已久的，他引用了一个典故：三国时期，汉中有个叫张鲁的开饭铺，人们到那里去吃饭及吃肉都不必付银子，敞开肚皮吃，就这么搞了三十年。但他没有说明张鲁是如何做到收支平衡的。陆丰传达并执行上级“放开肚皮吃”及“吃饭不要钱”的指示精神还是很坚决的。但是从小吃番薯长大的谢非总是对这么吃下去的承受能力感到怀疑。
这一天，一队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早早就出发了，向邻村进发。他们没有随身带任何农具，个个兴高采烈，情绪昂扬，好像走亲戚的样子。在队伍的后面远远跟着一个人，他顶着一顶破草帽，肘上还挎着一只粪筐。他就是谢非。由于他历来提倡要深入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今天他就要跟着这支队伍看个究竟。因为有人向他汇报说有的小队一天居然能吃上七八餐饭。尽管他见多识广，也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天怎么能吃下这么多饭。
这队人马从螺溪出发，奔河田方向而去。这一带谢非很熟悉，当年打游击时在这一带跑过无数次。只不过当年他化装是为了与敌人周旋，如今却跟踪自己的群众，不由得有一点恍如隔世的感觉。他发现，当他们路过一个村子时，那儿的公共食堂刚刚开饭。队伍开了进去。因为是一个大队的邻村，人们见面都很亲热，主人招呼他们坐下吃了一餐河粉，这不过是早餐，故而吃得简单一些。
吃过早餐后，队伍继续开拔，在日头升起一竿来高时到了另一个村。又吃了一顿不算早的早餐。出来后继续前进，尽管被吃的村子的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但公共食堂的教育还是很到家的，既然吃饭不要钱，没理由不让其它村的人来吃。
就这样，这支吃喝串连队伍到午后时分，已长驱四十余里，从螺溪吃到了河田的黄沙，已经吃出了自己所在公社境内，在更大的范围及更高的层次实现了一次共产主义的大锅饭。他们共计吃早餐与午餐各两顿。躲躲闪闪地跟在队伍后的谢非自然是一餐也没有吃，早已饿得头昏眼花。他深深叹服农民兄弟的胃口，如果真的能让他们放开肚皮吃，想吃多少吃多少，想吃几餐吃几餐，他们此生复有何求!只不过大锅饭真那么吃下去，又能让农民们吃几天呢？
回来后谢非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向县领导们汇报了自己化装侦察后的感受。谢非并没有直接否定公共食堂的政策，那等于自己往火坑里跳。他从公共食堂阻碍群众大干社会主义这个角度入手分析说：“这样搞下去，有的公社、大队之间天天你吃我，餐餐我吃你，就没有时间组织生产了。其结果是得不偿失，影响群众积极性，直接拖住了我们自己大跃进的步伐。”
他顿了顿，见领导们个个皱着眉头心事重重，没有人起来反驳自己，于是又说：“群众对公共食堂是很欢迎的，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我们的群众实在是太能吃了。他们的饭量是怎么估计也不过份的，半天他们居然能吃进四餐，这样很快会坐吃山空的。我跟到河田黄沙时，发现那里的午餐只是吃番薯粥，食堂外还打出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闲人免进’，说明就是番薯粥也难以为继了。如果口粮出现问题，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容易出大问题。”
陆丰一直没有放出“卫星”来，谢非还兼着《陆丰报》的社长，压力就特别大，有的干部在路上碰到他，半开玩笑地问：“谢部长，我们县的放亩产卫星的消息到底什么时候见报呀？”谢非硬着头皮与宣传干部商议，要求大家广泛收集能放出卫星的好点子。
不久有人宣称有许多办法能使能番薯亩产达到一百万斤的“大卫星”，谢非听了，悄悄去了番薯地，一个人蹲在地头，心事重重地琢磨着那些能使番薯亩产达到一百万斤的办法能否推广。他手上有一个个“制造”和“发射”卫星的方案。谢非认真审读着，读起来真叫人热血沸腾，再读下去又令人冷汗直飚，觉得人们为了放卫星，真是把点子都想绝了。但如果再把这些方案压下来不宣传不推广呢，那又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谢非经过认真筛选，在三个方案中拿不定主意：一是计划生产五百斤一个的番薯。发明人提出了给每棵番薯装一个支架并向番薯苗进行葡萄糖静脉注射的办法。
人人都说这个办法可以一试，但谢非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先放在一边再说。因为他还不明白番薯苗的静脉在哪儿，他打算将县医院本来就非常金贵的葡萄糖多留几瓶，等着给营养不良的人救命时用。
第二个方案打算挖地七尺，每亩地施粪肥三十万斤，把田垅叠加成堆型，并利用田里的粪堆沤制出沼气来养田；沼气燃烧后再营造人工小气候，实施人工降雨。这一系列措施可望使小麦亩产达到数十万斤。
大家觉得这办法很有想象力，也很有气魄，但谢非觉得它与第一个办法一样都是只计收入不计支出。三十万斤粪肥能产生多少沼气？多少沼气燃烧后可以产生人工降雨？都在未定之中。
于是他把注意力放在了第三个方案上。这个方案同样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手段，它让谢非忍俊不禁，不过他仍称许这一方案，就是因为它仍然针对番薯做文章。
这个办法是异想天开地往每棵番薯苗根部灌狗肉汁。这个方案的发明者肯定认为天下美味和营养莫过于狗肉，因此发明者由此推论番薯也是非常喜欢吃狗肉的。它的科学之处在于充分考虑到番薯苗没有长牙，吃不了肉，因此想出了灌肉汁的高招。
谢非想，这个办法与所有放“卫星”相比，副作用相对最小，代价也不大，因为农民即便将能抓到的猫猫狗狗全部杀光并炖成肉汁，到了田头也未必会将肉汁全部灌进地垅中。他们宁可行军四十里去吃邻村一餐饭，肯定能顺便就将狗肉汁灌进自己的肚子里，所谓肉烂在锅里，即使灌到地里的也等于施了一遍有机肥，这样实际上就不会有什么重大损失。思忖再三，谢非拍拍膝头的土站起身来，决定让部里的同志对外宣传狗肉汁种番薯的试验。就算不得不放“卫星”，至少也让农民少些损失，多一点点实惠。
这个“卫星”当然没放成功，但放“卫星”的农民兄弟总算不至血本无归，几顿美味的狗肉吃得他们眉开眼笑，满面红光。
后来，谢非因为鼓励农民种番薯的事差一点与上级领导闹翻。到了1959年春荒时，饥荒悄悄地在粤东、在广东、在华南、在全国蔓延开来。自1958年开始，全国粮食产量连续三年严重递减。陆丰的农民三餐已靠糠菜渡日，机关干部的粮食定量每月从二十七斤降到二十二斤，再降到十八斤。
在外地，饥荒很快地致人死命。人民公社的发祥地河南省信阳地区，诞生了毛泽东称赞过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第一个“小麦卫星”也在信阳升空。信阳一时红遍全国。但1959年始信阳开始饿死人。放“卫星”过多是造成信阳饿死人的原因。因为报假账过多，造成粮食被超购数也多，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全数被征光还不够数。
信阳饿死人的事惊动了中央领导，派出工作组到信阳查处，据说在十六个县里查处了三十多个县委书记与县长，个个“卫星”放得高。工作组见事态严重，准备开杀戒以平民愤的，但后来发现饿死人是全国现象，不过信阳带了头，大有后来居上者，这样那些县领导们才免于一死。
陆丰之所以没有出现信阳那样的惨像，是因为有了番薯。
大约1958年秋冬之交，陆丰的上级地委派了一位部长到陆丰炎龙大队蹲点。这位领导似乎对苏联乌克兰集体农庄大规模进行粮食生产颇为神往而且有些心得体会。他召集谢非等县领导来商议，表示他很不喜欢陆丰“番薯县”这个称号，提出了“消灭番薯县”的口号，并打算以乌克兰式的休耕制来取代它。谢非觉得到了人命关天的节骨眼上，再也不能对上级打太极拳了，如果不保住番薯县，来年不知多少农民可能小命不保。他在县委常委会议上反上级部长之道行之，提议全县必须抢种番薯。
谢非的提议引起常委们共鸣，得到他们的支持。
正是因为番薯田没有被休耕，陆丰县的“番薯县”称号没有被消灭，来年才没有大面积出现信阳式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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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又一浪大跃进高潮涌来，这就是全国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毛泽东决定“钢铁元帅升帐”，全国瞬间转入“为1070而战”的总动员，1070是指钢产量死活要跃上1070万吨的生产水平。转眼间全国建起了六十万座土高炉，直接参与炼钢的队伍达九千万人。
人们的亢奋热度，几乎可以与炼钢温度媲美。据“中办”的老人回忆，当时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连中南海也建起“钢铁厂”。中央办公厅成立的炼钢指挥部，中南海里的中办各单位，都有一名干部任炼钢负责人。毛泽东的秘书室也在来福堂东、居仁堂西的甬道边建起土炉炼钢。许多人把自家的一些金属器具捐了出来。但这不够，就到处搜寻，简直到了看见什么和金属沾边的东西都想往回拣的地步。为了找废铁，秘书室的人还把游泳池附近的一扇铁门给卸了，当了炼钢的原料。
但所有的人都对炼钢一窍不通。他们建的“炼钢炉”，其实就是一个坩埚，放入焦炭和碎铁，外面用耐火砖包上，在里面点火冶炼。中南海的干部就这么炼了十多天，中办炼钢指挥部一个劲儿打电话问，可一斤合格钢也没炼出来。请来懂行的人指导，改造了炉子，把炼钢变成“炒钢”才算取得成功。
“我们炒出钢来了。”中南海里的各单位纷纷报捷。秘书室的成绩不小，炼出的小钢锭卖了五百多元钱，其实只相当那扇大铁门的价值。
毛泽东到中南海内中办系统的几个炼钢点视察了炼钢的情况。他看到了那些小钢锭，脸上洋溢着满意和兴奋，还和全体炼钢的干部们合影留念。
毛泽东的重视和关注更加鼓动起大炼钢铁的热潮，当时广州城里的机关学校街道，也处处点火，街街冒烟，居民们把铁门、铁锅、铁床都捐献出来“大炼钢铁”，笔者当年是小学生，也天天到处收集废铁送往炼钢指挥部。较典型的是位处黄华路的广东省委党校，也建起了土炼钢炉，为了收集废钢铁作炼钢原料，上千党校学员几乎挖地三尺把党校翻个底朝天，因为那个地方从清朝开始就是造币厂、兵工厂，地下必然埋藏着不少宝贝，深挖一通果然战果辉煌，挖出大量钢板、钢条、铁丝网，还有手榴弹壳、子弹壳和长满铁锈的破枪，不过这些“原料”被投入“炼钢炉”后，炼出来的是一个个黑不溜秋的疙瘩，大红喜报马上报捷：党校土法上马，炼出了“球墨铸铁”！
据原陆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增仁回忆，1958年9月，陆丰县成立了“钢铁师”，由县委书记任师长。全县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农民与居民近九万人被动员到各地深山里伐木炼钢。为了完成炼钢任务，陆丰强征所谓的破铜烂铁当原材料。“于是出现砸铁锅、拆铁窗、拔铁门环、收缴铜面盆、担竿锥、铁树吊、牛鼻环等，凡是金属用具都要收缴；某村干部去收缴木匠工具，木匠拿起斧头要杀干部，追出几里远才作罢。”
吴增仁又说：“我亲眼看到大炼钢铁把树砍光，农田大片丢荒。百姓怨声不绝于耳。当年全县炼钢的成果是生产生铁与土钢四百多吨。多数不合格，一堆堆铁不像铁、土不像土的黑疙瘩被丢弃在公路傍。烧出来的木炭大量遗弃在山上。一年后，我再到山上看时，荆竹仔从炭筐中窜出，抽出很长的竹笋。”
大炼钢铁是一个转折点，它彻底击溃了青年县委领导谢非对“三面红旗”的盲目崇拜。但从那时起，在农村基层抓点的谢非对上级的指示与基层的工作实际采取了一种更务实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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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恶果已经在宏观与微观上全都显露出来。全国连续三年粮食减产，农业总产值更是连年递减，如1959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13.6%，轻工业产值下降9.8%，商品价格上涨25.4%。
在陆丰，青壮年都上山大炼钢铁去了，任即将收获的稻谷烂在田里没人收割。经地深翻改土的田里再也长不出粮食。公共食堂将所有的余粮加谷种全部吃光，而上级领导承诺的大批超产的粮食连影子都没有见到。虽然抢建粮仓的任务是免了，但一入1959年春，靠椰菜度日的农民开始浮肿，久违的饥荒再度降临。只不过与旧社会不同的是没有一个人对饥荒感到庆幸，所有人，包括农民能见得到和见不到的领导甚至中央主席都在与他们一样同辛共苦。毛、刘、朱、周这些领袖们也带头不再吃肉。这大概是民众还能坚信及紧跟共产党的唯一的精神支柱。
陆丰饥饿蔓延的结果，是连县粮食局长吴文荣也活活饿出了水肿病。县委书记得知后特批给他五十斤粮票，他硬是推辞不要：“我这个粮食局长如果多吃了粮，就没法向群众交代。”这话传了出去，干部群众都深受感动。类似的例子很多很多，使人不断地回忆起当年困难时期的党风之正，政风之清。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左倾冒进及党内的无情斗争，透支了人们对信仰的忠诚以及产生凝聚力的精神资源。这种透支与损耗后患无穷，在很多年之后仍然顽强地显现着严重的滞后效应。
尽管当年最困难的时候人们还能够同舟共济，但那多少是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所经历的谬误与谎话、荒诞与屈辱，当这一切真相大白，人们不禁或要反思与清算，或要背叛与疏离。因此很多人认为是市场经济磨蚀了人们精神的触角，但却不知这恰恰是当年的信仰被透支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