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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叶剑英逝世。在追悼会上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致悼词。他以例行格式化的、盖棺定论的语气列举了叶帅一生的功绩时，突然引人注目地说了这么一段话：“他在领导广东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广东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广东很多观众都在电视里看到了胡耀邦总书记那一刻中气很足，满面凛然正气，如果不知内里的读者或观众，可能对这段话的来头不大明白。一个戎马倥偬、一生征战的元帅，怎么与广东的土改搭上了界？
叶帅在建国后只在地方（也就是北平和广东）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与他一生长期在军界和中央工作所作出的贡献相比，他在地方工作的一小段经历如果不是比较重要的，起码在广东搞土改的一段具体工作不应挤进内容及篇幅容量极为精炼浓缩的悼词中去。为什么要将广东的土改单独提出来强调一番并重申它是完全正确的？谁都知道胡耀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平反历史冤假错案的运动。他之所以提到这段往事是有他的意图的。叶帅从政，从来颇受毛主席器重，毛主席尊称他为“叶参座”，但他历史上的蒙冤受屈，就是从广东土改开始的。
事实上广东的土改是叶帅与方方同志发动的，但并没有完成，两人都在这件事情上受到打击。
到了1994年4月，陈年旧账再一次被提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了为方方同志平反的决定。认定1952年对方方同志“土改右倾”和“地方主义”的批判、1953年对方方同志“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予以否定。对方方以及以他们那一类被左倾路线所伤害的人来讲，平反是必要的，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平反决定的形式来为其平反，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由此可见当年广东土改出现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是一大历史事件，它在新中国发展的进程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那么广东土改过程中究竟出了什么事？
广东土改问题从中南局对广东的批判开始，一直到惊动了毛泽东。195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广东土改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怒气冲冲，对问题的讨论和处理都突然脱离了正常的程序。
毛泽东的怒气是用近乎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因此更显得雷霆万钧，他的决定更是不容置疑。他指着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好了，但土改这件中心工作你就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陶铸要升一级。方方，我这就放你回去（广东），让大家围攻你三天。”
方方面色凝重，唯唯而退，心情灰暗地打道回府。他知道毛泽东要亲自将他降一级的份量，那将不是一级一个台阶的问题，此一去将大难临头。甭说想在土改中保住华侨和工商业者，只怕自己都保不住了。果然回到广州后不久，方方即被扣上了“土改右倾”及“地方主义”的帽子，被撤掉了包括他在中共华南分局及广东省担任的所有职务，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
紧接着叶剑英也心情抑郁地走了。尽管给了他一个台阶，说法是因健康原因回北京“养病”。那是毛泽东对他网开一面，后来他就留在北京，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军委副主席兼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在十大元帅中，这是一个相对清闲的职务。叶帅面对中央领导的指责，主动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主要责任，表示“总之，分局领导及方方同志在工作中的错误，我要负总责任”。后来，他曾非常自责地一再向广东的同志道歉，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陶铸由毛泽东亲自提名要“升一级”，他不仅是升了一级，而且从剿匪有功的广西调到广东主持华南分局及广东省的工作，成为广东省的最高领导人。
广东土改启动时做的十一个县试点，其工作的原则是由叶剑英亲自拍的板。广东土改强调了要保护工商业者、团结中农、照顾华侨利益、保护民主人士及起义人员、巩固工农联盟等，完全从广东地方特点出发，实事求是，务实而为，虽然淡化了意识形态，但它仍强调是依据《土改法》运作的，透露出叶剑英等人要利用广东特有的优势，力图将长期革命转化长期执政，把广东的建设及经济发展迅速搞起来的迫切心情，这是开国之初寻求国运的第一次勇敢的探索。
恰恰在这一点上，叶剑英与方方等人，同上级机构中南局其它领导人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叶剑英知道这种分歧可能会导致他与中央领导人在土改发展方向上分道扬镳，但他仍然幻想抓住《土改法》这条政策性较强的大法，认为这可以避免土改在广东产生大的动荡。
但他错了。中南局内部对广东土改搞的一套一直有诸多指责，但叶剑英与方方始终坚持己见。毛泽东在这场政治角力中支持了另一方，向来主张实事求是的他此时更注重捍卫意识形态纯洁性和全国“一盘棋”统一运作，长期而严酷的革命战争形成的决策思维定势，使别具一格睿智多思的领袖把全国各地千差万别的土改当作一场大仗来统一指挥。叶剑英们第一次寻求国运的勇敢探索被中断了，也使广东地方干部队伍在全国一刀切的刚性思维中被切了一刀，几乎“全军尽墨”。
除了干部队伍的伤害和损失，更大的损失在于广东在全国最早形成的现代工商业基础与华侨经济实力大伤元气。几十年以来，叶帅对广东经济地位在解放后渐渐落伍乃至于变得无足轻重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文革后的70年代中末期经常回广东休息和调研，对广东的民生困顿、百业凋敝痛心疾首。有一次他回到家乡粤东走了一圈，再也忍受不住，终于开口对当时的省领导说，广东要想想办法。我们的家乡再这样穷下去实在是不行了。不久，广东省领导到中央力陈要搞经济特区，受到了叶帅的大力支持。最后由他亲自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有关经济特区的管理办法，为广东搞特区提供法律保障。叶帅对家乡发展的几十年心结，不知最后有无打开。
从广东土改开始，广东的政治生活中突然冒出一个不上文件也不上报纸，但在党内斗争中颇为流行的新名词——“本地干部”，那是一个列入“另册”或准备列入“另册”的代名词，对入了这些“另册”的人，几乎所有都可以打上问号：历史是否清白？斗争立场是否坚定？对南下大军、南下干部是否拥护？平日有无牢骚怪话？有无海外或港澳关系？等等。他们在政治上不受重用，不管资格多老、能力多强，最多能在一级党委或政府机关中担任副职，甚至不少20年代、30年代参加革命、坚持二十多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老红军，被清理回乡，有的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很高职务的女同志，还在机关当起传达和收发，后来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女战士们，也大多被遣散。
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和处理，同样是“南下干部”但出身广东籍的古大存尖锐地提出意见。他与彭湃同为广东的农民运动领袖人物，是党的“七大”广东代表团的团长，率领十多名南方“七大”代表从广东出发，通过重重封锁线到达延安，参加了延安整风，并在“七大”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对他在大革命失败下长期坚持斗争，最后只剩下十二个人的艰苦卓绝的经历印象深刻，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赞扬过他，将他誉为“东江革命的一面旗帜”，是“带刺的红玖瑰”。解放初期古大存在东北搞土改时，就曾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他从东北交通部长任上调回广东，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但在方方被撤职后，古大存和另一位长期坚持斗争，二十多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领导人冯白驹顿成打击的主要目标，从1953年到1956年，广东又开展了“反地方主义”“反冯白驹、古大存反党联盟”等一连串政治运动，对所谓“本地干部”进行了反复批判斗争，极大挫伤了大批熟悉民情和经济运作的广东地方干部，消解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对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恶劣影响。
在激情磅礴和严酷无情的探索中，新生的广东与大发展的机遇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1957年以后，一直到1966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极不寻常的时期。
本来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制定了一条比较稳健和实事求是的发展路线，全党全国都进入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时期。
根据原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在一本书中记述，1956年毛泽东到广州视察，倾听中南局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汇报，得知“香港有十四家中资银行，可以大量吸收外国游资，一方面可以扩大自己的业务，好好赚它一笔，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游资用存款和投资形式引入国内建设”时，眼睛突然一亮，用力点点头，似乎想起了不久前自己的判断：“从现有情况看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投资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此面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片刻之后，毛泽东说：“机遇难求。”后来，他起身要到珠江游泳，又对陶铸说：“你们的想法不错，我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商量。”
这是目前已知的毛泽东首次对利用香港吸引外资，发展广东经济表达浓厚兴趣的一段记述。
可惜，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没有下文。广东人望穿秋水。陶铸派人上京请示毛泽东，得到的是与当初态度相反的结论：已经研究过，认为不合算，怕还不起外债。有关部门的意见更令人失望：风险太大，贷款等于借外债，声誉不好，有伤国体。
1956年的广东，建国后第一次与向世界扩大开放的机遇擦肩而过。
1957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显示了他对1956年的“反冒进”和党的“八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反感，形势急剧向左转。三月十日，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1957年后，经过激烈的反右运动，党内外的不同意见和声音噤若寒蝉，毛泽东无比崇高的威望和共产党的权威向上升腾，使万人陷入亢奋的热情之中，早一年（1956年）连大资本家、小资本家和工商业主们也心情复杂地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宣布拥护公私合营、拥护社会主义对工商业的改造。令国人产生了一个强烈印象，社会主义真的成功了!凡是革命和建设都要只争朝夕，凡是主张经济运作、体制改变要平衡稳健的干部都受到强烈质疑和批评，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干”，“要反对保守思想”，于是，在一个大脑的指点下，人们把远处的海市蜃楼当作永久家园，不顾一切向前飞奔，全然没把脚下那些呲牙咧嘴、尖利嶙峋的绊脚石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其实，当年的形势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国内，伤害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刚告一段落，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刚刚批过斯大林，社会主义阵营陷入极大的思想混乱，匈牙利、波兰先后发生大型的反苏反共事件，苏联出动了军队镇压，赫鲁晓夫作为“老大哥”首脑的形象已经动摇了，尽管他为了稳住阵脚，抢先发射了人类第一颗地球卫星，在与美国争霸的擂台上抢得一分，但是，毛泽东已经看出了这位“老大哥”的弱点和破绽，并不太把他放在眼里了。
1958年1月，中央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左比右好，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没有什么不好的。”并响亮地提出了要搞“大跃进”。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
中国的“大跃进”有如狂飚突起！
到了1958年5月份，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了要用七年时间赶上英国、十五年时间赶上美国。现在不知道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时间表的依据何在，不过只过了一个月，国家建设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中将毛泽东提出的时间表又大大提前了。它提出要用两年时间超过英国。毛泽东对这个比他本人更有魄力的提法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与支持。他指示道：“两年是可能的”。国家建设委员会敢于提出比毛泽东更有前瞻力的建设宏图并受到他的赞扬，这对全党全国是一个极大的鞭策。再到了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为了“赶上英国”，把钢产量作为国力和现代化的标尺，并以此为主攻方向，毛泽东提出全国的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实现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议还根据毛泽东考察河南、山东后关于“人民公社好”的建议，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预言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将是不再遥远的事情了。顿时，超英赶美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的口号响彻了全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称作指引全国进入共产主义的“三面红旗”。
这也是急切追求国家发达兴旺的梦寻，但是因为脱离了客观实际，壮观的梦寻变成了令人嗟叹的梦游。
多年之后，深圳无党派人士李云龙先生这样描述当时的景况：“由于革命胜利而带来的难以遏止的且过度喷涌的热情，使得所有政治人物与普通百姓，都有一种对于美好未来的特殊憧憬，并且将这种憧憬视为应声落地、伸手可触的飞天袖间的花朵。这种任由自己想象驰骋而生成的天堂景象，让中国人处于极度亢奋之中。这种极度亢奋嗣后又严重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判断力。于是，热血在沸腾，头脑在膨胀，整个民族犹如服用了高纯度的兴奋剂，冷静在瞬间寂灭，理性在悄然流失，成就被夸大，数字在飙升；共产主义社会就要于一夜之间建成的幻象，左右了自上而下的芸芸众生的思想行为，一个古老民族在走向新生的过程中，遭遇到了突如其来的集体迷失的寒流。粮食堆成白云高，对着太阳点个火；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公社社员（后化为经典的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些于大跃进前后并由此伸延至于文革边缘时诞生的民间歌谣，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当时中国人的万丈豪情，无比骄傲的心理特征，以及开始从现实大陆漂移而去、难以控制并必然极具破坏力的意识泛滥。这种泛滥，为日后灾难性后果的形成，充实了基础。这种既是民族新生标志同时又是民族稚嫩表征，不断高涨令人深受感染但又极端危险的情绪，把一个活着的中国、浴火重生的中国推向了不可预知的岩礁暗伏的险滩当中。而政治领导人的社会理想、集团追求、诗人气质、超限设计甚至性格缺失，交错纠结，成为这种情绪的一股强力的潮头，引导着其奔腾激荡、翻波涌浪、汪洋恣肆而又狂野不拘。民众情绪的拍岸惊涛，又反过来冲激政治领导人意绪的倾泻澎湃。两者合流，其起也速，其去也忽，来势凶猛，在中国大地上将一切固有的规则冲刷殆尽。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切都以个体难以适应的节奏、不讲章法、暴风骤雨般地突袭而至。举国上下，沉浸在速成的梦中。直到有那么一日，天降祸殃，多数人才从梦中惊醒。当然，国家决策受挫于人民的狂热，这一次，其实还只是一种前戏，更大的民族不幸，还在后面。解放之初到六、七十年代的这些教训，也同时给了后来者宝贵的启示，民族的灾难只能止于理性和智慧。……自1960年开始，中国遭遇了连续三年的极大自然灾害的侵袭。由于科学技术发展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承受天灾的能力显得特别弱，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扯动整个社会的神经。而连续三年的特大灾害，更是使整个国家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波及全国的这场灾难，给了中国人沉重的当头一击，内忧与外患（外部尾随而来的丧失国际道义的挤兑打压），使相当多的中国人或亲身尝到了遗忘已久的饥饿与死神魔爪交相扼喉及夺命苦难疯狂撕咬的滋味，或目睹了自己亲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灾难中九死一生的痛楚经历。六十年代初已经有了记忆的人们，大多知道什么叫做吃糠咽菜---红薯丝拌饭，野菜充饥，炒菜见不着半点油星，一年之中几乎难有肉滋味。当年挨饿的经历，给出生于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初的孩子们，留下了鲜明印记---矮小瘦弱者居多。”
如上所述，中国的“大跃进”是从农业上，尤其是在粮食生产上取得“突破”的。中国的第一批“卫星”也是从粮田上升空的。“第一个卫星发射场”位于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放出了第一颗“卫星”，宣称小麦亩产达到了7320斤。《人民日报》据此报道当年全国夏粮产量预计可增产69%，并一举超越美国。后来居上的是湖北麻城建国(第)一(农业)社。它比河南放出的第一颗“卫星”的产量大了将近一倍：亩产为13241斤。更为可信的是它用照片为证，赫然登在报纸上的照片，一个女孩安坐在未收割的水稻穗上。《人民日报》对此报道制做的标题更有份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惜，人们刚从肃反、反右斗争中用血的代价学会了服从，竟然没有人敢于质疑这句口号违反科学规律的荒诞性，当然，即使有疑惑的声音，也不可能发出来。
在全国各地“农业卫星”纷纷升空时，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却让广大基层干部坐上了一辆方向盘和刹车同时失灵的下坡汽车，身不由已地陷入两难之境，捷报如飞让一向务实的广东人也坐不住了。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珠江三角洲也不得不开始跟上潮流说假话，连后来的广州市长，当时在顺德农村任基层干部的黎子流日后也当众承认他在1958年就说过假话。但广东的第一颗“卫星”并未在那里升起，而是升起于后来由顺德扶贫的地区：广东连县。
广东连县放出的“亩产卫星”比当时美苏两国竞相升空的真卫星以及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枚火箭的有效载荷还要重得多：为60473斤。合三十吨还多。为什么报出的亩产要精确到个位数？因为它真是当场计量的。只不过事先将近百亩即将收割的水稻移植在1.73亩稻田中，并认真地算出了这块“卫星田”的亩产量。
在那个年代，传媒有无上的权威，它们传播的是毛主席和党的声音。既然有了人民公社这架天梯，既然到处都放了这么多“粮食卫星”、“工业卫星”，登上共产主义天堂过好日子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在全民的教育中，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是穷怕了的中国人世代都梦寐以求的。现在，很快就要到来了。
凡事都有例外。这时，在离广州城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县委书记却为一件喜事心烦意乱：因为粮食增产放了“卫星”，省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表彰大会上，奖给东莞县一台吉普车！
一台吉普车啊！这是天大的喜讯，要知道，那时县委领导下乡，基本都是骑单车。吉普车？那是地委领导才有资格乘坐的。可是，东莞县委书记却义无反顾毅然把这台来之不易的吉普车退回给省委。原来，他查实：本县放的“卫星”有假，那是去学别人的“先进经验”，把十几块田的水稻硬移到一块田里“收割”出来的。省委领导收到退回的吉普车，还有一份书面检讨，感到愕然，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县委书记？中南局书记陶铸记下了这位老实干部的名字：林若。
在全民高度亢奋的“大跃进”中，可以想像，像这位林书记那样不为作假得来的虚名所动的干部极其可贵，但他们注定不可能受到重用。因为，整个神州大地地卷入一片片面追求“伟大胜利”的人民战争海洋之中，到处都是“报喜”的锣鼓队、红旗队，到处都传出令人惊喜的捷报。谁拿不出捷报，谁就被判定为落后分子，在“树红旗，拔白旗”中被当作白旗而拔掉。像林若这样实在的干部能保住县委书记的乌纱帽，实属万幸。
这种动辄大搞群众运动、“人民战争”的做法，把政治挂帅运用到所有经济工作的层面，导致有限的国力民力被无限制地重复滥用，表面上轰轰烈烈，兴高采烈，当时人们认为党和领袖的威信是无敌的，群众对领袖对党的崇拜与服从是无条件的，群众运动是战胜一切、创造一切的法宝，于是无节制地滥用挥霍这种威信和服从，大搞群众运动成瘾：全民消灭麻雀运动，全民作诗的新民歌运动、新壁画运动、车子化运动、玻璃肥料运动、土地深耕运动、水稻密植运动……但实际效果甚微甚至事与愿违，遗害不浅：社会的总体财富没有增加，反而不断被耗费。人民的创造力被引导到虚妄的领域，最终给人民的首创精神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