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梦寻之路
身经百战的将帅思维中不乏融会贯通的南方智慧；梁广大办起“一个人银行”，常背着金银珠宝、大捆钞票进城下乡；党报上出现批评广东“土改右倾”的文章；叶剑英蒙冤受屈，是从广东土改开始的；“刀下留人”！立过大功的莫雄逃出生天；不断高涨令人深受感染而又极端危险的情绪，是否要将一个浴火重生的中国推向不可预知的岩礁暗伏的险滩中？一个县委书记，毅然退回了因“放卫星”而被奖励的吉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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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北方全面展开暴风骤雨式的土改同时，南方也开始迈出第一步。
1950年，广东开始了关于土地改革的试点。当年春东江地区即召开了全区各县区委书记干部会议布置在全区开展土地改革，并于1951年4月成立了陆丰县土改委员会。从全省看，陆丰被视为革命老区，土改工作先行一步。
当时的广东领导人是主持中共华南分局与广东工作的叶剑英与方方。他们均认同：要改造积弱沉疴的旧中国，急需一场急风暴雨的涤荡，需要从亿万农民的命根子——土地入手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革。他们都系广东籍，对广东农村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因此对广东开展土改工作是十分慎重的；根据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土地改革法》和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广东作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有别于战争年代的老解放区老根据地，新区土改要搞得温和些，稳妥些，要采取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稳步前进的方针推行土地改革。这当然非常符合叶剑英、方方的思路，广东土改的方针都是经请示中央并报中南局批准后才实施的。
然而，共产党人不是神仙，在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壮观最深刻的土地革命中，更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过错，万事起头难，土改出现的失误尤其是广东土改出现的失误，就明显带有执政初期的幼稚病征。
叶剑英是当时广东领导层中唯一的中共中央委员，此外，协助叶剑英开展土改工作的有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第二书记张云逸主管广西工作）还有从东北调回来的当年广东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古大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当年在彭湃引导下参加革命的李坚真等人，1950年1月，广东召开首次党代会，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认真讨论部署广东土地改革工作，他分析总结广东土改有七大特点：1、以公偿为名的大量土地被地主占有；2、占耕地总面积10%以上的沿海、沿江围垦沙田，高度集中在官僚、地主、“大天二”（武装土匪）手中；3、华侨和工商业地主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4、典当土地比较普遍；5、华侨众多是广东一大特点，因而在制定广东土改政策时，必须同时制定华侨政策，对占90%的贫苦归侨、侨眷，应予合理照顾，对一般华侨地主，其在“农村中所有土地和房屋，大多数是靠本人辛勤所得汇回国内购置而来，与一般封建地主剥削阶级有所区别，……应予照顾”。6、广东城镇较多，工商业比较发达，许多工商业者与港澳有密切联系。广东在土改中应制定一系列维护城市正常工商业活动秩序和保护工商业的具体政策；7、广东还有爱国民主人士较多、沿海渔民较多、海南少数民族较多和特殊土地（如沙田、公偿田、山林、鱼塘、果园、桑基、塘禾田等）较多的特点，都应一一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
时过境迁，拨开半个多世纪风云重新来审视这些政策，不难发现它依然闪烁着求真务实的理性之光，身经百战的将帅思维中不乏融会贯通的南方智慧，这说明，尽管刚刚从残酷无比的阶级斗争血泊中走出来，但执政之初的不少共产党人还是头脑清醒、耳聪目明、胸襟开阔的。当时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以至很多大地主出身的起义将领也深明大义表示拥护土地改革。
就在粤东的谢非忙完征粮又忙清匪反霸，紧接着又忙搞土改的时候，在珠江三角洲的鱼米之乡南海县，一个初中学生也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了。他从家乡的西樵农村出发，步行和搭艇到广州，一下子报考了两家倾慕已久的革命学校：南方大学和华南银行干部学校，两家学校都录取了这位农家子弟，但是银行干部学校先放榜，这位初中生只好放弃南方大学，成为了新兴办的人民银行的一名小干部。
他，就是后来在创办特区的浪潮中弄潮搏浪、冲锋在前的梁广大。
他在“银校”经过很短时间的培训，就被派回家乡的县银行，领导给他一个公文包、几个营业用的公章和收迄支出专用章，打发他到南海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吉大乡开办银行营业所。
梁广大目瞪口呆，望着领导直哆嗦：“去找谁呢？我去那里谁领导我啊？”
“营业所就你一个人，你领导你自己。”领导笑着说。
于是这个小干部就带着银行营业所的全部家当——一个公文包，到吉大乡上任。他向乡政府借了一张桌子，就在乡政府开办银行业务。那里正在开展土改，但当地的小铺头、小作坊、茶楼酒家等工商业没有受到冲击，梁广大凭着满腔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和一丝不苟的银行工作纪律，居然把这个显然不合国际规范的“一个人银行”办得有声有色，他努力向当地的工商业户游说，向他们吸存放贷，营业所的业务量直线上升，银行领导发现这个小家伙是个开拓业务的好手，所以那里需要开办营业所就派他去打头阵，除了吉大乡，他还到过南村、民乐乡创办营业所，成了一头小小的开荒牛。工商业户用来贷款抵押的财物和土改没收得来的地主浮财、金银珠宝，都全数存放在他这个“一人银行”里，真可谓金银满屋。每到夜里，他就和土改工作队员一起清点没收来的金银珠宝数目，列出清单，包装妥当，盖上公章封存，第二天一早，他就背上这批金银珠宝步行上县银行，兑换回钞票，交还给工作队，让工作队到各家各户去分发给翻身农民，几年下来，无一差错。
说来也不可思议，在那个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岁月里，一向“大天二”和盗贼横行的珠江三角洲，竟然成了清平世界。梁广大几乎每隔一天就一个人背着金银珠宝和大捆钞票进城下乡，没有出过一点不测之事，有好几回上级命令梁广大一个人押运大批金银珠宝到广州银行，坐的是当时通行的“花尾渡”（一种由拖轮拖带的无动力客船）和传统的小艇，还给梁广大发了一支驳壳枪。十几岁的梁广大初生牛犊不怕虎，把财物运到广州，又兑换回几大麻包的钞票，来来去去，平平安安。
多年后梁广大动情地回首往事，不胜感慨。他说，那时党和政府的威信真高。群众不是信我梁广大，而是相信党和政府！
但是，共产党人执政的步伐刚走出一两步，就在严酷的风暴中向左偏斜。最初的信号是从中南局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发出的，那时华南分局属中南局领导，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中南局主管土地改革的负责人曾经在华北领导过土改，被称为党内的土改权威，他们认定广东的土改与北方经验相左，不符合全国土改方向，发生了右倾的错误，是“和平土改”，于是，党报上就出现了批评广东右倾的文章。广东不少地方党委被认定为“地主党”在掌权，被迅速调整撤换。运动越搞越激烈。
为了增强广东土改力量，上级源源不绝从北方各省抽调干部南下。刮起横扫广东大地的暴风骤雨，令广东华侨众多、毗邻港澳、易于对外开放的优势反而成为土改的“劣势”。
最极端的事例，就是在土改中应“粤北广大群众要求”，坚决枪毙“大地主、反动军官”莫雄。
莫雄（1891——1980）在中国几次革命浪潮中，是个传奇人物。他毕业于广东陆军讲武堂，1907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左右，陈炯明在广州发动炮轰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反革命叛变时，他与叶挺、叶剑英等为保卫孙中山舍身死战，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属第一旅旅长，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后，他随粤军部队参加镇压广州起义，在观音山（今越秀山）包围起义军领导人叶镛率领的指挥机关突围队伍时，见起义军中有不少旧时的同袍，还有不少妇女，不忍加害，命令部下向天开枪，故意让叶镛率部突围冲向海陆丰根据地。最为奇特的是，莫雄后来追随宋子文，在上海当了税警团总团长，与地下党员严希纯、项与年过从甚密，思想也倾向进步，1934年，他出任江西德安专员和保安司令，安排了项与年等一批地下党员到手下任职，他出席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绝密军事会议，获悉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铁桶围剿》绝密计划部署，下山后他即把此计划交项与年等人，项与年深知事关党和革命的安危，情势十万火急，即装扮成乞丐火速穿越封锁线，将情报直送中共中央，当时由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领导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接到情报后立即决定赶在蒋介石“铁桶围剿”部署完成前主动撤出中央苏区，这样，才会产生后来震惊世界、彪炳史册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蒋介石调莫雄到贵州任毕节专员兼保安司令，要他堵截贺龙的红二方面军，莫雄却故意把一个师的兵力撤到毕节城外布防，让贺龙部安全通过，蒋介石闻之大怒，以“通共”为名把莫雄扣押投入南京监狱。
莫雄毕竟在国民党是元老级的将领，在诸多旧友周旋下，蒋介石也抓不到什么确凿把柄，只得将其释放。他回到广东后，又出任南雄县长，当时抗战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莫雄应古大存的要求，又悉数释放关押在南雄境内的几百名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
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人的老朋友，冒着极大危险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爱国人士，在土改中日子却很不好过，在他粤北英德的老家，群众认定他镇压过广州起义，是罪大恶极的地主分子，纷纷坚决要求将其押回英德老家斗争，就地枪决。而当时刚刚调到广东的土改领导人并不知道莫雄历史上的贡献，已经在地方党委的报告作出批复，批准枪决。
叶剑英当时已经奉调回北京，鞭长莫及。当时已经身处逆境的古大存得知后，心急如焚，立即大声疾呼：刀下留人！古大存当即找到陶铸，说明莫雄的历史功绩，这位连叶帅也称之为“莫大哥”的无名英雄，在命悬一线之中又得到当时中央主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同志的证实，终于逃出生天，后来一直受到较好的礼遇，活到八十九岁高龄。
广东在土改中出现了大批干部受左倾错误的打击，与广东地下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处境及地位有一定关系。广东地下党自大革命失败后曾长期与党中央联系不畅通。海陆丰根据地沦入敌手后，广东地下党将首脑机关转移到了香港，由于征战频繁和山高水远的隔绝，广东党组织与中央根据地、中央红军联系不暢。红军长征后直至抵达延安，也长期未与广东地下党取得联系，当时党中央甚至不掌握广东党组织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军民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许多活动及所做的工作，中央并不全部了解。直到解放战争后期，中央才将叶剑英及方方、古大存、李坚真这些广东籍的领导派到广东来主持华南分局及广东的工作。而北方干部当中的大部份人并不了解广东地下党的斗争历程，不相信他们曾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处境下能自主地坚持斗争；有的人甚至认为他们是在大军解放广东后从香港等地跑回来摘桃子的投机者。他们对广东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也很难理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广东地方干部中有这么多来自有钱人家的子弟。在南下干部眼中，这些人的知识分子味道太浓，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太复杂。当在土改中遇到当地干部劝阻吊打地主及其家属，特别坚决制止乱杀人时，他们就会联想到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子弟身份，当地干部不让他们分光华侨及工商业者的房产时，他们就会怀疑他的动机。当地方干部证实这个乡绅或保长当年确实是为我们做过工作甚至本人就是地下党员时，他们就会想到这些本地干部是不是“地主党”、“叛徒党”等等。
在很多场合，广东地方干部在上级面前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再加上当时普遍认为广东是由大军解放的国统区大后方，是新区，群众基础较差而觉悟较低，土改不能广泛发动群众的根子在于大量地方干部右倾，搞运动必须拔掉右倾的根子。当年广东土改时进行的整队运动，使广东干部共七千余人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这使当地党的干部队伍受到一次严重的挫折，从而大伤元气。后来，坚决反对土改过火行为的叶剑英被调回北京，方方、古大存受到严厉批判，作为三十二名女红军之一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李坚真被下放到惠阳“锻炼”。再后来，又开展了“反对冯白驹、古大存反党联盟”的斗争，引发了全省反地方主义的运动，全省受株连和处分的干部达两万多人，酿成广东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冤案。最后陶铸在1953年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土改）搞得比较粗糙”，“团结面不够广、打击面过宽”，还有就是“死人多了些”。这可以视作较为客观的自我批评，恰恰是他本人可能要对这种问题的出现负某种责任。
在随之而来的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无休止的运动中，地方干部总是首当其冲，最终使民主革命时期广东地下党培养出来的干部队伍出现了严重的断层。以至于在一段时期内，广东许多地方的中高级干部中居然很难见到会说广东白话的人。
实际上，建国初期，从南到北在开展种种政治运动时，都难免出现“宁左勿右”的倾向。无独有偶，后来成为广东改革开放杰出先驱之一的任仲夷，当时在东北“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就被东北局组织部门的同志定性为：“任仲夷的思想体系，基本是右的体系，是右倾的。”因此受到打击，从东北中心城市大连被调到更偏远的松江省（组成黑龙江省前的几个省之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