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5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辉煌胜利，中国却一时布满内战阴云。
1946年夏内战全面爆发后，广东党组织也进入最艰苦的斗争阶段，在与延安党中央联系不畅的情况下，广东省委决定在有基础的地区全面恢复武装斗争。在大塘山村小学的蛰伏多时的谢国良此时接到命令，要带他最坚定的学生上山打游击！当时的叫法是“参队”。
时近年尾，夜晚风冷雨寒，小阿香从大塘突然悄悄地回到家中，与母亲告别。李春相信自己的孩子是个行正路做大事的人，母亲绝不能阻拦他。她拉着儿子的手说：“你出去做工，就要好好做，不要把饭碗给打掉了。”阿香请母亲放心：“您不必担心，我会努力去做。”母亲目送他离开家门。她想很给儿子带几个零钱路上花，还想给孩子带上一件新衫，但她一无所有。
1947年，谢国良从各村带到山区游击部队的有三十多人，这一年阿香十五岁，但他在参队以前，已经在学校里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了。就在阿香走后不久，对门村里的地主放出风来，说有个小共党在甘蔗林里被人砍了头。母亲李春听了六神无主，忙回来问阿香的哥哥有无此事。哥哥明知母亲心里惦记的是什么事，但他只能不咸不淡地说，听那些人胡说！是不是胡说，谁也不知道。但不久阿香的二哥也参了“队”，不过他没有上山，而是将对门的家变成了党的秘密交通站。而阿香的老母亲，也就成了交通站工作人员。
阿香上了山后，未能编入他梦寐以求的“东纵”战斗队伍，因为他实在太小了，人小，个子也小。阿香被编入小鬼队，当了队长。他分到一条队伍上叫“米蛇”的米袋子和一支每次只装一发子弹的单响枪。他马上学会了自己打背包。小鬼队长阿香把几十人的队伍带得头头是道，每天行军，一定先派出尖兵侦察，要有人殿后，每天宿营，要有人轮流放哨，绝对不允许偷懒打瞌睡，他常常半夜起来查哨。一早起来，便督促小鬼们把宿营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准留下一点痕迹……斗争条件非常艰苦，游击区内没有可靠的根据地，部队只好在山上隐蔽待机。陆丰西北山区，主峰突兀峥嵘，登高望远，周边百十余里历历在目。游击战士每个晚上都要转移营地，并在第二天将它们清除得了无痕迹。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游击区内为部队筹粮是个艰苦而繁杂的工作，阿香经常单人匹马闯入敌占区活动，这下他人小倒成了长处，因为按常理敌人对一个孩子不会太在意。这一天他偷偷地回到了河口为部队筹粮，摸到北溪的一个交通站，与一位姓朱的乡长接上了头。这位乡长是当地一个富农，家里还开着一个小店，但他是地下党员。朱乡长突然觉得外头情况不大对头，忙出去望风。村子里气氛很紧张，朱乡长拦住一村民问：“外面是怎么回事？”
“村里来队伍了！”那人慌慌张张地说。
“来的队伍都穿什么衣服？”
“穿黄军服！”
是敌人！因为我们的部队没有军装，多数只穿灰黑色的服装。那时敌人对游击队的搜查很紧，阿香离家上山后，对门村就被围了七八次；不过这一次敌人来得也太快了，事后才知道是有人“通水”，说一个小共党进了村。朱乡长回到屋里，立即叫阿香就地隐蔽。阿香说：“这一次不大妙呀，敌人像是有备而来，可能是我们已经暴露了，在你家里很危险，还是要冲出去。”
朱乡长说：“这条村路你不熟悉，敌人已经把村子包围了，你万一冲不出去怎么办？”
阿香说：“事不宜迟，走为上计。我先走，你过几分钟也跟上，我再不走连你也要受连累的。”他说着摸进了朱家后面的一个小棚子里，三下五除二将随身带的文件全部烧光，然后顺着后门向村后溜去。前面是一条小河，淌过小河就是田野了。阿香挽了挽裤脚，开始趟过小河。
“不许动！”有人一声断喝，还将枪栓拉得哗啦一响。阿香抬头一看，一个身穿黄军装大兵端着枪过来了。原来敌人已经在河边树丛里放了哨。听口音这个大兵不是本地人，阿香镇静了。
“你小子是做什么的？”大兵盘问。
“我是学生。”阿香指了指自己身上背着的书包：“我就是本村人。”
“学生？你读书去，不到学校，到处乱跑什么？”
阿香指了指自己从朱家小棚子里顺手拎出的一个粪筐：“学校已经放学了，我回家拾些粪送到秧田去。”他指了指河对岸刚刚插秧的禾田。那兵抬头望了望河那边的田，半信半疑地一挥手，让他过去了。此时的朱乡长已经在家里被捕。
阿香刚脱险境，一路飞跑。到哪儿去呢？猛然他想起了自己的家。离家的少年索性向家奔去。二哥一见阿香跑回家，情知他在外头出了事。问清了方才遇险的经过，二哥也倒吸了一口冷气：“现在家里也不安全。前些日子村里的地主成天到家门口叫骂，说什么当共产党，不得好死，身上有几个枪眼也不知道。猖狂得很呢！”阿香说：“这我知道，我在家里也不会久呆，顺便看看母亲，你帮我打听一下部队的情况，等风声过了，我再去找谢国良的武工队去。”
阿香两天后离家找部队，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再没有回过一次家。等1949年底家里人再看到他时，他已经是个大人了。
1949年的中国大地，几乎被战火和硝烟笼罩。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相继爆发了辽沈、平津、淮海三次大战，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事主力终被一一消灭。即使在号称国民政府大后方的广东，国民党的统治也变得越来越虚弱无力徒有其表，它只控制着其实也是千疮百孔的各大中小城市，而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广东，最广大的山区和水网平原地带到处都活动着共产党游击队、武工队，令统治当局焦头烂额，穷于应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人类战争史上，中国的解放战争可称为奇迹。一个在陕北高原上被追杀得几乎无处躲藏的小小指挥部，竟然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两年中扭转了全国战局，消灭了对手几百万大军。与北方战线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和势如破竹相比，南方战线却充满奇异色彩，它有星罗棋布的小块根据地和撒豆成兵式的战斗队伍，但当敌人强大的正规军兵团大兵压境时，队伍随时可化整为零如风飘逝，甚至可以变为在山野上耕作的农夫樵子，它的武装力量神出鬼没几乎无处不在，但指挥中枢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却隐藏在香港。它不仅决策着南方各地游击战争的大政方针，运筹着根据地的建设，而且还兼顾着根据地的“对外贸易”：从海陆丰海岸到河婆山区的交通线上，大批来自香港的布匹、药品、胶鞋和军需补给，几乎都出于它的调度和调节，粤东山区的生猪和土特产源源不绝地被运到香港出售，换回宝贵的外汇和战争经费，也是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通过一家特殊的香港商号——庄世平先生开设的安达公司完成的。
自打中国共产党诞生起，香港就是她一个十分有用的特殊舞台，从周恩来到邓小平，很多有名的领导人都曾利用香港作为出发地和落脚点，辗转前往各地开展革命活动。抗日战争初期，廖承志就在香港开设八路军办事处，沟通了延安与世界各国与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联系，为香港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人利用香港，更充分展现了务实智慧、首创精神和经济头脑：在粤东潮梅游击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的时候，香港分局为巩固成果发展经济，大胆地在香港印制了南方解放区的货币——“南方券”，并在河婆（那时已经成为潮梅解放区的中心）成立南方人民银行总管理处，谁也没料到，香港这个英国人管治的殖民地会成为解放区的“金融中心”！后来，连山东解放区的“渤海券”，竟然也在香港印制。
此项任务由南方局秘书长饶彰风直接负责领导。饶彰风找到了青年党员梁尚立，他是广东著名企业家、号称“发冷丸大王”梁培基的第十五子，这是因为，当时谁也搞不懂钞票上的防伪手段是怎么回事，而梁培基早在二三十代就在“梁培基发冷丸”的包装上解决了防伪的“鱼网纹”印刷问题，令假冒者难以得逞。梁尚立接受了党的任务，责任如山，不敢怠慢，他与一家由地下党员主管的印务公司签定了印刷合约，以印刷“梁培基发冷丸”方单的名义，大量印刷“南方券”的底版，然后再易地分次印刷，最后将半成品偷运到解放区，才印上“南方人民银行”的行名、金额和发行年份。
偷运“南方券”，也需冒很大风险，地下交通要打通香港水警、黑社会层层关节，然后用一艘快艇从香港筲箕湾码头出发，直奔陆丰的神泉或甲子港，由解放区的武装人员接收后押送回南方人民银行。阿香的小鬼交通队天天穿梭于从海陆丰海边到河田山区一带的交通站，押运物资往返，却从来不知那一箱箱严密包装的东西，竟然是自己人使用的钞票！
香港分局利用香港政府标榜所谓“自由社会”带来的一些生存空间，建立了以乔冠华为社长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依靠进步人士开办报馆，发行了现在南方日报的前身《正报》、《华商报》、开办了进步书店“三联书店”，依靠庄世平在香港开设了“南洋商业银行”，在澳门开设了“南通银行”，开拓了党在港澳的金融事业，还举办了一家很有名的“达德学院”，后来又建立“中国新闻学院”和《香港南方学院》，吸收大批进步青年入学，党的负责人和知名民主人士经常前往讲学，成为我党培养青年干部的摇篮。
6
1949年2月21日，倍感大势已去的国民党陆丰县河田区联防主任兼联防队大队长彭展南，经过我地下党多方工作，终于遵守事先多次谈判达成的协议，向东江纵队第一支队队长叶左恕投诚。
河田的解放，使海陆丰与惠（阳）紫（金）五（华）紫（紫金）揭（揭阳）和闽西南解放区的连成一片、对于支援我南下大军向广州及粤中地区进军、解放广东全境，具有重大意义。河田解放后的一个月内，粤赣湘边区党委、粤赣湘边区纵队领导机关及江南地委、东江纵队第一支队的领导机关先后进驻河田，这里马上成为粤东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阿香因在战争中表现出色，再次受到组织上重用，被任命为河田区政府指导员，掌握了偌大区域的党政财文大权。在那风雷激荡的岁月里，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可以出任相当今天镇委书记的官员，甚至可以在枪毙反革命分子的布告上签上大名，而在今天，十七岁的少年大多仍在校园中天真烂漫疯玩，打发欢乐时光。
阿香当了官，第一个严肃课题就是如何服众。当时他的部下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年纪比他大，有的资格更比他老，他必须以身作则，还要善于做队伍的思想工作，关键时刻，还要能压得住台面。据老战士回忆，谢指导员经常戴着八角帽，身穿灰布“军装”，看上去是个很成熟的领导干部。他讲话很有水平，这使他在干部战士中得分不少。他作形势报告或布置工作或组织学习，从来不用讲稿。掏出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上头大概是列有提纲，他瞄上一眼就讲得头头是道，而且说起话来很从容。更令人服气的是他执行任务从来不打折扣，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还有一条就是他严于律己，说到的事自己先做到。当时阿香的津贴是每月南方券三元二角，战士是二元六角，阿香领津贴时也就只领二元六角。
当时国民党旧政权留下的残余势力仍然很猖獗，就在河田这样的解放区中心重镇，仍多次发生特务在墟日散发反动传单，在厕所里书写反动标语、打黑枪暗杀干部的事。还发生过恶霸、土匪纠合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暴动“径头事件”，阿香周密部署，果断地亲自带领区短枪队和主力六团的四连迅速出击，解救出被绑架的民运队同志。
从对门村出走上山的阿香，加入到东江纵队的小鬼队后，一直对自己带点女性化的名字感到不满，他别出心裁地为自己改了一个单名——非。新生政权少年官，小阿香成为一区中的最高领导：谢非指导员。
十七岁的谢非作为地方一区之首，有两个任务，除了巩固政权维护治安外，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征粮。因为驻在河田的各级机关有四五千人天天都要吃饭。保证机关人员的吃饭问题就成了谢非指导员肩上的千钧重担。河田区政府在河田镇的办公室，实际上只是天主堂里的一间房，甚至只是一张桌子，因为区内的房子除了供前述的大机关办公外，还要驻扎诸如陆丰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六团团部、东江青年公学、东江青年妇女工作队、青年干部班、南方银行和新陆银行，人欢马嘶，热闹非凡，连耶酥（上帝堂、福音堂、天主堂）、龙王（蟠龙祠）与先贤们（商贤祠、永德堂）都得腾出地方来给机关单位驻扎。可见人多势众，事业鼎盛。谢非的那张小小的破桌子，支撑的却是这偌大事业的几千饭碗。
少年官员谢非颇有心思地把打游击时征粮的老办法加以改进，搬到自己治下的河田区来了：开大会，发动积极分子主动站出来认交多少多少，制造一番热烈踊跃的气氛，自己站出来发表演讲，对认交粮食的积极分子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彰，他的演说总能让下面的人们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发出由衷的赞叹和喝采，时机成熟，见好就收，然后宣布逐村逐户摊派征粮任务，要求村干部保证完成……再往后，对已经调查摸底的存粮大户，派人上门做工作，软的不行来硬的。
好动心思的谢非很快发现，打游击时的征粮办法，在坐了江山的新生政权里，并不太管用。村子里总有一户或几户最穷的贫农拒绝征粮，他们振振有词：
“你们不是保护穷人吗？你们吃饭我们吃粥，就这样还要我们交粮？”
初尝执政滋味的十七岁官员谢非有点惶惑了，革命的任务是光荣的，重于泰山，革命政权必须用革命方式来执掌，征粮任务务必用坚决手段完成。谢非使尽浑身解数，好说歹说，一斤也收，八两也要，他和全区干部战士起早贪黑奔走全区每个村落，几乎累脱了一层皮，好不容易才完成了首次征粮任务。但从小就养成务实思维习惯的谢非心头掠过的惶惑更加浓重了，革命得来的政权必须用革命手段来执掌？对那些交不起粮的贫农也得使用革命手段吗？
7
1949年的夏粮征收刚刚收场，就传来了大军将要南下的消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4月正式改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9月，叶剑英在江西赣州就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同时召开了发起广东战役、解放广东、聚歼华南之敌的作战会议，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二野4兵团和四野15兵团，分别由名将陈赓和邓华指挥，从江西和湖南分兵几路攻击入粤，由华南游击部队骨干组成的“两广纵队”在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指挥下配合解放大军向南迂回，解放惠州，华南分局统辖的地方部队则向潮汕方向佯攻，一系列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雷霆打击震撼广东全省。
10月1日，一个令谢非和他的战友们热血沸腾、泪水满眶的消息轰动了河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河田的晒谷场上、墟镇街上，人们打起锣鼓，扭起了刚刚学会的大秧歌，谢非急忙叫人做了一面缀有五颗星的大红旗，他打着这面旗帜，带着河田各小学的队伍在各界群众庆祝大会上一出现，马上引起轰动，人们指着旗子说：“看，那孩子举着的是国旗！”立即有人纠正：“举旗的不是孩子，是河田区的指导员谢非！”
鲜红的国旗，是新生和胜利的象征。几乎与谢非高举起自制国旗的同时，在香港这片特殊的战场上，庄世平创办的南洋商业银行、进步学校香岛中学、大同学校、渔民子弟学校也同时挂出了令香港人既惊讶又激动的五星红旗。
在河田解放区，一场任务更重、声势更大的出人征粮征物及筹款运动再掀高潮。8月中旬，江南地委召开海陆丰两县区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南下大军”，并宣布江南地区此次领受的任务量是空前的：出动民夫五万人，征粮十万石。喘息未定的陆丰县则要出动一万民夫、征粮一万石并发动捐献钱物。
整个火红的十月，谢非激情澎湃地投入发动支前的繁重工作，用广东话形容，他已经“搏到尽”，最后陆丰西北地区各乡共捐出稻谷一千六百石、银洋五百余元及部份金银首饰。还有大量的木柴、稻草及畜禽蛋类，再次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11月14日，特大喜讯传来：广州解放了！
为了解放广州，解放大军昼夜不停向南突进，最后竟不顾疲劳大量减员，全体奉命跑步前进，连吃饭也是由炊事班把煮好的米饭倒在路边，战士们抓一把边跑边吃。在解放军从北郊的沙河冲进广州追歼四处逃散的残敌时，一声惊天巨响，国民党反动派炸毁了广州著名的交通要津海珠桥，造成大桥四周人民群众严重的伤亡，更激起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切齿痛恨和对翻身解放的渴望。在当天，广州地下党组织在爱群大厦挂出了有五层楼高的毛主席巨幅画像，这是由两位从香港来的青年画家连夜赶工绘制出来的，极大地振奋和鼓舞了感觉到“天亮了，解放了”的广州人民。
解放了广州的南下大军马不停蹄地追击向东向西逃窜的国民党胡琏兵团和刘安琪兵团，陈赓大军终于在阳江海边截住西逃之敌四万余众，予以围歼，胜利完成解放广东大陆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战役。
11月21日，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由叶剑英为主任的广州军管会成立，正式开展全省的军事管制和接管工作。军管会最早的办公地点，就设在陈济堂时代兴建的全国最高建筑物“爱群大厦”。
容不得喘半口气，解放海南岛的支前动员又开始了。然而，在民力已经近于枯竭的情况下，开国之初十万火急的政策及命令一个接一个地出台与实施，一度让小谢非感到惶惑：没有得到充分休养生息的农民如何承受？陆丰有一条村子要抽调十个民兵，因为流行痢疾只去了六个，负责此事的干部受到严厉斥责和处分，也有一些地方干部因为了解民情，体察民意，对那种竭泽而渔的作法招数执行勉强或有所保留，但这种勉强和保留立即被视作右倾保守、工作不力而受到猛烈批判。即使受到冤屈，那些干部仍然埋头发奋工作，小小年纪就管辖一方的谢非更加不敢怠慢和松懈。他深知：即使极度贫困，群众仍然无怨无悔地支持党的工作和南下大军，完全是党经过多年血雨腥风的斗争洗礼，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崇高威信使然。那时上下一心，干部比群众还要艰苦，在生存资源极度贫乏的状态下，这就是巨大的政治优势，就是权威和秩序。
新中国不满一周岁，一场更严峻的危机降临了：朝鲜战争突然爆发。
新生的共和国蒙受巨大的内外压力，反而为百端待举、艰难草创的开国大业凝聚起人心，激发起蓬勃生机，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只要一有外敌威胁，老百姓会在生存极限中省出一粥一饭、半丝半缕为民族、为国家而战。在成千上万的志愿军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入朝参战的同时，亿万中国人掀起了空前的爱国热潮：捐献飞机大炮！豫剧著名演员常香玉个人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飞机，在广东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烈话题，榜样和偶像的作用经常是难以估算的，特别是群情激昂万众一心之时，几个月内广东人民捐献之大、方式之多，令人咋舌——价值达飞机数十架之多。
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艰苦卓绝地相持，在中国南方，一场涉及亿万人利害的大运动又在酝酿了。这就是狂飚突进式的土地改革运动。
8．
珠江口的伶仃洋海面，夜色深沉，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隆冬季节，冷锋南下，北风挟着冷雨袭来，在怒海中涌起恐怖的白浪，这时，在惊涛骇浪中出现一条倔强的机帆船，紧接着又出现一条，后面，还跟着一条……是谁有这般胆量，总在浪急风高之时扬帆出海？
一个瘦削的汉子稳稳把住领头机帆的船舵，在波山浪谷中穿行，他就是香港最敢冒险的船主霍英东。
天气虽然寒冷，霍英东额头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那是心火烧的。白天，在香港湾仔的六国饭店，神秘的“何先生”交给他这一单运输业务，他拿起货单瞄一眼，马上觉得这次运输的货物非比寻常：全是黑铁皮、橡胶轮胎和西药，而且数量特别大。“何先生”压低声音交带说：“这东西‘上面’要得特别急，一定要想办法今晚运上去，而且，一定要保证安全。”
霍英东此时虽然刚从陈济堂儿子破了产的渔船公司收购了几条破旧渔船，在香港地头也算得上拥有一支颇具规模的海上船队的船东了，但任何人也没有对他说让他运输的货物是做什么用的，他只是一手收钱，一手运货的运输承包商，但这个一肚古道热肠的闯海汉子心里明白，大陆的共产党正与美国佬在朝鲜打得惊天动地，全世界都不敢惹刚在日本扔过原子弹的美国佬，只有大陆的共产党敢与它交手过招，美国佬与英国鬼串通一气，对大陆实行“禁运”，任何与打仗和民生的货品都不得输入大陆，出身疍家的霍英东在香港地受够了“鬼佬”的气，他很明白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上面”急着要的东西，肯定是和朝鲜战事有关系，他不帮，谁帮？
夜间天黑、风急浪险，英国人的水警和海军巡逻艇都不敢出动，正是抢运物资的好时机。
霍英东亲自率领刚回到码头的船队从黑森森的筲箕湾再次出发，大陆的蛇口在香港以西，就在香港新界的元朗墟对岸，那时由“老东纵”袁庚任炮兵团长的解放军炮兵部队就驻扎在蛇口，警惕地监视着香港英军的一举一动。如果霍英东从香港的西岸或新界的屯门港出发，航程不过几海里最多十几海里，胆大心细的霍英东偏偏另辟蹊径，从港岛东的筲箕湾启航，穿过最狭窄处只有五百多米并有英国海军把守的鲤鱼门，进入公海，沿香港岛向南绕行了一个大圈，多走了几十海里，航线似乎直往澳门，到了伶仃洋再突然折向北直奔蛇口，这种在风急浪险的怒海夜航，对于几条不过百吨的小渔船是近乎赌命的冒险：不是被英国海军击沉，就是被港英当局当作“走私”查获，或者，在狂风巨浪中被大海吞噬葬身鱼腹。然而，霍英东成功了！
这条霍英东开创的诡异航线，成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禁运”封锁的经典航线，也为共和国打开了第一扇外贸的窗口，源源不绝的汽油、柴油、金属、橡胶轮胎、药品和战场上紧缺的战略物资从香港运到大陆，他精明过人地在沿线设置了耳目，监视着对手，力争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出动，霍英东的运输量越做越大，他的船队也迅速地扩展，在香港、澳门，有更多的弄潮儿仿效霍英东，与大陆做起生意。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有一天终于出事了，霍英东赖以起家的旧渔船“有智号”（又名黑猫号），在大浪湾被港英当局的水警轮追缉撞沉，船上货物全被焚毁，1952年11月21日香港《工商日报》和《香港时报》上，同时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大浪湾海面走私船 逃避追捕自焚沉没 二人失踪八人获救 船上巨量私货尽遭焚毁”，“鲤鱼门海走私货艇 撞缉私船沉没……”
但是，两则消息报道同时隐瞒了一个事实：霍英东的“黑猫”号是被港英当局船只蓄意撞沉的，为此，霍英东牺牲了两名忠实的船员。他对这一惨痛事件念念不忘，多年后还细心关照牺牲船员的后人。但是，再大的损失和牺牲也没有动摇霍英东支持大陆、支持祖国的信念。事隔多年，他依然坦承：要说当年有什么觉悟，那是讲大话，可是总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应该站在中国人一边，为国家出点力，做点事。
2000年10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五十周年的大会。霍英东作为唯一一名海外来宾，光荣地登上了主席台，他凭着对抗美援朝的杰出贡献，而享受这一殊荣。长期主管港澳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廖承志同志曾经多次说：“我给霍英东先生正名，他的‘走私’是帮我们运送战略物资，为抗美援朝作出了贡献！”“现在香港是我们同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通道，是我们的窗口，是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们实行禁运封锁的前沿阵地。朝鲜战场上数十万志愿军，要盘尼西林、止血药棉、汽油、轮胎……那里来？还不是从香港、澳门‘走私’进去？还不是靠上中下、三教九流、八方神圣的帮手？”（《中共香港政策秘闻实录》，香港田园书屋1986年第1版第44页、第23页）
也就在出席这一次隆重的大会，霍英东才解开了萦绕了他心头几十年的一个谜团：一个老将军告诉他，当年他拼死运送的黑铁皮，在战场上派上了大用场，原来全部用来制造汽油桶！朝鲜战场上我方炸不烂、拖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就是靠这一个个汽油桶支撑起来的。
朝鲜战争打得硝烟滚滚，天昏地暗，共和国的建设却正在春雷涌动、万马奔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