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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4月的一个晚上，一艘舷号为“海虎”的军舰，在广州珠江河段最深的水域白鹅潭抛了锚。军舰虎视眈眈警戒森严，不时有小汽艇来来往往，把一些军政界大人物送上军舰。
“海虎”舰的官舱里，不久前被南京委任为广东编遣区主任的粤系将领陈济堂，轮番约见粤系的各师师长和党政要员。他在香港起锚开赴广州前，请他精通命理的哥哥陈维周和几位世外高人占了卦，深信此行虽然风高浪险，但终归能化险为夷。他凭借吉人天相，可以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桂系、粤系将领以及胡汉民、孙科太子系各路政客中纵横捭阖，最终能取代自以为稳如泰山的第八路军总司令李济深。
军舰一到广州，陈济堂引而不发地没有登岸，让众多慷慨激昂、摩拳擦掌准备起兵反蒋的粤系将领干等了大半夜。不久前，他们的“主公”李济深因为反对“中央”借裁军编遣为名剪除异己，私通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被老蒋诱骗到南京无理扣押，作为李济深麾下主力大将的陈济堂，众望所归地成为众将领的主心骨。大家也料定他会振臂一呼，带头反蒋，孰知他大骂一通蒋介石霸道、独裁后，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强调大家应珍惜广东局面，按胡汉民的意图，切不可操之过急。众将领大多出身行伍，政治手腕毕竟有限，被他说得晕头转向，他摸清了众将底细，最后亮出底牌：宣布接受蒋之任命，并立即以广东军事最高长官的权力，接收李济深的宪兵营、各军政机关和公馆。陈济堂利用复杂的政局打响了以蒋驱李，巧取豪夺地抢占广东地盘的如意算盘，终于统辖了广东的陆海空三军，成为独掌广东军政财大权的“南天王”。
大权一到手，陈济堂便悉心经营广东，一面毫不手软地清剿共产党人，加强严酷的统治，一面逐渐与蒋介石拉开距离，准备分庭抗礼。到了1931年，更自封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公开地与李宗仁、白崇禧联手闹“两广独立”，广东成为“三民主义”和青天白日旗号下的一个独立王国。
广东开始近八年的陈济堂治粤时期。这是旧中国一个特例，在短短几年间，由于广东社会趋向稳定，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忙于剿共和应付各地新军阀的挑战，在政治上鞭长莫及，广东税收处于自收自用状态，连货币也使用与中央政府不同的“粤币”，加上海外华侨投入较多的资金，广东经济像春天里吸饱了肥水的韭菜，猛地向上蹿了几蹿。
直到现在，不少年过八旬的广州老人，对三十年代的广州经济起飞的“黄金时代”仍津津乐道。那是建立民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经济建设高潮，那时也有“重点工程”，如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越秀山中山纪念碑、海珠桥、广州市政府合署大楼、中山大学石牌新址（现华南理工大学）、珠江内河港口等等，还规划了开辟黄埔港，这些老广州的标志性建筑至今仍在发挥很大作用，广州城还第一次按照现代规划进行了道路建设。广州人称“开马路”，如今天的长堤、中山路、北京路、人民路等主要干道，都是在当时“开马路”的基础上逐步扩建而成的。陈济堂还热心开办工厂实业，这当然出于他稳固统治的需要，但客观上也使现代工业处于空白状态的广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陈济堂主政广东，急需大量扩充军队，以对付蒋介石和桂系的环伺，在1932年间，他把他的第八路军组建为“第一集团军”，扩充至十五万之众，还养着一支颇有实力的空军和海军，连蒋介石对其也畏惧三分。如何维系军费，令陈济堂煞费苦心。和当年的李鸿章、左宗棠一样，他想到了“洋务运动”这条路子，于是凭借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大打实业救国的牌子。他筹划并建设了冠以“省营”头衔的不少工厂企业，还分别在东莞、惠阳、市头、顺德、揭阳兴建了颇具规模的糖厂。一时声势浩大，颇有遍地开花的景像。有趣的是，那时也搞“开发区”：陈济堂把广州西村定名为“省营西村工业区”，把五六家较有规模的工厂都集中建在那里。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服务业，据记载，当时以天河军用机场为基地的西南航空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由官僚资本经营并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民航公司，它还开辟了飞往香港、越南、广东、广西的国际国内定期航班，它还开辟了飞往香港、越南、广东各地和广西的定期航班，当时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从中可见一斑。
1932年1月28日晚上，上海闸北炮火连天，画着太阳标识的飞机在呼啸俯冲，日本军队在装甲车掩护下蜂涌向前进攻，在简陋的中国军队工事里，七九步枪阵阵排放还击，还不时飞出一排排的手榴弹，同时爆发出阵阵广东话的叫骂声：日本仔，去死啦！叫你统统冚家铲！这是二十世纪中日交战史上最早上演的悲壮一幕：近五万广东子弟兵奋勇抗击十多万精锐日军对大上海的突然进攻。
根据近年发现的阵中日记记载，当时南京政府指令粤系部队第十九路军156旅于1月28日下午4时前撤出阵地，调往真如，上海数千市民闻讯，聚集于旅部门口恳求旅长翁照垣不要撤离，群众的抗日激情令广东子弟兵热血沸腾，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十九路军没有服从南京政府的调离令，晚上11时30分，枪炮声骤起，日军突然发起疯狂进攻，156旅长翁照垣首先命令部属开火还击，紧接着十九路军全体奋起抵抗外侮，给予不可一世的日军迎头痛击，打得日军损失惨重、三易其帅，大长了中国人特别是广东人的志气。广东人民的爱国热情如同火山喷发，仅海外的广东华侨在短短一月内捐款达四百余万大洋，菲律宾华侨还捐献十几架飞机。但十九路军自发的抗战却始终得不到近在咫尺的蒋介石政府支持，在日军重兵围攻下，他们弹尽粮绝被迫撤出上海，蒋介石旋即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泸停战协定》。后来，备受歧视而远走东南一隅的十九路军在福建奋而起兵反蒋，终归无援失败而被解散。
十九路军的遭遇，对精明过人的陈济堂是一个强刺激。在淞泸抗战后，他借国难深重之际高喊抗日，时时挥舞民族主义的大旗，吸引人们追随他与消极抗日的蒋介石抗衡，还摆出不少真想大干一场的姿态，但往往干打雷不下雨，他拥兵自重，甚至还暗中接受日本的军事教官和军火援助，他为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是：这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并美其名曰要着力把广东建成坚实的抗日基地。
陈济堂毕竟是广东人，喝过多年珠江水，头脑活络，颇有经济意识，为了巩固广东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他深知华侨和港澳的经济实力不可小视，对于被内忧外患的战乱搞萎靡不振的广东社会经济来说，任何一笔外资的投入和引进，不啻是一剂强心针，所以他得对港澳侨商极尽笼络之能事。
1933年2月15日，广州城张灯结彩，宛如迎接一个盛大节日，陈济堂精心策划的两大庆典同时举行：一是号称华南第一大工程的海珠桥竣工落成，二是在越秀山举行以展示广东国货商品为主的“广州市展会”。为了使两大庆典有声有色，陈济堂事前更周密安排，派人到港澳和国外多方联络，有史以来第一个由一百多名港澳商人、海外侨领、各界名流组成的“港澳华侨回国参观团”风风光光地到达广州，陈济堂以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和广东省政府的名义，举行盛大宴会欢宴宾客，陈济堂亲自祝酒，军乐大作，觥筹交错、酬酢甚欢。
此后，陈济堂还礼贤下士，多次率诸将领问计于港澳华侨知名人士，寻求发展广东经济良方妙计，令他们大受鼓舞，他们成立了“香港中华各界联合会”，专事促进港澳华侨回粤投资事宜。仅1933年，就引进侨汇达粤币2·5380亿元，占全国侨汇84·26%，此仅为银行汇入数字，私人钱庄汇入者更难以数计，外贸额达粤币1·7471亿元，至1935年侨资汇入更达5·5亿元，对发展当时的工商业，繁荣广东经济，打造发展的“黄金时期”起了重要作用。（广州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309页）
在广州经济显示勃勃生机的这几年中，珠江北岸的“西濠口”，矗立起一座完全由侨资兴建的高级酒店，这就是当年全国第一高楼“爱群大厦”，它成为一个地标，其高度是往后二十多年间，一直傲视华夏，它既是广东人创造力的一个见证，也寄托着当年开放和引进的梦寻与荣耀。
市场一旦活跃起来，如果没有健康的精神引导，畸态社会弊端就会像魔笛下的眼镜蛇一样翩翩起舞。在经济进入民国建立以来的全盛时期的同时，广东城乡的封建迷信、鸦片烟、赌博、娼妓像瘟疫一样蔓延，大行其道。透露着经济繁荣中隐伏顷刻瓦解的巨大危机。
广东经济的长足发展，当然会引起坐镇南京的蒋介石的焦虑，蒋介石多次严令陈济堂出兵江西围剿中央苏区，但陈济堂观望再三延宕不前，他当然看穿了蒋某人“一石二鸟”、“借刀杀人”的把戏，迫不得已才小心翼翼派余汉谋部从粤北出击一下，在手下悍将李扬敬部突入中央苏区南大门会昌筠门岭之后，就坚守自保。内部称“入赣防共”，实则“外打内通”、“明打暗和”。
1934年9月的一天，粤赣边界的寻邬山区，一连粤军护送着两顶四人抬大轿，穿过前线犬牙交错中的重重岗哨，一遇盘查，即气大声粗地呵斥：这是总司令的贵客，谁敢拦阻？
只有在寻邬罗塘镇迎接贵客的粤军参谋长和高级将领知道，轿子里坐着的是中央红军的密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和潘汉年，他们带着红军总司令朱德写给陈济堂的亲笔信前来谈判。在一栋小楼上，他们谈了三天三夜，终于签定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密约。此约签定半月后即产生重大影响，10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开始了气吞山河、震惊中外、彪炳史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陈济堂遵守了密约，演完了这出国共交战史上最奇特的一幕戏：明打暗放，借道给中央红军突围长征，还送上子弹一千多箱，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气得蒋介石来电大骂：“……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广州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431页）陈济堂外顶蒋介石的压力，内则采用经济加热，政治加压的手段，对社会管治加以严密控制。在南粤的中心广州，经济虽然起飞了，但并未惠及底层的劳苦大众，相反造成更严重的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日呈激烈，政治上非但不能革故鼎新，反而更加黑暗腐败。不满的怨恨在积聚，抗争的地火在运行、奔突。
1934年，陈济堂在广州捕杀了“广州左翼文化总同盟”负责人谭国标等六人，青年流淌的热血反而酿出更难以对付的反抗，陈济堂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地盘面临着火山喷发。此时恰逢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之死，企图釜底抽薪取消广州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机构，剥夺“南天王”的军政财大权，内忧外患中，陈济堂破釜沉舟祭出“反蒋抗日”的大旗，再次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手，于1936年发起“六一事变”，宣布兴兵“北上抗日”。当然，促使他下最后决心的，是他兄长陈维周的“神机妙算”：1936年5月的一天晚上，广州东山的梅花村陈公馆，上上下下大气不敢出，屏息等待神灵的指示。陈氏兄弟沐浴焚香，庄严地进行“扶乩”，喜得“机不可失”四字，在场所有人都认为是大吉之言，解读为“时不我待”，于是乎当即同仇敌忾，揭橥而起，奋而反蒋。
蒋介石当然不是等闲之辈，在与地方军事首领的角力较量中，他早已磨炼得炉火纯青，对付新军阀的造反均游刃有余。蒋一面派大军压境，一面收买陈济堂麾下主要将领余汉谋、李汉魂等“归顺中央”，以重金诱使陈济堂“镇山之宝”——广东空军七八十架飞机全部叛逃北飞，陈济堂挨了致命一击，情知大势已去，只得黯然宣布下野，举家逃往香港。“南天王”主政治粤的时代终于结束，广东的经济发展机遇也砰然粉碎。回过神来，有心人才发出惊呼：当初扶乩得出那四字大吉之言，果真灵验！不过，那“机”字不是机遇的机，而是飞机的“机”！
历史留下的一些奇闻逸事总有耐人寻味之处：宣称致力经济发展、崇尚科学、发展教育的地方首脑，竟以扶乩来决策军国大事？其结局必定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广东人毕竟经历了一次经济起飞，这也是一次在血色中的跋涉。尽管艰难，尽管充满血泪，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心血汗水化为座座地标性建筑，凝结在珠江两岸，成为一个梦寻时代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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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下震耳欲聋的轰然巨响，巨大的烟柱腾空而起，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恶魔，虎视眈眈地攫住广州城，要把它肢解、揉碎。到处都是烈焰冲天，断壁残墙上血肉模糊，树枝上挂着炸飞了的死人肠子。广州人慌了、傻了，仓惶失措地向四乡奔逃。这是1937年9月22日的一幕，抗日战争烽火已燃烧到自以为偏安的广州城，从此，“走难”、“走飞机”、“走日本仔”就成为广州市民惨痛的记忆遗存。
广东在三十年代陈济堂凄然出走以后，经济繁荣的局面仍然因循着一定的惯性延续了一段时光，但很快被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打断，追寻富足的发展梦幻终于被炸得轰然粉碎。广东在日军飞机猛烈轰炸下遭受惨重伤亡，从1937年8月至1941年底，日机出动袭粤达一万九千多架次，被轰炸蹂躏摧残的县（市）达七十六个，死伤者不计其数，广东成为受日机空袭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广东民国史》，下册，第865页）
我们回过头来再寻访粤东陆丰县的那个小山村。看看那个叫木香的孩子的生存状态，了解一个孩子怎样在国难深重的岁月里长大成人，可以透视出社会演变的年轮和时代的风云变幻。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第十四个年头的深秋，阿香九岁，他开始上了新学（改私塾为新式学校）。在抗战的大环境中，陆丰县山区当时仍在国民政府管治之下，也就在此时，隐蔽的中国共产党粤东地下组织派遣了十几个同志来到阿香的家乡开展重新建党和抗日救亡的工作，他们最佳的落脚点，就是由宗族控制的乡村小学。教书先生成了党和抗日力量向山区渗透的先锋。
这些志向远大的青年教师中，一位名叫谢谷的老师，是阿香的最早的政治启蒙人，还有一位叫叶左恕的，后来成为阿香的领导。当时隐蔽在地下的党组织采取的一种深谋远虑的策略，把乡村小学校作为党建工作的基点，通过办学来团结、教育农民子弟，从中选择、培养与发展积极分子，最终动员其参加革命抗日活动，并将他们发展为党员。当时虽然处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期，但是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决心已经动摇，掀起了反共高潮，在敌后和国统区都极力迫害共产党人，领导广东抗日活动的中共“南委”机关被破坏，领导人廖承志、张文彬等被国民党无理逮捕关押。国民党政府对老区的群众总是保持着高度戒备，把共产党人的抗日言行视为“奸党活动”严加镇压，于是广东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便改武略为文攻，大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客家人重教化，学校在当地是一个比较超脱的所在，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阶级的冲突，有利于地下党员以此为平台掩
护身份及开展工作。1943年，地下共产党员谢谷悄悄地潜入了对门村小学，并以办新式学校的名义开辟了又一个党的据点。
对门村的反动势力不是好惹的，谢谷刚刚到对门小学开辟新据点时，可能并没有作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很快他就吃了对方一个下马威。
海陆丰大革命时期，对门村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河田相隔十几公里、与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的河口圩，距离也只有几公里，但居然还是白区，从未建立过农会。当时的陆丰的私塾学堂，并无正规学制，教师的束修由学生交“学米”来支付。阿香读私塾期间，也要经常停学劳动，顺便在地里找些野菜番薯根之类充饥。这种状况，到了1944年谢谷正式被聘为对门学校教师后大有改观。对门村小学重修后，称炳蔚学校，虽然只有一个教师，但进行新式教育，而且谢老师多才多艺，因此最多时有四十多个学生，不少学生来自外村，可见其吸引力。地下党利用办新学的机会，在对门及周边的河口圩、昂塘、寨子里、昂天湖、大塘、川龙背、高谭、北笏九所小学全部安插了共产党员任校长或教师。
谢谷是对门村小学的首任校长兼教师。是他发现了阿香。这个学生平时不多说话，但看得出很有心劲，他四书五经读得扎实，旧学底子好。当然阶级成份也是他青睐阿香的主要原因之一。谢谷的革命宣传活动是从讲故事开始的，同时观察学生的反应，从中筛选潜在的培养对象。
当时对门小学，低年级与高年级是分开上课的，低年级讲的是国民党当局发放的课本，但内容被谢谷改造一番，对语文、历史及公民课本中的“三民主义”、“新生活运动”内容，教师进行了巧妙的删节和改头换面，或正文反说，进行批判式讲解。同时还选鲁迅、高尔基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作为补充教材。高年级如阿香等学生，基本上就抛开了课本，索性将党在广东的武装部队东江纵队的宣传品作为教材。没有课本，课程与讲义写在黑板上，也不许学生抄写，讲完了就擦掉。音乐课更是充满了浓厚的宣传鼓动色彩。以教唱革命抗日歌曲为主：《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延安颂》、《大路歌》、《打回老家去》等。潜移默化中，小学生们对当局的叛逆之心就成了主流思潮。阿香在同学们多才多艺，表演抗日活报剧，还擅长扮女人，他甚至会拉二胡和吹笛子，歌也唱得好。学校师生们组织了歌咏队和演剧队，野营活动、演唱比赛、演讲比赛此起彼伏。
村里的地主势力很快发现了学校中的“异动”，惊呼：“乌烟瘴气”！说谢谷这样的离经叛道的教师只能误人子弟。这样谢谷在对门小学只教了较短时间的书，就被当地族长辞退了。所幸的是他换来了一个更活跃更有斗争技巧的表弟，叫谢国良，他也是一个地下党员。他在对门小学任课二年，最后也是被逼走的。但他走的时候，发动培养进步学生的任务已见效果，他带走了三名骨干学生。其中就包括阿香。
这年阿香十四岁，他第一次离家，以求学的名义，跟着谢国良到大塘学校继续为党工作。同行的同学还有谢威。这两名学生，就是谢国良在对门村两年来发展的最优秀的地下少先队员。
此时的谢国良正在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他在大塘搞起了谢氏宗族自治委员会，派人四处收集枪支，以宗族名义与当局搞对抗。各姓祠堂的公家也要捐献粮食，谢国良的“兵”也不仅是学生，当地的拳师也吸收进来，名义上是谢国良的保镖，实际上是随时准备拉队伍上山打游击。
五月的一天，烈日当空，暑气逼人。阿香和谢威两人来到一道小河边。远山含翠，碧水如练，两个少年将一双赤脚浸在沁凉的河水中，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话语中有一点想家的意思。阿香遥望着对门村的方向，内心中有一种预感，此番游学在外，恐怕是回家也难了，将来的战争生活将是严酷的，甚至要有搭上性命的思想准备，这一点谢国良已经在与他的多次谈心中说得很清楚。少年壮志未酬何以家为？他沉浸在一种即将献身伟大事业的崇高感中。突然他跳了起来，对谢威说：“阿威，火热的斗争在等待着我们，要时刻准备着革命事业而献身！”
就在粤东山区有为数不少的青年共产党人在默默耕耘的时候，在广东的另一个大城市香港，也有一批爱国者在隐蔽地挥洒着青春和热血。
陈济堂治粤时期中山大学的学生领袖曾生，此时成为威震华南的东江纵队司令员，在党的领导下，“东纵”港九大队和香港市区中队多次英勇行动，创造出不少惊人战绩。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我们的游击部队几乎是尾随着日军进入香港，开辟城市游击战场，他们可以说是我党最早的“驻港部队”。经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周密部署，他们在日军的魔掌中营救出大批国际友人、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国民党重要将领及其亲属（其中如陈策、余汉谋夫人等，这些人曾经是屠杀共产党人的死敌），共计有数千人之多，著名作家茅盾、文化名人邹韬奋、夏衍、范长江、胡风、胡绳、国民党元老何香凝、民主人士柳亚子、梁漱溟、电影明星胡蝶等人，就是他们通过周密部署武装抢救出来，一直护送到安全地区的，茅盾高度评价他们的功绩，认为：“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4年10月，美军指派14航空队代表欧乐义到东纵总部，要求合作建立联络站和架设联合电台，收集情报和气象资料，为盟军反攻中国大陆登陆战略作准备，在部队中因为久经考验而又精通英语的袁庚被选中，经中共中央同意，“东纵”成立了以袁庚为处长的联络处，组织了二百多人的庞大情报网络，与欧乐义合作，许多地下党员为之献出生命。
据袁庚回忆，当年美军要求向中共抗日根据地派出多个军事观察组，但真正到位的只有两个：一个到延安，由包瑞德率领，另一个到“东纵”，由欧乐义率领。欧乐义还带来了美军准备在华南沿岸登陆而特别架设的一部战略电台。美军的战略电台，居然架设在共产党的游击区，可以说得上是空前绝后的。其中最突出的合作事例是袁庚的联络处与美国海军甘兹上尉的六人小组一起，踏遍“东纵”七支队从深圳以东到汕头的活动区域，勘测适合美军登陆的滩头阵地，期间，美军发现日军一支原驻武汉至长沙一线的精锐之师“波雷”部队突然去向不明，我“东纵”江村、东莞情报站却最早获悉：日军“波雷”部队昼伏夜行，关闭电台，秘密布防在广东东部沿海，为的是防止美军尼米兹舰队突然登陆直取华南。“东纵”通过美军战略电台将此重要情报急转尼米兹上将，尼米兹如获至宝，立即修改了登陆部署和地点。
由于与我党我军合作获得了重大战略利益，在华美军总部与华盛顿方面对东江纵队的真诚合作予以高度赞扬，认为是：“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东纵”情报站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广东民国史》下册，1005页）
抗日战争爆发几年间，从国外回国参加各地抗战的青年，约有四万多人，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港澳青年在内。从珠三角河涌纵横的水乡到香港的大街小巷，从山高林密的山间小路到赤地千里的穷乡僻壤，到处都活跃着千万个袁庚们的身影，游击区和部队中，还有难以胜数的“小鬼”——从十岁到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千万奔走在崇山峻岭的大大小小游击队员中，有一位瘦削的年轻人也行进在一支称为“粤赣湘边纵”的队列里，他操着潮汕口音，虽然一样衣着简朴、身无分文，但总被人叫作“大学生”。他确是中山大学的高材生，那时的大学生极其稀罕，从学生运动到游击战争，他始终站在第一线，当他拨开紫金大山莽莽树丛，追随部队南下出击之时，曾经对大山和林海的养育生发出无限感慨。他就是林若。后来，他成为广东的一任省委书记，在广东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功不可没。
一场亘古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锻造了一代建国栋梁，若干年之后，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成为了另一场转换了中国国运的大变革的中坚，因而名满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