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血色中的跋涉
20世纪初叶，这里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风暴中心，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彭湃为理想捐躯；三十年代广州曾有经济起飞的“黄金时代”；陈济堂借道给中央红军突围长征；袁庚的“东纵”联络处，成为“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一个孩子在国难深重的岁月里长大成人；民族解放战争锻造了建国栋梁；香港成为华南游击根据地的“金融中心”，新生政权少年官，在10月1日兴奋地举起自制的国旗；一个香港汉子驾船在波山浪谷中穿行，给新生共和国送来紧缺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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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广东省陆丰山区的天黑得很早。
河口镇对门村的寡妇李春手搭凉棚朝远处的山峦看了看，发现太阳已沉入山巅，在分水线的露空带后泛射出残余的微光。在黑黑的堂屋内，她的小儿子阿香已经将书本准备好了，正等着她送来光明。寡妇将火把插进墙壁的一处孔洞中，阿香便在火光中打开了书。
阿香是他的乳名，小名叫木香，大名叫国香，这个很有书卷气的名字还是老师给起的。
一般人家的孩子晚上读书都是点油灯的，木香家比一般人家还要穷。只有穷到了一定份儿上的人家才能想出这种照明的办法：上山砍来野竹子，将竹竿削去枝杈，砸扁锤松，然后浸在塘里沤，沤熟后再捞出来，晾干，扎成这种可以缓慢燃烧的火把，每支大约可燃烧半个小时。阿香每晚背书，要用上三支。
阿香很小的时候，先生和村里人就认为阿香是个读书的天才，母亲当然十分自豪地坚信这一点。在山区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客家人有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传统：无论多么穷困艰难，一定要千方百计让孩子读书，如果孩子太多实在供不起，那就是委屈老大、老二早早下田做牛做马，也要让老三读书识字。木香母亲以她惊人的生存能力一手抚养四个儿女，把最后一点点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最年幼的儿子木香身上。
日军侵华引发的深重灾难，再加上生产力低下造成的生态链极度脆弱，使1943年的天灾酿成了巨大人祸。这场大饥荒是广东历史上数得上的一次浩劫，不少老人回忆起来仍痛心疾首、心有余悸。守寡多年的李春以磐石般的生存意志力养活了她的四个孩子，但此时也只能将幺女卖了，小女儿被带走时还哭喊：阿妈别卖我，我就是饿死也要留在家里！可李春还是铁石心肠把她卖了，一个女孩儿只卖了几斗谷，这是木香家全家救命的粮，既是活下去的一线生机也是永远的痛。
熬过噩梦般的大饥馑，苦捱日子的寡妇李春，对孩子们更有着说一不二的绝对控制力。她安排大儿子和二儿子去当脚夫，替人挑米到东海去，再将海边的盐挑回来，单程约有六十公里，要走两天，每程的报酬是三斤米。这是一种怎么计算都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脚费”，但精明的母亲还要从中抠出恰当的份额，用以补贴家用及供小儿子读书识字。
更令人惊讶的是李春居然胆敢向人借了三担米，换回来一条雌性的牛犊儿，养大后母牛生了牛犊，再将牛犊还给债主，就这么五马倒六羊的，最穷的佃户木香家竟拥有一头耕牛！“人吃牛脚底的饭。”李春分析道。因为你就是租人家的地来种，也要有一定的信用。拥有耕牛，就是佃户的信用。
每天天未亮，她就将孩子们轰起来干活。说是“早起三朝当（一）日工。”二儿子很小就下田驶牛，人还够不着犁把儿，只能用两手举着犁把走；阿香更是学龄前就下田看牛。
木香家租了公尝的田来种（属于由宗族拥有的公田），租地两亩，丰年可收八九担谷，对半产量用来交租，欠收年份，只能得产量的三成，因此他家一年到头吃番薯，就是年景好的时候，也只有年初一可吃一餐干饭，这一顿饭，李春一定要做得干干的，年三十晚上可吃一餐肉，李春一定要烹得特别香。这是穷人一年到头的体面与偶尔的挥霍，李春绝不对付。
李春的心底那股劲道，就这样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下一辈。比方说如果有亲戚登门，人家送来的礼品，是绝不能当客人面吃的，客人走了以后才能吃。如果有人来作客留饭，即使是同吃米汤番薯，在饭桌上更不能抢着吃，好吃的东西要留给客人。她教导孩子们说，人穷不要紧，只是别让人看出我们人穷气短；穷人更要讲一个忠字，绝不能拿人家的东西。在李春的主持下，木香家逢年过节也要去祭祀祖先与神祉。别人家祭祀时有“三牲”，李春也想方设法拿出祭品来。只不过别人的祭品总是新鲜的猪肉和鸡，而木香家与众不同，肉和鸡祭过祖后，将祭品洗了洗再去祭土地和关公之类的诸神，这一洗就等于换上新的供品了。李春对大惑不解的孩子们解释说，神这个东西，可敬而不可信。如果神们真的将供他们的祭品都吃了，有多少猪肉和鸡够吃？又有谁还会总去供他们？上供祭祀大家都是做个样子、表个心意的，因为全村到了日子都要去祭祀，如果我们家不去，那人家都知道了我们不仅穷，还比人家气短，更瞧不起我们。但是有一条，李春还是信算命的，但她对算命先生很不中听的话，也有自己一套说辞：“如果命算得不好，不会有人总记得住的。”因此，她基本上算得上是个乐观主义者。这也许是她长寿的基因吧，时间流驶到了2006年，多次靠吃树叶草根生存下来的她还硬硬朗朗地活着，年纪一百零九岁，也许是广东省最老的人瑞了。而她钟爱的小儿子、她引以为自豪也令全体乡亲们自豪的木香，早在1999年离她远去，据乡亲们说，那几天，祠堂前的百年老榕在无风无雨中轰然倒地，宛如人之无疾而终。
当年的李春也有困惑，就是自己始终弄不懂为何她家总是穷。
李春也不知道，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伙年轻人正酝酿着到南溪、麦湖等地发动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向一些地主“借”粮。领头的就是李春敬重的阿香的老师。只是那时阿香年纪太小，他只被自己的老师安排在党的外围组织里经受考验。
2
阿香的老家也是革命家彭湃的家乡。而这里，曾经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风暴中心。
1928年10月的一天，那时阿香还未出生。烟水茫茫的粤东大亚湾海面，凛冽的东北风从海陆丰海岸吹送来一条风帆高悬的小渔船，一个瘦削苍白的青年冒着淅淅沥沥的冷雨，踉跄地走向船头。
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他此时疲惫不堪但眼睛依然大而明亮。他恋恋不舍地回望大陆地平线，出现在他眼前的的是血、是火、是暴虐、是令人心寒齿冷的“人要过刀，石要过火”的屠杀！就在这紧急关头，他却要撤退香港远行上海，就任中共中央的农委书记，身后留下的，是他呕心沥血创建的海陆丰红色根据地，那里的人们正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彭湃是中国富家子弟投身革命、由满腔热血的知识精英变成工农领袖的一个典型。
早在1923年，海陆丰先后发生特大风、水、潮灾，农作物失收，在日本东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彭湃，回国后立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农革命，他趁机组织海丰、陆丰两县农会，发动“农潮”，后来更迅速扩展为“广东省农会”，从而掀起轰轰烈烈的海陆丰农民运动。
中共党史上组织农会、发起农民运动，组织“农讲所”等“大动作”，最先在南粤大地发端。“始作俑者”是1924年才正式成为共产党员的彭湃，集大成者是毛泽东。
阿香的家乡是革命老区，也是二十世纪初雄霸一方、反复无常的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海丰籍的粤军首领陈炯明勾结直系军阀，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反叛，炮击孙中山住所粤秀楼，围攻总统府，后在革命势力强大压力下率叛军退出广州，盘踞在东江及粤东潮梅一带，与地主武装相勾结，上顶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权，对下凶狠镇压农民运动。（广东民国史、上册：297－316）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成为同乡陈炯明的冤家对头。面对粤东地区生存资源极度匮乏的危机和严酷的阶级压迫，彭湃只能领导农民奋起反抗，以暴力要求土地重新分配。
海陆丰的生存环境日渐恶劣，不仅对山区、半山区的客籍人群构成威胁，对在人多地少的平原地区生存的人们，更易产生严重冲突。这里的人操着一种称为“佬话”或“海话”的方言。彭湃就是使用这种方言的天才鼓动者、演说家。
彭湃一创办农会，便审时度势，猛然出手：领导海陆丰两县农会提出减租！他的家族就是大地主，对当时盘剥农民酷苛的租制，他有清晰的了解。
彭湃多才多艺、能言善辩、能写会画，是一个为了信仰不惜牺牲一切的坚定实践家，他换上斗笠粗衣，奔走于田间地头，终日与穷苦农民为伍，与他们称兄道弟，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明地主剥削的不合理性，鼓动减租。据他自己记载，开始一天能有四五个人与他谈话，以后发展到每天几十人上百人。
地主家的少爷领着泥腿子要减租，反了！疯了！彭湃后来自述：“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
家人为怕老四彭湃“败家”，家中兄弟纷纷分产自立，彭湃就干脆把佃农全都召到自己家门口，当着大家面一把火将田契全部烧精光，宣布：“日后你们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海陆丰出了个烧自家田契不让田仔交租的“彭菩萨”！消息像春雷般激荡着粤东大地。于是，无论彭湃走到哪里，都有大批农民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他。总农会成立时，彭湃在大会上慷慨激昂演说，台下农友听得如痴如醉。
突然，彭湃用另类话语和听众交流了：“农友们！天下怎么才会太平呢？”
台下一下愣了。静声片刻，一个汉子大叫：“你来当皇帝，天下铁定就太平了！”
“对！彭湃当皇帝！彭湃当皇帝！”会场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声浪。
“不！彭湃不能当皇帝，今后天下谁也不能当皇帝，因为有皇帝，就有土豪劣绅，天下才不太平，谁当皇帝都要被打倒！我们农友要有田耕，有饭食，不靠玉皇龙王，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真正当家做主，天下才能太平！”
彭湃用生动的语言向饱尝苦难的农民灌输共产主义理想，传播《国际歌》中深刻的内涵，让他们的思想冲破牢笼。据1926年4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公布的材料，当时海陆丰两县农会共有会员259417人，占广东全省的41·1%。1927年4月前，中共海陆丰地委领导的农军有四百余人枪，并经广东省政府批准正式驻防两县，此外还有随时可出动的带枪区乡农军四千人，其势之盛，可见一斑。（《陆河文史》第四辑56页）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彭湃热血沸腾地领导着一脚牛屎一脚泥的“田仔”们造反。1925年2月与次年5月，广州革命政权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两次对海陆丰地主阶级的庇护者陈炯明进行东征讨伐，目的除了解除对广州的武装威胁外，也对其镇压农民运动的行径大张挞伐。
黄埔东征军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威胁广州革命政权的陈炯明，得手之后为了防卫广州又迅速回师，陈炯明军和当地地主武装很快又卷土重来。农会势力与地主武装形成了你来我往的反复拉锯，县级政权也屡屡“城头变幻大王旗”。
广东人有句老话：“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充分说明海陆丰民风强悍、不好惹。生存环境的仄逼，使这里的阶级斗争更具备原生态，其中不仅有地主与农民的斗争，也有农民与农民，宗族与宗族、当局与草根统治者、当局的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后来又卷入了国共两党的斗争，甚至还有地区与地区之间、地主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既有农会领导下的割据，也有地主领导下的反抗外来强权（无论是国共任何一方）介入的草根政权的建立。这使海陆丰农民运动更看重实际利益、更看重群众性的维系而淡化意识形态上的论争。
彭湃后来随周恩来的东征军入海丰时说：“我一入海丰境，农民向我要求减租、取消苛捐、发给武装。以上三项，以武装要求尤其迫切。”不久，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派员到陆丰组建农军，成立了陆丰县农军总队，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海陆丰农民进入更高的斗争形式——武装起来，创建政权。
1927年4月15日，广东国民党当局屠杀共产党人。中共海陆丰地委决定以武装起义回击国民党右派。30日晚，下达武装起义命令，至5月1日凌晨，海丰、陆丰两县同时起义，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两县政权。当天上午，海丰与陆丰分别在县城举行了庆祝五一的武装群众大会，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县临时人民政府。海陆丰的临时人民政府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中国成功进行的武装割据。
在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按党中央的意图向南突围，看中的就是海陆丰根据地的实力与基础，还有一点就是听从苏俄代表的主意，企图占领汕头为出海港口，以便接受苏俄准备用军舰运来的军援。1927年8月中旬，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8月下旬，广东省委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海陆丰再次举行暴动，打开通道迎接南昌起义部队。海陆丰红色政权成立了武装暴动委员会，于9月7日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自9月8日到15日，分别再次攻克陆丰县城、海丰县城和汕尾港。
与南昌起义部队的流动作战相反，农军收复县城后马上成立了工农临时革命政府，并在境内区乡由农民协会接管政权。革命政权可以说基本控制了局势。9月24日，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占领汕头。即被强敌主力四面围攻，终归失败。其后，起义部队的余部像火种一样留在海陆丰，与农军一起为保卫工农红色政权一直在腥风血雨中坚持到三十年代，乃至于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当时退据山区的海陆丰县委调动大批农军掩护中央领导出境，将起义军集中于流沙一带；10月7日，贺龙、彭湃、林伯渠、刘伯承、恽代英、吴玉章、李立三、谭平山抵达陆丰甲子，而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则抵达陆丰的金厢。他们在当地党组织与农军掩护下，先后渡海去了香港。
现在很难想象当时海陆丰地方政权领导人的心情。尽管南昌起义失败了，但粤东割据的红色根据地还是闹得如火如荼。海陆丰的革命者就像一群未成年的孩子眼巴巴看着母亲远行，独自留在深山面对满山的豺狼虎豹，心境只能用两个字形容：悲壮。
当时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但到处都发生红色暴动。至于革命根据地，也只有广东的海陆丰。
远离火热的武装斗争前线的彭湃，此时心急如焚，在他强烈要求下，中央终于同意已经担任临时政治局委员的他回海陆丰主持大局，他像一个母亲扑向离别已久的孩子一样回到红色的海陆丰。
经省委批准，成立了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彭湃任书记。接着，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工农民主政权。工农兵代表大会按农民、工人、士兵的比例分配代表名额并由基层民主产生。11月，陆丰、海丰两地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召开，宣告两县工农苏维埃政权分别成立（通称海陆丰苏维埃）。在彭湃领导下创立的海陆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党我国政治史上是个了不起的创举。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及精致程度，大大超出了人们对传统的解放区的一般概念。苏维埃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建立了统一财政，创办海陆丰劳动银行及工农贩卖合作社，保护商业流通及商船自由贸易，与商人合作，她甚至制定了外交政策并订立了自香港进口物资的条约，并为捍卫红色政权的主权进行了涉外斗争。这与她是在区域性主流社会中建设政权及广东的地缘特点所决定的。
在海陆丰革命风雷激荡之时，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广州起义石破天惊地爆发了，在共产党人张太雷、叶挺、周文雍、叶剑英领导下第一次在大城市建立了巴黎公社式的革命政权，因此史称“广州公社起义”。远在海陆丰的彭湃也被选为人民土地委员。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几天内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联合绞杀。广州起义失败后的余部，在叶镛、徐向前等率领下历尽艰辛抵达海丰县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使根据地又多了一支有生力量。东江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乘广东两大军阀混战之机，举行东江大暴动，由彭湃亲率四师主力东进惠来、普宁，红二师则北上紫金、五华。海陆丰大量赤卫队队员组成暴动队随军参战。这次东江大暴动，使以海陆丰为基地的红色割据范围扩大到周边的惠来、惠阳、紫金、普宁、五华、潮阳等县，并在紫金、惠阳、五华各建设了区级苏维埃政权。
海陆丰红色政权与后起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同，井冈山基本是一个革命武装力量谋求生存的区域割据，由于山高林密，与世隔绝，当局统治鞭长莫及，因此可以容留起义失败的部队生存下来再图大举，先武装割据再进行政权建设。海陆丰地区是先靠农民运动进行广泛发动，使全面社会变革深入人心成为燎原之势，整个平原山区的民众为了保卫这种社会变革成果而再进行武装战争，因而更接近一个工农革命政权的统治样板；是先建设（新经济制度、新分配制度及新民主制度），后战争，战争是为了保卫建设。她不仅首创中国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而且在中国首先进行了土地革命，为我党探索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经验。
尽管在随后几年，反动政权及新军阀不断地向海陆丰猖狂进攻，但游击战争依然坚持下来。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的徐向前曾在彭湃领导下战斗，他曾这样回忆彭湃：“他个头不高，身着普通农民的衣服，脚穿草鞋，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和群众谈心、交朋友……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就吃。这一点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很佩服他。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 徐向前元帅毫不“为尊者讳”，客观地道出中国共产党幼年期的巨大政治优势和幼稚弱点。
面对国民党右派无耻的背叛和凶残的屠杀，广大工农群众无比激愤，党的领导层特别容易产生急躁盲动等“左”的倾向。他们是英勇无畏、奋不顾身的，在艰苦的斗争中，彭湃总是身先士卒，打仗时带头冲锋，他的爱人许玉庆也丢下吃奶的孩子跟着冲杀，并在战斗中牺牲。但在“红色恐怖”的口号下，海陆丰的若干政策有失当过火之处，面对白军残酷的屠杀，农民武装以牙还牙，也一样大开杀戒。对白区村庄的烧杀报复时有发生，面对强敌围攻采取硬打硬拼，加上背靠大海没有回旋余地，根据地难于坚持，于几年内荡然无存。
导致海陆丰失败原因之一是几次左倾错误的影响。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工农政权，就遭受当时中央、省委领导的批评指责，甚至说海陆丰根据地为知识分子所把持，犯了严重的军事投机错误等等，并按照共产国际“工农化”的要求改组了东江特委和海陆丰两县委，彭湃因此被迫检讨。1930年，在“左”的路线指示下，仅存的红军面向城市集中攻坚，导致损失极大。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央后，更在海、陆、紫、惠等地的党组织内开展了错误的“肃反”，致使大批干部战士被错杀，其中有不少是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挫伤了广大民众的革命热情和对党的信任。
海陆丰人民坚持武装斗争达七年，被屠杀和迫害致死者达三万余人！南粤大地飘荡着一片血雨腥风。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彭湃在上海被曾在海陆丰红四师任团长的叛徒白鑫出卖被捕，30日惨遭杀害。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不改热烈、浪漫、大志凌云的本色，他忍受着酷刑的痛楚，神态自若地在牢墙上龙飞凤舞地挥笔──他不题诗，不写口号，画了一条栩栩如生、一飞冲天的龙！搁下笔，他回头对一同被捕的中央军委军事部长杨殷微笑：“我的乳名叫天泉，海丰的土豪劣绅们叫我天蛇，蛇者龙也，如今我这条龙要归天了。今后在天上翻云播雨，滋润人间，这也不错。你呢，有什么感想？”杨殷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何况我们已把共产主义之道遍播于粤海三江。”
彭湃大义凛然，踢翻了狱卒送来的临刑“送终酒菜”，与杨殷、颜昌颐、邢士贞步出狱门，同狱难友都被感动得痛哭失声，甚至连看守所的职员都为之动容掩面。
罪恶的枪声响了。彭湃的青春热血似乎也化作一条倒海翻江的巨龙，背负着他热爱的多灾多难、风雨如晦的祖国，飞向新的天地。
彭湃只是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无数舍生取义的热血青年中的一个，在那杀人如麻的年月，很多人死得英勇壮烈却无声无息，他的死却掀起滔天巨浪──执刑的刽子手吓疯了，各地群众的抗议风起云涌；而在他被处死前，和他一样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军事负责人周恩来竭力策划营救他，甚至破天荒地将一支地下武装乔装成电影摄影队，准备劫狱和劫法场，当所有措施令人扼腕长叹归于失败后，周恩来终于为他举起复仇之剑，命令以陈赓为首的地下情报人员挖地三尺，追踪到可耻的叛徒白鑫，在其头颅同一部位连击三枪，将其击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