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　艾翔 

  

 

 

 

 　　一些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的走俏，昭示了文学精英性与大众性的暗中结盟。《狼图腾》《藏獒》在文学上的突破，其意义并不比它们在历史与道德领域产生的影响更弱，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模糊了精英文学下顾或是大众文学的上攀的过程，日益呈现出两方面主动的融合。

　　近年来，当一些人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为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孰轻孰重、孰高孰低、孰主孰次而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些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的走俏，却昭示了文学精英性与大众性的暗中结盟。《狼图腾》《藏獒》两部畅销小说就充分展示了两种文学“身份”的纠缠。

　　《狼图腾》每章之前都有摘自《史记》《汉书》《草原帝国》等史学名著的引文，使小说具有厚重的人文性，体现出小说的文人化倾向，读者的人文素养成为跨入文本门槛的前提。《藏獒》则散发着浓郁的藏传佛教的神秘气氛，如七个上阿妈孩子的驱狗咒语“玛哈嘎喇奔森保”、似人似鬼的送鬼人达赤及对饮血王党项罗刹（獒名）的训练、活佛丹增的先知先觉和祈祷咒语，这些都要求较强的艺术感知力和宗教精神体验。青藏地区的生活、信仰的感受缺失成为体察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人兽境遇的障碍。

　　同时两部小说又都含有丰富的大众文学的因素。《狼图腾》的陈阵、杨克是知青，《藏獒》的“父亲”是记者，以平凡的身份游走在世俗之中,消弭了与大众读者的距离。在运用大众偏好方面，二者也有出色的表现：《狼图腾》中无论男女、老幼、蒙汉无一例外有一股原始野性之风——毕利格指挥千军万马杀狼，其子巴图棒击狼牙碎，其媳嘎斯迈奋力拖狼尾出羊圈，其孙巴雅尔只身掏狼窝抓狼崽，知青陈阵、杨克带杀手狗二郎独力围狼穴；《藏獒》包含的内容更加驳杂，除了有蛮性的表现，还有人与狗动物情感的二元对立，李尼玛和梅朵拉姆（皆汉族干部）的恋情，人狗之间的义气，白狮子嘎保森格对子女疼爱到残酷的情感，甚至写了冈日森格和那日的藏獒间的感情，这些内容对读者巨大的吸引力分明显现出作者对市场和大众取向的主动迎合。

　　上述两部作品在细节的编排上一样显示着作者的别有用意。与小说《雪虎》《白鲸》相比，《狼图腾》《藏獒》有更多的惊心动魄的搏杀场面的刻画。陈阵一出场就是在观察狼群狩猎，以后凡有争斗，无论狼群对黄羊、对旱獭、对牛羊马群，还是人类围杀狼群，无不做绘声绘色的描述，其中达到巅峰的描写是巴图和沙茨楞暴风雪夜晚转移马匹途中遭到饥饿狼群突袭的情节。沙茨楞和马被狼群咬伤落在了马队后面，巴图一人先用套马杆敲打，后用马棒击伤了几只狼，但自己也伤痕累累，同时狼的自杀性攻击使狼和马都有不少死伤。作者笔下肆溢着野蛮——狼的野蛮，马的野蛮，自然的野蛮，人的野蛮，甚至字里行间的血腥中隐隐透出作者的杀气与狞笑，因为这里已经抛弃了一切世俗道德；狼丧失了理智自残式地杀戮，马群早已丧失清醒陷入混乱，连巴图也狠毒地击断狼牙——那意味着狼将在最无法忍受的屈辱与饥饿中死去。《藏獒》则津津乐道于野兽之间的撕咬，冈日森格对上阿马群狗、灰色老公獒、嘎保森格、獒王虎头雪獒和饮血王党项罗刹的对决几乎就是小说的大致脉络，同时又加入了獒王捕杀金钱豹、藏马熊和嘎保森格挑衅领地狗藏獒的诸多细节，使整个作品看来就像狗仗的纪录。作者正是将人与动物一同推到生死边缘以激发出心底最原始最血腥的野性。这种叙述产生的客观效果是使人血脉膨胀，引发人们心底沉睡已久的残忍与凶蛮，以实现在现实中受到压抑的人类凶狠甚至顽劣本性的宣泄，可见消费者的快感抒发对作品（大众文学）的重要作用。

　　传统文学理论重视典型人物的刻画，但这种观点近年来不断遭到挑战，而这两部小说堪称传统理论和现代观念的完美结合。从《狼图腾》对机智多谋的毕利格、血气方刚的巴图、豪爽大方的嘎斯迈、官腔官调的包顺贵和心怀全局的乌力吉这样性格鲜活的人物，尤其是对草原蒙古人和道尔基一家为代表的东部蒙古人的性格差异的描写，足以说明作者在塑造形象上的高超功力。但作品中也不乏功能性人物，对这些形象的虚化倒是更像张艺谋作品中的视觉冲击，使草原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更加强烈地表达出来。而这种把一个人群中的某一特性单独提炼并拉伸成另一种人的做法也许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却以多种人群的共同行为指向引起视觉冲击从而强化了作品的主题，并能够以娱乐的心态阅读。另外，虚空的人物躯壳等于在情节中给读者预留了一个座位，读者可以不受身份约束自由地钻进这个躯壳而获得故事的实际参与感，形象地表述着作品娱乐大众的特性。

　　对当下这种动物小说表现出的精英性与大众性相融合的文学现象，只有置于大文学史的视野中，才能深刻理解其发生的缘由。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创作主体、受众群体、创作目的和艺术效果看似各不相同，但仍有其间歇性的互动。一方面，精英文学为了让自己的见解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就必须尽可能地采取为大众所能接受的方式构建作品——因此莎士比亚精致的剧作中有大量粗鄙语，陈独秀以“三大主义”来消除传统文学和大众的屏障；而另一方面，大众文学客观上不占据艺术制高点，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具有权威地位的精英文化包装自己，以提升自己的艺术价值，如《三国演义》《牡丹亭》常引诗壮胆。另外，大众文学亲近精英文学，某种程度上包含着地位认同的意味。《天龙八部》中萧峰内力修为和招式路数皆可独步武林，“丐帮帮主”于其仅是一种责任的象征而对其地位毫无影响，所以在杏子林可以做到干脆卸任。相反，游驹武功出于野路子，后虽偷练少林《易筋经》内力浑厚鲜有人及，但终究由于自己的邪派拳脚与阴谋夺权令江湖唾弃，因此对丐帮帮主之位异常重视。大众文学对精英文学的“招安”，恰似游驹这种凭借外在因素确立自身地位的路数。

　　还要看到，《狼图腾》《藏獒》的出现也是时代影响下的产物。从世界范围内来说，有新近的新小说派理论和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就中国来看，在文学市场化的影响下，《狼图腾》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和一定层次的人文精神，在保证自身境界不下降的前提下，以满足“个人名利和潜意识宣泄的需要”和“市场快感消费的需要”（见张柠《当代中国文学商品化的起源》）为目标，客观上融合了雅俗文学，达到了“艺利双收”的目的。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文学审美精神发生重大变革。根据王一川的观点，不再是某一文化的单一统治格局，而是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存的局面。文学必然会反映出时代文化特点，体现出时代的审美要求和理想，所以《狼图腾》《藏獒》表现出的环保与民族和谐、暴力与欲望、历史反思与人性反思，以及蒙藏两族人民的民族心态和宗教信仰，都是多元格局的注释与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时代文化的多元化正是文学作品艺术风格多样化的根源。高雅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统一，主要迎合的是新兴的中产阶层的文学需求。这一阶层的人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又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也需要繁忙工作之余的休闲，他们不但看《凤凰全球连线》，也看《探索·发现》，还看《铁齿铜牙纪晓岚》；而综合了精英与大众文学因素的《狼图腾》《藏獒》自然更受到他们的青睐。

　　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结合，有其深厚的社会、时代、审美根源。动物小说《狼图腾》《藏獒》在文学上的突破，其意义并不比它们在历史与道德领域产生的影响更弱，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模糊了精英文学下顾或是大众文学的上攀的过程，日益呈现出两方面主动的融合。市场的普遍认同和各界的激烈讨论就足以证明，雅俗共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