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时期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在国内引起的反应仿佛是个三棱镜，折射出不同的面。一面是深谙市场经济之道的商家，拉着媒体赶紧炒作的同时，抓紧推出相关作品的中译本或作家传记等图书，以便发个好利市；另一面是作家和批评家们，暗地里觊觎那份大奖，又明知距希望太遥远，心头说不出的滋味，倒有点类似“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景况，不是说诺奖没啥了不起，就是暗示此奖项的评比也不免有猫腻；第三面是广大读者与公众，听着新闻赶热潮，是否真正下功夫来读获奖文学家的作品，则是另一码事。

　　这不，2007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公布了，得主是88岁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这肯定出乎某些事先爱作预测的人的意料，因为前三四年的颁奖有侧重在欧美以外的各国文学的倾向，像去年获奖的就是国内几乎一无所知的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想不到今年又回归欧美文学。还有一点恐怕也会疑惑:为何选择了如此高龄的一位女作家？须知她是1901年文学奖首次颁布以来年纪最大的一位，以致我们个别媒体竟然语带不敬地称之为“老妪作家”。凡此种种，似乎再度证实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带有所谓的偶然性。

　　但究其实，这不过暴露了我们自己情况不明，最低程度也是对多丽丝·莱辛情况不明。这位英国小说家，当年曾被誉为继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后的最出色的英语女作家，自从31岁那年即1950年出版处女作《青草在歌唱》以来，常年笔耕不辍，相当多产，除小说外，其它各种体裁的作品也写了不少。虽然上世纪90年代后不再见有力作问世，但读者反应依旧不错，好评仍在继续。就在2001年，她赢得了由读者参与、隔年评选一次的戴维·柯亨不列颠英语文学奖，同时当选为皇家文学院的荣誉院士。这分别来自低层与高层的荣誉，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对她创作的雅俗共赏，自然也为她今年赢取诺贝尔文学奖打下了基础。

　　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作品本身。拿多丽丝·莱辛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已译介过来的《金色笔记》(1962年问世，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0年推出)为例，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刻意创新，思想内容上也有抱负与追求。小说1972年版的“前言”，曾申明她有意填补英国文学的空缺，因为英国缺乏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全面描写“时代的精神和道德的气候”的巨著。《金色笔记》的确也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的。虽然在社会生活的壮阔画面的描绘上，小说尚略逊一筹，但对20世纪50年代英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面貌的刻划，通过女作家本人独特的体验，还是相当忠实和丰富，具有时代的特征，其中心词便是一个“乱”(chaos)。所表征的不仅是这一特定时期外部世界的混乱(包括东西方的扩军备战及冷战和热战、麦卡锡主义的横行、斯大林主义的遭清算与英国左翼政党的解体等)，还有由此而导致的西方精神与心灵世界的混乱。与此相应，小说的形式也存心作“乱”，把一个自嘲为“自由女性”的女主人公安娜·沃尔夫的故事拆分成五个部分，再和她平时书写与整理材料的五个黑、红、黄、蓝、金不同颜色封皮的笔记本穿插在一起。

　　应该肯定这是莱辛对现代小说的开拓，不仅仅尝试形式的革新，也应和着时代的潮流；不仅仅再现主体意识的流动，也注重描写从中反映出来的外在环境的变更。这是她的现代派小说实验的一大特点，也是重大发展。这点如果与她的前辈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相比较，会看得更清楚。这样做，也就克服了某些现代主义小说家专注艺术技巧的探索而忽略社会生活的偏差。更难能可贵的是，小说通过安娜表明，尽管短时期内不可能克服困境重重的心理病症或所谓“意志麻痹症”，但仍应坚信，人要有信仰，也会形成信仰，并以此劝导年轻的一代。换言之，世界的内与外可能一直混乱，但依旧要为改变混乱状态而努力。

　　即此一部小说便可见，莱辛的创作成就，完全当得起诺贝尔文学奖提倡的理想主义，也当得起授奖辞所称的“女性体验的史诗诗人”(epicist　of　the　female　experience　)。她表现女性的体验，同时也反映时代。但不知道为何一到我们的中文翻译手里，这个评语就变成了“关注女性经验的叙事诗人”，俨然摇身一变为关心女性话题的写实叙事作家了。

　　显然，我们满可以毫不在乎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谁和不颁给谁，却不能不在乎文学应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可能体现在获奖的作家身上，也可能体现在不获奖的作家身上(托尔斯泰和司汤达就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但获奖无疑是对历史性贡献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有可能湮没在遗忘之河中的优秀作家与诗人的一种铭记。所以，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布，不应当单纯把它视为一条新闻或一个商机，相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契机或一个参照，用以反思与自省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谁都清楚，由于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中国当代文学正在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夹击下，一点点流失掉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