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明
读《夜郎情觞》,令我联想到两位作家:德国19世纪的小说家特奥多尔·施笃姆(Theodor Storm,1817—1888)和中国现代作家孙犁。施笃姆无疑是自五四以来最受喜爱、最富影响力的欧洲作家之一。他面向人生现实,无意于追逐颇能造成社会震撼的宏大叙事,力图从平凡事物中开掘出诗意。事实上,纵然在极其贫乏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诗意的因素或讯息。一个富于诗情的作家,不应只将注意力限制和集中于历史大叙事上,他(她)应该也可以从远离闹市的民间世俗事象中开拓出属于自己的诗意语境。孙犁小说皆为诗化小说,他着力追求的是诗一般的意境。他不正面地叙述反法西斯战争的恢宏惨烈,而采取武事文说的叙事策略,以白洋淀明媚风光作背景,用飘飞的芦花、如雪的苇絮、粉红的荷花箭以及荷花叶的幽香,衬托出女主人公对浴血奋战的男人的一往深情,点染她们对新生活的神往和昂扬乐观精神。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抒情诗韵致,使他的小说文本成为风格独具的诗美小说。
西篱的行文风格与上述两位作家极其相似。西篱的写作理性地行走于诗意的轨道,创作出烙印着她的名字的系列作品,《夜郎情觞》,与她以往的小说、散文、诗歌在精神气韵上可说是一脉相承。它规避了时代、社会的重大事件,所再现的生活相对沉静,深入少数民族文明,即使对现代生活、都市人事有所涉及,但也与典型的现代都市生活拉开了距离,主要以刻绘当代人情感心灵的博弈与挣扎为主。所以,就“写什么”而言,西篱小说虽不予人以震撼和惊魂之慨,但在局部上却不乏刻画世道人心嬗变的深刻。尤可表征作家艺术个性的是,西篱在写作上刻意求工,挥洒诗才(这与她原本是一位女诗人不无干系),因此她的长篇小说富有不俗的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西篱将自己擅长写抒情诗、抒情散文的功夫用于写作长篇小说,酷似前苏联植物学家米丘林,有意将诗与小说、散文与小说多种文体进行有机嫁接,博取诗与散文之长,令其作品呈现出来的美学风貌独树一帜而卓尔不群。西篱在诗意小说方面的探索与试验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她《东方极限主义或皮鞋尖尖》是诗意的,《造梦女人》更是如一气呵成的巨幅诗篇,一部部长篇小说实绩,向世人展示她在文学写作上的创新精神。
《夜郎情觞》弥漫着一种生命的狂欢氛围,它向人们述说的是一种有品位有尊严的生活,它所表现的人性有着自然流淌的特征。这种吟唱阐释着我们生活应该有的本质内容,人性里面所应该蕴含的各个要素,并向我们呈现一个由尊严支撑着的躯体。在这个因为物欲飞流而使人变得更加惶惑不安的时代,上升的歌声具有特别的意义。作品营造出宁静、圣洁的人文环境,娓娓的歌唱挟带人生与之俱来的美好愿望,并对入世作透明解读。西篱小说的狂欢境界既是她自己醉倒文字世界的表白,又折射出她精神世界的丰盈。灵魂出窍如痴似醉的个体往往达到了惊人的宁静,这种宁静发布梦寐的尊严。我仿佛在读一部巨型长篇叙事诗。但无论诗的品格、意蕴、情怀是多么饱满,它仍然是一部小说,其中寄托着作家深远的美学追求。西篱的文本世界并不复杂。书中执拗追求的精神和时代精神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和作家自我有关。事实上,正如西篱自己所说,小说的精神不会一味去顺应时代精神,它所做的努力是发现和追踪生活的发展、心理的本质、存在的意义等等(《文化参考报》2003年10月“西篱访谈”)。这部小说对云贵高原民族各种人物隐秘的高度敏感和细腻叙述、对日常气氛的紧张捕捉和热烈渲染到位而新鲜,既具有浓厚的古典主义精神又有着鲜明和现代性。在这方面,西篱充分展现了她的个性偏好和价值观念。现代人越来越完全彻底地以自己的行为汇入大众行为,把自己的生命和梦想托付给都市这个庞然大物。都市生活正在变为社会功能,时代精神成为旋涡,个人生活越来越微不足道,生活本身成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的汇总。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人们更多的是一种无所适从感。与此同时,人们的情感归宿问题也就呈现出新的特征:现代型、传统型、现代与传统交叉型、既非现代又远离传统的“另类情感”型。正在进行现代转换的中国人无法回避这一现代困境,西篱的小说成功关键即在于此。
《夜郎情觞》以女性艺术家特有的诗意笔触,探究和诘问着当下语境中人性的变异与人的异化过程。布依女儿阿哈如月亮带来的天赐,似蓝色的水晶照亮人间。她的歌声如同天籁,将我们的灵魂带去远方。这种以美的化身来抵抗现实的丑恶污浊的写作,让我联想到了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作家作品。西篱对云贵高原民族的情感生活的描摹是细腻的,她以专章的形式,分别抒写民族意识、人的意识的觉醒、现代男女的各种各样的凄美人生,就其对各色人物的生理、心理、欲望的多角度勾画而言,《夜郎情觞》称得上是一幅欲望的心电图;而从其所揭示的人性状态来看,这又是一卷民族文明融和的雅歌。这是一本细腻的女人书,也是一本喁喁独语的21世纪《边城》。在西篱的《东方极限主义或皮鞋尖尖》中,作为一个绵延数千年的话题,性在当下既呈现出驳杂的色泽,更展示出其前所未有的冲突性场景,现代性爱不仅构成了一场有关男女生理的、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立体战争,它还内在地传达出一种古典主义与现代性的既融合又冲突,从而使男女之性成为“被压抑的现代性”的一个有效表征。一个世纪前,德国现代学家舍勒就曾精辟指出:现代性,一言以蔽之,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通俗地讲,就是感性冲击理性,欲望质疑道德。显然,作者所身处的现实不容乐观,她所赖以栖身的广州是个典型的大都市。大都市的喧嚣与浮躁、挣扎与倾轧,欲望与流俗,重利与轻义,迫使西篱将审美视野转向云贵高原那虚拟世界和艺术梦境,欲藉此寻求人类的终极价值和关怀。有梦的人是幸福的,会造梦的人是睿智的。这梦既指人生之梦,也包括艺术之梦。从这个意义上讲,《夜郎情觞》是西篱为我们的人生理想构建的又一个艺术之梦。西篱是善于造梦的,《东方极限主义与皮鞋尖尖》就造了一个古典主义的情爱之梦。如果将两部长篇联系起来读,在两部美学范式略同表现内容各异的文本里,西篱所营造的梦都表现为一种现实的升华、理想的寓言,一曲古典宁静的现代神话。作者曾引用弗洛姆的话,认为爱情是这样“一种生产形式”,它“创造出一个人与他人、与自己的某种联系。它意味着责任、关心、尊敬和了解以及希望别人成长和发展的意愿,它在双方的完整性的条件下表现了两个人的亲密关系”。这样的语境当然是理性而圆满的。这样的语象世界以及精神向度对于我们陌生,它是属于西篱个人的。从这个角度说,《夜郎情觞》是女性所写的关于人类之梦的书,它不仅仅是写给女人看的,它也是在对男人世界发言,尤其是那些时常对现代文明感到困惑的男人们。西篱是位乐于梦想的诗人。她的诗几乎无一不与梦想有关,梦幻般的歌唱覆盖了写作中的西篱。关于梦想,她的《造梦女人》就明确告诉人们梦想在人类精神中无可替代的位置。弗洛伊德认为梦的目的是满足愿望,荣格认为,梦是个人人格整合的形式,梦是启迪,是人潜意识在努力使整个心灵更趋合谐合理。梦想是人类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当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际,古老东方接受工业文明的改造,公众信仰顿失,公众精神秩序陷入一片浑沌。寻找自己心中的“神”,书写自己的理想生活,寻找精神世界的宁静支撑,并对未来做出大胆的观望,这便是诗的本质所在。爱默生说:“当初在上帝手中,这世界是柔软易塑的。现在和将来亦是如此,可以任由我们改造。”是的,我们的世界完全可以由意识改变。西篱的小说之梦,朝着人类可能发生的明天奔走,人性的善良、自由、丰盈充满在她的小说中,她诉说着梦想的可能,是一次次有希望抵达温暖境地的有根基的泅渡。这只充盈着艺术宗教精神的漂流瓶徜徉于世俗生活的边缘,同时也是对理想生活的高远追问。因此,西篱交出的是思想诡秘甚至充满游离色彩的个体,而我们获得的是向日葵盛放的空旷腹地。
《夜郎情觞》的魅力所在,除了小说所精心构建的云贵高原少数民族事象,再就是美妙无比的诗美语言。作者曾说过,“人以语言为主。我所有的美、神秘的喜悦和发现,皆以它蓄存,又以它呈现。”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说:西篱是一位离开语言便无法生存的女人。虽然她有时保持着一种主题隽永的缄默形象,而在心田之上始终用语言建构着她的艺术之塔。在西篱小说中,隐含着女性气质的纤细美,读之令人沉静与爽神,它有如汩汩不涸的清泉,又如同来自云贵高原的神秘天籁。书中那种对异地民风民俗民魂的刻画与书写,是一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个性化写作,是非西篱这样的诗人作家而不能表现的富于诗美魅力的一片朴淳幽美的风景。西篱认为语言是一种性灵的创造,是自然、自由和智慧的。在她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人类普世情感的涌动,甚至可以触摸到其中所蕴藏的带有独特地域特征的民俗之美、人性之美。跟随着西篱小说的脚步,阅历一个个字符,触摸到作品的精魂,并进入其意义的深处。小说所氤氲的那种使人的精神不死的东西,是《夜郎情觞》的艺术张力所在。我曾经读过作者的其它不同体裁的大量文本,以这些文本作参照,就更易于发现这部《夜郎情觞》的意义和价值。觞者,酒杯也。情与酒相融,便有了诗美的形态,便有了酒神精神。西篱的长篇表征着情的极致,爱的极致,美的极致。颜如卿是个飘浮的影子,他由幻像而生,随幻像漂泊,最后追随幻像而去。阿哈诞生在纤尘不染的夜郎高原,她是极致的美,是花朵和音乐。离开高原进入都市的她也变得脆弱,但在她柔美的身体内,有着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赖以扭转自己的命运,这力量或许来自于她的祖先夜郎王,或许是智慧又坚韧的布依族所赋予。王鹰乃是一只孤独的鹰,他因为音乐而流浪,携带着他的艺术理想,默默地走入人群又走出人群。他永远在人们期待的地方出现,而且永远高于世俗。他是纯粹的艺术家、梦想者,他的音乐激情可以穿越时空,在人类历史文明的星空留下自己的光芒。作家笔下那神秘恬静的高原是令人神往的伊甸园,作品所着力表现的那个坚忍不拔的民族是她心目中的图腾,它自然而然地引发了我们对人生、人情、人性以及生命、价值、意义的思考。
荷尔德林、海德格尔曾经发出“诗人何为” 的追问,这是被二战后和后工业时代的反神性权力语境所挤压和摧折下所发出的声音。雪莱给诗的定义是:“生命的形象表达在永恒的真理中的是诗。”又说:“诗是最美最善的思想在最善最美的时刻。”在这个诗歌已然沉寂的年代,西篱不仅坚持写诗,更透过小说叩问诗歌的本质意义。这是弥足珍贵的。作为一个有着音乐、绘画等多方面素养、对社会学有一定研究、已经写作出版多部诗文集的诗人作家,西篱小说《夜郎情觞》交织着女性的细腻温婉、独特奇异的民俗生活资源、浓厚的诗美氛围。她将抒情与叙事融会,将诗文的感性含蓄和社会学的理性分析紧密胶结,着力塑造阿哈、王鹰、颜如卿等系列形象个性。尽管小说在叙事逻辑上有时不免省略、跳跃甚至突兀,但其内在的情感逻辑却是有机的,呈现着古人所说的“草蛇灰线”的技术策略。这是一种散文诗式的个性化文本,是一部兼具古典和谐美与现代开放形态的长篇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