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 王晖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当下报告文学的社会语境。在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千百年一遇的转折时期，报告文学本应大有可为。但目前报告文学的状态未尽人意，一是回避矛盾的准官样文章、笔墨与金钱的交易文章正日渐摧毁着报告文学在受众内心树立的良好形象；二是艺术革命意识衰竭，报告文学的整体水平未能取得重大突破。
报告文学的审美之维，我的理解就是，对现实性的最大限度的把握，不是经由非艺术的直接宣泄，而是通过遵循着其基本艺术规范的生动可感的文体形式表现出来。
一
从中国报告文学历经近百年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每一次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造就了这一文体的辉煌。上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报告文学获得了它的第一次辉煌亮相。时隔半个世纪，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振兴中华的民族复兴之历史关头，报告文学又一次登上了辉煌的高峰。现在，又一个转折时期到来了。这样一个时期的来临大致是以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标志的。这使得自1992年以来中国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提出而导致的社会转型出现了阶段性变化——即由单纯追求GDP的西式物本主义转变为追求和谐小康绿色的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的人本主义。在这样一个时期，报告文学显示出与其在过去几个转折时期的明显不同。中国在经济持续增长和综合国力空前强大中的和平崛起是当下报告文学的社会语境。在这样一个生机与危机并存的千百年一遇的转折时期，报告文学本应大有可为。但目前报告文学的状态未尽人意，甚至出现危机，其主要表现在“内”和“外”两个方面：一是除却少数作家的坚守，大多数报告文学对关乎民生和民权的现实重大问题表现出漠视、盲视，以至失语，回避矛盾的准官样文章、笔墨与金钱的交易文章正日渐摧毁着报告文学在受众内心树立的良好形象；第二，艺术革命的意识衰竭，报告文学的整体水平未能取得重大突破。这其实是一个文体由内到外所显示出来的症候。前者关乎报告文学的内力，后者则关乎报告文学的魅力。那么，报告文学该如何消解这些症候？怎样在近百年发展的基础上呈现新的文体革命，焕发新的文体生机，进而创造第三次辉煌？这无疑是一个必须面对和亟需回答的问题。
二
美籍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力马尔库塞在他的《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所引马尔库塞语均出自该书）一书提出：“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文学并不是因为它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文学的革命性，只有在文学关心它自身的问题，只有把它的内容转化成为形式时，才是富有意义的。因此，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在这里，马尔库塞十分强调艺术作品的审美形式，这是因为作品的内容必须通过其形式表现出来，“有了审美形式，艺术作品就摆脱了现实的无尽的过程，获得了它本身的意味和真理。”这就是艺术的审美法则，即它的审美之维。在当下报告文学形态严峻之时，特别是在其艺术革新或曰创新意识衰竭之时，马尔库塞的这些理念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报告文学这样一种具有强烈内涵主导性和跨文体性的文体来说，一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强调其与生俱来的内力。转折时期报告文学在其内力的积聚上应突显这样三个主体概念，这就是“民本”、“和谐”与“小康”。民本，即以人为本。报告文学应以自身文体内力中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强势因素，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关注“民本”问题，将对当代“人”的关注不再仅仅局限于底层与弱势，而是聚焦全体各阶层中国人的身心，并通过发现、反思与批判，揭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对当代中国人因欲望的无限伸张所导致的对畸形幸福感的理解和追寻，以形象化的姿态引领社会由“物本位”转向“人本位”。和谐，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等三个层面关系的动态平衡。这是一个综合指数，是转折时期“社会价值理念、社会价值目标的核心和灵魂”（徐景安：《新转折亟待达成的几个新共识》，《南方周末》2007年10月11日）。报告文学应积极回应这一时代主题，大力弘扬之，并通过对现实中不和谐之人、事、问题的揭示，表达祈望和谐的声音。小康，即体现为全面小康指数的“人对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满足度，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度”（徐景安：《新转折亟待达成的几个新共识》）。我称之为“追求幸福指数”。报告文学可以为这一代表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调整，并体现“民本”、“和谐”的最高理想的实现进程做出全方位的解读，以正义的姿态勇于直面现实中与这一理想相悖的各种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则是要突显其魅力所在，这就是以过人的胆魄进行艺术革命，使报告文学实现新的审美跨越，从而打破迷局和僵局，催生报告文学新的复兴和辉煌。在此，我将以转折时期报告文学中具有较强审美形式意义的一些代表性文本为个案，在强调其砥砺现实的锋芒的同时，分析它们在艺术传达和审美表现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创造的可贵性与可能性。
在人物型文本中，我以为何建明的《永远的红树林》值得一荐。这篇记录青年经济学者梁言顺博士从事“低代价经济增长”研究的作品，深切地应和着“科学发展观”的时代主题，其人物描述的视角和方式颇具当年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对陈景润表现的韵味，它通过书写一个人和他的理论，展示经济增长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其现实意义不亚于破解“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性的数学理论难题。难能可贵的是，擅长于长篇大论的何建明仅用一万两千多字（相当于《哥德巴赫猜想》字数的一半）就将人物的个性简洁有力、生动传神地活画出来，这不仅是作者对自我的超越，在长风日盛的报告文学界，此举也如清风拂面，令人为之一爽。我还特别感慨于作者哲理性思考的进一步深化，我把这看作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逐渐成熟起来的标志。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中所再现的陈晓兰，也是当下报告文学中难得的生动形象。在简洁、准确并且极富情感性语言的表达中，一个性格坚定、正直善良、疾恶如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反医疗腐败的“白衣天使”卓然挺立。这个堂·吉诃德式充满理想主义形象的成功来自于作者对于医生职业道德底线的清晰认知，而并非对人物思想境界的无限制拔高。主人公反假冒医疗器械的原委其实只是来自于其母亲的一个遗嘱——“你是医生，患者不懂，你懂，你要保护他们的权利。”而这其实正是医生道德的最为根本的内涵。由此，人物的真实性、亲和度以及感染力就随着文字的展开愈加突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作已经成为转折时期最具震撼力并契合着报告文学审美之维的难得的力作之一，其于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拔取头筹也实为众望所归。
杨黎光的《惊天铁案》、刘继明的《梦之坝》、魏荣汉和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可以说是转折时期事件型文本的重要收获。在《惊天铁案》中，作者多次强调其写作的原则。他说：“我在报告文学写作中，有一个原则，即尽可能地多得到第一手资料，尽可能地到每一个事件的第一现场，以真切的、新鲜的、具体的、亲手采摘到的素材，使作品真实准确。因此，尽管关于张子强的材料非常多，张子强团伙的案卷、供词、旁证材料我看得非常多，很充分，但我仍然坚持要到香港实地采访。”这番话其实正抓住了报告文学审美形式的要害与精髓，在作品中它得到了深入的贯彻与强化。具体表现为，第一，注重田野调查，即对事件的发生或人物活动的现场做亲历亲为的考察，以获得现场感和真实性；第二，叙述事件过程、记录人物对话以当事人的口述或口供为依据，不做任意叙述，即使叙述以第三人称出现，也是对人物口述或口供的转述；第三，除去叙述者在讲述中使用的用以解析、抒发或连接情节、人物活动的文字外，对人物的心理描述和肖像、行动描述大多通过观看录像或现场直击进行，不作以主观想像为核心的虚构性表现或加入众多形容词的过分渲染；第四，通过对案卷的详细研读和对事发现场的深入考证，纠正了以讹传讹的传媒报道或社会流言，在证伪和甄别中显示出真实的力量。而恪守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和写作原则，并没有降低《惊天铁案》的可读性或减弱了它的艺术性。相反，杨黎光充分发挥其长于小说技法的优势，在作品中运用小说的结构方式和悬念手法，将“铁案”的复杂性和惊险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刘继明在《梦之坝》中以51万字的超长篇幅为我们展示出三峡工程在近百年的时空里由伟人梦想化作现实存在的宏大纪实。作者将有关三峡大坝的梦想、论证与论争、生态与战争威胁考证、移民和工程建设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联袂推出，于张弛有度、详略分明、知感交融之中，演绎成对“梦之坝”的全景叙述。可以说，它是目前报告文学界诠释三峡工程的最完全读本。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实现了作者预期，即“具备一种整体性的思辩力量、较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浓郁的人文地理色彩；在对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事件（人物）的把握上，尽量回避那种通俗故事式的表达，而更应该注重言说方式和思想意义上的彰显。”
我很欣赏《昂贵的选票》这一文本从容客观的叙述风格、基于事实的个性化的理性分析与独立思想，特别是以“选村官”之一斑，窥乡村选举文化建设乃至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之全豹的恢弘气象。连载该文的《报告文学》杂志在“编者按”里说：“作为报告文学，其主题建构的丰富与深刻，思想表达的理性与独立，文本叙述的内敛与流畅，近期来难得一见。作品所描述的事件，曾被众多国内主流媒体以‘荒诞’‘恶劣’的定性沸沸扬扬地炒作过……作者作为一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考察者和亲身参与者，没有为强势媒体的倾向所左右，以求真去伪的科学态度努力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替无语的事件主人道出内心的真实。”对复杂人性的描摹与分析是这篇作品的又一成功之处。它让我再度想起报告文学作为“深度报道”的职责。
三
在事件型报告文学中，除当下叙述外，还有一类是对于比较久远但与现实仍然保持着带有某种因果联系事件的追述，譬如王树增的《长征》、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和赵瑜等的《革命百里洲》。王树增的《长征》我认为是转折时期全景式报告文学的上乘之作。关于“长征”写实性叙述，应该说在当下是一个难题。我的意思是，它已经被斯诺的《西行漫记》、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演绎过许多次，但王树增仍然让我们眼前一亮——他的关于“长征”的再叙述充满了艺术气息，悬念、结构、语言、诗意，都显得自然、贴切、简洁，大气磅礴。我觉得这与作者的写作理念和艺术才华有关。他没有拘泥于长征的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惯用表述，而是将其提升至人类精神财富的高度来重述，这当然就会意高一筹。长征的故事，被不同的追述者、记录者在不同时域和境域下展示出来。但同时我也感到，在文学领域、具体到报告文学范围，题材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对重要题材的反复深入的开掘甚至进行深度的拓展也是至为关键的。比如对唐山大地震这个令当代中国人永远心痛的天灾事件，在唐山地震30年之际就有了另一角度的很好的表达，这就是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它的副标题“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刚好表明其叙说的维度，它与20年前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形成互补，后者无疑是全景描述的典范，而前者却主要涉及对当年地震漏报真相的揭露，角度虽窄，但挖掘颇深。作者张庆洲并不是报告文学界的明星，但我以为他的文体感觉和艺术传达并不在当红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下，他在书写中所表现出来的文风气质令人有久违之感，比如老到洗练的文字、深情而恰到好处的抒发、人物形象勾勒的简明生动，以及建立在访谈口述和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强烈的纪实性等等。甚至可以这样说，这部《唐山警示录》，完全能够与《唐山大地震》一道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对中国当代史重大事件的杰出表达。
赵瑜与胡世全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为我们讲述的是一段沉甸甸的百年农民革命奋斗史、农村社会变迁史和农耕文化的兴衰史。它在形式上所借用的传统章回传奇小说的语言与结构，给予报告文学文体以新的启示。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承继并且发展了作者在《强国梦》《兵败汉城》和《马家军调查》等“中国体育三部曲”中所显示出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的叙事立场，采取一种超功利的社会与人类关怀的价值取向，由一个地域近百年来所发生的以水患为主的自然灾害为切入点，生发至对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方位考察，在这中间，农民、农村和农业等“三农”问题是其核心，在历史与现实的坐标系上，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命运多艰的生存状态图跃然而出。将一个抗洪题材深化为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关照，无疑是作者力图超越浮浅时尚主题的一招妙棋。这部作品还以它历经五载的田野调查所形成的系统历史文献和鲜活的现实资讯，实现了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史志性报告文学”内涵的刷新与超越。
四
上述所列举的典型文本个案，尽管创作者的身份不一，叙述的角度不一，但它们在恪守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进而在构筑报告文学的审美之维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报告文学的审美之维，我的理解就是，对现实性的最大限度的把握，不是经由非艺术的直接宣泄，而是通过遵循着其基本艺术规范的生动可感的文体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个案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其所具有的敏锐的报告文学文体形式意识、艺术感受力和传达力，将对于现实的直击或对于与现实密切勾连的较为久远人事融入进文体复合的审美形式中，进而彰显自身魅力。它们突显的个性不同——或为视角或为语言或为结构，这对于可以运用非虚构性话语表达作者意念和理念之优势的报告文学来说更显珍贵。也就是说，报告文学具有内容上切近现实、表现重大题材、进行宏大叙事的天然优势，但这种优势只有当它转变成可为可感的形式因素时才是最为有效的。这仍然如马尔库塞所言：“一件艺术作品的真诚或真实与否，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容（即是否‘正确地’表现了社会环境），也不取决于它的纯粹形式，而是取决于它业已成为形式的内容。”在这种情形下，报告文学的审美效应才能获得最大化。而在传播日渐加速、传媒日渐多样、可持续观念日渐深入、民本意识日渐突显的转折时期，报告文学惟有更加注重强化自身的审美之维，才有可能立足当下文坛，进行艺术革命，创造第三次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