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 刘茂华
2007年11月1日至4日，由中国新文学学会、江南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的中国新文学学会23届年会暨“底层创作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太湖之滨——江苏无锡召开。来自海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80余名专家学者，就底层创作与和谐社会、底层文学的历史审视、底层创作理论、作家言说的身份会与底层社会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大会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张永健教授主持。
底层创作与社会和谐
底层创作与社会和谐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题，也是在文学界已引起广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首先从点明底层创作的历史文化语境入手，他指出，十七大特别提出要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解决当前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使广大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最终实现中央确定的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港文学研究所古远清就香港儿童文学家周蜜蜜的创作，说明了台港文学中无“底层写作”这一概念，但有底层写作的实践。这也揭示了“底层创作与社会和谐”在海内外共存的现象。河南师范大学平原从两性关系的独特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他提出，底层文学作品描写青年女性走进城市后的苦难生活，两性之间在权利、金钱与身体的交换中的种种状况，显示了社会现实的部分实际状况，也流露出男权意识的印记。注重文学的精神引领作用，正视两性间的互助与互依的关系是构建两性和谐的真谛，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怀化学院中文系谭伟平以沈从文为例，说明底层文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认识价值，“乡村想像”不仅是沈从文等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寄托，也可视为现代中国的一个缩影。他们对于乡村进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对于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照认识价值。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何轩从一个新兴的诗歌群体来看问题，他提出，打工诗歌，作为打工诗人的精神升华以及打工群体的精神快餐，在表达底层诉求、维系底层和谐上发挥着相当的文化功用。打工诗人通过打工诗歌的书写活动，舒缓、稀释和转移了打工的痛苦、紧张和愤懑。打工群体通过打工诗歌的阅读，以打工文化审美的方式超越了打工的现实世界。“打工诗歌”以关注打工者为中心的社会问题而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调节功用。“打工诗歌”在社会各阶层的传播和阐释，可以调节社会文化心理的平衡，从而调节社会关系的和谐平衡。
底层文学创作特点的历史审视
底层创作到底具有哪些特点？应当如何运用历史的眼光进行审视？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武汉大学中文系樊星认为，关注底层的作品，其实大多是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批判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之所以强盛不衰，就因为针砭时弊、抨击黑暗、为民请命、同情弱者、伸张正义。如何在保持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充分吸纳现代派文艺、后现代派文艺的成功经验，促成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派、后现代派的融合，就成了追求文学的“当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卫中提出“后悲剧时代的悲剧”的观点，他认为，在当下文学的各种题材中，底层写作最触目的特点就是这个题材中一直有很多悲惨的故事和很多人物反抗命运的悲壮故事。悲剧性是新世纪底层小说最重要的美学品格之一，一个底层作家对悲剧的理解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表达效果。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逐渐步入消费时代，在文化上也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这样一个所谓“后悲剧”时代，底层小说中的悲剧书写也显示了许多新的特点——价值系统的失衡与表义上的不连贯、悲喜剧因素的混杂，以及时尚因素的渗透和影响等。如何对底层创作做再思考，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杨彬认为，随着底层写作的深入，一批作家不再仅仅展示底层生活的苦难，而是在描写他们苦难生活的过程中，充满人文关怀，表现他们的生命尊严，对每一个个体都用人道主义的情怀去展示他们在苦难中善良的、高贵的灵魂。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徐肖楠却认为，底层文学是在市场中国难以推陈出新的文学价值圈中产生的，它是市场中国诗性动力遇到困境的表现，它只不过是一波波市场中国不断表演的文学现象的一种，本质上与其之前的其它文学潮流没有什么不同。它的根本之处是靠题材推动，缺乏诗性动力。如今底层文学已经走上一个高位，到现在，还没有产生让我们震撼和思考的作品，而只是触目惊心和古旧乖僻。
文化的误区与理论的缺失
湖北大学文学院蔚蓝指出，在相关“底层文学”的各种讨论降温之后，有很多问题值得再思考。实际上关于“底层”、“底层文学”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有的明显是为研究而研究，反而在话语上把它刻意复杂化了。有关“底层文学”的研究与探讨，并没有对创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有关“底层文学”的探讨和思考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但理论争论已到拐点，最终仍是要回到具体的文本研究中。江南大学文学院肖向东认为，目前的底层创作还需要从单纯的感性创作中提炼出有自身理论价值的创作思想。因为当今的“底层”是社会变革和市场经济浪潮中裂变而出的阶层，他们不再是单一身份的农民或下岗的工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是经济转型期多种多样产业中的谋生者，也有不少是在经济激烈竞争中的失意者，还有的正在以不同的人生苦斗方式向中层或高层冲击。贫富的悬殊和差异，身份的频繁变换与命运的浮沉升降，使其人生观与价值观处于不断的调整与变化之中，尤其在当下“和谐社会”的创建中，对底层现实人生的关怀与反映底层阶层情感的声音，在“底层社会”与“上流生活”之间建立起精神沟通的桥梁，在新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语境下建构起“底层者”的人格精神，当是底层创作的重要文化使命。
底层叙事与作家身份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中文系张喜田提出，苦难叙事是底层想像的一个基本特质，这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与社会责任，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底层”的误读，因为这种苦难叙事与现实中的底层生活形成一种“想像” 与“经验”的背离。此种“背离”源于知识分子过于庞大的人道情怀、固执的城乡对立观及对社会新阶层的成见。与此相反，江南大学文学院刘莉以史铁生为例说明作家“生存的底层与精神的高扬”。生活于生命底层的作家史铁生，其创作中的宗教精神是一种“真正的宗教精神”，他在宿命的写作中用“过程美学”和“爱的信仰”照亮人类的苦难和黑暗，其作品中的精神追问深化了苦难的主题，自救并救人，以高蹈的精神之光带给今日文坛炙手可热的“底层写作”许多启示。嘉兴学院文法学院中文系万国庆指出，今天作家们笔下的“底层”，往往是已经城市化了的作家们想像中的“他者”。他们在企图为底层代言之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对底层的同情与悲悯，对社会不公的悲愤与控诉，无不建立在具有优越感的“城市人”或“文明人”基点上。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马小敏认为，底层文学中的许多作品就是这样按照流行的市场元素进行配置、打造成合乎大众口味的消费性文化产品。所谓“关注底层”变味成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体为自己脸上涂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挥洒廉价同情的作料，许多底层叙述只是一场拙劣的底层秀。底层创作与社会和谐本身拥有丰富的内涵，也是一个正在继续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骏涛指出，关注底层创作问题，实际上是倡导知识分子视点向下的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它还有许多个层面的问题需要加以辨析。例如，“底层创作”本身，就有“写底层”和“底层写”这样两个层面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当中又有“写什么”、“怎样写”以及写得深浅和艺术水准的高低等等方面的问题；还有，讨论底层和底层创作问题，要防止题材决定论，走极端，不要把是不是写底层作为衡量作品的价值尺度，等等。
在会上发言的专家学者还有朱东霖、王万生、徐文海、熊元义、王海燕、陆卓宁、张泽勇、杨虹、庞守英、冒建华、战瑞清。会议期间增选了丁一、张卫中等人为学会副会长。会间，丁一作了题为《商品经济与传统文化》的讲座。台湾大海洋诗社一行十余人参加了大会。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