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 王泉根
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批评，针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创作现象，及时地、积极地作出了自己的观察与评价。
宏观批评
宏观批评力图整体地把握当今儿童文学在社会变革、传媒多元与文化冲突中的创作思潮、创作现象与重大文学事件，阐明当下创作的总体特征和精神走向，提出存在的问题与未来愿景，试图通过把脉支招，激励士气，引导创作的发展。新世纪儿童文学宏观批评的重要文章有：束沛德《新景观、大趋势——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扫描》、金炳华《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文学环境，进一步发展繁荣儿童文学事业——在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朱自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方卫平《论儿童文学先锋作家的创作心理轨迹》、韩进《建设原创儿童文学的和谐生态》、张锦贻《新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吴其南《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形象》、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性跨越》《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新亮点》、汤素兰《中国儿童文学现状审视》等。此外，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2001-2006年各卷《中国儿童文学年鉴》，所特约撰写的年度儿童文学创作、评论、出版综述，就本年度的儿童文学相关现象，从宏观立论，作出全面系统的批评与探究，为研究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重要参照。
新世纪以来召开的多次重要儿童文学会议及其公开出版的论文集，更是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地考察探讨当下儿童文学现象，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富有深度的观点。这方面的重要论文集有：200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论文选集《当代儿童文学的精神指向》，54篇论文围绕此届大会“和平、发展与21世纪儿童文学”的主题，就本国、本地区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儿童生存现状与儿童文学，战争、和平与儿童文学，生态环境与儿童文学，传媒出版与儿童文学以及各国儿童文学交流等具体论题，展开了深入探讨。2004年10月在深圳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论文集《光荣与使命》，与会代表就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以后五年间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现状、发展趋势及前景，特别是如何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充分发挥儿童文学在未成年人精神生命健康成长中的作用，发表了重要意见与观点。2005年5月在青岛召开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现状和发展趋势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儿童文学的走向》，与会代表的38篇论文，涉及到儿童文学的原创生产、文化意识、本土风格、幽默儿童文学、成长电影、图画书、动漫产业、商业化趋势中儿童文学的建设等一系列当下儿童文学的热点、焦点问题，有力地促进了新世纪的儿童文学批评。
关于儿童文学的宏观批评，我们还应提到《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五人谈观点鲜明，对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作了梳理与辨析，对谈中不时出现的思想火花尤其是渴望新世纪儿童文学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的那一种焦虑感及儿童文学工作者的社会担当意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低龄化写作”批评
“低龄化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媒体对此称谓不一，或称“少年写作”、“神童写作”、“青春写作”、“80后”、“90后写作”等。低龄化写作很难纳入儿童文学范畴，但由于是少年儿童的写作现象，因而自然会影响到儿童文学。这方面的重要文章有：苏叔阳《关于“少年作家”的几点议论》、徐妍《凄美的深潭：“低龄化写作”对传统儿童文学的颠覆》、王林《大陆低龄化写作的文化意味》、王泉根《“神童”出书病在哪里？》、易舟《低龄化写作要引导不要炒作》、徐妍《文学史视野下的“80后”写作：粉碎泡沫或重新出发》等。对低龄化写作的主要批评意见是：有这么多的孩子热爱文学，这是好事，“但是，一、别把他们惯坏了；二，也别把他们损坏了”，需要的是正确引导（苏叔阳）。尤其应警惕商业利润诱惑下的“早熟的苹果好卖”（王泉根）。低龄化写作也反映出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某些困境，“孩子们厌倦了主流文学对他们的叙述，跳出来‘自画青春’，自己生产符号”（王林）。“低龄化写作冲击了成人目光里的儿童文学，突破了‘寓教于乐’、‘白雪公主’与‘变形金刚’等模式写作，直接呈现了一个孩子在白日与夜晚的迥异的世界”，“实现了用文字敲打出幽闭的心灵并亲自书写自己思想”的快感（徐妍）。低龄化写作正是以这种同龄人写同龄人，以少年的眼光写自己、写校园、写社会的亲历性、亲和力，赢得了广大少年儿童的共鸣，创下畅销的奇迹。
“低龄化写作”的年轻群体已经长大起来，由他们书写的文学无论是称做“青春文学”还是“校园文学”，正渐趋成熟、理性，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意识到“低龄写作”、“青春写作”不应是一场“行为秀”，“残酷”绝非“青春”的本色，向真向善向美正在成为青春写作的一个关键词。因而对从新世纪初勃兴的“低龄化写作”，批评界理应作出“与时俱进”的回应。徐妍《文学史视野下的“80后”写作：粉碎泡沫或重新出发》一文，从“文学史视野下的反叛话语”、“以断裂方式接续或重写文学史”两个方面，细致地考察了“80后”文学的实绩与问题。张永禄的《“80后”成长小说得与失》从成长小说的角度考察了“80后”小说。“现在进行时写作”是“80后”成长小说的突出特点，因而更多带有及时感发的意味，以及很强的情景化色彩和生命现场感。白烨对“80后”的评价可以视为批评界的重要立场：“从总体上看，‘80后’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意义是，由他们现在从观念到手段的不一而足，预示了我们的文学在将来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此外，张未民的《关于新性情写作——有关“80后”等文学写作倾向的试解读》，也发表了与白烨相似的观点，认为“直抒胸臆，率性率真，秉具童心，倾笔言情”是“80后”写作的重要特点，张未民将其概括为“新性情写作”。这些批评应当引起儿童文学界的重视。
“杨红樱现象”批评
新世纪初，一位来自西部成都的女作家如同“空降”般地横空出世，短短数年创造了新世纪儿童文学畅销品牌的奇迹。这就是杨红樱的儿童小说《淘气包马小跳》、童话《笑猫日记系列》以及《女生日记》《漂亮老师与坏小子》等校园小说系列。杨红樱作品连续多年荣登全国少儿类图书排行榜制高点，被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一次性购走“马小跳”世界全语种版权，创造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大举进入世界少儿图书市场，而且主要是欧美社会的奇迹。杨红樱在受到小读者明星一般追捧的同时，也有一些评论家提出质疑。这些文章集中刊发在上海的《中国儿童文学》杂志上，主要有刘绪源《试论杨红樱畅销的秘密》、陈恩黎《儿童文学中的幽默之光——三部获奖幽默小说的文本分析》、朱自强《再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走势》。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认为：杨红樱作品“严重缺乏文学性，但具备了一些搞笑故事特有的畅销因素（颇接近于《故事会》杂志中的“笑话”栏）（刘绪源）；“我们必须对杨红樱的创作观保持相当的警惕”，否则儿童文学将“蜕变成一种庸俗的大众娱乐”（陈恩黎）；杨红樱作品是一种“电视‘图象’式通俗儿童文学创作”，如果归咎责任，我认为主要不在杨红樱身上，而是在盲目炒作的媒介，不负责任的、缺乏洞见的童书评论界，还有‘阅读’能力低下的成人社会（家长、教师），只贪图后现代‘图像’媒介的经济利益的儿童文化产业”（朱自强）。
对杨红樱作品作出积极评论的文章主要有：李虹《把纯真留给孩子》、李蓉梅《成长小说的另类叙事：论杨红樱的顽童成长小说》、卫民《孩子心里想什么，我的书里能找到》、余人《孩子为什么喜欢“马小跳”》、李增彩《淘气得有理》、金菁《可以走得更远——淘气包马小跳浅谈》、邓平《“马小跳”现象浅析》等。针对杨红樱所受到的批评而作出回应的文章有：李学斌《“杨红樱”该不该挨骂？》、李东华《2005，儿童文学的新声音》、王泉根《儿童读物的好坏到底谁说了算？》《“三分天下”的品牌与杨红樱》《为什么又是杨红樱》。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认为：在文化多元的时代，应当允许作家有多样的创作自由与艺术个性的追求，对不同层次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有不同的评价尺度。杨红樱的作品在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中属于专为小学生量身订做的童年文学。
对杨红樱作品的争议，实际上是文学创作现象的丰富性与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之间的矛盾错位，这种现象与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独船》《今夜月儿明》等小说是不是属于“儿童文学”的争鸣，颇有几分相似。如同广义的儿童是幼年——童年——少年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集合体一样，广义的儿童文学实际上是由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三个层次组成的。在文学王国，无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还是少年文学，都是整个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创作规律与艺术章法，都有用自己的艺术理论来保护自身文学的特殊规律的权利，在文学之林中完全有着自己不可被蔑视、不可被剥夺的文学地位与存在价值。
幻想文学批评
幻想文学是以超现实的创造性想像为基本审美手段的文学，媒体为吸引眼球，将其称为玄幻文学，或奇幻文学、昡幻文学等。进入新世纪，由于受到以《哈利·波特》《魔戒》等为代表的全球性幻想文学风暴的影响、借助互联网虚拟空间的优势，我国幻想文学创作方兴未艾，尤其是青少年网络上的在线写作、阅读、传播，更如同燎原烈火一般蔓延开来。儿童文学界对幻想文学的热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形成，其突出现象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倡导的“大幻想文学”翻译作品与本土原创作品的出版行为。彭懿的《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朱自强与何卫青合著的《中国幻想小说论》，对中西方的幻想传统与幻想小说的精神品性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从一个方面丰富了幻想文学批评的话语。
从整体上看，评论界对当前幻想文学创作持一种积极审慎的评价，充分肯定幻想文学对于激励当代文学的浪漫品格、拓展想像空间的意义。
幻想文学从整体上说是一种“飞起来”的文学，它对于激活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浪漫激情和想像张力，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王泉根认为：“我们一方面要继续高扬现实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旗，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需要幻想性的文学创作。幻想性的文学创作从某种角度来说，会更加切合少年儿童生命的本质特色，更加切合儿童的思维方式、儿童的情感世界。”（《中国需要飞起来的儿童文学》）
幻想文学在我国文坛还是一种新生文学，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而如何对待幻想文学尤其是青少年的网络幻想文学创作，是批评界必须慎重对待的。我们不能以一种漠视甚至蔑视的态度，简单地将幻想文学一笔抹杀，笼统地指认“这类作品文学性、艺术性都很差，主要看点在于胡编一些不着边际的故事，情节荒诞绝伦，以满足青少年的所谓叛逆心理。”（赵强《别让玄幻“玄花”了眼睛》）幻想文学是属于青少年的文学，青少年的重要特征就是幻想产生追求，追求激发意志，意志雕塑人生。批评家应当积极地关注和引导青少年富于幻想的天性，并对其中的不足加以合理的判断与中肯的批评。批评是一种向作家提出有益的忠告的艺术，对待幻想文学，当下尤其需要具有学理深度的以理服人的忠告艺术。
“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批评
所谓“第五代”，系指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在90年代开始出道并逐渐成名的那一代儿童文学作家。
商业化选择及与之相关联的“类型化写作”，是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绕不开的话题，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第五代”身上。“类型化写作”是“第五代”作家之一杨鹏所竭力倡导的。他在《类型化：中国儿童文学的强大之路》中认为，儿童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可分为“纯文学系”与“娱乐系”两种类型，两类文学应当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娱乐系”的儿童文学也即通俗化、大众化、类型化的作品。因而杨鹏呼吁：强大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应“重点扶持与发展‘娱乐系’的类型化儿童文学”，而“以‘文学性’为惟一标准在90年代误导了中国类型化儿童文学的发展，抑制了一些有相关特长的作家的文学探索。从这一点上讲，这种写作理念是有害的。”杨鹏此论遭到了一些同为“第五代”的作家的批评。薛涛在《握紧“纯文学系”的手心》中强调儿童文学坚持和加强“纯文学系”的意义，现在需要的应是握紧“纯文学系”，然后再考虑“类型化”。李学斌的《质疑“类型化儿童文学”的商业化选择》肯定杨鹏对中国儿童文学结构失衡所作的诊断，但无法认同他所开的“药方”。认为“类型儿童文学不管如何‘类型化’，它总归还是‘儿童文学’，还必须戴着儿童文学的绣花鞋、小红帽跳舞，还必须具有一些个性的文学的要素。而那种完全模式化的，可以流水线生产的‘格式化’的作品已经完全背离了‘文学创作’的本质规定性”，因而也就不再是文学了。
围绕着“第五代”作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儿童文学的类型化、纯文学之争，体现出“第五代”对强大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之路的忧患意识与寻求出路的焦虑感，同时也说明“第五代”作家在有关儿童文学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人文关怀与审美尺度上的复杂状况。看来，如何坚守儿童文学的人文性、纯文学性，如何把握儿童文学的美学尺度与儿童的认同度，还有不少话题需要进行讨论。毕竟儿童文学是文学。德国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这样描述文学：文学是在大地与天空之间创造了崭新的诗意的世界，创造了诗意生存的生命。鲁迅则把文学比喻为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文学正是给生命以力量和诗意的瑰宝，是永远照耀精神领空的灯火。儿童文学也是如此，它所照耀的是儿童精神生命的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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