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信华
作家展锋在其新作长篇小说《终结于2005》中，延续并生发了对于乡土文学的书写，他敏锐地抓住了当下农村城市化这一历史转型期，其中变革与传统的冲突、矛盾比比皆是。作品在农民对于土地的得失中，交织出现实与回忆的杂糅错置，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恋与疏离，重新定位了当下新型农民形象。
珠三角地区激发了作家的创作潜能，也构建了其创作视野的极限。作品展现的是珠三角富裕地区农民独特的人生历史场景，面对不可逆转的农村城市化的历史潮流，很多农民不可避免地被裹胁其中，他们的坚守固然维护了土地和自身的尊严，但容易流于一种无意义的挣扎，作家因此建构同时也解构了对于家国的想象与信念。
作家展锋的创作有许多匠心独运之处：珠三角的农村早非荒凉的所在，许多农民并不缺钱，于是当他们失去土地时，就“穷得只剩下钱了”。而土地给予农民的东西永远不是金钱可以替代的，当他们的心灵无所依凭时，再多的金钱也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农民祖祖辈辈安土重迁，失去土地的他们陷入了一种无可救赎的困惑与失落。
又如对生殖意象进行物化载体的白描：九龙柱、九凤壁、八字头上一口塘等等，可谓荤腥不忌、百味杂陈。开篇渲染九龙壁和九凤壁等生殖器官的堂皇意象，代表一种性的图腾崇拜，同时又是打破性禁忌的物化呈现。作品营造了一种素朴自然的野性美的风韵，同时又充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社会信息，作品的“野气”劈面而来。又如文中甘蔗地的描写，独具南方特色，不同于莫言笔下北方的高粱地，还有关于曾祖父性意识觉醒的描写等。在这里，食欲、野性、激情、色欲等都被激发出来。书中男性形象居多，这里的男性已经被物化为身体的一种性征。但是这种百无禁忌的写法未必讨巧：读者不习惯这种频繁地过于直白的“阳具崇拜”，易于失去性爱描写应有的美感。
作家从曾祖父这辈人切入对土地意识的挖掘，农民一辈子都在与土地较劲，人生的悲喜均由此而生。但他们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是经由市场经济洗礼的农民，他们更加精明、更加狡猾，也更加坚守、更加执着。他们被迫卷入农村城市化的不可逆转、无从抗拒的潮流中，他们产生了本能的焦虑，自然地想抓住佐证他们身份的依凭——土地，可是他们越想抓住，越是迅速地失去。
作品中大伯借用马丁·路德·金的演讲题目“我有一个梦想”，描绘了四个梦想，都是为农民说话，其中第一个梦想是：
“我梦想有一天，每一个农民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承包权！真正实现千百年来农民的梦想：耕者有其田！”
作品以第一人称回溯“我”的祖辈共五代人的经历，其中对于农民身份意识的嬗变尤其浓墨重彩，除了“土地”一词出现频率极高，“身份”一词也是频频出现，可以说作品通过土地与身份演绎了一部珠三角地域农民的家族史。曾祖父在临死前坚决抵制城市人身份，“自己到死都是一个农民，完全犯不着去赶这个热闹，临了了，不明不白地背一个自己不熟悉的身份去另一个世界，实在冤枉。” 而大伯也感慨道，“既然一辈子是农民，那就善始善终好了，人除了尊严，身份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就如同脸面，不能丢，否则就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同时尖锐地指出：“没有属于自己脚下的土地的依托，走在人家的土地上，要说依然还存在，那只是自己哄自己，哄自己宽心罢了，不能作数的！”
另外，在日常俗事中，展锋架构自己的世俗视野，农民就是农民：如吃土生土长的协和蓢番薯而致“随意放屁”，以至后来把这种番薯当作宝贝养在家中；又如“有公共食堂，吃饭都不要钱了，还要锅干什么？”等等平凡粗俗的生活场景，虽粗鄙丑陋，却意味深长。在粗鄙中众生相纷纷上场，在粗砺中农民的生命力愈见顽强。作家固守独立的精神立场，不再局限于悲天悯人，而是在宏阔的视野中、在百味杂陈中幻化出一代农民的从容与忍耐：他们对土地充满了敬畏和依恋，失去土地，就失去了退守的余地，当他们不在土地上耕作时，无法确认自己是否还是农民，而他们在城市里将又一次面临身份确认的困惑与危机。
作品虽有家族小说的影子，但把焦点集中在展现珠三角富裕地区特定的地域风情，自觉书写珠三角农民的历史，关照新时代农民的命运，具有开拓性与象征性。而对于珠三角民间文学的书写，又营造了一种全新的属于珠三角地域的原乡视野。作家站在叙述的制高点上，在对土地的解读中，关注的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文精神，并激发对于农民作为“类”的“存在”、“价值”等问题的思索与追问。在内容上，作家自觉探究一个地域文化形态的根源问题，在探根溯源中获得自我体认。
“农民也是有身份的人啊”，这句话出自大伯之口，喊出了农民对于身份确证的焦虑，也是呼吁农民应有自己的话语权。大伯说道，“我的意思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说说我们。不要老是由他来说我们，说我们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必须推行农村城市化。”这是一种自觉的民主意识的觉醒，农民敢于建构自己的话语来对抗权威的话语。
作家对于土地上形成的农村政治权力的挖掘，可谓入木三分：政治并不简单意味着阶级对抗的斗争，政治的核心地位是权力的形成与运作，而“大伯正是在土地与权力之间进行换算，做足了文章”。因此作家在解读当下农民身份时，给大伯这位当下农村政治与情色的主体进行了重新定位。他牢牢抓住手中的权力，不到最后决不放手。另外，姬姓家族中的姬亲建为了埋在地下的帐单和地契，放弃香港优越的生活条件，甘于“默默无语地遥遥无期地等待一个或许永远也没有的结果”。这种“忠贞”的守侯，没有比对那片土地的痴恋以及对于土地上形成的权力的不舍更好的解释了。
作者用粗鄙的狂欢话语来解构理性的权威，这就与传统的语言秩序形成了语言形式上的对抗，建构起一套方便农民发言的话语。如作家把失去土地的农民形象与历代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而土地的变革，则是社会变革的最原始的动力与起因，比如历史上的天朝田亩制、井田制，以及这之后的均田制、屯田制、课田制，乃至近现代的土地革命、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土地承包、农村城市化如此等等。”
但农民在土地的得失中往往没有自我言说的话语权，成了“局外人”：在权力和欲望的角逐中，作家关注的是农民与土地相存共生的历史中的深刻体验，以及新时期农民在土地上的生活方式、人生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变迁。最后末代村支书发出了恍然大悟的感慨。“天哪，社会原来就是这样向前发展的！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说穿了，其实就是土地的过手，从这只手过到那只手，从你的手过到我的手，永远也不会完结，否则也就缺乏变革的动力了！”此段议论，鞭辟入里，精彩非凡！恰如作品中大肆渲染的生殖意象一样，当农民失去土地时，其实失去的是自我灵魂救赎的母体，当灵魂、精神家园的依托消失时，农民必然产生强烈的失重感，他们并未感到脱离土地的轻松，而是一种精神上失去依托后不能承受之“轻”。
作品中又借记者晓霞之口评价末代村支书对于土地的依恋，代表了另一种观点：“她对大伯很不愿意他人把自己划拉出农民圈子感到奇怪，说这其实是心理疾病的一种表现，并非如他所炫耀的，有什么深厚的或者说割不断的农民情结，是不是农民就那么重要？且不说他从里到外确实是个农民，问题是，他坚持自己依然还是农民，这于他来说能够得到怎样的心理慰藉呢？”这是作家自身对于农民是否具有土地情结的质疑，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国家，不可能固守一种九亿农村人口，四亿城市人口的社会结构，农民必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军”。作家在提醒读者，叙述的尽头，面对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这是人类进步的结果与要求，要解决成功带来的问题，还要依靠成功本身。
农民失去土地后对于回归土地的诉求，其实是在寻找生命可以依托的精神家园。作家恣意地书写泥土浸润出的农民的忠实与执着，在农村城市化的过渡阶段，农民阶层的价值理念的重构、情感方式的裂变以及转型期的痛楚等，在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必然留下深深的印痕。历史变动不居，人世沧海桑田，惟有承载包容一切的土地亘古长存， 历史本身的严酷，土地的所有或失去，都在提醒读者，历史具有不可重复的残酷。作家深知文字的苍白无力，土地在不可复原中永远失去。作品最后几节尤其精彩：在鞭辟入里中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显出作家的丰厚学养与深刻识见。
在土地的所有与失去之间的拉锯战中，农民如同大梦初醒茫然四顾时，一切已然尘埃落定：而今珠三角依然热闹非凡，失去土地的农民，默然前行在失落与无措中。农民在对土地最后的凝望中默默完成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最后的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