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亦非
展锋的长篇小说《终结于2005》就书名而言便充满了悬念：是什么终结？为什么终结？谁也没想到，终结的竟然是理论上无法终结的存在：土地与历史。作为空间与时间的存在，居然在2005被终结掉了，承担这种终结的，正是一个村庄与农民的命运。
近年来，广东新乡土文学迅速崛起，涌现了廖红球的《苍天厚土》，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展锋的《终结于2005》等代表性作品。在农村城市化的今天，土地已经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但将土地作为创作母题的小说却不多，作家虽也关注城镇覆盖农村的变革过程，却鲜有人清晰地将人的命运与土地联系起来，很少于作品中看到农民命运变化的根源在于土地。广东作家却意识到了这一点，将土地，土地上蕃衍生息的农民的命运逼真地表现出来，《终结于2005》正是这样代表性的长篇巨制。
以“土地”为核心为所指的写法，与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颇为接近。纵观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可以寻找到两个关键词：创作方式上的“魔幻现实”；“土地”魔幻现实主义。这除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冲击之外，更重要的是拉美作家以现代意识审视“土地”，不论是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还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其重心都是土地，以土地变迁为潜在中心去展开人物的命运。而展锋的《终结于2005》也正是抓住了中国的“魔幻现实”时期的土地这个核心意象，这体现出了作家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意识。
应该说所有的小说都是个人化的历史，或小幅面的历史，成就一部小说的元素，除了艺术方式，更重要的是内在元素的历史意识，因为历史意识决定了一部小说能否锲入时间与传统，同时也决定了这部小说是否真的作为“今天的历史”而获得存在的意义。《终结于2005》有着明确的历史意识，叙述的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村庄与一个社会群体的变迁与消亡，揭示的几乎所有一切问题的症结均直指土地，并作了历史性的，尤其是近百年来的扫描与思考，在作家的历史意识中，土地，体现出了它的存在与虚无。
土地的虚无
故事的发生地在谐和蓢（永欣村），“此村六百多年前，如我们现在这样，全村人都姓丹，是丹姓人的天下，故村名为丹家蓢。我们村的开山祖，在明朝洪武年间，仅靠随身携带的阳具，进村后……到万历元年，仅仅二百来年的时间，丹家蓢就成了历史，丹姓人纷纷外迁。”并将丹家蓢改名为谐和蓢，从土地到命名，完成了一次“变革”。
在农业时代，土地的变革表现在不断更换主人，但土地的功能并没有改变，或者说在土地私有的时候，不管是在地主手里还是贫农手里，土地都是静态存在，存在形式是“天人合一”，无论是后来的合作化还是人民公社化，土地并没有成为可发展的“对象”。直到人民公社结束，社会变革悄悄地剥离了承袭五千年的土地与人相互作用的关系，土地成为“资源”，成为“对象”，不再是土地支配人类的生死，而是人类在支配土地的命运。谐和蓢村的土地被用于兴建猪圈养猪，猪圈的臭气正是商业对农业，金钱对土地进行改变的象征：土地不再作为粮食的载体，反被作为金钱与权势衍生的平台。养猪是政治影响的结果，因为政府提倡人均一头猪。当经济力量从香港渗透过来，谐和蓢村与香港商人签订了养鱼合同，养鱼取代养猪，土地变成一口口鱼塘，鱼塘又成为了商业对这块土地布置下的“陷阱”的象征。再接下来，鱼塘被填平，变成了厂房与仓库，到这里农业的谐和蓢村便正式被工业和商业所改变，这也就成了步向不可避免的农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土地，从自发种植到政治养猪、商业养鱼、蔬菜公司、引进工业，不断地被人为地变换了身份。
但土地彻底丧失其功能和“身份”，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农村城市化”。整部《终结于2005》的主要矛盾，是以村支书大伯为代表的农村，与以镇委书记洪志伟为代表的城市之间的矛盾，城市要吞并农村，但农村却不愿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以此矛盾为线索与契机，展示了谐和蓢村的历史图景，姬姓家族的“百年孤独”。
虽然农民世代生活在土地上，但土地从来没有属于他们，“他坐在鱼塘的那一刻，迎着满天的白光，总算想明了一辈子都在思考的问题，天下的东西老天爷什么都能给你，就是这脚下的土地谁也别想真正得到，它就是天王老子的……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纵然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可那是金瓯啊，归皇上所有，你能拿回家说是你的？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个道理。”这就是一个农民的思考，土地真真实实地存在着，看得见摸得着，还能产出粮食与金钱，但是，它从来不曾属于于土地上劳作的农民。
土地被商业化，被城市化，别说土地，就是农民也已经不再存在了。土地的存在只能以农业存在为前提，在农业时代可以称为土地，但到了商业时代，土地被城市化之后，它变得虚无了，再没有“土地”，取代它的是“地皮”、“资源”之类的名词，所以曾祖父的理论是：“土地什么时候变成了可以用来分钱的数字，游戏就算是玩到头了，否则人家干嘛给你钱，不就是你的东西变成了人家的东西！你要知道，什么东西一旦变成了钱，丢老母，这东西就算完了，钱是什么，是一去不回头的流水，在眼前一晃，转眼就不见了踪影。”钱不见了踪影，土地也就不见了踪影。
农业时代静态的土地，变成了商业时代动态的金钱，土地看起来还存在于大楼下，社区的街道中，但是，它从本质上来说已经消亡了，它的存在，就是它的虚无。
身份的异化
谐和蓢村从农村变为城市，土地从责任承包到收归国有，彻底从农民手中丧失，没有了土地的农民便成了“城市居民”，彻底的“无产者”。
土地的丧失让谐和蓢村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农民身份的丧失，则将他们变成了一群似是而非的城市人。他们对身份的丧失感到恐慌，从本质上说是害怕异化，变成陌生的群体。祖父是如何体悟到自己是个农民的呢？“这才发现自己一直钟意的还是农民身份，怪不得一说失去土地就来劲，就想好好表现一番，原来如此！他记得，还是从收缴他刺刀的土改工作队长那儿知道，种田的乡下人原来还可以称呼为农民……他甚至认为那是他背负了一辈子的称呼，说成是职称也没什么错。”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对身份的深刻体认。
在曾祖父那里呢？当年退出为合作社而碰到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认为只有恢复农民身份，才能使这个家走出困局。”
如果农民已经不被看作是农民了，结果呢？“忽然间没人把自己当农民看了，这真的让祖父懵了，找不着北了，有点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尴尬。既然眼下连农民都算不上了，那就什么都不是好了，总不能因此寻短见吧。”
倒是祖母，这个私塾先生的女儿挺有见识，她的看法是：“凡是不管我们叫农民了，那就是祸！在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之前，我们是农民，活得多好！成了社员，那日子过得，现在想都不敢去想。人民公社完蛋了，重又做回了农民，这才有了今天。眼下搞农村城市化，农民又做不成了，放着好好的农民不做，偏去做人满为患的城市居民，那还能好得了吗，城里人还不把我们活吃了！”
“凡是不管我们叫农民了，那就是祸。”这是一个农民从自身经历出发的，朴素的历史经验，也说出了农民因身份改换而带来的命运变化。整部小说，五代人的命运都围绕这个论断在做叙述，在农民／非农民的转换之间，一代代人的命运被外在的政治力量，商业力量所左右。
农民，从来就没有属于自己固定的身份。与土地总是被政治与经济异化一样，农民的身份也不断被异化，农民与土地异质同构，某一方面的异化必然同时引起另一方面的异化，土地异化了，农民身份也在异化，或者说农民身份异化了，土地也在异化。
所以，作为村支书的大伯，他的“我有一个梦想”是什么呢？“我梦想有一天，每一个农民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承包权，真正实现了千百年来农民的梦想：耕者有其田。”作家借助主人公的口，说出对土地的态度与思考，中国农村的所有问题，最主要的根源不在文化与素质，而在于土地所有权，解放以后，农民从未真正拥有土地，只拥有使用权，而这种使用权还得遭受政治的不断修改，甚至并不曾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使用权，土地的国家所有制，让农民本质上成了无产阶级，佣农，永远处于社会最底层。没有土地，身份自然也就会轻易地被国家所改变，只要一个政策出台，农民就会换了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身份：“社员”、“居民”。
在抗拒农村城市化的大斗法中，为何农民注定会失败？精通农民智慧的大伯，害怕背上卖村之名的村长高脚，永德村村长，以及彻底失去土地的村长老竹篼，他们在政策面前，在城市面前统统失败，原因何在？不是穷，也不是没有斗争哲学，而是他们从来就不曾真正地拥有土地，不曾真正地拥有农民的身份。所以，哪里去寻找可以与行政相抗衡的力量？
对农民身份的固守，体现在曾祖父不愿意临死了还要转为居民，甚至还表现在身为村支书的大伯，在更换身份证之前，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仙岭村，继续保持着农民身份。以一个农民的身份，他才可以与镇委书记洪志伟一次次地斗争，一旦他变成居民，他连斗争的可能性都不复存在。所以他仍然保持农民身份的举动，暗示着农民对自己身份的最后一次顽固的坚持，也意味着对“土地归于农民”的最后的遥远梦想。
性的丧失
在人类学的眼睛里，土地是母性的，它生长出庄稼以养活生命，也最终收容死亡的人。人类的生与死都依赖于土地，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生命的根基。所以大伯最得意的是：“干了二十四年村支书，在我手上没丢失一寸土地！谁能做到？”
土地养育了人类，甚至给了人类性意识与性力量。在谐和蓢村，于土地上的野合是高尚的，时髦的，充满生命力的。十九世祖与她的娇妻野合，所以才有了源远流长的姬姓这一大家族。以后的新婚夫妇，总要在新婚之夜于九龙柱后野合，而不是在洞房行房。这种野合成了仪式，人们为之点鞭炮放烟花，举行隆重的庆祝。这是庆祝新婚吗？是的，但更是对土地生殖力的赞颂，人们希望借助土地的生殖力让自己生出强健的后代。
在扁鸭司令结婚的时候，新娘因为身份是一个护士而不愿意去野合，而一旦被纳入那个传统的土地巫术的语境中，她就变了，“要不是死死将她压在身下，只怕要作势腾空而起，像焰火一样带着呼啸声飞入夜空。”她甚至迷恋上了那在野地上的行房方式，“回到宾馆的新婚套房，易地再战，失却了倾情演出的氛围，失却了于瞬间辉煌的照耀，失却了时而从天而降的石子，女护士再也无法作势腾空而起了。”
本地农民如此迷恋在土地上野合，外来的民工也受到影响而热衷于此道，所以小说的开头就是九十多岁的曾祖父去散步时，碰到一对男女在野合，一声吼叫吓得他跌坐于地，把脚扭伤了。外来民工的野合甚至让谐和蓢村民愤怒，感觉外来人的此举会汲走他们的力量。
没有土地作为背景，意味着性的无能与生命的失常，其代表人物三伯母。她患了抑郁症，家族的想法是让三伯与她野合以获得正常生活。第一次野合场所选择在水库，没有成功，第二次选择了甘蔗林，“而蔗尾如絮般垫于她身下，让三伯感到的是另一种很真实的柔软，几乎可以说是与泥土一样的柔软，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三伯母果真好像死去了一样，如泥土一般瘫软在了那堆蔗叶上。”在这成功的野合中，主人公需要汲取的是土地的力量，所以“泥土”这个意象从头到尾都贯穿着。“要不是那块甘蔗地已经让政府征收了，事后三伯真的很想把三伯母的作坊就选定在那儿，是那儿的泥土让三伯母获得得了新生，也让他自己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新生。”土地将力量给了失常的人，让他们获得了新生，所以，这获得新生的人都要忍不住想把坟墓设置于野合之处。
而三伯母最终不治而愈，是她迷上了陶艺。陶是什么？在人类学眼里，是土地的子宫，是灵魂的居住，是人死亡之后的栖息地，是土地的化身……
但是，当土地让政府收归国有，这种丧失意味深长，象征着再没有一块可以获得土地力量的交合之地，意味着人与土地之间从此有了隔膜，意味着从此再没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与之行成对比的是村支书老竹篼，他们村的所有土地，就是在他手里失去的，他也因此成为村民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土地的支撑，他昔日的好形像不复存在，反形同难民，成天追着大伯，要求“扔给他一根骨头”，弄了根绳子试图吊死在大伯家门口。失去土地带给他的是生活不能承受之轻。
在小说中，这种对比颇具张力：失去了土地的老竹篼闹得如同精神失常，而本来精神忧郁的三伯母，却因为获得土地的力量而恢复正常。
因为，土地本身就是性，就是生命的来源与归宿。
梦想的传承
与大伯的“我有一个梦想”相似的是地主姬亲兴的梦想，他烧掉了与他人交往的书信，埋下了地契后上吊自杀。许多年过去了，“工程队在修葺牛屎仔的老屋时，疏通阴沟，在天井底下，发现了一个用油纸包住的木箱，里面全是账本与地契。”
这一包账本与地契引起了全村人的大恐慌，是全村的第二次大恐慌，第一次是政府要进入永德村施工，众村民以肉身抵挡，结果引起法院的强制执行。这次恐慌是由于邻村失去土地，而地契引起的恐慌则是关于土地的复辟。曾祖母的反应是嚅嚅地说：“全是过去说的变天账，地地道道的变天账！要变天了，老天爷啊，怎么会是这样……”疤面的反应则是振臂高呼：“誓死保卫土改胜利果实，一切权力归农会。”整个村子都被卷入巨大的恐慌中，“大家都感受到了一种无须言传的惊恐，几乎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要变天了？’”
姬亲兴的后代牛屎仔在拿到地契后，租了复印机，没日没夜地复印。但在大伯的铁腕之下，所有的复印件都被收集起来堆在祠堂门前的空地上，准备焚烧，在焚烧前，大伯与牛屎仔进行了漫长的已经消失的那个时代的谩骂与争吵，但牛屎仔最后仍然要坚持以这种方式给他父亲姬亲兴平反，并且如是感叹：“老天啊，你真是长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啊，知道我错过了今天，等到政府搞完了农村城市化，再怎么叫喊都没人理会，偏偏在这个时候让那只木箱现身了！老天哪，你大恩大德，我真的要给你下跪磕头。”
关于这个事件，作者直接地评论道：“几十年前，牛屎仔的父亲姬亲兴在临死之前，就如此这般地烧毁过一大堆现在看来不是地契的东西，几十年后，他的儿子，在即将由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前，居然也自己动手烧了起了看来也不是真正的地契。两者的重合，折射的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而且都重叠在时代变革的关口上，一个是土改，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一个是农村城市化，所有土地转归政府，农民身份从此终结，而真正的地契，仍然还在牛屎仔的家里，在秉承着一种传承。”
传承的是什么呢？是对自己真正意义上拥有土地的梦想。
但农民们为什么会害怕“复辟”与“变天”？
历史的虚无
农民害怕成为城市人，是因为害怕失去土地与身份异化，而害怕地契，是因为他们并不曾真正拥有过土地，更不想失去现在拥有的因为土地而带来的金钱与利益，虽然他们知道这些并不长久。由此，作者深深地切入到了一种历史的虚无之中。
虚无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某物是存在过，但已消失；或者某物也不过是幻影，幻觉，究其本存上而言并不是真正存在过，人类所看见的，为之努力与疯狂的，不过是某物的幻影而已。这是一种让人彻底绝望的虚无主义，而这个词最早来源于拉丁语中的nihil，意为“什么都没有”。
当祖父害怕他人指责自己是冒充的“失去土地的农民”时，书中的“我”如是说：“你什么时候真正拥有过土地？土改那会儿，你确实得到过土地证，地还没种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才两年多工夫，怎么得来，怎么还回去了。那土地是你的吗？真正是你的，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就是不交。行吗？最终还是不行吧！它什么时候属于过你？你害怕什么？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存在拥有，如何存在失去？”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而祖父用这个理论去打击自己的儿子，“真的把大伯打晕了，在他想来自己别的可能不拥有，作为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拥有土地那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整天与政府周旋，斗智斗勇的，不就是土地的得失。只不过它并不掌握在村民手中，农民确实不拥有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最后的结果恰恰如老人所说：不存在拥有，如果存在失去！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就在津津乐道地玩弄着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从一开始他就在津津乐道地玩弄着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终结于2005》的深刻所在。这一切全是虚无：土地、身份。建立在土地与身份的历史因此也不得不成为某种虚幻的心灵史，那些斗争的历程，那些农民式的狡猾智慧，那些世世代代耕作过的土地，都不过是虚无的历史长河中泛出的幻影而已。
谐和蓢村虽然有着大伯这样善于与政府周旋的，在经济大潮中每每获益的能人，终究还是挡不住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后，村子变成了居委会，区委书记与洪志伟去揭牌，但鼓掌者寥寥无几，“全不像后来把这块牌子挂到村委会办公楼前，令许多村民流下了眼泪，连大伯也背过身去，不忍再看。高脚更是嚎淘得双手掩面，蹲在地上不肯起来。让村民真正领会到了什么叫做见证历史，原来那是很让人伤感的事情。”
小说的主人公大伯也明白了这历史的虚无：“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说穿了，其实就是土地的过手，从这只手到那只手，从你的手过到他的手，永远也不会有完结……说穿了，土地就等同于政权！在你眼前晃动的，永远只是一串胡萝卜！”
就这样，整部《终结于2005》以小命运揭穿了大历史的真相，那些小人物的命运、曾祖父、祖父、大伯、我、洪志伟、姬亲兴、牛屎仔……他们的命运组成了土地的历史，而土地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在政治与经济的进程中从存在到虚无，如是，人的命运、身份、土地、性，这些都是存在过的，存在着的虚无，真实的是什么？只有心灵的疼痛与记忆。历史不正是这样走过来吗？历史最终什么也不会留下，它把谐和蓢村变成没有任何特征的城市一角，把那些在土地上哭过笑过的人们变成面目模糊的城市居民，一个真实的世界就此成为幻影，而这些小命运构建的历史，何尝又不是一个巨型的幻影？海德格尔就曾将虚无称为“这样的存在什么都不剩”。
所以小说的这个结局便具有悲剧的象征意味：“接下来的仪式是颁发身份证，区委书记和工委书记在颁发完第一张身份证后，没怎么耽搁，就赶紧逃也似的离去了。在他们从台上往下走的那会儿，不服管制的草台班子，又在声嘶力竭地叫嚷着快来看哪，大变活人，快来看哪，大变活人。”
土地，人类，历史，难道不正是一场大变活人的魔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