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阮波先谈鲁迅。

我认为，中国作家中，谁真正读懂鲁迅，或接近鲁迅，谁就将是真正的中国作家。

这里所说，不是谁成为鲁迅，也不是鲁迅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至尊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没有一个作家比鲁迅更受关注，对之的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

当代中国人，除非文盲，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读鲁迅。鲁迅是当代文化中一个可与毛泽东比肩的文学符号抑或政治符号。

而真正读懂鲁迅却成为一个问题，这正是中国的当代悖论。

有证据证明，70后、包括部分60后的作家，是轻视同时诋毁鲁迅的。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份诞生于1998年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这56位作家大多明确表示对鲁迅的不屑。

着名的韩东大言耸听：“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

于坚说：“……‘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啊！”

朱文说：“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

连在大学教书的葛红兵也附和，坚决否认鲁迅小说的指导意义。

只有复旦的张新颖比较肯定鲁迅，那时张还是学生。

这些中国作家自以为是现代的，但其对现代精神及学理的无知令人哑然。

在当代中国，读懂鲁迅的人其实很少。

鲁迅作品一度流行，被滥用，被政治利用，故其高深反被忽略，其学术诠释也以讹传讹。鲁迅或许是中国作家中最为不幸的，知音少而喧嚣尤甚。这亦是当代文学的症候。

说了这么多关于鲁迅的话，目的是谈谈阮波的学术研究。

作为大学教授，阮波的学术着作数量不算太多，专攻的方向也不见得十分丰富，但她的目光和才情却是难以按压的。她分析物事的简洁和规约，洞穿的力度和无视芜杂，直命中的的精准，使她的学理探测无须多言，却举重若轻。

粗看她的学识是散点的：阳春白雪，如鲁迅研究，风花雪月，音乐、电影、戏剧；小至历史传说如洛夫的诗歌人生，大至中美关系，她都涉足，无师自通。她既搞学术研究，亦写散文小说。

细看她的学理构置是有定向定点的，且在一些文学问题上有独到见解。如关乎身体与灵魂之间的“女性自身写作在中国的三个阶段”。论文不长，文章也见短小，但言简意赅，二语三言即把事理说透。载入文集中的各路访谈，文字效应亦讲求新闻的简明迅捷，与人物对话绝不拖泥带水，全然不掺杂性别情绪，干练、直接、明快、直逼问题、主题。

在阮波文章中，可以感受到一种五四学人的意绪，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的修为与功业。那时的学人，身陷黑屋，接通的却是欧美，欧风美雨的沐浴，使人有冲破黑屋的决心。阮波也如是，她完全没有处于偏狭之地的空间意识，也不自陷于局促环境的幽闭之危，她为自己闭合了一个大开大阖的自由空间，林中空地。身处小地方，却有大旷达。学识的开阔，思考的幽长，令她的文气接通了当下前端、前卫的神经，收在文集《在身体与灵魂之间》的文章，大多有这样的气息。这本集子的封面，阮波自拟了十个“之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在天国与尘世之间，在亚当与夏娃之间，在人性与神性之间，在悲剧与喜剧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美善与丑恶之间，在真挚与虚伪之间”。这些“之间”，直逼文学理论及创作的核心问题。

“之间”是什么？

简单地说，即诺瓦利斯在《断片》中所说的浪漫化，即把普遍的东西赋予更高的意义，使落俗套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重归无限，这就是浪漫化。

荷尔德林把这种浪漫化归纳为“诗意的栖居”，也即审美化的生存。是选择现实还是选择现实的审美化？是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土地，还是机械地顺应自然的因果律而生存？

海德格尔把浪漫化、诗意的栖居简约明晰到所谓“之间”的理解，即大地与天空，也即生命的有限性与精神的无限性之间。人无不处于“之间”这个准度，诗意的栖居，是向神的过渡，两者之间有一个度量的尺度。这个尺度是困窘的，对于文学艺术而言，作家与诗人自当选择这个困窘。阮波的作品，因为这种对于“之间”的承担及对“之间”的种种叩问，她的学识及思想的天地，便在有限之地获拥无限视野。她所触及、意欲诠释的这些问题，标志着当下思想界文化界对现实的尖锐触碰，这种触碰需要文明的洞悉，也要求作家的胆识，包括对文学问题的实验性操作等等。

海德格尔还说：“人必须本质上是一个明眼人，他才可能是个盲者。”是缺陷与损伤使明眼人成为盲者。“之间”成为一种思想修养，它培养人在世界和生命的前行与退让中，一步步逼近与世界的距离，一步步圆寂自我的审美目标。

尤其欣赏阮波《论鲁迅杂文及其它文体的后现代写作特质》。鲁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没有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包括后现代书写特质，这就不是一个已成常识的问题。承认鲁迅的现代性不难，坦诚他的现代主义不易。这与我们对现代主义的传统抗拒有很大关系。

很多人研究鲁迅，大多困囿于既定与政治功利之内，阮波看出了鲁迅思想实验、文学实验中的两面：“不仅仅有传统，也有后现代。”“不仅是大师，还是个先知。”

对鲁迅的后现代特质：“就算大家都明白小说的虚构性，我们还是从他口中证实了里面人物的真实来源……关于这一点，不知能不能算作一种生活的公开。”“就算在虚构中再现自我生活的，应该不算是写作的普遍现象。”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表达鲁迅思考与书写的非常态化，那么，阮波最后的结论：“一个典型的有颠覆情结的坏公民，这不正是现代主义者的特征吗？所以，他的文字中的那些特立独行就好理解了。他有自己的思想因而非常笃定地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做着一场巨大无比的实验或说文字游戏。”这是对鲁迅和他的时代关系做出的尤为准确生动的白描。现实主义者的现代主义方式，其间所包含的思想冲突，正是鲁迅的价值与意义。

鲁迅是在与传统的抗拒中被认识被复原的。阮波准确地把捉了这一点。基于这样的学术精神和学理框架，阮波对一系列文学问题的学术诠释和理论探求，由此及彼的同时，就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准确度。她对女性书写、对女权主义的认知，诸如对丁玲的评价及分析，也大有鲁迅发现的锐利与明晰。对丁玲那一代女作家的认识，首先是对五四文学形势的认识：“只有到了丁玲，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爱’的主题的拓展。”她对作品研究程度的感性进入与概括的理性抽离之间，有一种中性的自持，并服从于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全由阅读与思考得来。细密的阅读与小心的抽离，控制在“之间”的维度，以达至真相的可能性，并不以丧失严密的逻辑为代价。她反证的力度与明锐，似乎颇得鲁迅笔法的精神。

如阮波所论，丁玲因描写莎菲的心理而被目为天才女作家，而莎菲的心理又被许多人视为丁玲的心理，那么，阮波对丁玲的阅读心得，以及对丁玲小说心理包括作家创作心理所体验到的一切，自然也迹近自己的性格及相应的追索。在阮波的研究文字里，同样时时凸现着一个不羁的灵魂，一个冲击着固有，同时冒犯着俗常，且飞且远的灵魂；一个自恋着完美，彰显着才华，抑摋不住风情的歌者与舞者。她并不讳言以亦舒的话自况：“一个女子，好看成这样，而她自己全然不知，最要命的，是她还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如此张扬的五四式的告白，全然渺视淑女的幽闲（辜鸿铭语）。

真实而大胆地说出某种真实，其热烈与狂放，早已存在于阮波品味与欣赏的女性前驱身上，诸如波伏娃、杜拉斯，她们一生都在寻找女性失踪的生活，失踪的经验。这些生活与经验，即使在女性自我阅读中，也早已让更强大野蛮的男性经验所遮蔽或歪曲。阮波明白热烈的自况与自恋，挑战这种蒙蔽的同时，找出了失踪者的来路与去处。对于女性及女性书写而言：“使人生温暖的肯定包括身体，也肯定不只是身体。”阮波的文学思考始终在人性的核心之地徘徊。这也是她的语文既敏感又贲张着思想，同时专业着学术的缘故。

说到阮波的小说创作，是她理论思考的另一形式表达。她一直在说，一直在倾诉，甚至不讲究说的方式，一任情绪的泛滥，且不考虑读者的感受，无形中造就了一种强势的告白，一种被迫的聆听。她的叙述是沉静的、通畅的，她甚至完全抛弃了描写，她用连续的并不中断的叙述所造成的时间压迫，使并不存在的空间描写，在人物的性格演变中自行凸现。

她小说的现场感，其实是一种心理流动而非现实的场景。虽然形式上是第三人称叙述，实际上隐含作者的讲述，却是第一人称视角。作家无处不在的自我存在，在沉静的叙述中牵引并压迫着读者。大部分读者会自觉承受且乐于被压迫、被聆听。奴役的聆听习惯，使小说沉静的叙述产生了推进的动力，也使作家的情绪宣泄，无形中蜕变成情节。情节的构成全然因为情绪经验的郁结所致。这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类型，类似自叙传的心理叙述，如废名的小说《梅雨之夕》。

小说修辞有多种讲究，现代小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左倾之后，其文本的形式探索并未有巨大的突破。以我的研究，现代主义小说技法，从鲁迅始，再无发展。马原、余华等的近期表现，更令人坚定了此种推论，故现代小说应该怎样写？还是一个问号。所有的坚守都具有突围的意义，而所有的突围都尚未抛离坚守的惯性。

宁可沉静地讲述故事，未必逊色于乖张的玄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