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文学、流动与地域

亚历克西斯·赖特《文学的流动与静止》：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对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已经失去信心，有些人可能已经决定要生活在更加专门化的内部分离形式中。一直以来，澳大利亚人就被引导着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并希望土著居民能够调整行为方式，贴近官方的描述。那么如何选择参照物？如何讲述故事并付诸实践？我相信这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故事。在创作过程中我深入思考，试图在作品中创造一个世界，以澳洲为起点，走向全球。例如我的小说《天鹅之书》，被评为乌托邦之作，但实际上这本书是对希望的深刻批判，就像我的小说《卡奔塔利亚》，是为了说明土著居民的法律比其他法律更加自由，更加超越界限。

制造希望也许是讲故事的目的之一，但我们还需要更远大美好的目标，保持源源不断的想象力，让想象随着故事的希望一起闪闪发光。

盖尔·琼斯《流动与静止》：大家都非常了解中国思想的中心内容。 那么流动性、方向和想象，这些简单的联系在我们考虑两国文学友好交流的时候又发挥了怎样的助力？马来西亚华裔理论家桂伟新提到了“世界主义”文学，并支持“批判性民族” 文化流动模式。民族与国家是不同的概念，我们文学工作者应该承认，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有待补充的，是复杂的。

这也让我们再次思考文学作品：小说究竟是什么？它像中国发明的罗盘，包含能量和矢量，还包括如风一样阵阵吹拂的想象力，在变与不变，本土与外界，以及多元的世界间反复协商，最终形成文字。它就像罗盘上的中间方位基点，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则像气象标识，表示不断变化的文化“气压”和运动。我们终究都是自然的产物。我们对美的感受无须遵从任何派系或陈词滥调，又或是民族寓言和神话，而应当最终形成新的理解。

阿来《文学就是一个充满流动性的地域》：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向世界敞开。很多时候，在中国，一个作家成就的衡量，并不是以其用中文这种语言表达中国这个地域的各种经验是否充分，而是以其在西方世界的别种语言中是否受到欢迎为标准的。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学的真实现状与西方呈现的中国文学图景相比，无疑有着巨大的偏差。人都生活成长于不同的地域，无论流动性增加到什么程度，这种由地域规定的语言与现实经验还是一个根本性的东西，至少在现在看来就是如此。我要做的工作首先是构建自己的世界，而不是过于急迫地走向另外的世界。因为这种急迫可能使我们会以别人的标准去扭曲自己丰富的，自有风范的，并且可能日趋圆满的世界。在我看来，文学，是为了呈现一个流动的地域。文学家，以此方式加入世界的对话，而不是为了在对话中受到欢迎，而去捏造或扭曲一个地域。

魏微《迁徙与欧美文学》：南非作家戈迪默的小说《偶遇者》，是一篇典型的移民小说。大概对于像女主人公茱莉这样的富家女来说，物质只会使人软弱，贫苦却能生出清坚的力量。

总之迁徙有很多种，有人是为避难，有人是为趋富，而茱莉却是就贫，也可以说，她是靠迁徙来进行精神自救。不得不说，当今社会，固守于本土的人确是越来越少了，即便我们没在迁徙，也必是迁徙者的后代，或将是迁徙者的父母。也就是说，迁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常态，虽然它看上去是非常态的。在人类祖先留下的诸多积习里，迁徙已经成为我们人性的一部分，那就是对于远方、未知的无止尽的好奇和渴望，它带来了纷争、仇视、冲突，可是同时，它也意味着活力、创造，它带来了某种程度的融合，文化的、生活方式的。

就复杂性和丰富性，我认为是迁徙而不是安居一直在承担文学的永恒主题。

王十月《流动，近四十年最主要的中国经验》：流动，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景象，数亿农民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固守的地域，在大地上流动。而这流动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改变，和这背后的酸甜苦辣，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最主要的真实。如果中国作家无视这个巨大的真实，回避它，不去书写，这代作家是不称职的。正如，如果唐诗没有杜甫用他沉郁的诗歌将个人离乱与家国动荡记录在案，那一代诗人是失职的一样。所幸，有许多人在书写中国这一段经验，这样的书写被称之为打工文学。打工文学这个叫法自然不科学，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叫什么文学，我想介绍的是这样一种文学的存在。在中国，它被认为是低级的，是边缘的，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但我想，这样的中国经验，是我们这代作家必须面对和回答的：

我们这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

◎诗歌与社会

凯特·费根《埃克曼诗歌中的时空变迁》：埃克曼的《红宝石月光》是长篇的序列化长诗，探索了持续时间和时间变化的诗学。这首诗巧妙地游动于当代的现实情况和故事之间，这些现象和故事已被数十、数百或数千年传诵，其中许多事情超越了将时间和事件归为“过去”或“历史”的哲学和学科机制。

或者更确切地说，埃克曼诗歌的美学和文化坐标表明，基本土著本体就远远超出了我刚才描述为时代性“之间的运动”的东西。埃克曼敏锐地知道生活在古代故事母体中的想象压力——其中很多故事似乎对于埃克曼来说在回响，最近回归到其传统语言了。

埃克曼创造审美和文化的空间，用于混响和后图像增殖。重复、暂停和诗行跨接，这是暂停的技巧——为读者产生空间，以便提炼阅读的时间经验，同时是发音的、语言的和现象的经验。

大卫·马斯格雷夫《诗歌中的听觉场景分析与声音》：把评论限制在诗歌领域。与我们对古典信息论的期待相反，比起在全是寂静的孤立状态下听取打断的言语，人类大脑在拥挤或吵闹的环境中，更容易正确听取并理解受阻信息。这就是阿尔伯特·S·布雷格曼所说的“听觉场景分析”，我认为它对我们思考诗歌中的“声音”有些启示。如果杂音、误听等表面混乱不仅自然，还有助于产生新的含义，又会如何呢？如果不是单单在系统和连贯中找出抽象的难点和分离，如果这些的来源也是声音本身、音色、声调、重音和响亮度，还有氛围、共鸣和或许更为重要的多重性，又会如何？说话声音中的冗余标志着对可理解含义的充实的理解，也可能标志着对不同形式的近亲韵律重新燃起兴趣。这将成为回归主体和分裂的自我的另一种方法，或许是通过这一种方法，它会展开听觉场景中的意图，并带来对诗歌的探索。

杨克《从对现实深刻关注的有限中看到无限》：可以说在几乎整个80年代，我们都在狂热读西方现代后现代作品，包括各种文艺理论和哲学，深受欧美文学和拉美“爆炸”文学的影响，强调自我，认为如何写比写什么重要。

可是写了30多年，回头看我自己的诗作，诚然，如作家余华表达过的类似的观点：我以为自己是手法翻新的现代主义写作，到头来才发现其实骨子里是现实主义写作。

我曾说过：“我写关于世界的诗歌，将现代性锲入现实关怀，把个体生命融入时代语境，呈现特定生存空间的元素，同时坚信为人类写作。”与“现场”和“当下”构成紧张关系，具有面对和处理“当下”的能力，一直是我贯彻始终的有别于许多诗人的写作追求。

当然，我也写语言实验的诗，关于大自然的诗，关乎自我的诗。特别是对时间的追问，是我写作的重要部分。

郑小琼《诗歌之胃》：“这饥饿的胃，吞下一列奔跑的火车”（诗歌《胃》），多年前，我对诗歌与时代的关系有过如此的表达。如何让诗歌之胃有效地消化时代这列奔跑的火车，用诗歌将时代与现实的关系呈现出来，将真实的生活与内心的镜像呈现出来，如何将伦理与艺术有机结合起来。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有体温的诗歌，这种温度从伦理上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人，从艺术上来源于被人们忽视的词语中，来源于诗歌内部的技艺。

我觉得自己要从人群中或者繁复的社会中将我表达的对象掏出来，把她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有着具体名字，来自哪里，做过些什么，从人群中找出她们或者自己，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中，让她们还以人性的尊严。只有这样才能给“诗歌之胃”以“活着的灵魂”，“诗歌之胃”不仅仅吞下时代“这列奔跑的火车”，也有了艺术的尊严，诗歌的尊严。

◎评论：批评的价值 

安东尼·欧曼《评论的价值》：关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评论家有某些基于社会形态和同代人的价值评判模式，他们会就文学在社会形态框架内所能扮演的角色对文学作出评价。教“慢读”的老师们呢，对价值有着不同理解。这种对“价值”的理解，很不幸和开始时我提到（且一直会首先提到的）的“直觉”的概念一样引人深思。

价值即指含义本身的价值。细心研读文学作品的评论家们所关心的“价值”，正是评论家研读的作品给他们带来的意义。

评论就是对一本好书的“含义”进行充实、强调或例证，评论的价值高低取决于评论家能将充实、强调或例证做到什么高度。相应地，这也给了其他人学习如何“理解”的材料，从而帮助他们理解得更深刻。（就像马尔克姆·X把字典从头翻到尾，这本字典就是他学习如何“理解”的材料。）

本·丹汉姆《森林城市：生态，多样化和文化》：一直以来，“生态（ecology）”一词在人文学科领域的使用都是宽泛而含糊，为摆脱这一局面，我们需要查看其来源的具体的生态和有机体。就这一点而言，“原绿球藻”十分有用，因为它可被视为“阐述塑造微生物人口和生态系统之力量的模型系统”。我对塞萨尔·卡尔沃的小说的讨论建立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之上，即小说——特别是英美和欧洲传统之外的那些作品——能够为我们在复杂生态中设想自己的位置提供新的方法，且这些设想方法能和对生态过程的、以科学为基础的理解联系起来。

保护、研究和学着去感知之前隐形的当下非人类城市（虽然只是通过生物学和文献），每一点都和建造高密度的、可支撑最大可能的生活多样性的人类城市同等重要，这又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观点上。

谢有顺《为批评立心》：何为批评之心？我以为它至少包含义理、实证和文体这三方面。其中，又以义理为最高。批评的义理，不仅是指思想或哲学，它也是指文学的道义与艺术的原理。不合义理的批评，即便姿态勇猛、辞章华丽，终归偏离了文学的大道。而讲究义理的批评，又要有实证精神和文体意识，才能使它所坚持的义理得以落实。实证，就是考据，文本的考据，关乎艺术细节的欣赏，人物性格的逻辑分析，情感冲突的发现和探讨——所谓的细读，其实就是实证，是一种艺术形象的还原。文体，是说话的方式，也是语言的风采，是修辞之美，也是文章之道。古人说，“有德必有言”，这个“言”就是修辞，也是文体。有怎样的义理，也就会有怎样的文体。情感如何节制，说话如何把握分寸，个性与激情如何平衡，理性与感性如何互动，修辞立其诚，都是文体的艺术。

李朝全《回到批评的初心和常识》：批评是一种选择。其一是对优秀作品进行经典化、历史化，使之进入文艺史、艺术史、文化史。具备思想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也包括对文艺创作的反作用力和推动力，对读者阅读鉴赏的引导力和影响力。真正的文艺批评者由于其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把握，对思想哲学、艺术审美层面的深入开掘，对目标读者的极大关注，对艺术特色的执着追求，因此往往能站在更高的位置，取更为开阔的视野，抱更为宽宏的胸怀，对批评对象进行审视、研究、剖析和评判，犹如一位医术高明的医师，手握解剖刀或手术刀，对自己的解剖对象或患者进行认真准确科学的剖析或手术治疗，不仅能揭示病理病变，指明疾患，更能疗疾治病，使患者躯体更为健康、更趋完美。这对被批评者和广大受众都是有益有用有利的，对文艺创作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出版的前景与理由

伊沃·印迪克《在澳大利亚做文学出版商》：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例如博客、电子杂志以及其他自媒体手段，为年轻的准作家们提供了史无前例地迅速发表和分享作品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阅读和写作的价值不降。而这种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流通，一旦完成写作，即刻进入发表的状态当中。文学出版商不仅仅面临一种挑战：如何将这种新型写作的优势与文学传统联系起来，即使作者可能不会直接认识到这种联系，也可能不会将这些传统界定的重要作家及作品列入参考文献。这种写作中的“声音”非常强大，使得我们很难分清作者、叙事者和作品中的人物。而这种区分恰恰是现代文学评论的基础。在澳大利亚出版和销售书籍需要将不同的体裁分开，划清界限；值得一说的是，出版商依赖小说，因为它是唯一具有商业成功前景的文学形式。

刘方《出版的前景与理由》：出版机构的优势在于长期的资源和品牌积累、大量优秀专业编辑、对作品精细打磨的能力和对渠道市场的专注。图书，特别是文学图书，有着丰富经验的编辑给文本和传播过程带来的提升，往往是极有价值的。作家的作品想要进入大众阅读市场，光书籍的版式、开本、材料、定价、促销活动等等这些编辑出版发行细节技巧，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全面掌握的。但现有的出版模式显然已不能满足当下的需求。科技进步正在催生新的出版内容、产品、载体和出版模式，并为出版业创新商业模式奠定基础。阅读交互技术、应用于阅读产品的多媒体技术等正在不断成熟，文字、语音、图像等要素之间的转换将大大提速。销售渠道、营销模式也都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正在日益加速。当出版不再孤立，自身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朱燕玲《内容的深度开发》：2014年开始，《鬼吹灯》《盗墓笔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一波又一波的热门IP入侵到我们的生活。从网络文学形式到纸质书出版，从图书改编到电影或电视剧，再开发游戏等周边产品，以IP为核心的多媒体生态链正逐渐形成。一个IP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媒体的烘托，内容的支撑才是关键。传统出版业的优势正在于积累和掌握了大量的优质作家资源，虽然与流行网文相比，严肃文学作品在深度开发版权资源方面有难度，但IP热给我们的启示，迫使我们思考如何做好版权的后续开发运营。我们要向国外的出版商学习，逐渐向版权经纪人的角色转换。目前，各家出版社都已起步进行版权资源的多元开发利用，在签订图书版权的同时努力获得多种权利，打造影视、有声书、动漫、游戏等周边产品，使内容的价值进一步被挖掘出来。

◎文学与翻译

韩静《翻译是跨文化交际》：两种语言和文化不存在同一性。翻译过程中如果要寻找对等时，我们需要明白不存在无差异的对等，而且对等不等于复制。例如，走路时有些人的脚习惯向外转，有的则会向内转。这种情况用中文描述是外八字和内八字。中文最初是属于表意语言，是一种象形文字。而英文对应的词语分别是“鸭脚”和“鸽脚”，画面感十足。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是中文表达更客观，英文表达更“多彩”。如果把中文“你走路是外八字脚”翻译成英语“When you walked, you had duck feet（你走路时的脚是鸭脚）”，虽然指的是同一个行为，但英语读者感受到的和中文听众感受到的有很大不同。最后，我想说翻译不是照镜子，而是再创造的过程。翻译后的译文是全新的文本，有自己的生命，同时为我们看待原文开辟了新的视角。

李尧《文学与翻译》：无论汉学家还是中国学者在挑起这副重担的时候，都必须对中国文化背景有深刻的了解，并且是能十分娴熟地使用外语进行创作的文学工作者。在翻译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都不能以外国读者不熟悉、不了解、看不懂某一作品的时代背景、文化内涵为借口，就肆无忌惮地删节、修改中文原著。翻译的功能之一，恰恰就是要把别的民族不熟悉的东西，包括所谓时代背景、文化内涵，介绍给他们。背离这一原则，就是对翻译的背叛。我接触的国外的出版社和作者没有一个人允许译者肆意删改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一些作品走出国门时就要遭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把中国文学推向世界是具有战略性的长期任务，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作为文学翻译工作者应该肩负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让作家、作品，有尊严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