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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灿烂背后是灰烬,光彩背后有黯然

更新时间:2017-08-16 来源: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 谢有顺

人存在,也知道自己存在,再进一步,人还知道自己有一天将不存在,也就是说,人知道自己的存在是有限的,可他的内心,又有一种对无限的向往——存在的有限与渴望无限之间的冲突,就构成了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存在的第三个层面。

几乎每一个人,内心都渴望自己的存在能够延续得久一点,中国人甚至说得极为直白,“好死不如赖活着”。

在中国,因为没有宗教传统,多数人不在宗教意义上信仰灵魂的存在,骨子里也不接受灵魂永恒这种观念,但中国人却崇尚两件事情:著书立说和传宗接代。二者在中国文化体系里,都有崇高的地位。其实著书立说也好,传宗接代也罢,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存在延续下去,拒绝让自己从此世消失。不同的是,著书立说借助的是精神的流传,传宗接代则是通过血缘的承继。

(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因此,中国人是以另一种方式相信灵魂的永恒,他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不死的象征,只不过,这种永恒和不死,不是指向彼岸和未来,而是指向此岸、此世。

钱穆说,“凡属超我而存在,外于我而独立,不与我而俱尽的,那都是不朽。”“人死了,灵魂还存在,这是不朽。”这里说的,其实更多是西方的观念,中国人所理解的不朽,似乎更具现实意义。“中国古人却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凡属德功言,都成为社群之共同的,超小我而独立存在的,有其客观的发展。我们也可说,这正是死者的灵魂,在这上面依附存在而表现了。”(《湖上闲思录》)德、功、言指向的都是现世,它是中国人所理解的灵魂不灭的证据。

但不管以何种方式来理解生与死的诘问,人的肉身终有一死,存在会变成非存在,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人所有痛苦的根源。

◈ 二 ◈

人无法超越肉身而存在,也无法突破时间的限制,这就是存在的有限性。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固然没错,但这话也可反过来说,未知死,又焉知生?死亡是一种提醒、警戒,当你想到人会死,甚至随时都有可能意外地死去,那些无度、无意义的贪婪和抢夺就瞬间失去了光芒。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甚至一直成为物质、欲望、权力的俘虏而活着,这才是存在最为荒谬的境遇。

面对死亡对活着意义的注销,如何才能反抗死亡、继续生存?这就引出了存在的另一个命题:向死而生。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都讨论了这个问题。

向死而生,即直面死亡,在死亡的注视下活着,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活着来超越死亡。许多地方的平坟事件,之所以会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关乎那个坟包之争,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较量。假若入土为安、死者为大的思想被颠覆,那所谓的中国传统也就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根基。

中国人敬畏死亡,而且常常对死亡有一种达观、宽大的理解。尤其是在农村,死亡如同是一个公开的节日。那些与土地相伴终生的农民,早已学会了如何与死亡一起生存。在我的老家,多数人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有些人,做棺材的时候,像做新衣服一样,还要躺进去试试是否合身。棺材是上油漆的,为了防虫、防腐,过几年就要把它从阁楼上抬下来再油漆一遍。还有很多人,六十岁之前就为自己找好了坟墓,甚至生前就把坟墓按照自己的喜好修好了,他也不讳言这就是自己将来的家。

我的祖母,生前就说希望自己的坟墓能够离家近一点,我问她为何喜欢离家近的地方,她说,远了说不定你们就不来扫墓了,离家近一点,家里煮什么好吃的,香味飘过来,我还能闻到呢。她对死亡,从未恐惧过,她也不害怕那个将要去的地方,因为她说活着是坦荡的,死了就不害怕。同时,她认为自己生了儿子,儿子又生了儿子,生命就传承下来了,所谓的死,对我的祖母而言,不过是短暂的消失,或者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存在于祖宗牌位上,存在于子孙的血脉中。

这或许只是一种朴素、淡然的人生观,但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愚昧,恰恰相反,这种人生观在中国极具代表性,它透露出一种独有的关于生与死的乡村哲学,尤其是那种乐观的“向死而生”的精神,对现代人也不乏启示意义。

◈ 三 ◈

也有悲观的人生看法。譬如,张爱玲有一种望远皆悲的思想,意思是说,你只要拨开眼前的迷雾,稍稍看远一点,人生就不过是悲凉、悲哀而已。那些快乐,欢场,那种不可名状的信心,都是因为只看到了眼前的事物,那么灿烂、光彩,而从未看到,灿烂背后的灰烬,光彩背后的黯然。

(张爱玲:“人生的结局,总是一个悲剧,老了,一切退化了,是个悲剧,壮年夭折,也是个悲剧,但人生下来,就要活下去,没有人愿意死的,生与死的选择,人当然选择生。”)

这几乎是一种无法修改的人生现实,繁华过后就是寂寥,生的终点就是死。

无论你如何强大、不甘,你终究躲避不了人生的这个结局。你没有看到这些,不等于人生的悲剧就会离你而去;你看到了这些,心里涌起的就是悲哀之情。人生的过程可以千百种,但结局却是平等的,在死亡面前,智慧、美名、财富、权位都将化成灰烬,这些生前令人念兹在兹的事物,并不能改变人生是悲凉的这一事实。

张爱玲为何一直蜷缩在世俗生活里?其实是为了抗拒一种无法排遣的厌倦和虚无。

王安忆说:“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世俗的张爱玲》)这样说,并不是没有道理。或许,由于张爱玲过早就洞穿了人生的本质,她已没有耐心去描绘现实世界里的争取、理想的光泽,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望远皆悲。她写着写着就会向读者亮出人生的底牌,把自己对人生的苍凉体认直接说出,而忘了展示这个过程的丰富和复杂。

这就是一种现代体验。

就像卡夫卡,发现了一种精神真实之后,也是急于要把结论告诉我们。他的《变形记》,写人变成甲虫,这种写法,就艺术而言,是粗陋的,但这就是卡夫卡要告诉我们的,有一个比艺术自身还要重要的人生结论,所谓所有的障碍都在粉碎我,人再也不能像人一样活着了。

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小说观念,它所深入的是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写的是内心那种极为隐秘而细微的经验,那种不安、恐惧、绝望,根植于那个内在的人——这个内在的人,在过去小说中,往往是缺席的,或者是不动声色的,现在经由现代生存的提示,成了小说的主体,甚至成了小说新的主角。

这个内在的人,有存在感,对他的书写,代表的是对存在的不懈追索,它构成了现代小说的精神基石。而今日的小说,之所以日益陈旧、缺少探索,无法有效解读现代人的内心,更不能引起读者在灵魂上的战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重新做了故事和趣味的囚徒,不再逼视存在的真实境遇,进而远离了那个内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