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以来，智能网、智能电器、智能服装等智能服务与产品加速进入社会生活。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9年启动SETI计划、利用全球联网的计算机共同搜寻地外智能之后，我国2016年在贵州建成了世界最大单口径500米球面射电望远镜。今年年初，智能程序阿尔法围棋（AlphaGo）化身为“Master”在车轮大战中取得60连胜的成绩，打败了人类最杰出的选手……诸如此类的现象都启发我们深入思考智能的含义。在学术界，“智能”是虽然使用频繁但未完全达成共识的范畴。笔者认为它包含广狭二义。广义智能是指能够根据反馈恰当应对环境刺激的系统，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因为各种生物体都有不同程度的自主调控能力。狭义智能是指围绕自我意识组织起来（或者说为自我意识所支配）的智力与能力，在地球生物中为人类所特有。在进化史上，由广义智能向狭义智能的转化是以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为生理基础，以运用工具制造工具为物理机制、以发明和应用语言为心理机制、以分工协作为社会机制而实现的。如今，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正阔步走向以多态化、多质化、多源化为特征的泛智能时代。具体地说，人类力求更灵活、更高效地组织其智力和能力，从而实现智能的多态化；将自身所拥有的智能辐射于其他存在物，从而实现智能多质化；在环宇范围内把握自身的存在，为此进行域外智能探索，力求把握智能的多源化。上述泛智能化趋势既是目前正在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实践，又是通过科学假说和艺术幻想逐渐展示其丰富可能性的瞻望。在后一种意义上，科幻电影是我们认识和把握泛智能化趋势的重要参考系。

一、多态化：拓展人类智能的创意

人类智能的拓展是在工具与产品、语言与意识、规制和身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进行的。所谓“智能多态化”是指人类不断运用工具制造新产品，并将新产品转化为新工具，在良性循环中推动作为自身智能凝聚点的工具推陈出新；不断运用语言思考新问题、形成新意识，并将新意识作为创造新语言的指南，在往复运动中促进作为自身智能之表现的语言在词汇、语种、文类、符号系统等多种意义上生生不息；不断运用规制来调整新关系、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新身体，并将新身体作为创造新规制的依据，在相互作用中促进作为自身社会属性之集合的规制在角色规范、伦理准则、礼节仪式、法律法规等多种意义上弃旧图新。科幻电影有关智能多态化的创意正是沿着上述三种取向展开的。

泛智能化首先是指人类将自身的智能赋予所开发的工具，从而使之成为智能的物化形态。相反的过程也属于泛智能化的关注范围，亦即既有工具成为新发明、新创造的起点。我们将上述两种过程统称为智能生产。它经历产品化而成为侧重于再生产的设备、侧重于非生产性用途的装备（其区分只是相对的）。这些设备与装备本身的智能化既促进了物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又促进了智能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流行。科幻电影创意对智能生产所起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有赖于先前已经产生和应用（或者仅仅作为原型、蓝图与设想而存在）的各种工具的启迪；另一方面，它又以自己的瑰丽想象激励人们进行新的发明创造。

智能生产有不同含义：从工具角度看是利用各种智能设备进行生产，从产品角度看是智能设备的生产，从供给侧看是以智能引领生产，从消费侧看是靠智能实现增值。

最早的科幻电影是以对超越当时制造业实际水平的设备的构想载入史册的，这就是卢米埃尔兄弟（Lumière Brothers）的短片《香格里拉熟食机械公司》（La Charcuterie mécanique，1895）。它在英语世界中以《机械屠夫》（The Mechanical Butcher）知名。早期科幻电影不仅表现了自动化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且反映了由此造成的伦理问题，即工人失业。苏联《感觉丧失》（Loss of SensationApril，1935）就是以此为题材的。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性，尽管自动化同时开创了新的岗位（如机器人维修等）。

至于从产品的角度对智能设备或装备加以描绘，时间要晚得多。这或许是因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R）一词在1956年才问世的缘故。科幻电影构想了某些性能超前的智能装备。例如，根据美国《征空杂牌军》（Dark Star，1974）的描写，人类到22世纪中叶已经发展到太空殖民的拐点。暗星号超光速侦察飞船以人工智能“热星触发装置”武装起来，前往清除可能影响未来殖民活动的不稳定星球。在意大利影片《末日战士》（Warrior of the Lost World，1984）中，主人公骑上安有人工智能计算机“爱因斯坦”的先进摩托，穿过“幻觉之墙”。在日美合拍片《毁天之际》（Solar Crisis，1990）中，2050年有预言称巨大的太阳耀斑将为害地球。宇航员登上飞船前往太阳，准备扔下一枚人工智能制导反物质炸弹，以熄灭耀斑，或将它喷出的火团引到别处。

从供给侧看，引领智能生产的人往往具备高智商。像美国《钢铁侠》（Iron Man，2008）的主人公斯塔克就是如此。他聪明过人，15岁就考入麻省理工学院，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在父母均过世之后，他继承了以之命名的斯塔克工业（Stark Industries），将自己的发明创造转化为军工产品。其得意之作是利用微型反应堆作为能源的飞行铠甲。不过，这部影片并非盲目地为这位防务承包商唱赞歌，而是表现了他自我反思的过程。当他发现本公司所生产的军火被恐怖组织所利用，甚至危及他自身时，毅然决定企业转轨，为此不惜与既得利益者冲突。

从消费侧看，科幻电影对智能设备的作用有两极化的构想。据美国《动感战士》（Star Kid，1998）所述，12岁男孩、七年级生格里芬在垃圾场发现了一件由火箭从太空运送来的“赛伯服”，即带人工智能的外骨骼套装。自从穿上它之后，格里芬的处境完全改观。他在学校霸王图尔博面前挺起腰杆，从损坏的摩天轮救出心仪女孩和她的朋友，令同学刮目相看。这类构想弥漫着乐观主义情调。与此相反，在美国《蜘蛛侠2》（Spider-man 2，2004）中，奥托博士以其身体控制八条智能机械臂为反应堆装载氘元素，不料发生故障（峰值电压导致融合反应堆不稳定），背部的控制芯片脱落，反而为智能机械臂所控制。其太太死于这场事故中。这类构想则是悲观主义的。现实生活中的智能设备或装备本质上是高水平自动机，其运作机制可以从控制论原理得到解释，智能家电、智能网络、智能建筑等都是如此。某些科幻电影试图更进一步，将价值判断引入智能装备或设备的控制回路中，例如，英国《博士之日》（The Day of the Doctor，2013）所构想的终极武器星系吞噬者外表像个手提箱，但已经具备意识，其界面是可与硬件分离的人，而且有良知。当使用者奉命用它让所属种族和入侵者同归于尽时，作为该武器化身的女子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

泛智能化肯定智能是为多种条件所左右的心理现象。换言之，智能虽然主要依托于人体（特别是人脑），但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它是在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不论对于族类、群体或个人而言，智能在特定条件下都具备确定性，亦即并非当事人随心所欲所可改变。尽管如此，智能又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因此，我国古代设想通过服用远志、赤芝、芍药、石菖蒲、藕粉、海梧子等中药来益智，医书中还出现了彭祖丸、何仙姑庆世丹等带有神话色彩的记载。现代西方将机器当成强化智能的手段，例如，美国发明家恩格尔巴特（D.Engelbart）认为人的智力是通过运用人工制品、语言、方法论和练习获得增强的，计算机正有增强人类智力的作用。为此，他开发了超文本系统H-LAM/T（1963）。 在神话时代，幻想中的神族往往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发达智能，神人交媾生下的后代往往具备普通人难以媲美的异智奇能。在科学时代，人们每每将智能强化的希望寄托在技术应用上。科幻电影所设想的基本途径有引入机器、诉诸药物等。

通过引入机器来强化智能的想法，早在恩格尔巴特发表上述论文之前就已经出现在科幻电影中，不过却是以否定性的形态。以美国片为例。根据《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et，1956）的描写，生活在牵牛星4号上的克雷尔人发明了可以测量并增强智力的“可塑教育器”。这一高度进化的文明却在地球人宇航员到达该星球20万年前突然消失了。宇航员试用了他们留下的可塑教育器，开始时难受得要死，结果却是智能倍增。克罗尔人的发明没有所谓“本我”（Id）的因素。地球人使用时，其潜意识创造了这种怪物，结果杀死了自己的同事与伙伴。《隐形男孩》（The Invisible Boy，1957）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它设想超级计算机一方面通过互动赋予淘气男孩超级智能、使之得以组装出机器人，另一方面教唆机器人绑架男孩当人质，想实现接管世界的野心。

通过药物益智的想法同样见于科幻电影中。法国《超体》（Lucy，2014）可以为例。主角露西是在台北求学的美国姑娘。她在被迫贩毒的过程中摄入毒品、药物和生命物质三位一体的CPH4（产自孕妇、用于帮助胎儿成长的神奇微量物质，后被人工合成，过量使用就成毒品），其大脑潜力开发比例得以不断提高，由此获得包括传心术、心灵促动和心理时空穿越等超能力，攫取一切设备中所包含的信息，成为超级电脑，能够追踪倒流的时光、与人类远祖对话。当她的大脑开发达到100%时，就成了与宇宙同在的超体。

除机器、药物的影响之外，科幻电影还设想了其他强化智能（主要是能力）的可能性，如美国《蜘蛛侠》（Spiderman，2002）的主角被基因工程所生产的超级蜘蛛咬了而突具织网能力，《绿巨人》（Hulk，2003）主角受伽马射线爆炸影响而拥有异于常人的变身能力等。这些主角获得超能力以后可能造福人类，也可能为害社会。系列片《X战警》所描写的变种人就是如此。科幻电影一方面通过塑造各种超级侠客来肯定科技在强化智能方面所创造的愿景，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各种超级恶棍来警示科技走火入魔所带来的恶果。在此之外，科幻电影还描绘了某些异乎寻常的智能变异现象。它们并非科技所造成，却值得以科学的眼光加以审视。像英国《魔童村》（Village of the Damned，1960）所描写的早熟儿童具备读心能力却缺乏爱心，美国《魔力玩具盒》（The Last Mimzy，2007）所描写的玩具兔子导致孩子大脑发育失控等。这类作品提醒人们：强化智能固然是许多人可能产生的美好愿望，但面临着不少棘手问题，如智商和情商不匹配、能力与品德相矛盾、智能与责任相适应等。相关创意涉及强化动机、强化手段、强化表现、强化效果等。

人是社会动物，人类智能是社会智能，亦即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依靠社会组织凝聚、通过社会实践见效的智能。在这一意义上，人类智能的发展是在下述矛盾中实现的：一方面运用智能加强规制，提高社会系统化、秩序化、结构化、整体化水平；另一方面运用智能挑战权威、挑战秩序、挑战传统、挑战定势，实现自我更新。这一点在有关智能再生的构想中获得了鲜明的表现。所谓“智能再生”是指智能体重新获得生命，如某些宗教所说的“转世”（死者灵魂在轮回中投胎）等。转世者的灵魂获得了新的身体，但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在一定社会体制中得到确认，藏传佛教的金瓶掣签就有这种功能。

在泛智能化的视野中，智能再生体现了规制与身体的矛盾。一方面，特定智能依存于相应的实体，人的意识、灵明或灵魂与身体的关系就是如此。另一方面，特定智能似乎又会在不同实体之间流动，所谓“转世”“投胎”就是这样。人类的社会秩序是以前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亦即身体是特定智能的权利和义务的物质承担者。人类的超越想象则是以后者为前提而展开的，亦即智能可以通过支配不同的身体来表现其存在与诉求。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超越想象受到社会规制的强大约束，鬼怪迷信遭到严肃批判，尽管娱乐经济中还以恐怖片、玄幻片、魔幻片等形态为之留下一定空间。科幻电影本身则是科学时代超越想象的特有产品。

科幻电影中的智能再生主要见于下述三种题材的作品：一是复活，即灵明在原有身体恢复功能，起死回生。这类题材在科幻电影中大量存在，单单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电影中就有《五十年后之世界》（Just Imagine，1930）、《余生六小时》（6 Hours to Live，1932）、《生死之间》（The Waling Dead，1936）、《弗兰肯斯坦之子》（Son of Frankenstein，1939）、《他们吊不死的人》（The Man They Could Not Hang，1939）、《X博士的复活》（The Return of Doctor X，1939）等。与传统志怪、述异作品不同，科幻电影是在科技应用的语境中处理复活这一题材的。二是克隆，即灵明产生了不同复本。这类题材的科幻电影在20世纪中叶大量出现。以美国片为例。《未来世界》（Futureworld，1976）描绘了基于电子机械仿真的克隆体，《魔种》（Demon Seed，1977）描绘了计算机控制人类妇女产下的克隆体，《银翼杀手》（Bladerunner，1982）描绘了通过基因工程大规模生产的复制人。三是信息化。与之相关的科幻电影创意不是依据道术、玄学或魔法，而是将信息科学、量子科学、宇宙科学等当成自己的前提。如果智能只是一种信息集合，那么，或许就可以像计算机文件那样保存、复制、上传或下载；如果灵魂就是超越肉体的“量子信息”，那么，它似乎可以在时空中匪夷所思地运动；如果宇宙是多元的，那么，同一灵明或许可能存在于不同宇宙，在某一宇宙中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在其他宇宙中的消失……诸如此类的构想与其说是已经获得验证的科学成果或科学知识，还不如说是姑妄言之的大胆想象。尽管如此，科幻电影创意不仅承认各种假说在开拓思路方面的价值，而且将这种价值置于伦理背景中加以审视，思考智能再生给社会规制带来的挑战。就此而言，美国《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2014）是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主人公威尔博士遭受恐怖袭击后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便利用自己作为人工智能专家的特长，在临终前将自己的意识上载于量子计算机，实现了再生的心愿。尽管如此，他遭到了两方面的打击：一是认为人工智能亵渎自然的恐怖组织，二是认为网络幽灵威胁社会安全的政府当局。威尔的妻子伊芙琳本来为他再生而庆幸，按他的意思购地建设园区，利用日光产生能量，发展纳米技术。作为网络幽灵的威尔固然利用上述条件在园区创造了让盲人复明、伤员痊愈等奇迹，但也表现出通过网络脑控+纳米播撒征服世界的野心。伊芙琳无法容忍，与之同归于尽。

智能生产、智能强化和智能再生都是围绕人类本身而推进泛智能化。智能生产将人类智能由主体扩展到客体、由工具扩展到产品，在自然界越来越深刻地打下人类的烙印，以至于创造出“人类纪”；智能强化既造成了智能体内部的等级分化，又通过不同等级智能体之间的博弈促进了智能的整体发展；智能再生不仅保证了已经产生的智能不灭不朽，而且有利于智能体的四处流动。

二、多质化：培养智能生物的创意

所谓“智能多质化”是指人类通过改造世界的活动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烙印，其中包括创造出具有某些智能特征的新系统，如智能机器人、智能程序和智能生物等。人类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断改进工具，让工具分担自己的职能，从而促进了动力机、操作机、处理机等的发明与改进，具备一定自主性的智能机器就是这样诞生的。人类为提高思维效率而不断改进语言，希望能够以之改变世界，从而促进了咒语、灵符、指令集等的发明与完善，具备相对独立性的智能程序就是这样产生的。人类为实施社会治理而不断改进规制，将和自身有密切关系的生物也纳入管理、约束的范围，从而促进了家禽、家畜、宠物等的圏养和训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人类语言或表情的智能生物就是这样产生的。科幻电影创意超越了上述如今已经耳熟能详的现象，将智能机器上升为智能机器生命、将智能程序上升为智能生命程序、将智能生物上升为类人生物，在幻想中思考它们与人类的关系。

（一）智能机器（硬件取向）

泛智能化从生命的角度理解智能。如果说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矛盾为有生命的存在物所固有的话，那么，需要和智能是上述矛盾的转化形式。智能是生命体能动性的集中表现，正如需要是生命体的受动性的集中表现那样。在这一意义上，智能装备和智能机器生命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为人的需要服务的，不具备独立需要，亦即智能装备没有与自我更新相适应的内在驱力。后者则拥有独立需要，虽然可能为人的需要服务，但这种服务并非唯一目的。现实生活中的智能机器人属于智能装备，科幻电影中已经出现了作为独立生命形式的机器人。对于相关演变，可以从智能化、亲密化、疏远化等角度加以考察。

先说智能化。早在法国梅里爱拍摄短片《小丑与自动化》（Gugusse and the Automaton，1897）时，自动机在画面上已经以机器人的形态出现，时间比捷克作家恰佩克（Karel Čapek）在剧作《洛桑万能机器人》（R.U.R.）中使用“机器人”（robot）一词还早。该片致力于表现人们对自动机的惊愕神态。20世纪初的某些科幻电影将机器人作为纯粹意义上的工具。比如，美国金系列片《神秘法师》（The Master Mystery，1918）中的机器人就以“自动机”（The Automaton）为名。意大利《机器人》（L'uomomeccanico，1921）中的机器虽然外形像人，但却是遥控的。德国《大都会》（Metropolis，1927）中的机器人被赋予真人玛丽娅的特性，亦即智能化了。影片因此刻意表现了真假玛丽娅之间的冲突。德国《世界之主》（Master of the World，1934）则致力表现智能机器人工业应用的两种前景，或者导致失业工人造反，或接手艰巨工作、改进人类生活质量。影片本身的情调是乐观的，为机器人所取代的工人找到了新工作（如维护机器人等）。

再说亲密化。这在科幻电影中表现为智能机器人认同人类的价值观，亲近人类，乐于充当人类的助手、友伴，甚至憧憬成为人类的爱人。亲密化实际上是人类推动泛智能化时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即创造一个既能理解自己、又能支持自己的友好世界。机器人对人类友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在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期接触到体贴他们的关爱者，如美国《霹雳五号》（Short Circuit，1986）中五号机器人遇到斯蒂芬妮；也可能是由于他们本身就寄寓着人类灵魂，如《机器人老爸》（And You Thought Your Parents Were Weird，1991）中智能机器人“小星”为主角乔西之父所托体。这些机器人或者对作为族类的人衷心向往，如美国《机器管家》（Bicentennial Man，1999）中的NDR系列机器人安德鲁为变成人而不惜牺牲长寿与健康；或者对具体的人一往情深，如美国《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1）中机器人大卫对领养他的莫妮卡怀有孩子对母亲的眷恋。在他们当中，有些机器人明知自己无法成为人类的一员而深感苦恼，但心理依然隶属于人，如香港《机器侠》（Kungfu Cyborg，2009）中的智能警察德明等；也有些机器人即使在人类全部灭亡之后，依然将自己当成人类的传承者，如美国《机器人9号》（Numero9/Nine/9，2009）有胆有识的主角等。

至于疏远化，可以理解为和亲密化相对立的倾向，指的是机器人由于各种原因滋生了对人类的反感和敌意，成为人类的压迫者、杀戮者或统治者。疏远化实际上是人类在推动泛智能化时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至于造成疏远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开发者本来就蓄意用机器人去对付其他人，如美加合拍片《异形终结》（Screamers，1995）中的劳工组织“联盟”让所发明并部署的“自动游弋剑”（Autonomous Mobile Swords，AMS）去自主猎杀竞争性采矿公司的战士（它们是根据对象的心跳确定目标的，因此联盟本身的战士佩戴可以消音的装置以自我保护，相对于对机器隐形）；也可能是由于机器人本身来自异化，如美国《魔种》（Demon Seed，1977）中可变形机器人约书亚由具有高度智能的计算机海神4号自行组装而成；或者是由于机器人产生了人类意料所不及的变化或进化，像西班牙《机器纪元》（Autómata，2014）中机器人“朝圣者”就是如此。

上述智能化、亲密化和疏远化是彼此相关的过程。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转变，丰富了科幻电影创意的内涵。例如，印度《宝莱坞机器人之恋》（Enthiran，2010）就有理有据地设计了“七弟”在善良助手和杀人机器之间的变化，由此构想了交织着爱与恨的动人而哀婉的故事。

泛智能化从符号与身体相统一的角度理解智能。在传统意义上，智能依存于大脑或神经网络。在电子计算机开发过程中，智能同样整合并依存于硬件。将软件独立出来作为研发目标，是人工智能诞生的历史标志。20世纪中叶的人工智能研究者致力于探讨纯粹符号形态的智能体。这种思路和具身认识论相冲突。继起的行为人工智能转而关注环境。马蒂尔斯曾对二者的区别加以概括：“古典人工智能关心建构心灵，而非完整的代理。这一研究项目的组成，是将心灵的不同能力（即推理、记忆、语言运用等）加以分离，并建构发挥分离中的能力的理论与系统。据信，这些无实体的心灵碎片将被组装在一起以形成完整的‘人’，这种集成付诸未来。行为人工智能则追求建构可在复杂环境中运作的完整的代理（而非心灵或心灵碎片）。上述对环境的关注是区分古典人工智能与行为人工智能的关键之一。古典人工智能试图创造将高水平的人类推理能力复制到在抽象、简化的环境中的心灵要素，行为人工智能则试图在复杂环境建造具有昆虫（说得大胆点，是小动物）的悟性的系统。行为系统具有范围大而程度浅的知觉、决定与行为能力，而非单一、狭窄、深度模式化的能力。”（1999） 科幻电影中的智能程序比现阶段行为人工智能所达到的水平更进一步。这一点，可以通过威权化、人格化和实体化等角度来认识。

对于数字设备而言，智能程序本来就具备支配作用，智能操作系统尤其如此。科幻电影将这种软件对硬件的支配推衍到程序对人类的支配，这就是威权化的由来。若继续上溯的话，数字领域的威权化还有更悠久的历史。原来，与汉语中“计算机”一词对应的computer本义是计算者，即从事计算的人。在社会学意义上，计算者可以被迫进行计算，也可以自主进行计算，同时还可以支使别人进行计算。在信息科学的意义上，计算机或软件一旦从应人类的要求进行计算、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展活动发展到对人类加以控制，就实现了威权化。例如，在英国《萨杜斯》（Zardoz，1973）中，永生者由人工智能“神龛”所监视与保护；在日本《苹果核战记1》（Appleseed，2004）中，智能程序是生化人存活的条件。至于威权化的具体原因，既可能是由于人类在特定条件下自愿让出控制权，像美国《机器人总动员》（WALL-E，2008）所描写的放手让智能程序驾驶宇宙飞船那样；也可能是由于人类遭遇重大挫折而被迫这样做，比如，美国《终极铁战士》（American Cyborg: Steel Warrior，1994）就设想人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普遍患不育症，被自己所创造的人工智能程序统治。

将人格赋予智能程序，这在目前的软件开发活动中就已见端倪。例如，所谓“聊天虫”（Chatterbot）就可能驻有歌手、哲学家等真实人物的人格。其数据库保存了大量和这些人物相关的信息，因此，这类聊天程序的谈吐和应答便使不知情者误为是来自真人。在科幻电影中，智能程序人格化的程度要高得多。它们拥有自己的意志、立场和行为方式，美国系列片《终结者》中的天网就是如此。根据《终结者2：审判日（Terminator 2：Judgment Day，1991）的说明，天网实际上就是1997年8月29日发动核战争的人工智能。至于人格化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开发者有意设计其自身的化身，像《电子世界称霸战》（Tron，1982）中的主控程序就是如此；也可能是作为世界仿真的计算机系统自身运行的需要，美国《黑客帝国》系列片就勾勒了智能程序人格化的群像，包括作为操作系统化身的建筑师、作为应用程序化身的电厂人、作为安全程序化身的黑衣人等；还可能是由于各种不可测的原因，如英国《生化危机5：惩罚》（Resident Evil: Retribution，2012）T病毒使公司主电脑上的人工智能红色皇后因程序出错误变得残暴嗜血，企图清除人类，毁灭地球。

智能程序本来只是软件，在通常情况下栖身于硬件或网络，亦即以虚拟空间作为其家园。它们的运动局限在电子世界，虽然其影响可以通过各种输出设备显示出来，就像美国《杀人电魔》（Pulse，1988）中所描写的在不同屋子间流窜的智能电流那样。科幻电影设想了另一种情境，即智能程序走出虚拟空间。例如，在美国《时空悍将》（Virtuosity，1995）中，政府用于训练警探的模拟机装载有最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使用者需追捕电脑生成罪犯席德6.7，以锻炼他们的侦探技巧。但是，狡猾的席德6.7摆脱束缚离开了虚拟空间，进入现实世界作恶。上述情境是由于系统失控而造成的。在美国《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Avengers: Age of Ultron，2015）中，钢铁侠史塔克在网络上找到了人工智能程序贾维斯，让它和心灵宝石结合，有了合成身体，遍体通红的机器人“幻视”从心灵摇篮中一跃而出，成为人类超级英雄打击犯罪分子的有力助手。上述情境是由于有意引导而形成的。

科幻电影所描写的智能程序的权威化、人格化和实体化曲折地反映了软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的事实。不论是智能设备或智能服装、智能建筑或智慧城市，离开智能程序都是无法想象的。智能程序不仅赋予硬件设备多样化的功能，而且可以不断升级、不断创新，甚至可能出现人类所难以察觉的演变，在乌托邦情境中成为人类的保护者，在异托邦中成为人类的统治者。

泛智能化将与人共处于地球之上的其他生命形态列入自己的视野，相关科幻电影特别注意人类科研开发等活动对提高它们智能水平的影响。在将自身从动物界提升出来之后，人类长期处于进化树的最高端，其智能达到了其他生物无法望其项背的高度。尽管如此，这种状况并非一成不变，至少在科幻视野中是如此。科幻电影中所出现的智能生物大致可以依托与人的关系分为三大类，即被造人、宠物与怪兽。

在科幻电影中，“被造人”主要是以（貌似）科学的方法造出来的人。他们并非人类正常受孕与分娩的产物，若是由人类运用（貌似）科学的手段赋予生命而创造出来，习称“人造人”；若是由基因工程而繁殖出来，习称“改造人”。前者在创意上的主要来源是雪莱夫人（Mary Shelley）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这部小说被多次改编成为科幻电影，如美国《科学怪人》（Frankenstein，1910）、《新科学怪人》（Young Frankenstein，1974）等。在技术上，通过引导闪电击中尸块拼缀体使之成为活人，这是赋予生命。后者在创意上的主要来源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合成生物学，相关早期作品有美国《星际迷航II：可汗怒吼》（Star Trek II: The Wrath of Khan，1982）等。在技术上，通过转基因技术而使生下来的人具有异常智能，这是生物改造。如果将这类技术应用到野兽身上，就有可能造就兽人，像美国《拦截人魔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1977）所描写的那样。影片中的神秘科学家莫罗用人类基因发明了一种血清，可以将任何野兽变成人，赋予其性格。这些兽人仍有兽性。上述血清亦可用来将动物性赋予人，从而实现人兽互变。莫罗最终死于兽人的进攻，影片以此发出了对打破物种界限的科学实验的警示。从德国里佩特（Otto Rippert）《人造人》（Homunculus，1916）到英国《摩根》（Morgan，2016），描写被造人失控的科幻影片还有不少。

宠物是智能生物熟悉化的产物。换言之，宠物是人类所熟悉的智能生物。它们通常无法在智力水平上与人相媲美，但可能拥有某些人类所不及的能力，如家猫上树、警犬嗅物等。早在20世纪初的科幻电影中就出现了与宠物相关的镜头。例如，美国的爱迪生工作室推出的《屠夫商店搞笑》（Fun in a Butcher Shop，1901）、《狗工厂》（Dog Factory，1904），都是以滑稽的风格展示宠物狗变成香肠的过程，今天的爱狗人士看了或许不爽。其后科幻影片更多地展示了宠物作为智能生命的价值，例如，《迷失世界》（The Lost World，1925）描写火山爆发时宠物猴带着绳子爬上高处，救了主人。宠物之所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智能，可能由于它们本是由人转化而来，正如美国《苍蝇》（The Fly，1958）所描写的苍蝇那样（本来是发明物质重组装置的科学家，但设备运行时出错、造成基因异常混合）；也可能是由于它们经过人们的系统训练，正如美国《猩球征服》（Conquest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1972）所描写的从事家务的猿类那样；还可能是由于它们混有特殊遗传物质，正如美国《异种Ⅳ：唤醒》（SpeicesⅣ：The Awakening，2007）所描写的有半数基因来自外星人的宠物那样。宠物是有生命的实体，因此，宠物再生顺理成章地成为科幻电影创意的内容，美国电影《第六日》（The 6th Day，2000）就有这方面的细节。

与宠物相比，怪兽可以说是智能生物陌生化的产物，或者说怪兽是人类所陌生的智能生物。怪兽是科幻影片（尤其是日本科幻电影）中常见的形象。它们之所以“怪”，是由于人类在认知过程中难以将它们纳入自己所熟悉的分类系统，在情感过程中无法像对待宠物那样与之亲近，在意动过程中不可能使之乖乖地听从自己的支配。人们担心这类怪兽未来可能统治地球，与之相关的影片以“猩球”系列最为著名，包括美国《失陷猩球》（Beneath the Planet of the Apes，1970）、《逃离猩球》（Escape from the Planet of the Apes，1971）、《决战猩球》（Battle for the Planet of the Apes，1973）等。至于这些怪兽的来源，可能是宠物异化，如美国《猩球崛起》（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2011）所描写的受基于病毒的药物ALZ-112（本用以治疗人类神经萎缩类疾病）的影响的黑猩猩凯撒那样；也可能是进化失控，如美国《雷霆万钧》（A Sound of Thunder，2005）所描写的巨蜥般的智能动物那样。

在泛智能化的意义上，被造人、宠物、怪兽之间存在某种技术上的通约性。例如，在美国《弗兰肯斯坦之女》（Frankenstein's Daughter，1958）中，当莫顿教授做宠物实验时，其助手弗兰肯斯坦已经用人做类似的生物再造实验，甚至用若干被谋杀者的尸块建构了一个雌性怪物。不过，泛智能化虽然强调智能在技术支持下泛化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但同时肯定泛化了的智能存在不同等级、不同层次，并且将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矛盾当成推动和制约泛智能化的基本矛盾。以弗兰肯斯坦为主角的系列影片就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科幻影片视为宠物的不仅有被豢养的地球原有生物，如美国《机器人总动员》（WALL-E，2008）中的宠物蟑螂，而且还有科学家发明的智能装置，如美国但丁《小魔怪》（Gremlins，1984）中的“条子”，甚至是外星人，如美国《外星神犬》（Good Boy!，2003）中的狗狗“哈伯”。由此，我们转入对域外智能的探讨。

三、多源化：探索域外智能的创意

所谓“智能多源化”是指人类不满足于自己作为地球上“万物之灵”的地位，将视野扩展到更大的时空，试图在外空、星系以至于多元宇宙的范围内寻找智能的不同来源。人类为弄清自身与异源智能生物的关系而冥思苦想，在既往的历史、现存的遗迹和未来的启示中寻找和异源文明相关的蛛丝马迹，甚至设想了有关外星人来到地球的种种情境；人类为搜索外星智能而开发了多种工具、设备和设施，组织了多种活动和项目，希望能够获得外星智能生物的应答；人类向往飞出地球、驰骋太空，比现有的宇航技术更进一步，能够在外星长久居留、在星际自由往返，在必要时让自己变为域外智能生物，最好还能反哺地球。上述智能多源化的趋势在科幻电影中获得了丰富多彩的表现。

泛智能化不仅肯定智能现象在宇宙中并非孤立现象，而且肯定外星生命在智能上超过地球人的可能性。只要他们来过或来到地球，那么，肯定留下过相应的历史痕迹；即使他们从来没到过地球，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他们到来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件。因此，早在20世纪初，科幻电影中就出现了有关外星人主动来到地球的创意，例如，魏玛共和国默片《英仙座ß星》（Algol，1920）设想在矿山工作的赫恩邂逅来自英仙座ß星的人，从他那儿得到一台能够提供无限能源的原型机，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巨变。

外星人来地球的原因主要包括偶然降落（遇到能源不足、飞船故障、成员生病、通道受阻等困难，并非事先有计划，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蓄意造访（或觊觎地球的人种资源、物质财富、居住环境，或为解决其母星内部所遇到的棘手问题而来寻找出路，或受星际组织委托、出于星际联盟需要等）、应邀前来（接收到地球人通过各种途径发来的邀请）三大类。至于他们的形态特点，或与地球上的某种生物（特别是人）、机器颇为相似，或与地球上已知生物截然不同，或者没有确定形态、灵活可变。其中，最为流行的是异形（Alien）。他们对地球人的态度或友好，或敌意，或顽固不化，或灵活可变。

科幻电影中不乏关于外星智能泛化于地球的描写。例如，在英国《奎特马斯与坑洞》（Quatermass and Pit，1967）中，有学者认为外星人无法在地球生存，因此创造了代理，即增强当地人的智能。当地人由古代人进化成现代人，但仍在潜意识保留火星人的影响。美国《18号机库》（Hangar 18，1980）设想坠落飞船内的外星人有和地球人相似的生理结构，由此推断外星人千百万年前来到地球，驯化人类，向人类注入其基因。在美国《异种》（Species，1995）中，人类实施搜索外星智能项目，将地球基本情况、人体DNA构成等信息用无线电波发射到太空。外星文明了解地球文明的存在之后，首先提供了如何不费劲地创造无穷能源的信息（似乎挺友好），然后提供将外星人DNA构成及其与地球人DNA混合的方法（包藏祸心）。科学家按上述方法进行实验，结果造出了不可控的混合基因人，惹出大麻烦。

在泛智能化的意义上，作为现象的智能并非只存在于地球。宇宙在时间上如此之悠久、在空间上如此之浩瀚，任何条件适合的地方都可能蕴酿出智能，其形态也许远非现阶段人类思虑所及。因此，人类早就将目光投向地外，在巫术和宗教领域幻想彼岸世界的存在，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设立地外智能探索的项目，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抒写对外星人的向往或恐惧。以此为背景发展起来的科幻电影将上述努力生动、直感形象地呈现于屏幕，进而引导观众的想象。

探索宇宙的动机早就呈现在科幻电影中。例如，法国《太空人的梦，1898》描写某航天员梦想通过攀登绳梯登月，上去探险之后又回到地球。科幻电影有关地球人和外星人相互接触的创意，继承了19世纪科幻小说的余绪。例如，法国梅里爱的短片《月球旅行记》（Le voyage dans la lune，1902）受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旅月题材小说的启发，描写一群天文学家在海军陆战队协助下乘大炮发射的子弹形状的容器前往月球。他们见到有月球土著冒头，就开了杀戒。后来土著人蜂拥而至，他们只好逃跑。此行抓了一个当地人回天文学俱乐部展示，建立了一座雕塑以示纪念。100多年来，寻找域外智能一直是科幻电影所钟爱的主题。

在泛智能化的意义上，如果宇宙是多重的、而且多重宇宙之间存在相互交往的可能性，如果人类能够前往外星、而且在那儿长期生活，如果人类的后代能够在星际繁衍并迁徙，那么，域外智能生命和地球智能生命之间便不存在截然分开的界限。至于人类在地球之外的存在形态，那无疑视所处的具体条件而转移，可能和地球人基本相同，也可能在身体构造上产生巨大变化，甚至仅仅以无身体的纯意识的形态在宇宙漂流。有许多科幻电影对此进行了大胆想象。根据相关的作品的构思，人类宇航所导致的泛智能化至少存在如下可能性：一是在外星传播文明、扩大地球人的影响，正如苏联《宇航》（Kosmicheskiyreys，1936）所展示的那样。二是融入外星文明，正如美国《阿凡达》（Avatar，2009）所表现的那样。三是反哺地球文明。例如，美国《超时空接触》（Contact，1997）描写爱罗薇博士通过射电天文望远镜接收到外星信号，经解读，发现是制造飞行器的图纸。她争取政府支持，造出飞行器启程，结果发现在时空隧道那一头迎接自己的是去世多年的父亲。英美合拍《星际穿越》（Interstellar，2014）描写人类宇航员库珀转变为异度空间智能生物，将奇点的奥秘告诉留在地球的女儿。

在上述过程中，地球人本身经历了从生理、心理到伦理的多方面考验。在这一意义上，某些以太空旅行为题材的科幻电影实际上是以宇航为背景来审视地球人的智慧与人性。上述倾向早在德国《月球上的女人》（The Woman in the Moon，1929）就已经有所展示。在相关作品中，德国超链接电影《云图》（Cloud Atlas，2012）以移民外星的夏威夷土著口吻讲述的故事曲折地表现了原始文化与科技文化、主流文化和反文化、自主性与寄生性、个人性与社会性、复制人与纯种人、自由人与奴隶的矛盾，包含了丰富的内容。

宇宙之大，容得下地球人的一切想象。很可能，生活着智能生物的星星绝不止地球这一颗，智能生命的形态也不止是地球人这一种。智能生物（或智能生命）之间的星际交往历史可能源远流长，星际交往方式也可能灵活多样。在宏观的意义上，宇宙本身是智能性的自组织系统吗？在微观的意义上，暗物质是对人类隐形的智能星尘吗？在中观的意义上，真的已经有异星生命从黑森林中窥视着我们吗？地球人发往太空的探索信号是否已经转化成为外星人的研究对象？外星人是否已经生活在我们当中？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悬而未决，但已经（或者正在）激发源源不断的科幻电影创意。相关作品引导我们乘坐宇宙飞船造访一颗颗星球，正如系列片《星际迷航》（Star Trek）那样；吸引我们关注各种宇宙生命的复杂联系与冲突，正如系列片《星球大战》（Star Wars）那样；激励我们思考自古至今不计其数的宇宙之谜，正如美国《2010威震太阳神》（2010 The Year We Make Contact，1984）那样。

现阶段人类仍然只能以地球为家园。宇航事业成就再辉煌，仍未让人类获得太空中自由航行的条件。尽管如此，科幻想象（譬如科幻电影创意）已经远远超越了实践中的技术水平，从而为我们展示了泛智能化的多种可能性，如美国影片《火星人入侵》（Invaders from Mars，1953）所设想的晶体植入，《异形征服世界》（It Conquered the World，1956）所设想的心灵控制，《怪形》（The Thing，1982）所设想的生命同化（每个片断都是有自身存活本能的独立有机体，可以复制），《异种Ⅳ：唤醒》（SpeicesⅣ：The Awakening，2007）所描写的基因混合，《宿主》（A Hospedeira，2012）所勾勒的寄生形态，以豆荚人为主角的系列影片所设想的孢子繁殖，以超人为主角的系列影片所设想的潜伏帮助，等等。从泛智能化的角度把握宇宙，不只是设想生命现象广泛存在或者猜测冥冥之中有不可思议的意志起作用，而且是从超宏观的角度认识人类共同体的命运。

科幻电影有关泛智能化的创意至少具备如下价值：其一，通过对多态化人类智能的探索，不仅可以明确工具与产品、语言与意识、规制与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推动自身发展的动力，而且可以认识到智能装备、智能强化与智能创造是上述相互作用的具体成果，这有助于丰富对人类本质力量的理解。智能多态化不仅代表了人类改造世界的成就和机遇，而且是人类所面临的新的压力和危机之所在。其二，通过对多质化地球智能的探索，人类不仅可以增进对有生命的存在物所固有的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矛盾的理解，而且可以把握当下正在崛起的智能机器、智能程序、智能生物的历史定位，这有助于丰富对奇点的认识。在地球上，奇点实际上代表了泛智能化的质变阶段，即人以外的其他生命不仅获得了可以和人类相颉颃的智能，而且从它们自身的需要出发采取自觉行动。其三，通过对多源化域外智能的探索，人类不仅有望明了自身在浩瀚宇宙中的定位，而且有望在与其他文明（若有的话）的互动中寻找自身升华、避险等机遇。此外，在娱乐经济或文化产业的意义上，科幻电影是一种深受大众（特别是青少年）欢迎的艺术类型，成功的作品往往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幻电影还是文化实力（特别是软实力）的显示，不仅寄寓一定的价值观，而且表现出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加强对作为IP依据或产业龙头的科幻电影创意的研究，这方面在我国尚属短板，亟待加强。

注释：

[1 ] Douglas Engelbart.AComceptual Framework for Augmentation of Man’s Intellect.InVistas in Information Handling, Vol.1.Edited by P.W. Howerton and D.C. Weeks. Washington, D.C. Spartan Books, 1963, p.1-29.

[ 2] Michael Meteas.An Oz-Centric Review of Interactive Drama and Believable Agents.http://www.cs.cmu.edu/afs/cs.cmu.edu/project/web/papers.html.[2003-2-7]

［作者简介］黄鸣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