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文学场中，网络军事小说是一重要的小说类型。与传统文学场中的同类型小说相比，网络军事小说既有传统该文类的遗传性特征，又有该文类在网络语境中的变异与创新。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在十七年文学）发展史中，军事题材小说发展迅猛，形成了特有的叙事模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叙事伦理中将国家意志作为至上的原则；以二元对立的艺术思维方式塑造人物、构造故事情节；在史诗性风格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中形成一种宏大叙事形式。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当代军事小说的主要叙事模式，但也存在着局限性，诸如：题材的单一性，以抗战题材和解放战争题材为主，缺乏丰富性和多样性；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构成的喜剧色彩较浓，而批判性和悲剧性构成的审美风格则较弱；在严肃、崇高的宏大叙事背后，缺乏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由于诸多原因，这种叙事模式积习已久，很难改变。况且，当代和平环境对军事小说的发展也构成了时代性的悬误和瓦解。首先，和平年代的主流价值观念对以冲突、斗争为主要内容导向的军事小说构成了瓦解，它深层次地制约着军事小说叙事的繁荣和创新；其次，在传统文学场中，当前的军事文学创作多以影视剧形式存在于公共空间，而不像小说那样更宜于私人空间阅读。这种公共空间存在形式既决定了军事题材小说创作很难突破意识形态的种种禁忌，同时也因过度迎合意识形态而导致了影视剧创作中“抗日神剧”频现的怪现象。传统军事小说叙事模式的局限性和当代语境对军事小说创作的整体性悬置，使军事小说创作在传统文学场中裹足不前，很难创新。然而在网络文学场中，军事小说却取得了某些突破。若站在一种比较、反思和重建的文化立场来看，网络军事小说具有重要的文学生态性，突出体现在题材、主题意向和叙事伦理等三个方面。其中，网络写手纷舞妖姬的《弹痕》极具代表性。

一、题材描写的去史诗化

与传统军事小说相比，网络小说《弹痕》以特种兵题材为主。传统军事小说的题材类型主要包括抗战题材和解放战争题材两类，这两类题材多在现实主义小说叙事规范之下，力求真实地再现战争的本真影像，并阐释其历史合理性。而当前的网络军事小说形成了以抗战、特种兵和雇佣兵为主要题材类型的小说叙事，其中特种兵题材是一主要类型，且是网络军事小说与传统军事题材小说具有交叉性的题材类型。在传统文学场中，特种兵题材电视剧往往体现为一个成长主题的叙事模式，写主人公从一个自由的生命个体成长为一个公共属性的生命形象。但这类特种兵题材的电视剧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意义的表达变得过于纯粹而明澈。而《弹痕》这部网络军事小说，它在题材处理上则自由与杂芜了许多，小说内容主要有几个模块构成：第五类特殊部队的士兵赵海平因女儿被人轮奸而死，怒杀十七名民兵、妻子以及妻子的情夫，队长战侠歌将畏罪潜逃的赵海平带回，并将赵海平隐姓埋名留在了第五特殊部队；主人公战侠歌颇具荒诞而叛逆的成长史；被开除后的战侠歌重新进入第五特殊部队，在训练中先后夺得大地勋章、丛林勋章、山地勋章、雪原勋章和勇士勋章，用一年时间掌握了别人需六年时间才能掌握的军事课程；战侠歌消灭境内的东突分子；战侠歌激战车臣恐怖分子；战侠歌带队参加国际“蓝盾”特种兵大赛夺魁；战侠歌只身带回60年前冻死在雪峰上的先烈杨振邦的尸体；战侠歌和雅洁儿国外蜜月旅行时消灭佛罗加西亚怒狮恐怖组织；徒弟万立凯以战侠歌翻版式的生命形态续写了一个叛逆而与众不同的军旅生活。作品写出了战侠歌从一个叛逆性的“坏孩子”到超级特种兵的成长历程。

《弹痕》题材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战斗场面描写的去史诗化。叙事的史诗性往往是传统军事小说的审美特点。所谓史诗性，就是用恢弘壮阔的战争场面表现宏大的历史进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以此阐释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合理性。传统长篇军事小说的史诗性追求与当时整个宏大的启蒙文化语境密切相关。而在当代碎片化、平面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弹痕》的去史诗化主要体现为场面描写的小型化、隐秘性和境外性三个方面。

战争场面的小型化指军事行动往往由军事小组或个人的形式去完成。如主人公只身带回叛逃的赵海平、在雪山峰顶带回60年前被冻死的英雄遗体、在佛罗伽西亚痛击恐怖组织等。战斗场景的小型化极大地解构了传统军事小说叙事的宏大性和史诗性，消解了传统军事小说主人公形象的公共属性，使人物形象更突显了自我生命意识和类似于西方军事小说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战斗场面的隐秘性特点往往体现为军事行动的非公开性，或是战斗场景发生在森林、沙漠等偏僻之地。这种隐秘性，不同于传统军事小说战斗场面的隐秘性。传统军事小说中的隐秘性往往与“谍战”题材密切相关，两军对垒之间的灰色地带和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都使这类作品极具感染力和陌生化审美效果。而在《弹痕》中，这种隐秘性主要指军事行动发生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沙漠或高原雪域地区。正因为人迹罕至，双方的战斗叙述往往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谍战”类小说隐秘性的主要艺术功能是扩展小说的意义空间和挖掘人性的复杂性，而《弹痕》的隐秘性则主要强调战斗场面对读者的视觉刺激效果。森林、沙漠和雪域高原往往形成一种极致性战斗环境，有学者认为这种极限情境能很好地将人物的性格“逼”出来，并认为极限情境“是一种具体化了的神话原型，起着把‘准英雄’从普通人提升为‘卡里斯马’式的英雄的仪式功能作用，具有神话学和人类学上的象征意义。而这种叙事模式的设置在中国当代文学这两类英雄叙事作品中普遍采用，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历劫乃成’的思想特质的文化和文学体现，是我国民族深层文化心理同构性的表层文化症候”。[1]这种极限情境和主人公形象的英雄化塑造构成了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强化着小说的英雄主义色彩。“隐秘性”的军事题材具有重要的文学功能：在接受效果上，能极大地冲击读者的认识盲区并造成强烈的陌生化审美效果；在文学创作方面，这种陌生化题材领域因较少被文学习性所规训故为文学的自由想象与表达提供了广阔空间。从而，题材的隐秘性为网络军事小说叙事突破现有的文学规范和各种外在束缚提供了种种可能性。题材的境外性是指战斗场景从本国疆土扩展到域外领土，《弹痕》的战斗场景分别涉及车臣、佛罗加西亚等地。战斗场景发生地的不同，其表意功能亦有所不同。传统军事小说的战斗场面往往发生于境内，战斗场景域内性特点往往具有如下文化功能:借此表达一种强烈的民族屈辱记忆和仇恨情绪，或表达“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政治命题的合理性，抑或潜在地建构一种社会主义国家伦理。而网络军事小说战斗场景的域外性特点则具有以下文化功能：既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文化复仇感，也有民族自信心膨胀的强国心态，抑或仅仅是战争暴力美学叙述行为的自由越界。军事行为的境外性特点使网络军事小说在叙述战争暴力行为时无所顾忌，有种信马由缰的叙述快感。

总之，《弹痕》在题材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学生态性。场面描写的小型化、隐秘性和境外性等特点使得网络军事小说表现出鲜明的去史诗化特点，突出了战争场面描写的视觉化效果，在题材拓展和文学手法的创新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学生态性。

二、主题向度的民族国家形象建构

《弹痕》在主题向度的文学生态性主要体现为民族国家形象的文学性建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本质上是现代性想象的产物。所谓民族国家形象建构，是指在小说中对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的文化思考和建构。民族国家形象包含两个意义维度，一是在纵向维度上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是一个文化学、人类学的概念；二是在横向维度上它属于一个时代的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突出体现为社会主流价值导向，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这两种价值取向的意义维度关系复杂，有交叉性，有差异性，甚至有对抗性。在《弹痕》中，这两种意义维度的思考都有涉及。

纵向维度的民族国家形象建构突出表现为将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性要求介入小说叙事。如作品中夏侯光河形象，他是出身于武学世家的超级武学天才，夏侯家族在神农架整整避世生活了82年，夏侯光河秉承家训誓杀鬼子，却不知道新中国早已成立，而夏侯光河加入特种兵的目的就是为了打鬼子。夏侯光河这一形象是作为传统文化的形象代言人介入叙事之中，他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也体现了作者企图将传统文化融进当代社会的努力。还有，战侠歌设计的诡雷与大自然的韵律相吻合，让敌人防不胜防，从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文化思想。可见，小说对传统文化的书写意在表达一种民族国家形象建构：这种传统文化不仅构成了引以为豪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对患有文化健忘症的当代语境构成了一种召唤和救赎作用；它不仅是绵延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命符码式体现，也是对当代文化人格缺陷的补充和建构。因而，在当下浮躁、快餐化和瞬时性的消费文化语境中，传统文化介入小说叙事对于民族国家形象建构而言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

而横向维度的民族国家形象建构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意志和民族认同感的书写上。这种横向维度的国家形象建构主要表现在对当代社会的批判。如果说作者对纵向维度的民族精神给予肯定的话，而对横向维度的国家形象更多是给予批判和反思。实际上，批判和反思也是一种文化建构立场，意在建构一种理想化的国家形象。而《弹痕》则体现出广泛而深刻的批判性和反思性。

首先，小说表达了对当代世俗化语境的批判。网络军事小说产生于当代的世俗化语境之中，而现实的世俗化语境与文本的战争化语境存在根本的差异。现实的世俗化语境是体验性的、温软的、意义暧昧的，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意义上的灰色的“散文时代”；而文本的战争化语境则是想象性的、坚硬的、意象明确的，具有史诗意味的仪式化特征。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异必然导致作者批判意识的产生，如作品写道：

当战侠歌回过头时，他的脸上已经满是苦涩的无奈，这种有着太多空想和不切实际的理论，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它也误导了一代甚至是几代中国人！使现在政府各个部门中，无法避免地充斥了一种自己是泱泱大国的上位思想，眼睛里只能看到自己曾经的胜利，却不愿意去正视失败，更不愿意深入地分析别人的成功与优势所在。

“下一代！”在这个时候，战侠歌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不能抑制的恐慌，“我们的下一代是不会再走入这种歧途了，可是面对铺天盖地的电视剧、电脑游戏、动画片、漫画书砸过来的文化侵略，我们的下一代，又应该在什么地方，找到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骄傲支撑点呢？”（http://www.jsnovel.com/html/10/1736.htm）

这里的批判和反思是非常深刻的，既有对当代教育弊端的批判，又有对当下环境对主体不良影响的担忧，还有对误读历史的深切忧郁。将战争化语境和世俗化语境进行对比，使作者获得了一个现代性的批判视野。当人们在世俗化社会之中为生存苦苦挣扎之际，《弹痕》所携带的阳刚、血性的战争文化气息能够穿透世俗社会和消费文化的漫天雾霾，使读者在仪式化的战争场景中获得一种庄严而崇高的民族主义情感的洗礼。从这里看，《弹痕》具有反现代性的文化意味。

其次，作者表达了对战争本身的批判与反思。在中国传统军事小说中，由于二元对立思维影响所致，战争本身（特别是我方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具有不容质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缺乏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战争本身的反思和批判。因而，传统军事小说往往缺乏意义的深刻性与复杂性，多史诗性和喜剧性，而少悲剧性和荒诞性。这导致了中国传统军事小说批判性与反思性的普遍缺乏。然而，《弹痕》有着强烈的批判性与反思性。当战侠歌和爱人雅洁儿在佛罗加西亚度蜜月时，遇到“怒狮”恐怖组织向政府军进攻，在一次政府军的防御战中，为了建立自己的机枪阵地，政府军一机枪排长下令打死己方的工兵排士兵，然后用士兵的尸体组成了一个机枪阵地，为整个营的兄弟赢得了八个小时的突围时间，最终机枪排排长谢罪自杀。小说写道：

伸手轻轻抚摸着工兵锹那锋利的锹头，火力支援连连长在这个时候，竟然笑了，他微笑道：“工兵排的兄弟们，我替你们报仇了！”

“啪！”

锋利的单兵锹，狠狠砍到了火力支援连的连长头上，他反手这一击用足了全身的力量，整个单兵锹，有将近一半都砍进了他自己的脑袋里。这名火力支援连的连长，在倒下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像工兵排的那些兄弟一样，睁得大大的。大概在他临死的时候，都在想一个问题：“我究竟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屠夫？！”

（http://www.my285.com/js/dh5/063.htm—http://www.my285.com/js/dh5/064.htm）

这里，火力支援连连长的行为和战侠歌行为极为相似，奉行以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体现了一种实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战侠歌在“英雄还是屠夫”的追问和彷徨中，体现了作者纷舞妖姬在人性与阶级性、人类学立场与民族主义立场之间的矛盾心态。这里，作者对战争本身提出了批判与反思，无疑使《弹痕》获得了意义的深刻性。正如尼采所言：“文化意义上的伟大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2]这里，“反政治”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批判性，它使小说获得了一种批判的硬度、意义的深度和艺术的自主性。

可见，《弹痕》中的民族国家形象建构体现了网络军事小说对传统文学场的超越。在传统文学场中，中国当代文学往往缺乏民族国家形象建构意识，因为当代文学（特别是都市文学）多站在普遍的人类学立场，书写当代中国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困境和生命形态。而《弹痕》重新站在了第三世界的文化立场之上，表达一种民族国家形象的精神建构，这便是对当代盛行的文化人类学立场的文学创作的超越，使当代文学重新获得了一种民族性、本土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对于纠正当代文学创作中过度去意识形态化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当然，以文学形式进行民族国家形象建构也存在着内在的悖论性。一是民族精神内涵和国家形象内涵之间本身存在着差异性，甚至矛盾性。在很多方面，属于民族精神范畴的东西不一定属于国家形象这一范畴，反之亦然。这两者本身的差异性导致了在网络军事小说中建构民族国家形象的困难性。二是这一目标的整体性价值诉求和个体性的文学表达之间的悖论。民族国家形象建构是一种整体性、抽象化的价值诉求，往往具有固定性的价值内涵和外延。而网络军事小说叙事则是一种极具个体性的话语形式，叙事背后体现了作者生命意识的个体性和差异性。因而，这一价值诉求的整体性、抽象性和叙事背后生命意识的个体性、差异性之间必然存在着悖论。这种悖论使民族国家形象建构不再具有更多的现实指涉功能，而更多是一种文学想象。

三、对传统军事小说叙事伦理的动摇

在题材和主题意向的背后，实则体现了《弹痕》对传统军事小说叙事伦理的动摇。所谓叙事伦理，就是影响叙述行为的一系列价值取向，它决定着叙述动机、叙述行为走向和整体的叙事效果。在传统军事题材小说中，叙事伦理往往体现为国家意志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其文本地位往往体现为终极性和一元性。但在《弹痕》中，叙事伦理呈现出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范畴内的国家意志和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情义（而在雇佣兵题材的网络军事小说中，除国家意志和兄弟情义之外，叙事伦理还包含主人公的生存意志）。叙事伦理价值内涵的复杂性深层次地决定了《弹痕》不同于传统军事小说的文学图景。

首先，小说突出强调了作为国家意志的叙事伦理。作为国家意志的叙事伦理，在小说中被如此处理：国家利益虽高于一切，但主人公不再盲从，而是获得了自省的主体性；虽将国家意志作为理想化的、终极意义的存在形式，但将它和世俗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区分开来。例如小说中写特种兵赵海平杀死犯罪分子畏罪潜逃并得到战侠歌的谅解与保护，此处的“法律”便被作为传统认识范畴中的国家意志受到了质疑和批判。这里，作者将国家意志和世俗权力（霸权）分开来。在战侠歌看来，真正的国家意志具有理想化色彩和终极意义，甚至带有伦理色彩和人道主义味道。而且，作者将具有争议性和思辨性的力量融入这种叙事伦理之中。如小说写战侠歌和雅洁儿在国外蜜月旅行遇到恐怖分子劫持人质，为了救下所有人，战侠歌牺牲了一个六岁小女孩和她的母亲。这一事件，在传统的军事小说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孩子”“女性”等弱势群体往往被当作需要保护的“人民”对待，而概念“人民”又被置于一个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位置，主人公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人民”的利益。这里，传统军事小说的叙事伦理将“人民”高度抽象化了，“人民”成了一个没有具体生命形态的空洞的能指符号，从而也就获得了不容侵犯和不可亵渎的神圣性。但在网络写手纷舞妖姬的叙事中，“小女孩”和“母亲”这两个形象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象征意义和隐喻功能，而是一个有道德缺陷的、真实的生命个体，当这两个形象所代表的少数生命和绝大多数生命形式被放置在天平的两端时，主人公战侠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前者而保护后者。于是，战侠歌并没有像传统小说叙事伦理那样采取自我牺牲的方式挽救危局，而是牺牲少数他者以力挽狂澜。在传统的军事小说中，战争危局往往被设计成通过主人公自我牺牲的方式得以解决，从而形成了“献身伦理”的叙事套路。其实这样处理，也就把战争置于可控制的存在状态，体现了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然而《弹痕》不同，主人公通过牺牲少数或他者而拯救多数的行为方式获得了一种真实性，从而对传统军事小说的叙事伦理进行了质疑和挑战。

而叙事伦理中的兄弟情义因素突出表现为战侠歌和赵海平的关系之中。在《弹痕》中，写主人公战侠歌视杀人犯赵海平为兄弟，并通过整容和隐姓埋名的方式让赵海平生存下来；当赵海平受伤失血昏迷后，战侠歌割腕让赵海平吸吮自己的血液……这些行为让战友视战侠歌为生死兄弟。叙事伦理中的兄弟情义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内涵，既有江湖文化的侠义观，又有血亲伦理的手足情义。兄弟情义在叙事伦理中的介入，使《弹痕》与许多古代文学中的故事类型构成了一种隐秘的互文关系。这种叙事伦理内涵不同于国家意志的叙事伦理：如果说叙事伦理中的国家意志内涵更多是外在植入型的、整体性的、抽象性的内涵要素，而兄弟情义则是内在自发型的、个体性的、生命性的内涵要素。它的存在使人物形象更具有人情味儿，也更丰满真实。这种个体性的叙事伦理诉求，不仅使网络军事小说获得了本土文化风貌，也使网络军事小说因获得了审美变革的因素而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文学图景。

《弹痕》之所以具有不同于传统军事小说的叙事伦理，主要由战侠歌的叛逆行为所致。主人公战侠歌具有极强的叛逆性，可以说其军旅生涯始终与叛逆性相伴，如：因打伤学员被踢出第五特殊部队进入特务连，在演习中不按常规出牌全歼二炮指挥部，偷飞SU-27教练机撞下敌人侦察机，在潜艇失事前用鱼雷发射管将自己发射出海面成功救出研究资料，等等。性格的叛逆性使战侠歌成为极具故事性和戏剧性的行动元，小说由他催生的矛盾冲突不仅发生在敌我之间，而且发生在主人公和军规军纪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之间，甚至和爱人之间。战侠歌和军规军纪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是《弹痕》与其他同题材类型军事小说的不同之处。其中，对赵海平事件的处理便是代表。更重要的是，战侠歌的天马行空、出奇制胜的战斗智慧与谋略与他的叛逆性密切相关。当然，这种叛逆性也使得他更像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坏孩子”，在一步步走向成熟、被意识形态规训的过程中充满了喜剧性，使本该严肃、刻板甚至惨烈的战争场面变得有些轻松、活泼，甚至诙谐有趣。这种故事构造在其他网络军事小说中是不存在的。在传统军事小说中，当国家意志和个体意志发生矛盾时，个体意志往往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意志，个人甚至以献祭的方式表达对国家意志的忠诚。而战侠歌行为的叛逆性使其以极端另类的方式挑战了传统军事小说中叙事主体的唯一性，使叙事主体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一种自由性和独立性。当然，由于传统军事小说革命故事叙事的强势影响，《弹痕》中的叙事主体还不能完全从革命故事叙事中剥离开来，但在认同国家意志的前提下，有意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是《弹痕》中叙事伦理方面最为重要的文学生态性表现。

总之，纷舞妖姬的网络军事小说《弹痕》与传统军事小说同中有异，既体现了网络文学场与传统文学场的关联，又体现了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超越与创新。叙事主体的民族主义文化立场使《弹痕》等网络军事小说重新获得了一种民族性和意识形态属性，这对于当代文学创作中普遍的人类学立场而言具有重要的补充和纠正作用，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文学救赎力量。因而，不论是对军事题材领域的拓展、主题向度的民族国家形象建构，还是对传统军事小说叙事伦理的动摇，《弹痕》都具有重要的文学生态意义。

[1]赵启鹏：《论中国当代文学两类英雄叙事中的“极限情境”模式》，《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

[2][德]尼采：《偶像的黄昏》，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作者简介］李盛涛，滨州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