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于爱成，博士，研究员，文学创作一级。现任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9届中青年高研班学员。迄今已出版《深圳，以小说之名》《新文学与旧传统》《四重变奏》《狂欢季节》等学术专著。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理论与批评文章多篇。曾获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奖项。

“粤派批评”是广东文化主体性讨论的延伸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广东经济大省地位的确立，寻求文化话语权的努力在学界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十多年间广东学界就“岭南之谜”、“珠江大文化圈现象”“广东影视现象”“朝阳文化论”“广东流行文化”等论题进行过旷日持久的讨论和辨析；与此同时，社科界、出版界等以“岭南文库”的出版为阶段性学术成果，对广东文化的现实和历史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对接。这种正名和辩护当然是需要的，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对文化支撑力提出的要求。

在对家底的清理和对新的成果的归纳总结中，一个长期以来不尽清晰的广东文化形象慢慢清晰起来，“珠江大文化圈”的称谓也第一次被提了出来，为广东文化在全国的文化定位确立了言说的座标。这次大规模的文化自觉，形成了日后人们谈论广东文化的三点共识，即：从历史角度看，广东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这种独特性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品格；从现实角度看，广东文化属于“无历史状态”的文化，它年轻而有活力，属于感性自然的原生型文化，属于商人或者平民文化；从价值角度看，广东文化虽有自己独特发展的历史和品质，但由于长期以来以内地文化为正统，体现出一种盲从性，广东文化要想在新时期获得新的提升和飞跃，必须寻找新的价值取向。

对广东文化的考证、梳理和正名，体现了一种“文化认同”，与此相关开展的对广东文化身份、在全国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等等，尽管不约而同推出的都是“套餐式”广东文化，但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文化对话基础和机制。按照中山大学历史系程美宝教授的说法，“广东文化”起码包含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思想文化与学术成就。岭南思想文化既开风气之先，又承继了中国学术的正统。惠能、张九龄、陈白沙、湛若水、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岭南文化的标识。

二是以中原汉人血统认同为依归的族群（或称“民系”）划分。岭南文化除了可划分为“汉族风俗文化”和“少数民族风俗文化”外，更可根据方言分为“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族群，它们都是岭南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是民间民俗文化。岭南地区的婚葬、节令、饮食等种种习俗，向被视为蛮风陋俗，后来逐步升格为岭南文化的重要内容，广东话、粤语歌曲、粤菜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风北渐，随广货一起影响全国，甚至成为一种权力话语。木鱼书、粤曲、南音、咸水歌等也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民俗运动中早登大雅之堂，客家、潮汕文化研究目前更是风生水起，后来居上。

“广东文化”作为一个复合体，自然有它自身发展的历史，这种“套餐式”广东文化当然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能参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广东文化的建构。所以，35年来不绝于耳的对珠江文化、岭南文化、岭南文派、第三种批评等等话题的讨论，都是对“广东文化”的一种建构过程。当前，对“粤派批评”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的命题的提出也是这样一种思路的延伸，是接着说，继续说，而不是新话题。

鉴于广东文化不同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京派海派文化的独有特征，早在上世纪30年代，欧阳山就创办过一个粤语文艺刊物《广州文艺》，提倡粤语小说和歌谣体的通俗文学。他的《三家巷》、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和黄谷柳的《虾球传》，都是成功的“广味”小说，其艺术成就完全可以和“京味”小说相媲美。吴有恒也坚持探索运用粤语来表现地方特色之路，他还率先提出了“岭南文派”的倡导，在《应有个“岭南文派”》中提出：“我是主张南腔北调的。”“广东人讲官话，非其所长，我宁可避其短。然而，也不仅仅是为了避短。我们有责任把我们这地方语言中精彩的东西介绍给全国。”他的作品通过精心加工提炼的地方俗语、民谚和歌谣，不同于北方方言词法和句法的词语和句子，继续“广味”小说的美学道路上跋涉。新时期以来的杨干华、刘西鸿等，在广味小说的道路上也有探索。因此，“岭南文派”尽管没有形成大面积的创作实践，但应该说是存在一条文脉的。

当然，新时期以来，“岭南文派”的概念有了发展，显然已不是“广味”所可以涵盖的，它实际上所体现的是一种现代精神、商业伦理和开放意识的贯注，是最早对世俗性现代性和平民性的对应和演绎。客观来看，仅就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和新世纪文学十多年来，广东文学界标志性的名家、大师，跟北京上海乃至陕西、河南、湖北来比，确实存在影响力偏弱的问题。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看。我们现在所说的名家大师，其实范畴大抵不离1980年代启蒙时代沉淀下来的那一拨人，基本截止到80年代末的先锋文学。启蒙和先锋，作为一种是评价当代文学的普遍标准，也是文学经典化的基本标准。这样一来，整体上相对平和、少剑走偏锋的广东文学，在那个时代就不会太受待见，沉淀下来的作家，也就相对有限。所以，如果从已经完成的经典化的标准来看，广东文坛确实缺少像莫言、陈忠实、贾平凹、张承志、格非、余华等吨位比较重的名家大师。这点无可讳言。尽管随着近年来广东吸引了部分已经享誉国内文坛的著名作家入粤，如杨争光、邓一光、鲍十、蒋子丹等，但尚未完全改变广东文坛在国内文学版图中的传统认识。

但是，这是评价标准——主要是启蒙、形式和乡土标准导致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看，如果从现代性经验的传递这个角度看，我们则会看到广东文学其实凭借刘西鸿、谭甫成、梁大平、石涛等书写的最早的现代性焦虑，刘斯奋对知识分子小说文雅传统的坚守，林贤治、筱敏等对学者散文、思想随笔的卓越贡献，张欣、张梅对都市人生人性的精细捕捉描摹，陈国凯、吕雷、廖琪、杨克、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杨黎光、范若丁、肖建国、乔雪竹、吴启泰、南翔、郭小东、彭名燕、李兰妮、熊育群、魏微、盛可以、东荡子、王十月、郑小琼、王威廉、黄礼孩、黄金明、梅毅、吴君、孙向学、蔡东、毕亮、厚圃、陈再见等对广东既定文学形象的不断刷新，肖殷、饶芃子、黄伟宗、黄树森、黄修己、蒋述卓、陈剑晖、林岗、谢有顺等在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建树等，都已构成文学粤军的基本面貌，也使得文学粤军，其实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无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粤派批评话题的提出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

历史地看，粤派批评的倡导和探索，不算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代以来，广东学人对广东成为中国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另外一个学术中心的呼吁一直不曾停歇。中外学者也有多人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变化，中国的文化学术重心，有自北而南转移的趋势。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内藤虎次郎所谓文化中心流动说，认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带，海通以还，将移到广东。民国时期，广东人赴京求学者为数不少，20 世纪20至30年代，相继聚集北京的广东学人渐成气候，不仅理工医法商等西式学科人才辈出，中国文史之学亦不乏名家，如新学梁启超，史学陈垣、张荫麟、陈受颐，诗学黄节，古文字学容庚、商承祚，版本目录学伦明，思想史容肇祖，以及崭露头角的后进罗香林等。1933年陈垣致函容肇祖，赞以“粤中后起之秀，以东莞为盛”，容肇祖复函说：“新会之学，白沙之于理学，任公之于新学，先生之于朴学，皆足领袖群伦，为时宗仰者。” 1933年12月陈寅恪阅岑仲勉论著后复陈垣函，也有“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之语。可见广东学人在近代以降在全国学术版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由于广东文化重商言实、好急功近利的原因，无论文学还是学问，广东本地却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的中心，以至于出现“虽出学者却不养学问，粤籍学人往往只能做北学的干将”（桑兵语）的现象，广东似乎不太宜于非功利的文学和学问的发展。同样是陈寅恪，他也慨叹将来恐只有南学，广东却并非宜于治学的居处。所以一百年间，在广东本地生活和从事学术、文学的大家并不多，或者可以这样说，广东籍的文学、学术大家，只能出现在移居外地之后（如梁启超、陈垣、张荫麟、陈受颐、黄节、容肇祖、容庚、商承祚、伦明、罗香林、岑仲勉、钟敬文、饶宗颐、黄药眠、洪子诚、杨义、陈思和、陈平原、温儒敏、黄子平等）。

这是历史的经验。毫无疑问，对于粤派批评这一话题的提出是有意义的，说到底体现的正是一种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或者说是一种近代以来绵延不断的对于建立广东学派的一种在文艺理论和批评领域的当代回应。广东文艺理论和批评，依托广东文化的深厚积淀，依托文学创作领域岭南文派等的实践（美术界则有岭南画派），依托新时期以来的新的文化因子和成就的基础，这样的自觉探寻和建构，是已经具备了条件，也呈现出来一定面貌的。只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历史，对于制约粤派批评的各种因素，需要特别予以警醒、警示罢了。

关于粤派批评建立的几点探讨

学派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学派的出现，需要特定的学术集体、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文献、思想成果。一般来说，形成一个学派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要有自由的学术氛围；二是要集聚一批学术同人；三是要有较多学术阵地；四是要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积淀。

粤派批评的建立，有如下几点可以探讨：

优势：一是区位优势，靠近香港，相对来讲能够较快捷享受全球学术咨询和交流平台；二是移民文化优势，带来了文化丰富的多样性，也带来了更多思维方式的可能性；三是经济发达，学术理论从业人员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四是转型期社会发展带来前沿性问题优势，有利于形成超前的问题意识；五是有学术兼容并蓄的优势，多种传承的研究者在此汇聚、碰撞、交融，减少了对师承、地域等关系的依赖性，学术民主意识更易形成。

劣势：一是区域性文化重商言实，人心浮躁，学术界同样会受影响；二是学术研究基础不厚实，大学、研究院所，吸纳、培植不了足够多的名家大师；三是缺少学术阵地，全国重要影响的文学和学术期刊、重要的学术理论论坛，相对较少；四是对基础社会科学的重视不足，实用性的、对策性的研究相对更受重视，文学艺术和学术基础理论方面的重视度相对薄弱。

基于上述判断，如果有效破解学派建立过程中的上述问题，扎硬寨，打硬仗，稳步做起，相信粤派批评在中国学术界将会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作为学派的粤派批评，理当也会呈现出更加清晰的形象。

粤派批评点将录

萧殷：萧殷是指导型评论家，文章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符合创作实际。从1947年到华北联大讲授《创作方法论》起，萧殷一直在研究文学创作规律问题，其中论述题材和主题的文章，涉及创作中非自觉性的复杂现象，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极少有人碰过的“禁区”。他的创作论，一贯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60年代初，他深感庸俗社会学在广东盛行，发起和主持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关于于逢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表现了力挽狂澜的勇气。

吴有恒：1986年春，广东省委宣传部在广州召开广东省青年作家创作实践研讨会，吴有恒应邀作题为《应有个岭南文派》的报告。吴有恒提出:“既然有岭南画派，有广东音乐，那就应有个岭南文派”。“岭南文派有一个特色是开放，是新潮。”“岭南文派应力求以新奇取胜，而不以古朴见长。”这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岭南文学命题的率先提出，实际上也成为研究岭南文化、珠江文化、岭南文学、广东文学的理论原点之一。

黄秋耘：黄秋耘在“百花时代”，敢于高举“写真实”与“干预生活”两面旗帜，大声呼吁“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在强调颂歌的20世纪50年代，他反对空洞的赞美和廉价的颂歌，号召作家们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黑暗的东西。反右斗争后的60年代，他利用在《文艺报》值班的机会，提出著名“中间人物”定义。由此可见黄秋耘眼力的敏锐。

饶芃子：饶芃子以跨文化的诗学立场，通过“实证”还原中国古代文论的若干命题和范畴，在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中考察不同诗学体系的形成，以及彼此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为中西文论的互补、互识，为中国的文艺学寻找一种更具世界性的理论话语，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黄树森：黄树森是一位敢闯禁区、富于理论创新的批评家。改革开放前，参与了由小说《金沙洲》引发的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执笔或合作撰写了《典型问题的讨论——熟悉的陌生人》等文章，大胆批评了把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划一化以及文艺批评简单化的教条主义思想。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勇批“文艺黑线”论，为“香港电视”辩护，替“恭喜发财”张目，并成为内地率先引进港台小说和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人”，并提出“经济文化时代”“叩问岭南就是叩问当下中国新文化”、“珠江大文化圈”等理论主张。他所主编的《广东九章》系列，对广东成为“经济强省”光环的“人文基因”作了深入剖析。

黄伟宗：黄伟宗，著有专著20余部；主编大型史著《中国珠江文化史》，填补了中国江河文化史空白；总主编《珠江文化丛书》百余种，千余万字，努力建构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列的珠江文化体系；近年总主编《海上丝路研究书系》《珠江—南海书系》22部，为倡导珠江文明、珠江文派、珠江学派作出贡献。

刘斯奋：作为文艺界的“多面手”，自号“蝠堂”的刘斯奋多次将自己形容为文化界里的一头“快活蝙蝠”。多年来，出于对生长于斯的岭南大地的感恩，刘斯奋一直关注着岭南文化的发育成长。对岭南文化的特质、现状、走向，有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将岭南文化总结为“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的三大特点，率先提出了“朝阳文化论”的理论话题。

谢望新：谢望新在广东评论界先后提出“走出五岭山脉”文学口号和建立“广派文学批评”的倡议，并以自身的文学实践，证明广派文学批评的建构实力和实现的可能性，彰显了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在性。1992年，谢望新又提出 “强化南方文化意识”的理论主张，并撰写《南方文化论纲》的雄文。

李钟声：从20世纪80年代起，写作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文艺评论文章，是国内最早关注特区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批评家。第一个提出，新崛起的特区文学，应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陈剑晖：陈剑晖有对散文理论建构的自觉意识、雄心壮志和实践精神，有广阔宏大的视域和眼界，他的散文理论建构有很强的包容性、融解性和多元性。

郭小东：郭小东作为“知青”问题研究者和有影响的“知青文学”作家，在《中国知青文学史》一书中对“知青文学”进行了重新定义。1986 年提出“南方精神的再度崛起”，是新时期以来广东文艺理论批评界的重要贡献之一。2004年，他又提出“新南方主义文学”主张。

张奥列：张奥列文笔朴实但不板滞，不乏激情与灵感的火花。他的文章力求从表面热闹探究内里真相，可以见出他的小说家的叙事能力、散文家的文字功夫与评论家的理性分析习惯。

陈志红：陈志红对于广东作家作品批评着力甚多，她对长篇小说《商界》，对刘西鸿、张欣、张梅等的批评，既有真知灼见，又体现出女批评家的性情。陈志红的文学批评犀利而不动声色，富于洞见而又温情脉脉。她的《他人的酒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阅读札记》展示了20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概貌。

程文超：程文超选择了一条以综合创造为特点的独立稳健的文化道路，始终强调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关怀的关联，却又自觉地放下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他充分汲取西学和国学的营养，却又不天真地完全认同其中任何一方。

蒋述卓：蒋述卓在宗教与文艺理论关系、宗教艺术、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文化诗学批评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同行的公认。他曾和程文超、金岱他们一起提出“第三种批评”，即文化诗学批评。这是他们在对文学批评界对批评标准的衡定问题进行的更深层反思，提出来的文化诗学理论范式，体现的是对文学规律认识的一种自觉性认知。

金岱：金岱长期从事以文化批评为内容、以思想随笔为方式的写作，多年来一直关注、思考转型中国的文化建构问题。首倡“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力主“再启蒙”。 

林岗：林岗学术兴趣广泛，从金庸小说、《水浒传》，到历史地理、政治学、文明对比，学术研究从早期宏观论述转向近年来的历史考证，都注重文史的结合、文本和人心的结合。

张振金：张振金是为广东现代文学撰史第一人，他的《岭南现代文学史》以岭南尤其是广州为中心，对岭南地区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修己先生评价《岭南现代文学史》具有开创、促进、激励等多方面的作用。

钟晓毅：钟晓毅的批评文字温婉细腻，精于细读，带着女性批评家特有的丰富情怀、包容心和体贴的理解力，从具体的作品出发，融进生存体验和人生感悟，总能给人带来独有的启迪。

谢有顺：谢有顺在小说、散文、诗歌诸文体包括文学研究方面都卓有建树。宏观理论和文本细读相结合，诗学理论和叙事伦理相结合，是谢有顺文学批评的特点，他的文章有指导创作之功，也有总体论整体把握文学文化现象之效。

张柠：张柠的批评显示出卓越的创造才能，在把叙事学与东方文化的一些核心观念嫁接的过程中，他使得叙事学这一技术性颇强的工具变成了优美的艺术创造，而由此得到的许多洞见，无疑给建设中国的叙事学提供了许多颇具活力的生长点。

杨宏海：杨宏海是被评价为传播和研究打工文学的第一人。他不遗余力推荐打工文学作品给相关期刊发表，并撰写大量打工文学研究文章，编著与打工文学、文化相关的专著，策划推介活动。

江冰：江冰一直行走在时代前沿，以敏感、细腻、坚韧而感性的笔触表达着个人的文化观察和体验。他密切关注个人在时代思潮中的存在，特白留意那些充满个性的清新力量，不论是“开放时代的新时期文学”，还是“网络时代的‘80后’文学”，乃至“互动时代的‘本土化’文化”，都是如此。

徐肖楠：徐肖楠是一位成熟的有理论自觉的批评家，他的《天空与镜子：广州文学十二家》以广州的具体文学作品为对象，以这些具体作品为依托展开文学言说，但并不仅仅限于广州文学这些作品的狭小格局，而是由此延伸、扩展、深入到普遍的当代中国文学和生活。

姚玳玫：姚玳玫长于女性研究、叙事研究和以图证史的文化研究，她的《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以叙事学的想像理论为方法，从文化/性别想像的角度，对上自晚清下至整个民国时期海派小说的女性形象展开解读，旁以大量的史料为实证，考察海派小说的女性图像与上海/城市的现代性演绎之间的关系，阐释“女性形象”所包含的海派文化建构与性别认同的多重涵义。

朱子庆：朱子庆是位极具个性的诗评家、诗人，也是广东诗坛具有全国重要地位的诗评家。他的《广东：一个诗歌大省的新的崛起》，使他成为了以文字形式提出广东诗歌大省概念的第一人。

苏桂宁：苏桂宁是一位当代文化嬗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视野宽广，不断挖掘各种新文艺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意义。摒弃眼光向上的传统精英观念，较早把网络作品、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中发现意义和价值。

谭运长：谭运长思维敏捷，理论素养优良，因为有理论训练，有学术敏感，有成功创办主持《佛山文艺》累积的经验，他的打工文学研究、岭南文化研究和刘斯奋文艺成就的解读，独出机杼。

李凤亮：李凤亮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比较诗学与文化研究、批评理论这两个领域，他立足于文化研究的开放性理论，同时又紧扣诗学的文艺本质，力图通过一种整合的思维，使文学研究获得某种有效性。

申霞艳：申霞艳是一位特别“在场”的评论家，对广东重要作家作品做了大量细致解读、对广东文学现象、广东文学精神做了深入研究，并对广东文学生产做了系列的访问、调查，她的研究成果融入了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具有一定的前沿性。

郭冰茹：郭冰茹是一位富有才情而安静的学者，在现代性与“革命叙事”、性别建构与叙事、小说与传统叙事等领域都有建树。

胡传吉：胡传吉始终对文学、对生活、对人充满探索的热情，扎实地阅读和理解文本，从中拣选出自己的钟情与挚爱，并赋予其价值和意义。

向卫国：向卫国对中间代诗歌的大力推举，对垃圾运动和下半身写作与消费文化语境的某种合谋关系的指认，确立了在诗坛的批评地位。他与杨克、温远辉、向卫国、黄礼孩等批评家共同提出并建构南方诗学理论，凭借敏锐的诗性直觉，发现广东诗歌独特的地域色彩和生命气息。

张德明：张德明是一位活跃在中国诗坛，有明确抱负和目标，并将文学批评自觉上升到理论追求的诗评家。他的学术功底扎实，中西诗学多种方法理论的使用游刃有余并融会贯通。

柳冬妩：柳冬妩的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打工文学研究，他以文本细读为基础，以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全部的生命介入“打工文学”，以心灵去触摸打工作家的心灵，体现出一种“在场”。

龙扬志：龙扬志是一位思维清晰、文字犀利、文风自由的批评家，他善于从具体的诗歌语言、修辞、意象、结构、象征中，通过隐喻、互文、结构，发现景深和秘密，在感性参悟和理性烛照下，上升到哲思的高度。

李德南：李德南具有扎实全面的哲学理论功底，又有丰富贴身的创作实践，在文本分析上既新颖又准确，有着突出的个人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