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申霞艳：1974年生，湖南衡阳人，文学博士，教授。1992-1999年就读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7年获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花城》杂志编辑、副编审，现任教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长期致力于当代文学评论、期刊研究，著有《消费、记忆与叙事——新世纪文学研究》；在《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CSSCI来源刊物发表论文40多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选刊选本转载。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奖项。曾被《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文艺争鸣》“新生代批评家”、《文艺新观察》“新批评家”推出。

一、革新求变的传统

谈粤派批评是让我们重新面对脚下这片具体的土地。我想这个问题包括历史和未来两个层面。

在高科技支持的全球化时代，地域文化的意义正在逐渐丧失。丹纳曾经说时代、地域、种族是影响文艺的三要素。地域在农业文明时代对文学的意义会更重要，比如桐城派、公安派之类在古代文学史上留名，“三曹”“三苏”到今天依然赫赫有名。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地域的意义正在式微，流动性日渐加强。

随着“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传统文化、“国学”开始大行其道。古典传统当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忘记“五四”时期曾经对传统进行了仔细的清理和剥离。古典传统文化的“三纲五常”中“三纲”是等级制度的思想基础，值得好好辨析和批评。“五四”新传统也是我们今天要继承的重要传统，甚至是比古代传统更为重要的传统。

今天，伴随着传统的复兴，糟粕可能也容易卷土重来。我曾经去广东美术馆看过一次展览，此后打消了再去看展览的念头。在广东美术馆的大厅里正在展览的是用潮州瓷器做的《二十四孝图》，当时有一个妈妈在给旁边三四岁的孩子讲解。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博物馆大厅里展出的是《二十四孝图》，这对我个人具体经验和情感上的冲击是挺大的。关于二十四孝，鲁迅专门写过文章进行批判。伯林告诉我们很多正面价值之间是彼此冲突的，当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选择？当我们谈民族文化复兴时，如果一下子就回到“二十四孝”这样的传统的“怪圈”中，这忽略了“五四”带给我们的现代价值，这是要引起我们文化人警惕的。

对于广东，我以为最重要的传统是“睁开眼睛看世界”、是“舍身求法”的责任感。以康、梁为代表的改革、启蒙、更新、创造的传统是一片恒久的沃土。近代中国一定意义上是从广东走向世界的。从黑格尔对文明的划分来说，沿海代表着相对游牧文明、农业文明更为高级的海洋文明，“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意义已经彰显，文化意义尚待继续发掘。近代以来，广东的地缘优势让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比如容闳是第一位去美国留学的；黄遵宪放弃“高考”前往日本，提出“我手写我口”的理论来修正当时旧体诗的道路。像这样的人在岭南有一大批，见识了世界的真相之后迫切要求改变国家落后的局面。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虽然没有最终成功，但他对儒家传统的改造，对“天下大同”梦想的阐述接续了西方乌托邦的传统，在今天依然有一定的价值。与康有为分道扬镳之后的梁启超更值得重视，他的《小说与群治》是振聋发聩的时代号角，让大家重新认识文学的重要功能。他提出的一系列“革命”的口号影响广大，让在“铁屋子”中昏睡的人们慢慢苏醒。这些时代的先觉者们为整个民族的启蒙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时代，对自己时代的问题、对民族精神的更新有一种关切。这可能是“粤派批评”最为重要的资源。

改革开放就是从经济到文化等各个方面积极融入世界，努力与世界对话、交流，促进彼此的更新。今天，由于高科技的支撑，我们与远在他方的朋友的联系可能比隔壁邻居多得多，我们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邻居姓啥，微信圈建立新的身份认同。各种资讯、资料和信息给生活增添了巨大的便利，同时，认识时代也随之变得更为困难。我们的思想因为信息过于频繁的冲击而变得懈怠。我们很难穿透现象的迷雾去直接面对这个时代真正的问题。梁启超所谓的“新民”在不同的时代里有不同的意义，鲁迅所提的主奴结构到今天依然在灵魂深处宰制我们，等级思想的辫子依然残留在我们精神世界。所以，“新民”在今天依然必要。“新”就是要让整个民族在精神上直立起来、强大起来，让人们具有主体性，去追求更加富庶、更有尊严的生活，去为整个民族国家创造更自由、民主和开放的环境，去创造更高的文明。

二、埋头苦干的渐悟精神

从地缘来说，我们亲近南宗的顿悟。顿悟的确非常吸引人，超凡脱俗，相信人的灵性、自性，相信人的洁净和初心，尤其是相信人的自觉和自制力，甚至今天提倡的审美标准“真、善、美”多少都可以隐蔽地通向此。对于渐悟我们多多少少有点轻视，觉得老调重弹，低估了人的灵性和天赋。我不想分辨南北宗、渐悟顿悟之优劣。我缺乏慧根，需要警惕迷人的顿悟隐含的迷图，顿悟是一种省略叙述和简单化，直接给出一个光辉灿烂的结果，而这中间的艰难的抵达过程被省略号替代了，这多么吻合我们对不劳而获的渴望。而渐悟强调的修行在今天也许更具实践意义，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需要审视的，如伯恩斯坦所言：“我们永远也不要低估我们基本冲动和本能的力量和能量，也不要低估精神矛盾的深度。我们永远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的本能性破坏能力可以被完全驯服或控制住。我们永远也不要忘了，所有不可预期的偶然状况都可能释放‘野蛮的’攻击性和毁灭性能量。”[ 【美】理查德 J 伯恩斯坦：《根本恶》，王钦、朱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95页]古人说要“一日三省吾身”也是这个意思。漫长的实践、反思才能训练出可靠的直觉，渐悟的累积也许是顿悟的基础。

在今天这个消费社会，我们不能不重新回头分辨人，尤其是人的欲望和贪婪，一方面欲望永远寻求满足，另一方面，欲望制造新的欲望。“双十一”所产生的数字奇迹即是明证，我们一起购买了多少我们一辈子也用不上的东西，购买的冲动和行为已经与实用和理性脱节。数据的经济意义自然是巨大的，但是背后彰显着我们无边无际的欲望。欲望为什么如此依赖购物？是否意味着内心力量的疲软和意志的脆弱？我们的存在感建立在物的堆砌和包围的基础上，这是多么不可靠的基础，随时可能坍塌的基础。消费时代，大写的欲望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我们都假装气球必定爆炸的明天永远不会来。我们对未来闭上了眼睛。

严肃的批评首先要面对自身的黑暗，人心的复杂，并以形象的方式将其呈现，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二十世纪以来现代主义文学最大的成果。批评有责任去面对它并与它共存，像面对光明一样。二十世纪每个转折时代我们都在反复谈论“人的文学”，如“五四”时期周作人的《人的文学》，50年代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文学的核心是表达人的复杂性、丰富性、立体性，“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恶与圣之间并无想象的铜墙铁壁，必须参透这种渗透纠葛的关系，才能写出真实的人。伯林提出多元价值的不同通约性值得我们珍视。当我们谈论地域文化既要重视地域的独特价值，同时也要看到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看到百川归海的整体图景，就是说我们谈论粤派批评的同时一定要看到岭南文化对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吸收、接纳，同时这种地域文化对大的中华文明的融入。

传统文化说四十而不惑，那是建立在物质匮乏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的欲望被外部环境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今天的中年难免要面对意义危机，时代发展太迅猛让我们目不暇接、力不从心。童年、少年时我们童心尚在，我们面对世界有惊奇的能力、爱的能力，这种惊奇是接近顿悟派的，一朵花、一根草、一只蜗牛都可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欣喜、由衷的微笑，感觉本身是可以产生意义的，由此我们个体生命与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有效地驱除了孤独和黑暗。可是，随着年龄的渐长，我们与故乡、土地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松散，越来越容易成为一具装着欲望的皮囊。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论我并不认可，但他曾经在他的文学史中说我们什么都要，而且现在就要。这句话从厚厚的书本跳脱出来扎根我心，让我吃惊，消费社会的基础建立在“人心不足蛇吞象”之上。

三、个体的修为

我刚进高校工作时常常要上公邮去看单位的工作要求和课题申请表。那时，我就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感觉这些表格正在构成可怕的黑洞足以将自己吸入，我非常担心自己被黑洞吸进去，变成一个黑点。依据顿悟，我如果对自己的欲望、美德和节制力有足够的信心，那么这种恐惧就不会存在，不会构成困扰。事实上我发现自己无力免俗。正是对个人经验的审视让我意识到必须时时自省，同时意识到自省力量的微弱。

从今天的现实来看，要完全依赖自己内部的觉悟去抵御外部的刺激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想倚靠南宗的顿悟，而不是靠日复一日的修习、实践、拂拭去抵御滚滚红尘，我对自性的突然洞开是持怀疑态度的。批评的艰难很大程度建立在与内部世界的搏斗的基础上，这种难度一点也不亚于与外部世界的交道。我们必须每天打理好自己的身体、情绪，照看好自己内心的黑洞和无边的欲望，才有可能在持续的实践过程中获得光明。将个人的根须扎进现实的土壤中，个人愈伸向高处，根则愈扎进深处。

粤派批评直接面对的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广东作为前沿阵地再度影响整个中国，90年代深化经济改革同样是从南方开始的。如果说近代主要是广东上流社会与世界层面的接触，那么改革开放还包括一个广东与内地各个层次的交流，既吸引了高层次的科技文化人才，也吸引了底层没受多少教育的打工者。春运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人流潮，春节期间无论是高铁还是普通火车票均一票难求，这是一个非常深广的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以我的家乡湖南为例，70年代后出生的人几乎没有没到过广东的，甚至有很多人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在广东度过，“双城记”的故事在这批人身上变种上演。他们像候鸟一样按节气飞翔，也将自己的口音、饮食文化和民风习俗带到广东。多种多样的声音参与进来拓展粤文化的边界。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今天的广东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人口大省，56个民族的人群居于此。省会广州不仅不排斥少数民族，而且不排斥非洲的小朋友。这都是南粤具有亲和力的明证。我从1992年来中山大学读书然后就再也没有长时段离开广州。我也亲眼见证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广东的巨变。深圳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奇迹，也堪称人类历史上巨大的奇迹，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在一个渔村的基地上拔地而起；东莞也非常迅速地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变过程，这充分说明开放、自由对于发展的重要意义。开放、自由也是文化辉煌的保证。我们时常忍不住要怀想盛唐气象。盛唐之盛来自“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指国运良好，恰巧是温暖时期，人和则与开放的政策密不可分。当时的长安堪称今日的纽约，能够胸怀天下，汇聚八方宾客。当时的文人胸怀天下，一种由衷的大气、豪放自胸臆流淌纸上。他们自由奔放的精神和独立清洁的人格铸就了唐诗的璀璨。

作为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的广东，如何腾飞为文化大省、批评大省？这的确是一个摆在我们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一方面，经济投入并不能立即转化为文化产出；另一方面文化的生产、发展和传播都需要经济支持。以深圳在经济和文学方面的良性发展来参照，我以为开放、自由是振兴粤派批评的首要条件！最可怕的是小富即安、自我满足和裹足不前，而这一点也许正是岭南长期偏安一隅的地域特点容易形成的思想弊端。

四、写作的纪律

以二十世纪占优势地位的小说为例，整个广东来说最弱的是长篇小说，擅长的是中短篇，很多种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已经位于全国的第一梯队。对于这种不平衡状况很多人会追溯南北差异，比如气候、文化传统。在我看来，这就像短跑和马拉松的区别。短篇偏灵感才情，长篇依赖生活经验。南方由于天气炎热，加上生活节奏飞快，人就很难静下心来写长篇。所谓热闹，冷静，从词组最初的构造也可以看出环境之别，热就闹，要冷才能静下来。短篇可以片段化，可以靠顿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个念闪过可能敷衍成一个短篇；而长篇则此路不通，必须有深厚的积累，必须靠渐悟，关于主题、人物、环境展开漫长的构思，观察、临摹、搜集材料、养育人物、不断与人物交谈……一天一小点地往前推进。短跑可以靠铆足一口气往前冲锋，马拉松不行，光凭意念根本无法支撑下去，必须日复一日地艰苦地训练。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得说南方的气候的确不如北方适合。北方有漫长的冬天，大雪封门，北风呼啸，在家读书写作或许能够产生心灵的温暖。而南方的冬天依然暖阳高照，花儿含情，呼唤人出去晒太阳、爬山、喝酒、宵夜，能够安坐在家里写作的时间就大打折扣。很多有卓越才华的写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后劲不足甚至在文学马拉松赛道上失踪的情况。安逸富足、热气腾腾的生活容易让人沦陷。写作是如此孤独，长篇尤其，简直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其所需要的种种条件对生活在南方的作家们是个莫大的考验。

我相信很多作家的电脑里都曾经存下了一个或者一系列类似《百年孤独》般的经典开篇，但是他们没有下文了，他们静静地躺在电脑里，像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再也没被主人临幸。近年来，大学非常兴盛的一门写作课叫“创意写作”。这个概念的广为流传就是由于大家希望破解写作的秘密，为了降低天才论的神秘性而重新将写作分解为可操作的一门技艺。在翻译介绍进来的系列丛书中，许多西方作家首先告诫心存写作梦的青年的就是要让写作纪律化。比如《成为作家》一书基本上就是在谈论写作纪律，要么定量写作如每天写一千字，要么定时写作每天雷打不动地写几个小时，总之就是要排斥灵感写作，因为灵感的降临是不大可靠的。还有很多书介绍的是如何从一个概念、一个梦想衍生出一个句子，一个情节到一个小说或剧本。这样的方法实在太多太多。我们需要做的是安静地坐下来，每天往电脑里敲字，然后在有足够把握的地方停笔以确保明天能够继续下去。这是经验之谈。我们不要指望正在写的这个作品可以获诺贝尔奖，也不要指望这个作品能够穷尽我们的一生。作为职业，我们指望自己在不断的写作过程中进步，包括写作技艺和理解世界两个部分。写作是再次亲历人生，在不断提高表达技术的同时深入认识自己的内部世界和理解周遭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在写作中慢慢与自身沉重的肉身、浮躁的时代拉开距离，将自己与时代对象化，将我与“自我”切割开来进行打量以完成与经验化写作道别。写作过程首先意味着艰苦的技巧磨练乃至词句的如琢如磨，如何将一棵草写真，如何将一朵花写活，如何通过比喻将一种只可意味难以言传的感觉清晰地传递出来，如何赋予一个固化的日常词汇以活泼泼的生命气息……这都是要经过艰难训练才能获得的写作技巧。如果我们一心信奉顿悟，就意味坐在家空想等候灵感光临，任思绪千军万马翻腾纵横可能会一事无成。写作的问题必须通过写作过程来解决。思绪无止境、无逻辑，像云朵一样居无定所，写作则以文学的内部逻辑关系去规划它，组织成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

相比于技巧、方法和词句的训练，写作对思想和价值观的训练也许更为根本。现代、启蒙依然是判断思想的试金石。马克思说女性解放的程度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胡适说判断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看他如何对待妇女儿童等弱小者。我觉得今天这些言论依然有效，我们要判断一位作家，只要看他的作品中如何讲述老人、妇女、儿童的故事，弱者的痛苦能否被有效地呈现？边缘人是否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底层人物、弱小者的人性弱点是否被遮蔽？比如《故乡》中鲁迅既揭示了闰土等农民的悲惨处境，同时也呈现了闰土和豆腐西施精神上的弱点，这在其他作家那里往往被忽视了。作家最后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乃至伟大的作家，可能是思想起了关键作用。略萨所谓的“文学抱负”在作品中表现为人格、精神、能量，伟大的作品总是能以巨大的情感力量感染我们。中国山水画崇尚逸品，将之置于神品、能品之上，推崇的是不受现世精神的束缚，推崇的是超越性。这要求一个作家心里要有未来，要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而把握未来的能力往往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深邃理解的基础上。

人的主观意志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御外部的欠缺。勤能补拙。南方也出现过《三家巷》《白门柳》等一系列优秀的长篇小说；今天同样有很多有理想的中青年作家正在努力创作长篇。这时，开放、自由、破执显得特别重要。破执就是要首先在心里驱除南方不适合创作长篇的念头。全球化就是在不断共享免费的知识、信息、方法。只要我们愿意努力，想要的资料尽可信手拈来。如果我们想要北方的寒冷，空调机可以切实地帮助我们，电脑技术可以帮我们制造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

开放和自由是一体两面，它们就是文明的标尺。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就会越开放、越自由，个人所能把握自己命运的程度也就越高。我们文艺事业的终极目的是解放人，打破一切局限和障壁，促进社会的开放与人的自我实现。通过放眼世界，我们有能力指认社会的黑暗，分辨人性的恶，传播光明。写作是为了拓展自由的边疆，促进社会进步。

作为一个经济大省，我们常常会在已有的经济数据面前自我顾盼流连，事实上，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我们的精神疑难更加突兀地呈现出来，我们的虚无、空洞、无意义、身份焦虑、捉摸不定等等情绪都在寻找恰当的表达。消费时代，意义、欲望都急待被重新叙述以便安顿我们的居无定所的灵魂。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繁盛的时代，我们肩负着崭新的时代使命。我们要用自己艰苦的思考和劳作来参与这个时代，推进这个时代，“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

以此与同行者共勉。

（2017年11月28日首届广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签约仪式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