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陈启文，湖南临湘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东莞市作家协会主席，一级作家。

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花城》《北京文学》《大家》《天涯》《作家》《山花》《芙蓉》《清明》等全国核心文学期刊发表小说、散文600余万字，作品广为《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选刊选载，入选《中国文学年鉴》《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等海内外600余种文学选本、年鉴、排行榜。

■代表作

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长篇报告文学《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等20余部。

■获奖荣誉

曾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三、第四届“三个一百”国家原创出版工程图书奖；第一、第二届郭沫若散文奖；第四届老舍散文奖；第四、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一名）；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第九、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第一、第二届林语堂文学奖；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以及全国电视纪录片一等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北京文学》双年奖；《中国作家》报告文学奖等；获加拿大（Chinese Pen Society of Canada）第一、第二届世界华人游记大赛冠军及中国港澳地区举办的全球华文散文大奖等；多次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提名； 2015年被国家水利部授予“水利文学创作特别贡献者”荣誉称号；2017年获“第三届广东省中青年德艺双馨作家”称号。

自20年代初、中期乡土小说在中国产生和成熟以来，经过鲁迅、冯文炳、王鲁彦、台静农等人的发展，乡土小说逐步成长为中国现代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现当代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一批新的乡土小说作家逐渐涌现出来，乡土小说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文化内涵，以陈启文为代表的新乡土小说家为乡土小说的创新与发展寻求了一种新的出路，将后现代与乡土文学交融下的新式小说与现代性视阈下的人性拷问融合起来，形成一种新兴的表达方式。本文拟从陈启文小说创作的背景、成就和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为线索，探讨其游走于湖湘文化与现实观照的生命史诗创作，将让我们对新乡土小说的创作发展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

湖湘文化孕育下的文坛奇葩

陈启文作为当代中国文坛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代表作品如《河床》《梦城》《江州义门》《南方经验》等，发表在《十月》《花城》《中国作家》《大家》《芙蓉》《山花》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的就有七十余部，获《人民文学》《新华文摘》等刊物的文学大奖二十多项。陈启文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乡土小说作家的代表，在小说作品的创作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和特点。他的新乡土小说多是立足于中国农村的现状，以一种梦态的意识流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个故事，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多角度、划时空地打破传统乡土小说的模式，在叙述方式、材料组织以及表现手法上都进行了重组。

陈启文的故乡湖南临湘通常被人看作洞庭湖文化圈，属于湖湘文化，这里的水土不仅养育了一批当代作家，也留下了一篇篇湖湘文化的生命史诗。陈启文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不仅创作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新乡土小说，而且还自成一家，具有追问生命的“宽阔的写作”意识。陈启文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称：“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对各种文学体裁和题材我都有广泛的涉猎，对于我，唯一的取舍是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你去写，而不是先给自己套上一个框框，我是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写什么的，这只会让一个写作者越写越狭窄。”在陈启文看来，小说创作是个人感情的抒写，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创作模式，无论是《梦城》《江州义门》《石牌村女人》还是《逆着时光的乡井》《大堡柳船坞》等等，他的小说作品都打破了传统乡土文学创作的角度，从更开阔的视野，更纵深全面地，多视角的方式来写乡土。也许这是得益于其在田野调查和报告文学写作的历练，正如他自己所言：“近年来我的田野调查和报告文学写作，也让我写作的视野和驾驭各种体裁和题材的能力变得更加宽阔了，我是一个不愿意待在书斋里写作的人，更愿意走向大地，走向旷野。”这种从大时代大背景角度，从整个文化视角来追问生命的“宽阔的写作”意识使陈启文的小说有了一种生命的厚度，他的写作不仅是对家乡历史的一种记忆，也是对历史真实的探寻，更是对历史文化之魂的重塑，体现着生命意志，追问生命哲学并通过这种追问让人们感受到精神空间的无比辽阔。

长篇小说《江州义门》深刻地体现了作者追问生命的“宽阔的写作意识”，此书讲述了陈氏宗姓的古往今来，气势磅礴地描写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世人惊叹的“乌托邦”民间帝国——江州义门。这部有点另类的家族小说叙述了江州义门在历经唐宋元明等几个朝代的更迭之后，以“义”字为信念，建立了一套成熟的公有制社会模式，这种“乌托邦”式的描写方式摒弃了传统小说的虚构手法，写成了具有历史深度的宗谱。整篇小说的着力点并不在刻画人物形象、制造悬念、设计情节等，而是力求使读者阅读之后有所收获，能够感受到贯穿整个江州义门的大义凛然、傲骨嶙嶙的精神。但是这种乌托邦的社会模式，历经五百年的探索，最终却以毁灭而告终，作者在平淡地叙述整个宗谱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哲学发问。

陈启文用《江州义门》向我们展示了江州义门陈氏五百多年的家族建立、兴盛、最终几近灭亡的整个历史。“在大历史和小细节之间进行介于某种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插叙”，以一种整体化的眼光俯视江州义门，将被湖湘文化渲染的这一个家族的荣辱兴衰用小说表现出来，让读者去重新发现一个民族的历史，甚至可以让世界重新发现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以及在这个民族内部产生的一种执著而坚韧的力量，这种写作不再局限于小说本身，而是由小说出发对另外一种社会形态的艰辛探索与尝试。

总之，《江州义门》不同于一般的家族史创作，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它介于虚构与写实之间，将自己的家族历史融入浩大的小说创作中，将文学与历史融为一炉，同时又以“宽阔的写作意识”让我们看到了一部不一样的家族史，陈启文在虚实之间游刃有余地穿梭，以小见大，用小细节反衬出大历史，又在大时代背景下去寻找江州义门及其子孙的蛛丝马迹。《江州义门》既是陈启文新乡土小说“宽阔的写作意识”的代表，同时也启发了新一代乡土小说作家从文化视角出发来重新思考乡土小说的创作。

后现代与乡土文学交融下的新式小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后现代美学的传入，中国本土的乡土小说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当西方后现代美学遇到乡土小说便碰撞产生了新乡土小说这一新兴的小说体式。这种打破固有中心的先锋写作方式被陈启文充分的吸收和借鉴并运用在其新乡土小说的创作中，西方后现代美学和东方乡土文学在陈启文的新乡土小说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他不再注重对乡村社会性历史性的批判，而是把眼光放在现实小人物、小事件上，对这一过程中反映出的人性和人的心理进行强有力的追寻和探讨。从《流逝人生》到《仿佛有风》，《太平土》直至《河床》《江州义门》《南方经验》等等，这是陈启文对西方后现代美学和东方乡土小说在创作上的一次次实验，当传统乡土文学遭遇西方后现代主义并融合了作者个人的创作体验之后，便发展成一种新兴的更为广阔和更为哲学化的思考。从陈启文新乡土小说的外在特征来看，它们从题材和结构上都带有乡土小说的印记。而从内在特征出发，在哲学思考、现实隐喻以及人性开掘方面却出现了西方后现代美学的影子。

新乡土小说结合了后现代主义美学“先锋的”“最新的”和现代化等显著特征并有所发展，在小说的外在特征如题材和结构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创新。首先，在题材方面，新乡土小说摒弃了传统乡土小说对愚昧、落后的乡土风貌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并借以抒发自己的乡愁的千篇一律的表述模式，代之以注重描述心灵的新的表达方式。在题材的选择上，陈启文虽然也立足于乡土生活的描写，但显然乡土成了当代城市人想象与向往的乌托邦家园。现代科技的发展造成了乡村经济上的沦落，但是在道德、伦理、人性上乡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光辉。乡村在陈启文的笔下变成另一种动态性的叙事，以一种截然不同的目光重新打量乡村并始终期望以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折射出整个社会层面暴露出来的问题，他以相似的写作题材却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例如陈启文的小说代表作《梦城》，作者叙述了主人公由乡下来到城里所经历的沉浮的命运，表现出了乡下人进城打拼的艰辛惨淡，非公资本打入国家重点工程的冲突和内幕，与权力腐败有关又无关的官场纠葛、阴谋与暗算等。作品以对人物心理的、集体无意识的洞幽烛微，抵达了现实主义作品所能达到的深刻程度。再如《逆着时光的乡井》，作者写出了一口井的干枯对全村人生存状态的改变，这是一口让村民们呵护了几十年的老井，是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们血汗的结晶，在这里农民们对水源的崇敬与亲密震动了城市里用惯了自来水的人们，当叙述人开始为石泉村父老讨个说法的时候，一位带来了并不很多的钞票的女老板竟然轻易就颠覆了崇敬与亲密，这颠覆来得那么温情而又霸道，让读者又一次百感交集。可以说《逆着时光的乡井》是一篇作者对乡村命运和前景的精神寓言，世代守候的乡井在现实金钱的诱惑下竟然如此地不堪一击，“石泉村人在换了一种活法后，居然又活出了另一种滋味儿”，这不得不说是传统与现代乡村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说是乡村的一种悲哀，特殊的时代换来的是新的不同往日的乡村生存哲学。

除了题材方面，陈启文小说的外在特征还表现在小说的结构处理上，如陈启文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河床》打破传统的乡土小说创作结构，不以结构来驾驭全篇，而是吸收西方后现代的“反结构”主义，从心理方面，包括小说主人公的心理及作者本人的精神层面为线索来结构小说。例如小说《河床》的创作，“河床”是水流冲击而来的土地，是“那时还没有谷花洲，也没有河坝，只有在漫长时间里被河流裹挟而来的淤泥，沉积在这里……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都是河床，都是荒原，都是由没有土地的农民一锄头一锄头开垦出来的。”但“河床”又不止是“河床”，它还是一种文化，是历史和生命的本源，是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

除了通过小说对作品内涵进行一系列的哲学思考外，陈启文还在小说创作中表达了很多对现实的隐喻。只有真正读懂他的新乡土小说中的隐喻，指代和象征，才能真正理解陈启文新乡土小说的内在叙事特征。陈启文的小说不是单纯的讲故事，故事性在其小说中的表现并不明显，他善于用诗意的散文化的语言来叙述一个完整的大时代背景下的故事。阅读陈启文的小说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叙事框架，把题目、情节以及人物都看成一个个隐喻，一个个象征结构，然后把每一个细节都纳入到这个整体结构之中，从宏观上获得文章最深层次的现实隐喻内涵。

现代性视阈下的人性拷问

传统乡土文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作家在写作时需要对异域风情进行实地的描写，小说的叙述主体是“我”，作者的生活现实是作品模仿的对象。陈启文的新乡土小说则有很大的不同，他继承了传统乡土小说的主现“自我表现”，但不再强调作者本人的意识，乡土风景不再是写作的关注点，取而代之的是借乡土文学的外壳实现对本土文化的观察和批判，注重对人性的开掘和人的心灵的探讨。陈启文生活于洞庭湖平原，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在乡村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那种充满野性的生命原生态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小说创作。他崇拜和赞赏那种不受世俗污浊的原生态的完美人性，乡土只是一种象征和载体，陈启文把他的精神指向定位在人的存在，人的精神层面的追问，他感兴趣的不是小说发展的背景和环境，而是希望以这种环境塑造出一个具有完美人性的人物并由此启发读者重新审视自己以及所生活的世界。

《河床》被誉为一部“让生命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最直接地感受到生命的气息”的“中国第一部生命小说”，被视为中国新乡土小说的标志性作品。《河床》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作品中的“我”一开篇就差点被这条河淹死，后被林真老汉“用他长长的竹杆把我从水中捞起来的”，文中的小菊也和“我”一样，被林真老汉从水中捞起来，这里的“河床”不再是土地，而是一种获得重生的精神洗礼，而林真老汉则无疑是一个拯救者，他不仅拯救了两条生命，还教会“我”如何同大自然和谐相处。在这里林真老汉就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完美的人性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形象最后却自杀，死在了一棵树上，而且没人为他收尸，作者向我们介绍了一个人性的范例却又亲手扼杀了他，这正表现出陈启文对现代人的生存环境的一种无声的反叛。

陈启文的新乡土小说深受西方后现代叙事文学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是一种既继承又反叛的关系，陈启文新乡土小说中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吸收主要表现为在作品里贯穿对整个社会和现实的哲学思考以及隐喻，以期对当下人性的某些弱点进行开掘并唤起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例如代表作品《仿佛有风》，从其题目来看，这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甚至作者在文中对死亡的描写也涉及到了对现实隐喻的探讨，他说：“那是一个遍地月光的冬夜，娘的脸，被窗外射进来的月光映得很白很白，那样平静，令人吃惊地展示了一个生命结束时的完美，以至柳叶儿至今仍觉得死是一件很美的事。”死亡成为人所追求的最高的精神境界，这对于碌碌于尘世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不得不是一种讽刺。继陈启文的小说创作涉及到对西方后现代美学的吸收之后，一些当代作家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这片新的领域，例如孙惠芬的《歇马山庄》、郑小驴的《故乡欢歌》等，他们积极地将自己的创作与西方后现代美学相结合，以探讨新兴的文学创作模式和表达方式。

陈启文对传统的乡土文学进行改造，同时又不断吸收西方后现代美学的发展成果，他笔下的小说是一部部关于乡村命运的精神史诗，是对历史的深层次的开掘和再探讨，这种东西方的交融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作者打破传统乡土小说的框架，以西方美学和叙述视角为出发点，透过西方后现代的窗口去窥视东方乡村的普通乡民的生活，他书写的是一个有着丰富语码信息的乡村生存哲学。陈启文注重挖掘生活中容易被现代人所忽视的隐秘的东西，竭力关怀人的精神处境，让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和书外的读者都为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所折服。例如其代表小说《逆着时光的乡井》，当东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发生碰撞之后，那么一点点的金钱就轻易地颠覆了整个村庄多年来的守候和誓言，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奔向自以为的新生活，这种笑着流出眼泪的感觉是陈启文着力创造的，也是想要引起我们进一步深思的。

综上所述，本文试从湖湘文化孕育下的文坛奇葩，后现代与乡土文学交融下的新式小说以及现代性视阈下的人性拷问这三个方面阐发了游走于湖湘文化与现实观照的生命史诗创作，以陈启文为代表对新乡土小说的发展现状有了一个直观的探讨。新乡土小说是从传统乡土小说发展而来并结合西方后现代美学融合而成的一个新式小说种类，在作家陈启文的笔下，他把新乡土小说发展为湖湘文化与“宽阔的写作”意识相结合的产物。他的小说《江州义门》《南方经验》《河床》《梦城》《逆着时光的乡井》等，体现了传统乡土文学从内在和外在特征的根本性的改造，也表现出对西方后现代美学的吸收以及东西方交融定位下的新发展等，对当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