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与“历史人物”建构

更新时间：2018-05-29 来源：《网络文学评论》王　祥

历史小说是如何建构“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历史小说的写作目标是什么，它们能够反映历史真相与历史发展规律吗？这些是必须回答的网络小说创作理论问题，攸关网络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的评价标准的建立，本文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与相关题材的“亲族”网络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加以探究。

一

小说包括历史小说的主要构成方式是虚构，虚构能够通向真相吗，历史小说中的虚构能够通向历史真相吗？

要求历史小说反映历史事实，或者创作者宣称自己的作品反映了历史事实，是与科学主义为伴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旨趣。人们相信，历史学的目标是运用各种方法、各种来源的资料追究历史真相，力图呈现给受众的是事实，是“有”，而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声称自己是在不违背历史事实、历史走向的前提下，进行有目的虚构，呈现的是“可能有”或者“应该有”，达到与历史学著作一样乃至更高远的目标：反映出历史真相和历史发展规律。

而多数网络历史小说是在描述“不可能有”的“历史故事”。特别是在当代人穿越历史时空引起“历史变迁”的历史小说中，“历史”通常是幻想与事实搅拌在一起的不明物体，是一个“设定”引起的变化与结果：主人公穿越、加入某一段历史，改变了历史走向，因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平行时空，主人公在这个时空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创造了新的“历史”，而在我们这个现实时空的真实历史中，它们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1］。

这些网络小说中的“历史”是对历史资料的幻想性重组，反映的是人类的愿望，而志不在反映历史事实，历史资料的运用，是为了主人公实现愿望服务的，小说中“历史”的主体是人物愿望实现的生活史与成功史。作品中“历史情景”越是符合读者的认知和预期，就越是有助于读者代入故事主人公，享受故事提供的情感体验与快感补偿。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情景呈现的“真实感”是有价值的，必要的，但是“真实感”只是读者的感受而非事实。

假如文学作品像这样违反“历史事实”、随心所欲进行虚构是一种错误，那么网络历史小说并非首犯，它们的远祖《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中，充斥着神话与传奇，违背物理定律、历史事实的情节历历可见。在进入科学主义时代之前，小说并不在意能否反映社会事实与历史事实，它们有自己想做的事。人们为了接受“历史教育”，增加“历史知识”而阅读经典历史小说，却可能忽略了那些小说的内容是虚构的违反史实的。

《三国演义》是三分事实七分虚构的演义体历史小说，对照产生于晋朝的《三国志》等历史著作，会发现叠经戏剧、说书累积，而集大成于明朝的《三国演义》的代表性历史人物关羽、诸葛亮光辉事迹主要来自于虚构。

请看关羽简历的真伪，桃园三结义——《三国志》等史籍中没有刘关张结义的记载，只说三人情同手足，诗情画意的“桃园三结义”情节适合文艺作品，并不适宜历史学著作，而“桃园三结义”的情节是生发出后续“兄弟团体奋斗史”的基点；关羽温酒斩华雄——史籍记载中，是江东猛虎孙坚的事迹，在《三国演义》情境中，如此爽脆的事迹只有前期第一主角关羽才配，原故事的主角反而不配；斩颜良，诛文丑——斩颜良确有其事，诛文丑的却是曹操，配角作出牺牲给主角凑戏是必须的；过五关，斩六将——关羽离开曹操后，直接从许昌南下往汝南投奔刘备，并未发生过五关，斩六将的曲折故事，这些故事是用来展现关羽为了兄弟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的，以塑造关羽忠于兄弟情义的天神品格；华容道捉放曹——在华容道拦截曹操的是刘备，而且刘备去晚了，被曹操跑掉了，捉住又放掉曹操，可以让关羽报答曹操善待自己的恩德，为关羽的忠义品性增加厚度；关羽单刀赴会——史籍记载是鲁肃单刀会关羽，但是这个大义凛然视群雄如土狗的戏码，只有关羽的枣红脸才相配；麦城拒降——史籍记载是孙权使人劝降，关羽诈降，在城头虚插旌旗，从别门撤退，被吕蒙料到，半路截杀关羽，有此诈降一事，关羽形象全毁，只能是拒降，慷慨就义的情节才适合红脸关公；关羽的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也是虚构的，三国时期没有这样的兵器，彼时也没有后世的马鞍双蹬，手拿战斗实效低的狼夯重兵器，骑在简易马鞍上，很容易被对手打落尘埃，或者自己失去重心掉下马来，在战场上那是找死。关羽满身亮点，竟然只有斩颜良确有其事，其他都是从别处挪用的，或者干脆来自于虚构。

再看《三国演义》中后期主角智慧神诸葛武侯诸葛亮，也是按照主角定律来虚构其伟大光荣正确事迹的，——好事漂亮事全归主角，在网络小说中也是常见招数。请看诸葛亮是如何成神的：诸葛亮火烧博望坡——实为刘备所为，发生在建安七年，而建安十二年，诸葛亮才出山；草船借箭——是孙坚、孙权父子的事迹，分别发生在跨江击刘表和濡须之战，在《三国演义》中孙氏父子与部将成了主角一方的垫脚石，光鲜的英雄事迹经常要给主角奉献出来；赤壁之战——系列情节中只有智激孙权有史籍记载，其他诸如舌战群儒、智激周瑜、群英会、苦肉计、连环计等均为虚构，是“诸葛亮”这个人物生长的过程中，被作者们不断创造出来的；七擒孟获——诸葛亮南征是确有之事，也确有孟获其人，七擒孟获没有史籍记载，但是戏剧性擒拿与释放部族首领的事迹，凑个七次，更能彰显出诸葛亮的智慧与仁义；六出祁山——诸葛亮只伐魏五次，只有第一次和第四次到了祁山，两次太少，六出祁山，凑个大数，才能显出诸葛亮不辞劳苦，为国事天下事而殚精竭虑的盛德；空城计——当时诸葛亮驻军今陕西安康县，司马懿屯兵今河南南阳，根本没有相遇，何来空城计？但是历史小说，最怕无聊无趣的史实叙述，必须把乏味的日常实况，变成有趣的主要人物正面冲突的传奇故事，于是就有了弄险之举，故布疑阵的空城计，彰显诸葛亮深谙人心、大智大勇，又彰显出大反角司马懿的狡诈多疑的性格；《后出师表》——乃后人伪作，并非诸葛亮所作。可见，诸葛亮的漂亮事迹，同样大多为移花接木或虚构。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与诸葛亮，不是史实中的关羽与诸葛亮，他们经历的“历史”也不是真实的历史。如此动了手脚的三国历史人物事迹，能够反映历史真相与历史发展规律吗？显然不能。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虚构的故事比之于事实更能满足接受者的心理需求，它们为读者提供情感代入、角色扮演、高潮体验的角色幻境，读者“代入”这些梦境中的主人公，获得愿望实现的快感，并对这种快感体验上瘾，进而自发维护快感体验的“真实性”，这是一种快感奖赏机制在起作用，是经典历史小说中的“神迹”被当成历史事实的心理基础。人们需要关帝庙里这尊闪闪发光的“侠义之神”，也需要武侯祠里这尊高深莫测的“智慧之神”，人们愿意相信他们是“真”的。在大众的历史认知中，至今，这些虚构而来的神迹经常被当成历史本身，不然如何在关帝庙、武侯祠里拜下身去？

二

历史学著作与历史小说能够反映历史真相和历史发展规律吗？历史真相只能有一个，而对真相的认知、言说却可能有无数个，无数相互矛盾相互颠覆的著作在描述同一历史事件，谁，根据什么，来评定它们的真实性？尽管那些对历史的认知或言说，竞相宣示自己反映了真相。

欧美新历史主义学者对历史认知的贡献正好与此相关，他们提醒人们注意一个重要却一直被忽略的事实，人们感知历史的时候，历史真相并未亲自出席，历史只能在文本中出现，亦即“历史的文本性”［2］，这个事实的揭示，减淡了历史学经典的明黄色辉煌，历史学文本中描述的所谓历史的“真实”，实际上是事实与作者观念、愿望的混合构造，历史研究者只能在著作中构建历史，他们经常以故事的模式来组成历史叙事，当历史成为按照时间序列叙述的历史故事，历史就存在虚构［3］。比如《史记》《三国志》以及诸多正史（官方修史），当然只是包含着作者愿望与观念的、存在虚构的历史文本，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历史学文本是否能够公允、超越时代局限、通向历史真相是难以确定的。

人们通常只能找到被叙说、被编织的“历史”，并且选择自己认同的“历史”来信任，这种选择又往往是政治或者道德立场所致。在人们对三国历史的认知中，常见挺刘备或挺曹操两派，他们相互诋毁，其道德倾向、身份认同就在起作用。一些官修正史被奉为“信史”，其实就是对这些历史学文本选择信任的人比较多，而不能把它们看做是历史本身。

一方面，历史学著作因为存在虚构，其真实性、可信度被人责疑，虚构是破坏历史真实的一种漏洞，是历史学著作的负资产。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要求以虚构为主要构成方式的历史小说，应该反映历史真相，而且认为因为其虚构，反而更能够反映历史的本质真实，更能够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在科学主义主宰的时代，宣示小说像科学一样追求真相，因此能够配得上庄严的殿堂，既是羁縻手段，也是一种生存策略，一种心照不宣的策略性话语。

虚构是小说包括历史小说的第一指证，是小说家的吃饭手艺，取消虚构就取消了小说，错误不在小说家的虚构。小说用虚构的手段，反映人自身的愿望，并且人们希望反映自身愿望的故事文本被当作是“公认的事实”，就是历史变迁中正确的一方，以宣示自身愿望及其虚构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这反映了“人类情感”的真实一面，但是，用依靠虚构而存在的文学作品反映历史真相，只能是一个谎言，小说比起历史学著作其真实性更加不可靠，不能用伪造的“事实”去反映历史事实，谎言不可能是历史的本质真实，揭露谎言才能靠近历史事实，这本应该是常识。

应该反思把历史小说当成历史读本，要求历史小说反映“历史真相”“历史规律”的文学观念了。经典历史小说在教科书的言说中，必然是符合这一文学观念的，文学观念与经典作品，必须互证其真理性，当历史小说被奉为经典，其人物与故事情节就可能脱胎进化为“历史真相”，为人坚信与膜拜，所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中的历史故事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真实性”，通过它们去认识历史是正当的，人们甚至把影视剧改编改动了《三国演义》的剧情，当作是对历史的篡改。

就这样，经典历史小说扮演着玄奥的“伪神”角色，——人们就这样生活在谎言之中，并且对网络历史小说的颠覆历史，穿越和架空设置，感到不适乃至于愤怒，却忘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作品正是颠覆历史的前辈。

虽然历史学著作与历史小说都存在虚构，人们也因为各种原因，混淆虚构与事实，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同意新历史主义学者海登.怀特在《话语转喻论》等著作中认定的：史学家与文学家的话语形式以及他们的写作目的往往一样，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是一样的［4］。

历史学与文学的目标显著不同，努力的方向不同，其呈现真实性的程度就不同，评价标准也就不同。历史学的目标就在于努力追究、呈现历史真相，即使在古代社会文史不分家的情况下，史家的工作目标也是竭力切近历史真相，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虚构和想象正是手段不足之际的手段，而在晚近时期，探究历史事实的各种方法各种科技手段日益增多，更有助于历史学的核心关怀的达成。历史真相的探索对于文明的延续，对于现实社会治理，就如同为奔跑的人群提供坚实的大地，人类社会无法安心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人们不断把某些“历史事实”宣示为“真相”，正是因为真相对所有人都是重要的。

因此，还是把追究真相的任务还给历史学，把虚构与幻想的权力还给文学，在历史学界很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必要，而对历史小说写作宣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口号，可能就瞄错了靶位。文史分家，各安其心吧。

三

塑造《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政治军事集团与《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团这样的乌托邦团体，是古典小说建构“历史”的一种方式，历史可以被描述为“兄弟忠义团体”团结奋斗、愿望达成的“历史”。团体之外，即为团体的敌人，与团体中的人物不断发生冲突，推进故事向前发展，而敌人、对手成为主角一方的配角、垫脚石，要按照故事的需要，完成角色规定的戏码。这样历史建构就要向这个根本任务倾斜，必然导致故事内容违背史实，历史通常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发展。

在《三国演义》中世家大族把持朝政，把持地方统治，一贯是寒门知识分子的敌人，曹操、孙权士族门阀集团受到《三国演义》的贬抑是顺理成章的，特别是强化了曹操白脸奸雄的品性，与兄弟情义价值观相反的德行：宁叫我负天下人，勿叫天下人负我，作品中的曹操不断被戏弄与惩罚，对一个重磅历史人物不断进行打脸操作，显然是为了满足作者与读者群体的心理需求所致。

而《水浒传》中的宋徽宗君臣上下都一片污糟，扮演了梁山好汉的主要敌人角色，具有与好汉们相反的品性，自私、胆怯、腐朽、愚蠢，整个社会残忍、混乱，到处是吃人、随意坏人性命的景象，以彰显兄弟团体结伙造反的合理性。创作者、传颂者对于世情的感受与总结，与其说是来自于久远的宋朝，还不如说来自于他们自己的所见：元朝与元末明初的动乱无序的，黑暗残暴的人间情景，而读者们却会不由自主地把《水浒传》的“历史”景观当作是大宋的真实历史。

抬高自己，丑化敌人，是大众文艺常规的人物塑形手段。

在这个“历史”建构过程中，那些寄托着受众愿望的人物，就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历史”的宠儿，受众代入对象，核心价值观代言人。标举理想品性，是政治、军事团体对成员进行精神塑形的必然举措，具有精神塑形功能的那些小说，其虚构的方向也必然是让主要英雄人物具备团体所需的理想人格，把尽可能多的漂亮行为集中到主要英雄人物身上。

在《三国演义》中，刘关张集团前期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主要靠内在的忠义来维系团体生存，所以力捧忠义武勇的焦点人物关羽，为了兄弟情义，威武不能缺，富贵不能淫，连倡导“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大哥刘备，都要给他捧哏。而后期刘关张集团崛起，需要突出才智之士的作用，需要一个智慧神，这就形成力捧诸葛亮的内在动力，赋予其公而忘私，大智大慧的品格，庞统、周瑜、鲁肃等智谋出众的人物，都只能是垫脚石，把他们干过的漂亮事都拿来装点诸葛亮的漂亮羽翼。

刘备则是最委屈的人物，他的光辉事迹前期转移给了关羽，后期转移给了诸葛亮，以至于人们怀疑这个人物，别无本事，只是善哭、用假仁慈的招数利用他人，窃取了他人的成果，果真如此，刘备又如何做得了蜀汉之主——显然在反映历史真相、历史变迁的轨迹方面，《三国演义》因为那七分的虚构而弱于《三国志》，但是在“兄弟团体”建构、得到读者情感认同方面则远远超过《三国志》，三国历史中，蜀汉的主角是刘备，《三国演义》的主角却是关羽与诸葛亮，而《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建构，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戏剧、电影、小说的创作，影响了读者的历史认知。

《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专注于“兄弟”乌托邦的构建，也更为明确地彰显底层社会价值观。梁山好汉中的主要人物必然是小说虚构的受益者，最被强化的品性，就是对团体与兄弟的忠义，而这是维系团体生存的伦理基础。聚义的主题与人物行动是充分融合的，各种失去出路的豪杰，如宋江、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人，上梁山聚集成一个兄弟团体的历程，就是《水浒传》作品的主要构成，虽然人物、故事情节分散，而作品并不显得凌乱，皆因情节从未离开“聚义”的主题。而其中的历史就可以描述为水浒英雄不断被贪官污吏逼上梁山、汇聚为造反大军的“历史”。

《水浒传》兄弟团体奋斗史的建构，需要展现民间团体内在凝聚力与伦理根基：拥有公正贤明的领袖权威、内部互利性规则、兄弟情义为核心的价值观。人们希冀托庇于这样安身立命的团体：对兄弟不放弃不抛弃，为了兄弟，不惜发动战争，让每个团体成员，得到归属感与安全感，在团体中实现自身价值，得到生活的意义感。即使是喝酒——对于中国特色的团体，喝酒是重要的组织生活，与兄弟同醉或者为了兄弟而醉，都能凸显喝酒的意义。这是乌托邦团体生活的魅力所在：赋予团伙生活以仪式感戏剧感，“历史”将会记住兄弟间每一次披肝沥胆的倾诉、每一次剧烈争执——其实是喝醉了。

团体当然会要求异性兄弟间具有思想、情感、行为的一致性，在团体内部会产生去性别化、去家族化、去除原有政治身份的心理行为趋势，所有人都同化为一个身份：兄弟，犹如革命团体中所有人都同化为一个政治身份：同志。

女性在《水浒传》的语义结构中，被污名化处置，要么如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一样美而淫邪害命，因而被杀死，为兄弟们解恨，要么如孙二娘顾大嫂那样，没有女性魅力，又认同兄弟伦理，成为“兄弟”一员。这样显著的为女性祛魅行为，和禁欲倾向，正是因为女性魅力、性欲的迷狂作用，容易引起兄弟内部为异性而争斗，是对群体归属感的颠覆性力量，对于团体一致性伦理是有害的。革命团体与宗教团体因为需要内聚力和思想行为一致性，同样会要求成员禁欲，并在外观上去性别化，道理相同。单一价值观的极致化强调，必然导致激进的行为规范。

《水浒传》中的主要矛盾，其实是“梁山好汉”这个乌托邦团体思想、组织方式，与普世的世俗的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的对立。招安可以为每个兄弟谋得人生出路，是基于现实利益选择，但是却消解了乌托邦团体，是对团体伦理的背叛，在艺术作品中，“背叛者死”是一条古老的禁咒，也是“历史人物”命运构建的原则之一，与“乱伦者死”一样不可抗拒，所以招安后，《水浒传》主要人物要么惨死，要么遁入空门，这是从反面呈现了团体聚义主题。金圣叹本《水浒传》以七十回大团圆为结局，道理就在于众兄弟安身立命的聚义团体已经形成，快感体验已经到了高潮，作品的愿望主题已经完整呈现，后面的招安以及为朝廷而战，导致兄弟凋零，实在是对快感的消解，那其实已经偏离了团体奋斗史的构建，而只是对人物命运与结局的安排，给予读者的感受是松懈和沉沦，所以一刀砍去，岂不快哉！

对于被压抑的、在各种政治制度之下潜行的华人民间社会，《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兄弟忠义团体”是历久弥新的榜样，是社团价值观与组织方式的教科书，是一种愿望实现方式，一种华人文化标识，一种建构社会认知的方式。人们对这种“兄弟团体”行为模式的模仿，又反过来强化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历史”与“历史人物”建构的真实性认同。

这种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建构方式，成为三国水浒题材小说亲族的主要根系，给后来者留下启示，决定历史小说故事模样的不是史实，而是作者—读者愿望情感共同体的需要

四

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对于历史学著作的写作而言，其正当性是可疑的，而对于历史小说，特别是网络历史小说中的“历史”建构，却很恰当，这一波网络历史小说狂潮，有一种毫不掩饰的“当代性”。

在网络历史小说的“历史”建构中，主人公介入前的历史可以称为前史，而主人公介入后创造的全新的“历史”，才可以看作网络小说中的“历史主体”，与故事的主体。比较起《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历史事实大框架下的，团体奋斗史、命运史的建构，人物事迹移花接木偷梁换柱式的虚构，街头算命式的历史趋势言说，网络历史小说的姿态则彪悍得多，是一种 “创世纪”式的历史建构模式，也是一种飞扬的小说态度：我来了，世界变了。受欢迎的三国、水浒题材网络小说，在历史情境中，展现了主人公个人愿望与社会理想实现的进程，体现出中国当代社会教育与宣传的精神塑造的作用，也体现出当代社会各阶层不同愿景之间的碰撞。

“三国”是汉末历史上各方诸侯称霸的舞台，也是各路网络小说作者依据自己的心路展开称霸游戏的舞台，穿越者们依据自己的社会理想，建构了各色三国“历史”景观。

在公民社会建立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底层社会精英唯有抱团作战，才有实现愿望的可能，分散时潜伏爪牙忍受，动乱来临时则结成暴民团体，如凶残的群狼，这正是梁山好汉行为模式深入人心的原因，也是穿越小说中暴力团体模式流行的原因。《大汉帝国风云录》［5］反映了平民阶级与底层军人的诉求：得到上升社会高层的机会。主人公李弘是一个穿越到汉末的现代军人，他收拢大汉北疆各民族骑兵、招降黄巾军组成强大的北疆武人集团，建立护佑穷人的北疆家园，对于世家门阀势力，则随时举起屠刀。但是，当为国为民的初愿与自身这个武人集团利益之间发生冲突，他只能选择捍卫武人集团的利益，因为刀把子是他们实现 “阶级理想”的保证，他们关于社会公平的理想就只能成为一种过时的誓言。《混在三国当军阀》［6］的主人公马跃穿越到了汉末黄巾军溃败的战场上，率领黄巾残兵“八百流寇”，在塞北建立基业，用蒙元一朝的金字塔结构的奴隶制统治占领区，起家的黄巾军同伴就是金字塔顶端的“主子”，而主人公马跃能够为兄弟团体带来荣华富贵，带来战争利益，因而获得统治合法性，建立了自己的皇朝。在这个“历史”景观里，暴力与种族主义，融合为一种他们一再标举称道的狼性，而天下大乱就是狼性勃发的恰当时机。

种族主义已经在网络小说中深度发炎红肿。《全球三国》［7］是个人享乐主义、种族主义与集权主义思潮的混合体，其“历史”景观是一些中国青年灵魂深处的分泌物。主人公李亦奇降临东汉末年的江东，运用近代集权体制与现代洗脑术，对民众与军队进行组织与教育，组成强大而忠心的军队，凭借手执冷兵器的三国群雄，征服了全球。集权主义体制保障了主人公及其追随者利益最大化，这是他们赞美集权主义的根本缘由，民族主义叙事只是策略性话语。这种梦境里的快感是否已经影响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选择倾向呢？

《商业三国》［8］则反映了启蒙知识精英的理念与愿望。几个教师出身的人穿越到了汉末，带领流民与工匠进入辽西屯田，开办工商企业，开创共和体制，以契约精神重组汉末社会，用宪政制度统一了三国，并不断吸引周边各个民族地区，加盟超越种族的大汉体系，这是另一种革命，是用文明匡正野蛮，改造人类社会基础的革命。

而改良主义倾向的作者在《水浒传》中的历史时代——北宋中后期，发现了建立文明国家、重铸世界文明史的更好机会。

《新宋》［9］主人公石越出现在宋神宗熙宁二年时的汴京城，由开创现代学校制度、创办报纸入手，带来有序的思想解放，他的变法重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也凭借变法的成功，任职大宋宰相，数度力挽狂澜，创造了新的大宋历史。《宋时明月》［10］的主人公赵兴穿越到了宋神宗时期，在沿海各地开创工商产业，开展海外贸易，带动大宋走向世界，后来在“广南东路”（广东）建立了具有军事优势与财政优势的“特区”，开创另一条改良通道，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太祖之誓”，用法律确定下来，成为君主立宪制度的起点，把《蓝田乡约》指引下的乡老会，逐渐转化为有立法权监督权的议会，主人公的政治特区对于大宋具有广泛的示范作用，而文明巅峰的大宋对世界具有广泛的示范作用。

《高衙内新传》［11］则对大宋朝廷体制内改良的成功，做出了乐观想象。一个现代青年与宋徽宗时代高俅之子“高衙内”高强互换灵魂，“高强”运用穿越者预知历史的优势与体制内丰厚人脉相结合，与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共享改革红利，协调体制内力量，解决了冗官、冗兵、冗费的北宋痼疾，利用大宋的经济军事优势，与辽国协议收复燕云，帮助辽国攻打金国，（与历史上宋徽宗胡搞“联金伐辽”而导致北宋灭亡相反），并最终收取辽东，改变大宋溃亡的命运。主角在改良大宋之外，谈了几段很有难度的恋爱——与潘金莲、武松三角恋，与权相蔡京女儿蔡颖、名词人李清照三角恋，颇享受成功人生的滋味。

《新宋》《宋时明月》《高衙内新传》等作品的主人公“发现”了宋朝人物的创造精神、君子风度，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平民的福利制度，与《水浒传》建构的历史景观完全不同。而北宋这个古代文明顶峰的政治与伦理基础，是皇权与文官体系共治天下的共和精神，儒家士大夫的仁义、平等思想。这是诞生了人类史上第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天圣令》时代，产生了体现乡村自治精神的《蓝田乡约》的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接近诞生宪政制度的时代。

恰恰是王安石变法打断了大宋文明精神的脊梁，《新宋》《宋时明月》呈现了这样的历史场景，王安石及其追随者的变法加强了官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力，由官府直接操纵工、农、牧业生产，官吏任意搜刮民财，短期内能够看到皇帝内府与官府财税猛增的“好处”，却导致遍地小民弃家弃产而逃，流民暴增，最可怕的是，王安石新党借助于皇权，对反对变法的“旧党”进行残酷迫害，消灭了君子政治，打破了皇帝与士大夫权力平衡的局面，直到宋徽宗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断送了北宋。权力向最高统治者手中集中的这种“变法”，是北宋几任皇帝排除万难支持新政的原因，也是后世的集权主义者赞美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之一。先有心防失守，“人文大宋” “君子大宋”消亡，而后北方游牧民族轮番践踏，华夏文明坠入千年黑夜。

这些改良主义的穿越者还有一种强烈的警觉：在民族主义的狂热煽动下，帝国主义式的对外军事扩张，常常隐藏着重重社会危机和陷阱，会导致国家财政崩溃，民不聊生，社会动乱，手握军权的军人变得不可遏制，经历过残唐五代黑暗历史的宋朝开创者，建立了文官控制军队、避免出现军阀专权的制度，恰恰是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支柱，《新宋》《宋时明月》《高衙内新传》的主人公，各自造就了强大的新式军队，但是并不把它看作是私产，最后都能功成身退，他们建立的制度也保证他们不能恋栈，对于有理想的改良主义者，捍卫自己创造的文明规则，比永执权柄更为重要。这些当然都是当代中国人的思考在“历史”建构中的投影。也许改良版的宋朝“历史”，更接近于史实：那是人类古代史上一个文明顶峰，那里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人类文明遗产。

当然也有人对宋朝不满特别是对以文御武的军事制度不满，《宋时归》［12］主人公萧炎是在现实时空找不到存在感的热血青年，穿越到了北宋末年，找到了历史使命：“挽救华夏民族的命运”，在北宋即将被金国打垮的关头，萧炎降身于北宋“联金伐辽”的前线，得到溃败宋军将士信任与跟随，特别是收服岳飞、韩世忠为部下，死战收复燕京，然后扩军以自固，养寇以自重，长期控制一支强大的，忠诚于主人公的军队，坚定地在权臣兼军阀的道路上走下去了。虽然主人公声称控制军队，是为了挽救华夏，但是他的行为本身就是在破坏华夏文明，用大声嚷嚷的民族主义的口号，掩盖着军队忠诚于军阀，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倾向，建立文明制度需要付出几十年几百年血腥代价，而破坏它却只需要乱世的一个野心家。人们不该忘记，在革命与改良之外，城头变幻大王旗也是常见的历史形态。

在每个历史时期，网络小说中的革命者与改良者都在相互竞争，改良主义者重视建构规则，而革命者享受激情，其中蕴含着不同的情感伦理认同与快感模式，因此他们构建的“历史”是在不同方向上运转着。过去二百年里，在皇权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世界各地重复着相似的两类故事模式，要么统治阶级明智改良，建立民主法治治理体系，社会转型成功，要么社会动乱爆发革命，而网络历史小说的“历史”建构，是呈现各种社会变迁方案的沙盘，人们可以凭此了解国民的各种潜伏愿望，这可能是一份意外的收获。

五

如同巴赫金、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罗兰·巴托等人曾经论述过的那样，文本之间存在着相互缠绕的语义互联网，在阅读阐释活动里构成复杂的互动关系［13］。三国水浒题材亲族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互文性景观，网络小说作者们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历史建构，特别是人物与故事，进行了承接、扭转、颠覆、重构等等写作实践，考察这些网络小说，必须同时打开《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语义系统，才能捋清完整的意义网络。分析这种文学形态，可以进一步探讨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建构问题。

三国题材网络小说中的穿越主人公们，通常会重新串联、组装三国人物与故事，衍化自己想要的“历史趋势”，建立自己的国家，而那些三国人物，功能性人物与首脑性人物会得到不同的命运安排。

质朴、忠诚、武勇而精细的赵子龙，是所有三国题材网络小说作者的最爱，无论价值观、社会理想如何，每一个穿越者到达三国时期，都会设法把亲爱的赵子龙收为小弟，他在不同的“建国大业”中，都扮演了同样的角色：沉默而可靠的伙伴、追随者，发挥了镇国大将的功能。诸葛亮与此相似，一个高明的军师与内政高手，同时也是骄傲的君子，只要得其一诺，尽可举国相托，对其忠诚信义毋庸怀疑，这类人物的个性与角色，承接了《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塑形，是功能性人物，在三国题材网络小说中，发挥“三国历史元素”， “三国元器件”的作用。

而三国势力的首脑人物刘备、曹操等人，其角色安排则很是不同。《商业三国》中，主人公重生于“刘备”的身上，“刘备”成为三国时代建立公民社会的主导力量，慷慨激越，克己为公，是一位理想主义的英雄，而曹操作为明智的竞争者，与“刘备”在政治制度的改良方面，并驾齐驱，成为宪政框架下相互制衡的力量，他们与《三国演义》中仁慈善哭的玄德公、白面奸相曹阿瞒相去甚远，是一种形象重构。在《全球三国》中，曹操、刘备、孙权等人，都是主人公李亦奇人生愿望自我实现的垫脚石，主人公需要尽快统一中原，雄才大略、迷恋权力的曹操就成了李亦奇的岳父，为了避免互斗令华夏民族元气大伤，“曹操”把手下势力地盘一股脑交给李亦奇，于是天下一家。主人公也需要“合适”的敌人，需要无道德愧疚地得到敌方的地盘与女人，得到杀掠快感，刘备、孙权等人就一直为主人公统一全球设置障碍，刘备更是在战场上出卖兄弟、自己外逃去做“汉奸”，这就彻底颠覆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刘备、孙权造型。而关羽是在刘备做了“汉奸”之后，才归降李亦奇，因此保全了关羽的忠义形象，关羽也终于成为一个合格的“三国元器件”。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除了宋江、史进、杨志等几个人有可靠历史记载外，大多数是虚构的“历史”人物，史实中的宋江团伙应该是规模不大的一股流寇。《水浒传》是累积型的作品，自南宋出现一部名叫《大宋宣和遗事》的著作开始，继之以说书人的水浒篇目，后来的水浒题材的杂剧，水浒人物形象一直在市井社会中不断生长，梁山好汉的规模也在膨胀，作者、传颂者、接受者都希望梁山事业红火起来，到元末明初之际，《水浒传》在杭州衍化而成，以宋江起事作为缘起，到小说成书，走过了漫长的两个半世纪［14］。但这并不是“水浒”故事衍化的终结，在后来的戏剧、话本、影视剧改编中，“水浒”人物仍然继续生长着。最新的互文性作品，是一批网络小说。

改良主义者必定否决《水浒传》背后的价值观和历史态度。《宋时明月》，虽然作品中没有出现《水浒传》人物，但是针对性地呈现了人文鼎盛、诗情画意的大宋，解构了《水浒传》对大宋的丑化描述，《兴宋》［15］则直面了《水浒传》人物，主人公穿越后，秉持华夏文明的“守护人”立场，组织了新式军队，打垮了宋江、方腊两大烧杀抢掠的土匪集团，作者认为梁山好汉式团伙是文明秩序的破坏者，是不应该得到赞美的。

《宋时归》故事时代背景与《水浒传》是衔接的，因为作者要写的历史不是《水浒传》里虚构的那种历史，而是具有历史真实感的历史，除了主角穿越之外，历史人物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史实中“水浒人物”对历史影响很小是可以忽略的，所以《宋时归》没有出现《水浒传》里的人物。但是它对《水浒传》进行了戏仿，也有燕青这样的帮闲人物——与岳飞一起投靠主人公萧言的张显，去勾引李师师身边的侍女，让李师师为了主人公的事业，去勾兑宋徽宗。《宋时归》还构建了《大宋宣和遗事》的仿制品：《大宋宣和北地述异》，在一些章节的开始，言述主人公介入后的大宋“历史”，也与《宋史》、《水浒传》构成互文关系，作品中没有《水浒传》人物，《水浒传》却一直在场，使读者的阅读具有多重兴味。

《高衙内新传》是一部特殊之作，它全面承接了《水浒传》与《金瓶梅》的故事，两部书的主要人物都在该作中出场，成为作品的元器件。但是根据作者的需要，继承了部分人物性格原有塑形，却扭转了一些人物命运与行进的方向。作品中，高衙内的爹高太尉，是几十年屹立不倒的官场老手，很干练，很忠君，对于主人公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并为主人公的改革出谋划策，这是主角作为高太尉之子的身份设定，并且主角决心从事改良大业所必须的，比之于《水浒传》中不问缘由一味祸乱大宋的首犯“高太尉”，行为逻辑更有可信度，更有人性基础。而承接《水浒传》《金瓶梅》两大人物谱系角色原型的潘金莲与武松，其经历与形象则被大跨度扭转。一切为潘金莲打抱不平的文人骚客们，都不如穿越者来得干爽，——由于主人公穿越介入了“历史”，潘金莲杀夫事件被避免了，没有这一“原罪”，天地为之一变。武二郎与潘金莲虽然互生爱慕，但是武二郎不是主角，“高强”才是，所以敢爱敢恨的潘金莲像人们期待的那样爱上了高强，并孕有一子，因为与高强正妻不和，自愿到寺庙中禅修生子，宗教洗礼之后的潘金莲，进化为光彩照人又心怀悲悯的圣母，能够把压抑悲苦的文艺青年范的武松，像婴儿一样拥抱在怀中抚慰、治愈其多年心结，毅然走上国战之战场，为达成主角收复辽东的心愿，迭经苦战，建立功勋，在主角与潘金莲的影响下，武松等水浒人物不再是梁山团伙成员，而是有家国情怀人生追求的新式军人。这是网络小说建构历史的脆甜之处，历史是为主角特供的“历史”，人物也是为主角实现愿望而存在而行动的角色。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拥有清晰的判断，本文涉及的历史小说中“历史”，是人类观念与愿望的滋养下生长的想象物，在使用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材料而搭建的景观里，人物实现愿望与理想的一切行为，都是“历史”的有效成分，“历史”的主体就是人物的有意味的生活史、愿望达成的奋斗史，而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模仿，历史小说写作并不是要踮着脚尖去靠近“历史本质真实”，从来没有哪个小说家完成了这一壮举。——体贴创作实际的小说理论，才能容得下历史小说的自由生长。

注释：

［1］参见拙作《论穿越架空重生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10期

［2］新历史主义学者孟酬士提供了一种对称的新历史主义的特征界说：“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　为新历史主义学者普遍接受。参见Louis A. Montros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in H. 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Routledge,1989,p15

［3］参见《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1月第一版 p162—166

［4］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 978, p122

［5］《大汉帝国风云录》作者猛子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34144.qidian.com

［6］《混在三国当军阀》作者寂寞剑客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170366.qidian.com

［7］《全球三国》作者比萨饼起点中文网连载

［8］《商业三国》作者赤虎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11351.qidian.com

［9］《新宋》作者阿越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9300.qidian.com

［10］《宋时明月》作者赤虎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1079795.qidian.com

［11］《高衙内新传》作者斩空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26190.qidian.com

［12］《宋时归》作者天使奥斯卡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1453241.qidian.com

［13］参见《互文性研究》作者：（法国）蒂费纳·萨莫瓦约译者：邵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p3—13

［14］参见央视探索发现栏目 2011 04 10 播出《寻找《水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