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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现场”第49期:夹缝中的人物痛感及其感情表达

——从陈继明近期小说创作谈起

更新时间:2018-06-11 来源:广东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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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好小说是球形的,可以从一万个角度研究。

◎不同小说中的人物既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又是统一的整体,共同撑起广大的精神世界和意蕴空间,形成合力,像垫着厚棉花的拳头捶打着你的内心。

◎所谓夹缝中的人物,就是人物先要有反语言的性质,即:无法用任何现成语言去概括。而接下来恰好又在使用语言。反语言和使用语言,就形成了一个夹缝。

◎选择写一个人物的时候,总是因为发现了人物的痛感。痛感是写作的出发点,也是实际动力;一个人物,如果找不到痛感,就很难写下去。

◎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一个作家应有的道德良知、人性关怀,始终引导或驱策着他的创作。

◎小说是关于感情的艺术,不是关于意义的艺术。的确有什么意义必需表达,最后也要把它消化掉,消化在细节里,消化在感情里,最终让小说去说话。

■本期嘉宾

方守金:教授,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

陈继明:一级作家,教授。

郭海军:教授,文学评论家。

小说的独特性源于独特的人物

方守金:今天,我们以陈继明的小说创作,尤其是近几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为切入点,探讨一下小说创作的若干问题。我们认为,在60后作家群里陈继明的实力应该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陈继明来到广东之后的创作,更是成绩斐然,也显示出了一些新气象。现在先请继明谈谈自己的经历、创作和创作体会,等等。

陈继明:我的写作已经有不少年头了,大学时代开始写诗,大学毕业后学习写小说,1988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已经有30年了。2007年我从宁夏调到广东,宁夏的朋友们担心我的创作可能会走下坡路,离开了熟悉的土地,来到陌生的广东,更是一个新人。不过,我当时并没有担心,我知道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也深知自己喜欢写作更胜于喜欢写作带来的荣誉。无论身在何处,只要能写,还愿意写,别的就不必多虑了。来广东这些年我比以前更忠诚于写作,也更无求于写作。我需要用写作拴住自己,把自己拴在个小角落里,和广大的世界相对峙。我也需要用写作稳住自己,让自己每隔一段时间能过一段充实的日子。一个作品一旦完成,接下来该如何处置,我倒没那么在意了。 

方守金: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生活,写作,还能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活力,这不容易。近十年来,继明发表了不少具有生活质地和艺术质量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个人的直观感受是,这些作品大都很“耐读”。    

郭海军:我对继明的作品虽然比较熟,但到底该怎么评价,目前为止还是不太敢下结论。基本判断是有的,我很同意“耐读”这个看法,继明的小说,从构思、人物,到文字,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我记得继明在一个访谈里说过:好小说是球形的,可以从一万个角度研究。一万个角度的说法,反而提醒了我,我不妄想也做不到从一万个角度去解读,我不如选择更可靠的一个角度去解读,比如琢磨球体的质地、肌理、功用等等,如果做不到时,起码也要用手摸一摸,把手感写下来。写出触摸球体各面的复杂手感,可以说这是我解读继明小说的一个捷径。我当初的几篇评论,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我最早看陈继明小说,是2010年的中篇《忧伤》。当时阅读的感受,就像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第一次做活体解剖,面对复杂的有机体,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去下手。反复看两遍以后才有一点体会。到今天,我越来越真切地认识到了继明小说的独特性:一是人物独特,二是意蕴深微,三是艺术气质别异。下面我就单独谈谈对继明小说人物的个人理解。

我以为继明小说的独特性首先来源于独特的人物。就近年来继明小说的人物而言,在存在形态上可以分为几类: 

第一类是乡土人物。《每一个下午》的晚晚,《灰汉》的银锁,《芳邻》的灰宝。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不正常,有问题。晚晚精神失常,银锁“呆”,灰宝“懒”,因而思与行都与他人有异。从他们的不正常里,我们恰恰能看到常人世界的一些问题。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常常像一个湖面,里面飘荡着大千世界的种种倒影。《陈万水名单》的瓦琴,其对自己内心追求的坚守,与前三个人物异曲同工。《有握手楼的镇子》中的“他”也类似。这些人物都身处世界的某个小角落,可用“边缘人”“小人物”“多余人”这些老说法来概括,但又有这些说法无法涵盖的内容。我以为继明的这一类小说人物,是当代文学小说人物谱系中未曾有过的。

第二类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物。《北京和尚》的可乘、《留诗路》的蔡安安、《忧伤》的郑安安,《蝴蝶》里的“她”,等等,这些人物也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有各自深刻悠长的“精神苦闷”。他们在思考,在等待,在摇摆,在躲避,在争取,他们的言行举止常常涉及到爱、责任、精神彼岸等,正是这种追求让他们成为现实世界中的异类,成为精神苦闷者。

第三类是以第一人称出现的人物——“我”,《蓄胡礼》和《圣地》等小说中,“我”是叙事人,也是故事中的人物。这一类人物,多数都承担着反思的任务。《蓄胡礼》中“我”和母亲共同从饥饿年代幸存下来,几十年后,“我”向母亲提出质疑,为什么孩子先于母亲饿死?这个质疑一方面振聋发聩,一方面又余味无穷,让事情变得一言难尽,一个道义问题终于变成一个文学问题。《圣地》中的“我”,《芳邻》里的“我”,都是如此,“我”让文本带上了某种特别的魅力和气味。

在上述三类人物之后还有一个人物,这就是陈继明自己。每一篇后面都站着这样一个人,观察细密,思考深邃,语调沉稳冷静。我觉得,几乎可以在每一个作品里都能听到这个人的声音,感受到这个人的所想所为。这个陈继明,不是事实上的陈继明,或者不完全是。应该说,他是另外一个陈继明,小说中的陈继明,既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第一人称“我”。

方守金:另外一个陈继明,是否就是小说叙述人,或创作主体?

郭海军:我理解创作主体是指作家本人,叙事人是给我们讲小说故事的角色。西方文学理论这样界定的确很有必要。但陈继明小说里的陈继明,我感觉既非创作主体,也不是一般的叙事人。前三类人物,我认为有一致性和连贯性,是一个有延续有递进的形象体系。表达上愈见圆熟,内涵上渐趋深入,既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又是统一的整体,共同撑起一个广大的精神世界和意蕴空间,形成一种合力,像垫着厚棉花的拳头捶打着你的内心。

写作的“人物观”与“狭缝理论”

方守金:继明你对自己创作的人物有怎样的理解,历经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现在回望自己笔下的一个个人物,你本人有哪些体会?

陈继明:海军的分析对我也有启发,我从来没有梳理过我写过的人物,听了海军这一席话,才发现无意中有一个体系在。

不过,我在写作的时候,或者说,在塑造人物的时候,的确是有一个“人物观”的。我曾经试着做过理论描述,简而言之,我的小说人物应该是夹缝中的人物。所谓夹缝中的人物,就是我要写的人物先要有反语言的性质,即:无法用任何现成语言去概括。而我接下来写作的时候,恰好又在使用语言。反语言,和使用语言,就形成了一个夹缝。这个夹缝,可能很窄,很深,很难言传。小说的性质也藏在这个夹缝里。除了人物,故事和命题,也都受这个夹缝理论制约。接受了这个制约,人物,故事,命题,便有了一个必备的条件:表达的困难,书写的危机,你必需拿出另一种语言才可以转危为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小说是在试验语言的能力。一个合适的人物,对你的小说语言是一个挑战,应该会成就你的语言。当然也有被动的一面,接下来写哪个人物不可预料,主动的一面和被动的一面,两者都对我的写作构成了影响。

我想补充的是,我选择写一个人物的时候,总是因为发现了人物的痛感,或找到了人物的痛感。痛感是我写作的出发点,也是实际动力,一个人物,如果找不到痛感,我就很难写下去。

方守金:在构思的时候就有痛感?

陈继明:构思的时候,我就要触摸到痛感,但是,痛感并不是预设的一劳永逸的东西,是需要在写作中持续寻找的。 

郭海军:请举一个例子来说?

陈继明:《北京和尚》中的可乘这个人物,是我听来的一个故事,听到后马上就决定写,因为我意识到这个人物的出世和入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和入,不是做样子,而是因为他心里真的有痛,真的想出也想入,他的摇摆是全新的,有新的文化价值,和这个时代息息相关。接下来,半年的写作过程中又一直在寻找人物的痛切所在,并逐渐引向深入。再比如《灰汉》中银锁这个人物,被选作灰汉,对大家来说是小事一桩,可是,对银锁本人呢?银锁喜欢做灰汉吗?这个问题激发了我,让我有兴趣写这个人物。灰汉这种职业对人物有特别要求,既要傻,又不能傻得过份,我想这里面可能暗藏着人性黑洞,值得追究。现在我还记得,整个写作过程像一次漫长的历险。

方守金:那么聪明的一个孩子就被糟蹋了。

陈继明:其实,写的时候我想到过一个更残酷的词,欺压。一旦有可能,任何一个孤独者、弱小者、少数派、后来者,总有可能被欺压,被多数人,被强者,被当权者,被先来的人,甚至被另一个弱者。但真正的挑战是在写作开始之后,我塑造着人物,也发现着人物,又被人物所迷惑。 

方守金: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一个作家应有的道德良知、人性关怀,始终引导或驱策着他的创作。

郭海军:人情关怀,人道关切。

以有血有肉的方式还原历史时间

方守金:二位刚才对小说人物的分析,作为一个读者,我很受启发。就我细读过的十几个中短篇小说来说,我最受感动和喜欢的人物,是海军说的第一类人物,像《灰汉》里的银锁,《北京和尚》的可乘,《芳邻》中的灰宝、《每一个下午》中的晚晚等,他们都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他们的经历、身份、脾气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散发着相似的精神气质:独来独往、卑微弱小、性格忧郁、自甘沉沦。他们的生活态度,说好听一点,是顺其自然,说不好听就是不思进取。或者说,他们在生活面前,都是被动的角色。他们可以主动,有主动的能力,却又随时生活在被动中。他们都有些傻气,但傻气中又夹杂着一种聪明,甚至是大智慧。这些人物,多数身份卑贱,被人看不起,但他们骨子里善良、正直,有生活的热情。这些人物既不同于贾平凹、阿来笔下的“通灵的傻瓜”,也不同于麦家笔下的“孤独的天才”,他们似乎是一种新的人物类型,继明很可能给中国现代文学画廊贡献了一种未被命名的形象。

我读过陈继明201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陈万水名单》和2015年夏天发表的短篇小说《蓄胡礼》。我喜欢这两篇小说,不仅仅因为陈继明书写灾难的勇气,更是因为,这两篇小说在艺术上也是精美的。《陈万水名单》发表后,很受文学界的好评,《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都转载了。李敬泽主编的《2013年中篇小说排行榜》,《陈万水名单》排在榜首。听说文化部向西班牙语地区编选的一个选本也把《陈万水名单》收进去了。这篇小说的成功,我觉得首先是发扬了鲁迅精神,直面严酷的现实;其次,在审美呈现和艺术品质上,在当代文坛也是不可多得的。我很好奇,继明你是1963年出生的,在你出生前一年,大饥荒已到尾声,你实际上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你又是怎么考虑,怎样写出这一篇优秀的表现在你出生之前就发生了的历史事件的?   

陈继明:《陈万水名单》这个小说,我准备了有二十年。其实不缺材料,就是因为没找到方式。几年前终于着手写,是因为,我的构思突然有了突破,一个母亲当时没饿死,被认为吃了邻居家的孩子,背了一辈子黑锅,一生被孤立,几十年之后,90岁的不缺吃不缺穿的她主动把自己饿死——她有很多死法,但她选择饿死,因为,她想起,自己还欠着这个村子一个死。她死了之后,人们通过熟悉的细节,辨认出她是饿死的。当年挨过饿的人一看都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以为,这就是一个文学故事了,它既是现实的,又是文学的。接下来,我从小就熟知的那些材料和细节便有了用武之地。 

郭海军:这种表达接近极致,这份名单应该是虚构的。

陈继明:名单是虚构,事实上并没有名单。

方守金:从1959年开始,到现在,一个甲子多的岁月流逝了,《陈万水名单》唤醒了人们的记忆。在作家普遍感到不好写不能写的情况下,继明找到了一个很恰当的方式,创作并发表出来,很不简单。我感觉历史和文学之间是有关联的,材料一样,但言说方式不同。历史作为科学,是冷冰冰的,用数据和概述理性述说事件的发生、过程、结果、影响;小说却可以有血有肉地以在场的方式做审美呈现,使历史时间得以还原。记得恩格斯谈到巴尔扎克小说时,说《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全部的历史。表现历史重大事件的好小说,确实比历史完整也更真实,《陈万水名单》做到了这一点,不容易。

短篇小说《蓄胡礼》中,38岁的乡村教师突然想起36年前活活饿死的一个姐姐和两个双胞胎哥哥,他追问母亲,为什么先饿死的不是父亲母亲而是哥哥姐姐?母亲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会把能吃的东西首先喂进自己嘴里,在饿得剩一根丝的时候,她可能不再是妈妈。母亲诚实、冷静的回答,令这位教师气恼,几天都不去老院子看一眼母亲了,直到在村外的一个小角落狭路相逢,看见母亲憔悴了,头发白了许多,心里才一惊,就像是第一次发现了母亲。于是母子间和好如初。在《陈万水名单》里,村里把有吃死人肉嫌疑的瓦琴和凤玉列为新形势下的坏分子,与四类分子一样看待。这些内容是否在表明一种民间的道德考量?    

陈继明:其实,每一次写作都有一个根本的内在欲望,背叛,背叛一切现成的既有的规则和路数,包括背叛自己。

比如《蓄胡礼》,如果在那个地方结束——儿子质问妈妈为什么两个小的死了,你身为妈妈,却还活着?妈妈不懂怎么回答,儿子不再理他。如果在这儿结束,这个小说的主题就较为明确,作者在谴责这个母亲。但是,我没在这儿结束,我又向前走了半步,几天之后和妈妈狭路相逢,看到妈妈头发突然白了很多,两人相视而笑。多出来的这几句,一方面,是我在有意识躲避明确的主题,另一方面,也和我的小说观念有关,我认为,小说是关于感情的艺术,不是关于意义的艺术。如果我的小说里面,的确有什么意义必需表达,最后我也要把它消化掉,消化在细节里,消化在感情里。最终让小说去说话,小说自己会说话,小说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它前后左右都会说话。

方守金:《陈万水名单》写到,几十年后,大队部拆房子,在院子里挖出了两缸银元,地主埋下的,这个好理解;还挖出一缸豆饼,这个是救命粮,显然是大队干部当年埋下的。这个腐败不亚于今天贪污几百万,性质极其严重,但是你几句话带过去,不露声色,让读者去想。还有一个地方,陈万水送儿子去城里治伤,回来召集村干部开会,商议抓狼济荒,忏悔自己有罪;但有干部不同意,说我们有什么罪过?陈万水一边哭一边说,我们怎么没有罪,如果我们不虚报那么多,怎么可能有现在五倍十倍的人被饿死。这句话极重要,你只让陈万水惭愧地说一下,这个处理得很好。

从《圣地》看新变

方守金:我最近读了继明的中篇小说《圣地》,我感觉这篇小说预示了继明小说创作的新变,在写法、风格、艺术传达等很多方面,与继明以往的小说明显不同,如果这个小说不署名,人们很难说是陈继明的作品。你以往的小说,《北京和尚》《每一个下午》《陈万水名单》这些小说,情节线都比较单纯,叙述也是舒缓的,缓缓地走入意蕴深处。《圣地》却像悬疑小说一样,一个谜套着一个谜。情节交叉纵横,结局又推翻了一切,让谁都意料不到。这是一个意蕴浓厚的好故事。继明,写《圣地》时,你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追求和尝试?

陈继明:我有意借用了悬疑小说的写法,算是借船出海,悬念的部分不到最后不揭示出来,新的故事是一点一点被逼出来的。从技术上,我要求自己要做得漂亮,始终不露痕迹,确保能让读者一口气读下去。同时,我又提醒自己,追求好看不能构成对小说的损害。实际上,这篇小说的形式不只是一个形式,更是内容的一部分,它的确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郭海军:好看和意义相得益彰。

方守金:好的,我们两个读者,和作家陈继明面对面聊天,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对陈继明的小说,还有很多没有谈到的地方,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