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的提法为王国维先生所创，在《人间词话》中他有过这样的判断：“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游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作为中西文论的汇通者，他所言的“诗”实指文学，“诗人”即白话文学语境中的“作家”。从观念的嬗变来看，重主体表现还是重再现客体，两种理论此消彼长，从古希腊一直纠缠到现在。

中国古典的文学体式以诗文为主，与之相关的则是诗学理论对主观性的强调，诸如诗言志说，童心说，性灵说皆可作为注脚。近些年来，散文领域内抒情的因素虽然在弱化，然而情感投射不过是由外显过渡到潜隐，经验、自我、情思三个要素依然作为散文的核心要素而存在。从《城门开》《巨流河》到格致、塞壬、傅菲、李颖等人的作品，可做管窥。不过，变化总是有的，散文毕竟是个包容万象的文体，反映在审美情态上自然体有万殊，就拿80后散文阵容来说，趋于客观性陈述的就有两位，内蒙的安宁与广东的王威廉。

安宁以写乡土见长，她笔下的乡土风物如同风情画一般扑面而来，阅读之后，很容易代入，而少念及作者的性别、性格及情感状态。安宁笔下的客观性主要依靠以下三个因素加以完成：叙事的间离化，笔调的不疾不徐、不冷不热，去情感化的写作策略。王威廉拥有小说家的身份，令人意外的是他极少将小说写作的技法与策略带入到散文写作中去，而是建基于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以思辨的方法去端详笔下诸事物，并努力使之实现现象学的还原。如此以来，一种客观诗人式的格调在作品中被确立。

王威廉散文的取材，多选自日常的他者，其对微小之物似乎情有独钟，城市高楼间的树木，玩游戏的孩子，街上的乞丐，服务人员等各种杂色人物，以及饭馆、

草坪、灯光、猫咪等身边之物。它们皆是陌生的他者或者经过重新打量后走向陌生的他者。比如《我见过一个人》这篇作品，由十个小段落组成，分别对应十个不同社会身份的人，他们皆曾与“我”有过短暂的交集，却显然又是典型的陌生的他者，如同我们每天与之擦肩而过的人们。

作者写这十个人，并非是为了灌注或崇高或恻隐或敬重或鄙薄的情感，而是以此为基点，探讨人对他者的认知，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以此为镜像，确立自我思维、情感的存在尺度。比如作品中描述了两个社会身份等同的乞丐，一位是体格健美手持黑色木笛的老者，神态萧散而怡然，他专注于自我的世界中，一段笛声或一缕清风即可成为遮蔽全世界的一场大雪。他的自在自为与遥远的希腊化时期的第欧根尼形成了精神同构的关系，总之，他的存在暗示了这个世界风神潇洒的一面；另一位则是佝偻的侏儒，苍老的头颅安插在变形的躯体之上，给与路过的行人以惊异，这种惊异之感过了头，实则包含了恐惧和本能逃避的内容。她的存在，激发了人们身上潜在的集体无意识，即出于安全的需要对丑陋变形之物的恐惧和排斥，刘邦为何斩杀两头蛇，中世纪的教会为何将女巫妖魔化并送上断头台，皆同此理。两位乞丐归置在一起，美与丑形成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这美与丑与周围世界所形成的关系层次，才是王威廉艺术处理的焦点所在。

或者可以这样说，作者对罗丹《老妓》式的化丑为美并不感兴趣，而是将重心放在逼近美与丑各自的生存真相上，指出存在的不同向度及世界自身的凸凹不平，这也许是残酷的，但恰是真实之一种。萨特曾言人生是一种不能超越其不幸状态的不幸意识，康德说任何一个个人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超越了，就是一种福音的存在，可以观照出意义；不能超越，就是一种活着，可以审视其局限。除了身边的微小之物以外，王威廉也写了一些相对大一些的东西，但对这些对象皆未采取全景式俯瞰的角度，而是取一个原点，对这个原点加以思辨，加以生发。

在《藏地札记》中是信仰，在《德令哈随笔》中是一座荒凉的边城，在蝴蝶谷的行旅之途中是对其名号的辨析，在谈荆轲的篇章中抽离出的是荆轲的符号性意义。就取材而言，面对自己最熟悉之处——自我经历层面，王威廉少有言之。散文是一种对自我经验高度依赖的文体，一般意义上，人最熟悉的疆域由自我为中心串起来的系列生活组成，再狭小点，就是一个人的爱情、亲情、友情的经历，大多数感人至深的篇章皆落定在这个狭小区域内。以上三种感情的绽开显然不是王威廉的为文之道，某种意义上，他更像是位喃喃自语者。

那么，陌生到底意味着什么？王威廉笔下为何倾心于对陌生之物的考辩？文学是人学，人作为个体与外在的世界在关系层次上，陌生始终作为常态而存在，毕竟个体仅仅是“这一个”，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同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之中”！他的交往与感知与整个世界的宽阔相比，微不足道。由此可知，陌生之物填充了我们的人生过程，好奇心与求知欲不独是科学的催化剂，也是文学的催化剂。

因为钟情于陌生之物，感知的细密与感性的表达在王威廉散文中无疑遭受到了压缩，一种不同于文史随笔的思辨方式被确立起来。文史随笔中的思辨主要借助历史材料、时间空间的因果链得以完成理性的逻辑推理与归纳。而王威廉则主要借助类比，借助认知的积累完成对事物的勘察。这种思辨方法的后面矗立着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肇始于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他认为人文或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导致人们行动的内在意义，人们应该从日常的、平凡的事物出发，研究人类对社会现象做出的解释以及赋予它们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还原于自然规律的水平。因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而非“说明”。这就是说，社会学研究应该立足于微观层面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试图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王威廉的写作当然不是一种社会学研究的范式，他只是借鉴了这种思维方式，通过散文试图拓展其对陌生世界的认知维度。如同荷尔德林宣扬的那样：谁曾想到那最深刻的/谁便爱那最现实的。

作家王威廉

且以写猫的《第一课》为例。东北作家沙爽今年新出的散文集《拈花》的前两篇，所写内容即为居家之猫，作者以准确而生动的文字再现了“塔塔”这只猫的成长、发情、社交的历程，写到了它的萌态和怯懦，写到了猫的江湖里的交往法则，作为人间镜像的投影，端立在视界之中。很显然，从情感态度上，沙爽将这只猫视为家庭成员之一，在艺术处理上，她也将其人格化，而众多写动物牲畜的散文篇章中，人格化是一条普遍的路径。而在《第一课》中，王威廉则去其熟悉，写其陌生，努力让猫妈妈与三只幼崽客观化。其中，三只幼崽的关系，母猫癫痫病的发作，一只野猫的闯入，为陌生性的主体内容。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个发现者与思考者，对于众猫而言，上述三个细节则是全新的内容。王威廉在这里采取了以物观物的视角，尽量以猫的视角来思考猫与他者，猫与主人的关系层次。人格化之所以成为普遍法则，原因大概在于人常常扮演了低等级生命的上帝，自认为人是万物之灵长的潜意识。而超越这种意识，当然需要自觉的思维训练。

就散文的技术处理而言，思辨和哲思容易被混淆，两者实则区别甚大。提炼哲思往往会采取两种方式，其一为警句的直接宣示，纪伯伦《沙之沫》，泰戈尔《飞鸟集》《园丁集》，皆是这个路子；其二是通过故事加以间接地暗示，古老的寓言体，林清玄的散文，大体如此。而思辨的确立往往通过一个原点，借助理性力量和逻辑训练，剥析掉泡沫和浮华的东西，进入思维的深处，得以还原事物的真实面目或者本质所在。毫无疑问，思辨性散文在情思的感染力上有所欠缺，但在识见能力上恰好应和了散文作为智慧文体的文体特性。新世纪以来，南帆、汪民安两位学者的散文，堪称思辨散文的代表。

《广西文学》2017年第十期推出了王威廉的散文《空中的树》，由六个现实之思构成，分别对应了高楼间的树木、个人身份证、眩晕感、孩童游戏、写作的指向、个体的无力感，它们不是独特的个人经验组成，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人们来说，它们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在这里，作者借助短章向读者呈现了其认知的成果。文学和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较真”之道，尽管要遭受虚空的折磨，依然努力在“虚无”中开掘出意义、本质的命题。

迥异于他这的思维方式，思辨的深入，使得王威廉散文在风格情态上趋于理性，也推动其散文向着深度的开掘进发，但这些因素并不排斥表达上的丰润以及感性细节的描摹。但这样的写作方式必然耗费大量的脑细胞，一旦出现应制之作或者急就章，一种明显的扁平与虚弱就会彰显出来，写梅岭古道的篇章，写蝴蝶谷的作品，就是如此典型的案例。

楚些，本名刘军，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散文批评家。曾任第一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评委，北大培文杯创意写作大赛评委。现主持《广西文学》《奔流》散文栏目。

王威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收获》《十月》《作家》《花城》《读书》等刊发表大量作品。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出版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北京一夜》（台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