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崇正：以先锋精神讲述南方寓言

更新时间：2019-01-23 来源：广东文坛

作家简介：陈崇正，1983年生于广东潮州，著有《折叠术》《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正解：从写作文到写作》等多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7年入读北师大与鲁院联办硕士班；现供职于花城出版社《花城》编辑部，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研中心副研究员。

访谈：

魔幻里的现实主义呈现者

□陈崇正 □《文学报》何晶

“文学地理”和“魔幻现实”，是解读青年作家陈崇正小说的两个关键词——故事总发生在半步村，在这个相对集中的时空里，人物被不断唤醒，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不断唤醒陈崇正对于历史、时代、当下的感触，并杂糅了魔幻现实、民间传奇的叙事方式。

“世界正在剧烈的颠簸中失去形式，而陈崇正力图创造一种似乎源于萨满或精灵的幻术，使不可能的看似可能，使不可理解的得到讲述。”评论家李敬泽如此评价了这位“80后”写作者。奇诡的想象力、变异的现实镜像，是陈崇正寻求小说接通现实的方式。因而他的小说都有复杂的情节和结实的密度——分身术、离魂术、巫术穿行其间，同时装置着乡村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种种现实映照，正如他所说，“小说如蜘蛛网一样布满生命的脉络，每一个丝线的颤动，都可以被感知”。

记者：你的小说总发生在一个地方——半步村，有人称其为你的“文学地理”，在其中建立了一个言说与承载多种内容的空间。你曾说这样“既省事又能成系统”，但多次重复构建这个村庄横截面和纵向历史，应该有更多的考量。

陈崇正：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叙事原点。碰巧，我的叙事原点就是半步村。这个虚构的村庄在不经意间出现在我的笔下，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谐音“半不存”的村落带有某种南方的寓言。如果不是半步村，也一定有另一个载体需要被用来承载我的想法和情绪。我多次试图用一大张白纸来描出半步村的地图，以期在小说中对村中各处的描述能更为严丝合缝，但我发现这样做非常有难度。最大的难度在于，半步村并非一个村庄，而是由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村庄组成，我当然可以将之具体画出来，像很多作家所做的那样，给出一种秩序。然而我似乎更愿意让它具备一种混沌的美感，让它有云雾缭绕，让它有各种模糊的边界，让它陌生而又自相矛盾。

当有人问我写什么类型的小说时，我通常不知道如何应对。因为我大概只能说我不是写类型小说的，但具体是哪种类型，真的答不上来。但有一两回，旁边另外的朋友会帮我回答，他是写乡土文学的。很简单，你不是写半步村吗？当然是乡土小说了，久之我为了避免各种麻烦，也会直接答曰乡土小说。然而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已然城乡莫辨了，农村城市化，城市也在农村化，哪里有真正的乡村了？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乡村？已经没有概念了。所以说，要去理解城市中的种种焦虑，要去深思这个时代的痛点和尴尬，切入点不在城市，不在工厂，不在流水线，不在咖啡厅，而在四不像的农村，在异化之后无法言说的农村。这个农村不是莫言的农村，也不是沈从文的农村，而是由推土机和远方没有乡愁的人们组成。

所以，如果说我在其中装入什么，那我什么都装不进去。毕竟作家并非思想家，作家应该做的事是去发现和呈现。即使如鲁迅那么聪明的作家，他面对凋零的故土，他的路数也是有选择的呈现。这种呈现本身就带有某种想法和情绪。是的，我反复强调这里面的情绪，只因为我在拆解和拼接中感受到了心头琴弦的颤动，那是一种百无聊赖的情绪，来自陌生的当下，也来自遥远而值得缅怀与反思的过去。

记者：你的半步村是一个集合了魔幻、民间传奇、现实镜像的叙述空间，分身术、离魂术，甚至巫术、神秘力量都被你拉来使用，魔幻逐渐成为你小说的一个有力武器，其实你的小说并不是一开始就魔幻的，但这种夹杂着通俗小说叙述的先锋“魔幻”或者说“魔幻现实”确实成为你小说的重要风格。它们让你找到了最合适的表达了吗？

陈崇正：这几年的创作，我似乎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笔触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对写实的，这在《半步村叙事》中得到表现；另一类，则更为奇思妙想。对我而言，小说的难度考验上，如果无法深刻，那么也无妨让笔下的世界更加有趣。就如我让“破爷”一次次走进半步村，这个不存在的人物，和不存在的魂机一样，代表了诗意对破碎的一次次进军，分身术不过是堂吉诃德的长矛在空中举着。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姿势能表达什么，或者说，我只是遵从了内心的某一种自觉：应该如此，于是便如此。从技术上考量，这样的“奇技淫巧”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在炫技方面，有太多的人做得比我好。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对分身术等技术设定的组装方式：根在岭南，根在潮汕平原，但折射和吸收的，其实是我一次次旅途所见，一次次走街串巷，那些难得的采集。比如《黑镜分身术》中有个女孩叫谭琳，其原型就是我某次一个人到湘西凤凰旅行遇到的一个姑娘。那天我无意间走进了一家手绘店，店里挂满了各式的衣服，斑斓的，和还没有上色的白衬衫。一个女孩蹲在地上低头摆弄着调色盘。这女孩就姓谭，我坐在店里跟她聊了两个多小时，这个白纸一样的姑娘，长得漂亮，但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读完中专，学会手绘，然后就开了这样一家店。我是第一个愿意坐在杂乱的店里跟她聊天的旅客，我们加了微信，然后其实就没有再联系了。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她在朋友圈里开始发一些酒吧的照片，以及一些在深夜骑行中认识的朋友，便知道她的生活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她此后的生活，便是这个小说中另外人物的原型，比如她自己的分身，比如另一个奔放的姑娘关满。我想象的触觉，一直在观察着这样类似的人物，然后我悄悄将之组装到我的半步村世界之中，同时封上了叙事的密码。

记者：无论是分身术、离魂术还是别的什么，其实对应的是现实里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处境，荒诞之下是一种现实焦虑，时代大潮碾压重塑了许多东西——乡村、情感、人性，可以发觉你对时代、历史、现实的兴趣很深。

陈崇正：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技术正在改变每个人的生活。我常常想，一个生活在1997年的人，该如何想象这个2017年的夏天：摩拜、微信、人工智能和王者荣耀。面对这样的时代，作家何为？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时代一样，这个时代也有它的侧面。我想，作为一个作家，应该站在伟大时代的侧面，幽微的侧面，暗痕遍布的侧面。那里有普通生活的全部纹理，那是作家应该在的地方。在时代的侧面，有许多普通人经历过1997年，经历过“非典”时期，经历过悄然发生的信息时代。这些时间节点，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具备重大意义。生命对他们来说，是由具体的一个个事件构成的。这么聊过于玄乎，还是举个例子，比如《葵花分身术》中，有两个来自中国香港的老人，原型是我在福建土楼围龙屋里遇到的两个中国台湾老人，他们是过来寻祖的。我跟他们有过短暂的攀谈，近乎于碎片的一个记忆，只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山风从围龙屋的门口吹进来。但那个下午的聊天，居然让我念念不忘，回响至今。直到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这两个老人突然就浮现了，我清楚记得他的布满口袋的马甲，他就是从胸口的口袋里掏出眼镜和记事的小本子的。从他们的角度看过来，我不过是他们寻亲之路上的某个路人。而他们对我来说，代表了一类人的共同记忆，夹带着战火、饥饿和奔逃的人们。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记忆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东西。那些我们以为会牢牢记住的，总是被淡忘；而某些不经意的情景，会随着时间而奔突、侵袭、反刍，如同一个焦急的孩子，要你知道它一直都没有被时间冲走。

记者：最近出版的《黑镜分身术》一书是一次集中展现，但你却在序言里说担心自己走了偏锋，怕走什么偏锋？这样的叙述又会继续多久？

陈崇正：对我来说，我大概是暂时使用了分身术。我不会长期迷恋某种技术。或者说，我还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就如《黑镜分身术》书中的五个故事，它们分别写于不同的时间，所以也具备各不相同的五种形态，而不是像搭积木一样的叠加。或者说，我进行的是流动的加法，这是我的游戏。或者这种游戏方式会继续进行下去，也或者会有新的玩法。在众相纷纭的庞大世界面前，当作家穷尽想象希望介入现实的时候，他将别无选择地滑向先锋。而这种先锋，便注定是流动的先锋。所以，先锋在被定义之前，都会被认为无法远走的偏锋。

记者：其实孤独、恐惧、虚无，你小说里这些元素也有很多，甚至这些东西才是你小说真正的底色，这些可能是你对人的生存感觉的一种认知。

陈崇正：如果人生是一个巨大的游戏，那么，让我们完美进入沉浸式体验的，正是孤独、恐惧、虚无之类的生存底色。能让我们觉得我们活在时间里，真的是上天的恩赐，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而不是动物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孤独和恐惧，终将会在时间里被消解，这其中有不可言说的诗意。对小说家而言，慢火炖煮这些终将消解的生存感觉，控制好火候，就可以在其中安插任意的插件，比如分身术，比如折叠术，比如其他的想象模块。

创作谈：

在分身与折叠之间的碧河世界

□陈崇正

小说集的名字，最容易偷懒的做法就是选取其中的篇名来做书名，所以有了《折叠术》，也是对以前“分身术”系列小说的一种呼应吧。但它本来的书名，应该叫《寻欢》，也就是这里第一篇小说的题目。“寻欢”这两个字来自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武侠人物李寻欢。小李探花放荡不羁而又用情至深，武功深不可测却有一身坏毛病，简直就是所有希望成为坏男孩的乖小孩无比向往的精神偶像嘛。年岁渐长，我也到了李寻欢辉煌登场的年龄，没有爱情，也没有飞刀，却逐渐领悟到“寻欢”应该是这个时代最生动的精神符号。人生而寻欢，却总是无可奈何地落入不堪，忧伤的欲望总是站在诗意的背面。

《折叠术》的创作，起源于一场小病。去年夏天，有一回参加一个比较严肃的活动，我站起来说话，突然感觉天旋地转，有点站立不稳。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状况，当时心很慌，但还是面带微笑，强忍着坚持把话说完。几分钟之后晕眩停息下来，但脑袋里仿佛一个螺丝松动了，说不出的难受。活动结束，下了电梯到了酒店大堂，一个朋友看到我，在背后叫我，我转身应答，但这一转身不得了，天旋地转，整个笑容都僵住了，扶着旁边一个陌生人才站稳。朋友吓坏了，赶忙过来扶住我，问我怎么了，要不要送医院。我说有点晕，他们说可能太忙没休息好。

想想，可能真的是没休息好，那段时间太累了。太累那就多休息，于是接下来的整个周末我几乎都在睡觉。但睡觉并不能解决问题，整个天地快要翻转过来的感觉依然持续，特别是睡觉翻身的时候，更加离谱。躺下和起身也是，转身弯腰也是，反正一动就晕。我内心充满了绝望，几乎崩溃。我不敢跟家里人说，怕吓到他们。我打开微信想在医院预约挂个号去看看，但发现连看哪一个科都不知道，我心想，我得先弄清楚我自己是怎么了，我要死了吗？若真得了绝症，剩下这么点时间我得另做安排。

反正暂时还不会死，我在网络上疯狂搜索，终于万能的互联网还是给了我一个答案：耳石症。原来我们的耳朵里也有一块疯狂的石头，它负责平衡，只要移位了，就意味着整个世界随时翻转。我苦笑了一下，继续搜查解决办法，网络上有许多耳石症的复位术，看起来就像一个体操。我几乎看完所有的图片和视频，内心稍定，开始照着做。其实就是把我的身体折来折去，把那块该死的石头挪回原来的位置。我做了一遍，觉得不放心，又再做一遍，坐定，整个世界好像慢慢恢复了秩序。

做操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伊恩·麦克尤恩的《立体几何》，他里面的几何折叠能把人变没了，多么神奇。于是有了这篇《折叠术》，严格上讲，小说中并不存在什么神奇的法术。与我之前小说中分身术的设定不同，折叠术更多是一种生存感觉。或者说，分身是欲望膨胀的表征，而折叠则是欲望向内坍缩的结果。

耳石症给了我一个启发，我想换个角度，从故事的背面来写故事。也就是说，《折叠术》中其实潜藏这一个故事，那里面打打杀杀刀光剑影，至少是两起命案，但我都绕过去，我从另一个跟这个世界关系不大的人物写起。我也不知道自己做到了没有，但至少，我有意识在变换讲述故事的角度，尝试去写一个意兴阑珊的中年，一个人如何被激发，又如何被熄灭，最后撞向了一块石头。

这个集子里的故事都发生在虚构的碧河镇，那里碧河流水，叮咚作响如小诗。这十二个故事，也是十二个平行的时空，十二种忧伤，十二支孤独之歌。你若足够细心，还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居然也有一些关联，彼此呼应，篇目之间都是好朋友。如果你读过我的其他中短篇小说，大概也能看到有些人物会在这本书里面与他的命运继续遭逢。

当然，把它们放在一起也会有问题，因为它们并非写于同一个时间，创作的时间跨度甚至超过十年。这也意味着我必须花费更多时间来修改它们，使其有理由放在同一个集子里。

修改意味着重读。重读以前的小说，这种感觉像什么呢？就如我非常喜欢逛寺院，与大佛相比，我喜欢看十八罗汉，喜欢欣赏他们的神情和动作。在我看来，小说有长篇和短制，长篇应该是如来佛祖或者千手观音，而短篇小说就应该是罗汉，像罗汉那样精致、灵动、欢腾、安静、务实、紧凑，总之丰富各异而又非常有表现力。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是可以像罗汉一样平等地摆放在一起，无论是抡着棒子还是手结定印，都能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花费时间修改小说，看似比新写一个小说不划算，但其实也给了我返观过往的机会。我慢慢意识到我精神地理的迁徙，开始从“半步村”到“碧河镇”，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会走进“美人城”。这确实也符合我的成长轨迹，从农村到城市，或者说人在城市，却也心心念念农村的种种物事。我的世界版图在扩张，我的碧河在往前方延伸，我并不知道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电影《2012》中有个场景：末日来临，总统女儿和科学家讨论文明的价值时提及一本卖不了五百本的书。黑人科学家说，这本书因为被他阅读，所以也“已经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我写着，也和其他人一样，常常怀疑写作的意义，也怀疑究竟有没有五百个读者认真读过我的小说。大概夜路总是要走的，秉烛总比摸黑好一些。就如一只鸟轻轻停落在枝头，而它的爪子握住树枝的一瞬，就注定终于还是必须飞走。

创作年表

短篇小说《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刊于《作品》2009年第二期。

中篇小说《半步村叙事》刊于《作品》2011年第一期。

中篇《黑镜分身术》刊于《花城》2013年第三期。

短篇《结扎》刊于《中国作家》2013年第四期

短篇《玉蛇劫》刊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四期。

短篇《碧河往事》刊于《收获》2015年第一期。

短篇小说《口罩》刊于《作家》2017年第九期。

短篇小说《虚度》刊于《江南》2018年第三期。

主要著作

2008年12月，小说集《宿命飘摇的裙摆》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9年8月，诗集《只能如此》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