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丁力，安徽人，居深圳。工程师，一级作家，深圳作协副主席，吉首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曾获1984年芜湖市重大科技成果奖，1988年安徽省自然科学奖。1991年下海深圳，任港资厂主管、台商秘书、科技园总经理助理、民营投资公司总经理和上市公司高管。2001年开始写小说，出版《跳槽》《深圳故事》《高位出局》《职业经理人手记》《中国式股东》《图书馆长的儿子》等长篇小说40余部。2007年度中国书业最佳商业图书•新人奖，2013年第六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中国科协会员。中国作协会员。

从“类型”到“纯文学”

□吴义勤

2009年深圳作协到北京开研讨会，我是主持人。当时丁力的小说也很火，清华大学出版了他的系列财经小说，《高位出局》《上市公司》等等，好像都上了排行榜。但那时候我们是把他当作“类型小说”来看的，因为题材新颖，我们不懂，都希望看看。丁力能把改革开放时代新产生的很多社会现象迅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这是他的一个特别大的优势。他的作品提供了我们当代文学里面非常缺少的维度，这种维度就是我们关于财政、金融、股票、资本运作等等新经济元素。但最近两年，我们从杂志上再看到丁力的中短篇小说，这种印象有所改变，似乎“类型”的标签越来越淡化，“纯文学”的特质越来越明显。

今年我们出版社一下出丁力两部长篇小说，都是我们今年作为重点作品推出的。两个作品风格不一样。他当时发给我的时候，我还是把它当作2009年见到的丁力作品来看的，但是当我看到《图书馆长的儿子》时，我觉得这个作品跟他的财经小说完全转变了一个风格。艺术上、文学上都很强。过去看丁力的小说，是因为我们对许多财经内容不熟悉并且又充满好奇，其实是作为类型小说去看的，但《图书馆长的儿子》完全是一个纯文学作品。这部长篇从个体叙事的完整性，结构安排的合理性，以及语言的幽默、反讽、抒情等等，能让我产生文学的美感，享受阅读的快乐，因此我觉得丁力升华了，至少在文学性上升华了，他的小说从“类型”向“纯文学”升华了。

《深圳故事》发给我的时候我们正好寻找这个题材。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有主题出版的重要任务，特别期待这样的题材。因为这个小说题目特别好，正是我们期待的题材，一看就是部非常大的作品，所以我们把它推荐成重点作品扶持作品。但是看完之后，才发现《深圳故事》并不如我们以为的宏大而全景式地反映深圳改革开放的作品。后来编辑部虽然没有直接跟我说，只是表示与我们最初对这个作品的想象是有落差。于是我拿来看，发觉《深圳故事》的结构确实不是关于深圳宏大叙事的那种，其实是五个中篇的结合，但各篇虽然各个故事人物情节都不一样，却也从不同的方向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深圳故事。我后来想这样的结构也是有他的意义，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想象深圳可能就是想象成一个传奇的城市，想象成一个辉煌的深圳，但是深圳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们认为文学作品在这一块反映的不是很多，丁力的《深圳故事》反而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视角并呈现了多面的立体的深圳。我们想象深圳都是想象光荣和梦想的深圳，但是有没有失败者？深圳的成功其实是建立在无数失败者的基础上，描写失败者也是深圳的一部分，我们曾经为这个选题争论、讨论，但最后我还是觉得换一个多角度视角写深圳非常好，提供了我们观察深圳的一种不一样的视角，散点的视角，把每一个深圳人的深圳，不同的深圳人的深圳呈现出来，更是文学的任务。因此，丁力这种风格的《深圳故事》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另一个方面，它确实塑造了很多深圳人的文学形象，从文学形象的角度来说，每一篇都塑造了不同的人物，从而构成了“深圳人”的群体形象。对深圳来说，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形成了某种形象，我们看到的深圳也是现在的深圳，但之前的深圳，之前的“深圳人”更值得书写。所以，丁力的《深圳故事》把“深圳人”和“深圳的故事”向前拓展了，他把这些人到深圳来之前的故事都写了出来，这种向前挖掘同样有意义。

丁力的小说还有一个巨大的认识空间。他小说中财经、商业、MBA、工厂、股权的全角度呈现，构成丁力作品的独特风格。因为你认识深圳就绕不开这些东西，就像我们说起深圳文学就绕不开丁力一样。我们读丁力小说有的时候像读了一个社会学教材。因此丁力的小说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我们还应该看到更多超越的价值，我觉得这样的文本也是我们特别需要的。可喜的是，丁力在向我们呈现这些独特价值的同时，越来越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因此让我相信纯文学作品也可以畅销，而被归为“类型”的作品也可以非常“纯文学”。丁力在这方面已经开始尝试，例如他今年出版的《图书馆长的儿子》和《深圳故事》。

丁力特色：逻辑、经济、深圳 

 ——读丁力新作有感

□ 贺绍俊

丁力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一连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图书馆长的儿子》《深圳故事》和《租友》。当然不仅是数量带来的惊奇，而且在文学思维和叙述方式上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的小说将好几种元素整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丁力特色。我们很有必要对丁力特色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大致上说，丁力小说中的这几种元素是值得重视的：逻辑、经济、深圳。

先说逻辑。这大概与丁力曾经是位理工男大有关系。理工男转而来写小说的也不乏其人，但这些理工男多半本来就不是坚定的理工男，本来做理工男时就有些三心二意。但丁力不是这样，他从小就对理工知识充满兴趣，据说他在大学生时期就开始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后来在一个专业技术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很快就做出了成果，获得了科技成果奖。他成为了这一专业有影响的工程师。这段经历很重要，培养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当他偶然发现自己很会讲故事，并拿起笔来写小说时，他在编写故事时特别注重逻辑性。有人总爱强调文学与科学的区别，认为文学是形象思维，凭的是丰富的感性和想象力；科学是逻辑思维，凭的是严谨的推理。其实，科学研究同样不乏想象力，只是科学的想象力不是像文学的想象力那样最终结出艺术的果实，科学想象力是科学家为发现真理而开通的一条隧道。丁力曾在科学研究中培育和磨砺过自己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具有一种对逻辑和因果的无限追问性，当他转向文学创作时，想象力虽然改变了目标，是要结出艺术的果实，但对逻辑和因果的无限追问性这一特点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是他讲述故事特别注重内在逻辑的主要原因。

再说经济。我们不要忽略了他所讲述的故事绝大多数都与经济活动有关。这一点很重要吗？我以为很重要，因为正是从这一点我们才能发现丁力的小说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社会以革命为中心，养成了一套革命思维的习惯。这也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宏大叙事主流，以及革命思维的主题表达。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实现了从以革命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转型，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现实。我们能够在当代小说中看到新现实的人物和场景，但坦率地说，不少作家的思维仍然停留在革命时代，以革命思维来处理经济建设的新现实，尽管这样的主题表达有其警示性，但显然它很难准确把握新现实，更难以揭示出新现实之新在何处。丁力的小说不是这样的。他作为一名经济建设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仅有着切身体验，也能自觉对其进行认真思考，他将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写进了小说之中，为我们提供了认知经济时代的新的文学思维方式。丁力的这一特点在他这次新出版的《深圳故事》《租友》以及过去出版的《中国式股东》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后说深圳。丁力所讲的故事不仅主要与经济活动有关，而且多半发生在深圳。丁力是深圳成立特区不久就来到这里的，是深圳改革开放的第一代移民，见证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他热爱这座城市，并且全身心地融入到这座城市的生活之流中。热爱深圳，这并不是因为他是深圳经济活动中的成功者，并不是因为他在深圳的闯荡中发财致富了。事实上他在深圳的事业中经历了太多的波折，他甚至说自己总是一名失败者。但是，这种亲身经历对于丁力来说又是一份特别珍贵的精神财富。他自己就说过：“写小说必须要有生活基础，可以信手拈来，必须靠骨髓里的东西，这种走马观花体验的‘生活’，进不了我的骨髓，眼下，我只能写深圳的生活。因为，我来深圳快三十年了，经历过真实的深圳生活。”

这三个元素并非丁力所独有的，比如经济，随着社会的重心向经济转移，当代小说越来越关注经济题材，在丁力写作之前就有了财经小说、商界小说等各种命名，足见已有不少作家涉足于经济领域。又如深圳，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前无古人的创造和惊人速度的发展，不仅养育了一批深圳本土的作家，而且也令全国作家侧目。写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几乎都绕不开深圳。如果丁力仅仅具备这三个元素中的一个，也许他照样能写出好看的故事，但绝不会造就出独一无二的丁力来。丁力的独一无二就在于他同时具备了逻辑、经济和深圳三个元素，并让这三个元素有机融合，产生化学反应，生成出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体现出新的文学思维的、代表着未来方向的都市小说样式来。

具体来说，丁力有着凸显的经济头脑，但他并没有因此陷入财经小说或商界小说的窠臼之中，也不是像许多作家那样对经济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这是因为他的经济头脑能够与深圳元素相遇相知。深圳对丁力而言不仅是一个城市的概念，而且是他亲身经历经济大潮磨练的地方，因此他对经济的理解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深圳的亲身实践出发，是从深圳这座城市翻天覆地变化的现实出发。深圳的特点是经济渗透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丁力受其感染，也以一种平常心来处理经济化的现实。这就使他的文学思维发生了重大改变。过去的文学思维是建立在物质与经济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但丁力完全没有采取这样的思维，因此无论是《深圳故事》，还是《中国式股东》，他都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对待股份、资本、金钱等这些经济活动的基本元素，当这些元素在一个合理的经济环境中运行时，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而这些元素对于人的影响，既有激发奋进的一面，也有引诱堕落的一面。另外，丁力在写作中也培养起一种自觉的经济意识，他能敏感地把握住城市生活中的经济内涵。比如《租友》这部小说，故事的主体部分是写城市爱情问题的，但作者的经济意识使他从中有新的发现。主人公丁友刚在长期紧张的经济活动中也使自己的爱情心理日益干瘪、内敛。这似乎是城市情感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当丁友刚在网上发出“租友”的帖子后，竟有众多人响应。网络的虚拟性貌似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敞开内心的空间，但事实上，她们在网上与丁友刚交流时，各人都有不同的心理障碍，她们或深藏着另外的动机，或提防着受骗，细究起来，这些都可以说是经济意识所造成的精神困境。

深圳元素无疑让丁力更加贴近城市精神。城市文学正在兴起，但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学仍处于乡土叙述的包围之中，只有完全突围出来才能真正有所建树。正是深圳元素与经济元素的有机结合，丁力的城市叙述就少了些乡土叙述的痕迹。比如，丁力给我的感觉他是一个没有乡愁的作家。《图书馆长的儿子》是丁力所写的小说中特别具有自我意识的一部，这是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基本上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而虚构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他比较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故乡情绪。但这里丝毫没有乡愁的影子。马克思在谈到工人阶级的宽阔胸怀时说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同样的道理，城市人之所以能有宽阔的胸怀，就在于他们没有乡愁。丁力在小说中也会讲述到自己的家乡，但他没有乡愁，只有乡恋。乡愁，是一个被高度神圣化了的意境，它属于农耕文明。乡愁属于乡土文学的审美形态，如果我们的城市小说不能从乡愁之中走出来，就不可能建构起真正的城市文学审美形态。文学离不开愁，新的都市文学同样需要以愁来浇灌，但不会是乡愁，而是从城市中提炼出来的愁，是一种充满现代意识的愁。

丁力有他的弱势。在我看来，他最大的弱势也许同样与他曾经是位理工男有关。这突出表现在他的小说具有强大的事理逻辑，却缺乏情理逻辑。另外，他的想象扎根在现实和经验的土壤上，是一种有着强烈现实依据的想象，但他缺乏非现实的想象。我希望丁力在小说叙述中能够加强情理逻辑和非现实想象，从而让自己笔下的故事不仅生动，而且具有灵动感。

丁力其人其事

□南翔

丁力这个名字太过寻常，我所知道的写作人就有三个之多。深圳的写作人似乎只有一个丁力，所以冠之以“深圳丁力”，大致不会混淆。

写作人以学习文史哲的居多，丁力是一个例外，他是学工科出身，初进的大学是1977年从安徽生产建设兵团考入、1978年2月入学的长沙冶金专科学校。后来还在安徽师范大学和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中学习过，这是他写作理论视野的拓展——虽然他基本不说。这名工程师出身的作家，原本可以在冶金专业长足发展，盖因他1980年代就在冶金专业领域有不俗的斩获：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过论文50余篇，8次获得奖项。专业理论曾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介绍到国外。可惜，当然也是可喜，他在中途人生转向了，如此这般，当代就多了一个叫“丁力”的作家而非一个冶金工程师。

之所以考究一下丁力的人生履历及早期的工作过往，乃是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个性、禀赋以及工作特点，最终都会显形于他的作品中，尤其对于丁力来说，在当代作家当中，他的作品数量如果不是首屈一指，也肯定是在第一方阵之列。若不从他的“内在”捋一下，那就无法对他的“外在”包括头脑所生发的——写作动机、写作内容与写作水准做一个衡量。

我认识丁力很多年了，日常交往却并不太多，较多的交集是以文学之名——我兼任深圳南山区作协主席凡12年之中，他也是主席团班子成员，但凡有研讨、座谈、编辑以及外出采风，那就免不了时相过从。也不免有恰切之中的纷争，流利之中的龃龉。

以我一孔之见，丁力的性情中，有三根线条较为醒目，一曰，好玩；二曰，重义；三曰，要强。

一曰、好玩。这个“好”，分别可以读第三声与第四声，丁力这两个“好玩”都可以当得。譬如第四声的“好玩”：他都中过风了，行走如风摆柳，还满世界乱跑。我写此文之时，得知他刚去了一趟俄罗斯。此文主要想说的却是第三声的“好玩”。人生在世匆匆如过客，好玩很重要，好玩就是有趣，任一场合，人在，声在，形在，动作在，于是气氛也在。文学界的活动很多，但不一定都有趣，有趣的活动不仅在于目的地好不好玩，更在于“人以群分”，一道出行的人好不好玩。任一活动，大小不拘，远近不论，优劣不同……但凡丁力在场，一是别想安静，二是别装高深。他是一个“世说新语”当下版的高手，任何静穆、庄严与崇高，都会被他一本正经的谐谑解构得体无完肤。他活得过于率性，过于乐天，过于“我说故我在”，及至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你无法忽略他的存在——这与他写作的体量巨大异曲同工，无论是写与说，他这半辈子有意无意都在索取最大阈值。

他接下来的“处方”分析也头头是道、神态俨然：打麻将怕输，时时盯住什么时候能胡，哪里还有心思抑郁呢？！

二曰、重义。义在华夏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含义较广的道德范畴。据说是管子最早提出了“义”，“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那么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孟子进一步阐发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古典小说中那些能吃能打（丁力是能吃能写）的人，都重义（即便狭义的“义”），简言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丁力是现代人，失去了“拔刀相助”的社会环境，改作：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他“出手”扶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条件较为艰窘的弱小者，每见他对周边生活贫困的作者有强烈的吁请。犹记得某年某日，他到我深大文学院的办公室来闲聊，其时有学生进出。丁力看到学生的着装，问到他们的生活及就业等情状，轻叹一声道：深大的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生活贫富不等。这话原本说过也就过去了，没料几天后，他就给我发来短信（那时还没有微信）：“南翔，看到你那里学生有难处，我想，如果他们需要过来找点实习之类的事情，也可以跟我联系，做个写作助理什么的，也没多少事情，一方面他们可以做为写作实践；另一方面，也是勤工俭学，我可以付一些报酬……”

其时，他是一个能人与强人，并不需要“写作助理”之类，其意在于助学。

另一次，在海边召集年度作家座谈会，我是主持人。轮到丁力发言，他恰为某文学选本的不满找到了一个出气口，当即向另一位名作家（也是选本主编）“发难”，一时剑拔弩张，情境呈现紧张与僵持。我勉力斡旋，得以缓解。当天晚饭，丁力与我一桌，主编在另一桌。我跟丁力耳语道：今天下午的对错姑且不论，但犯不上为这么一件小事闹得不快，以齿序论，他大你小，我带你过去向他主动赔个礼吧？

但见他双颊倏然一红，不一会儿便举起酒杯起身爽快道：“听你的，我们过去。”

因了丁力的主动道歉，他与主编杯酒释前嫌，很快就和好如初。之后我还听他赞誉过这位主编写的某篇小说，认为构思很见机巧。丁力之有雅量与重情义，于此可见。

三曰：要强。通常我们讲一个人有个性，主要是因为他要强。要强的人容易耀眼，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丁力不要名与利，那是高估了他，也是贬低了他。如果听闻此说，我猜想他会当即啐道：“呸，我为什么不要？我不偷不抢，不盗不娼，我的名与利，都是一个字一个辛辛苦苦字码出来的，给我理所当然，我又不是傻瓜，我为什么不要？！”

他不止一次跟我讲过，他写作绝不是为利！

这话我相信，试想想，写作是一件多么寂寞、孤独、繁难、艰苦的工作，辛辛苦苦几年十几年写一本书，一点点稿费还要作为月收入扣税！为挣钱谁做这种蠢事？更重要的，丁力写了那么多与当下工商情境相关的小说，所谓股东、房东、老板、董事……他都做过，如果他不能在商海中挣钱，如何能使我们相信他言之凿凿的小说——即使是虚构也不可信！事实上，他在不同企业入股分红的所得，远不是一般的工薪之辈可以望其项背的。

凭着丰渥的各种投资收入，在任何一个一线城市，丁力都可以过得锦衣玉食，可是他偏偏要去写作。而且是大量地写、日以继夜地写、不管不顾地写。即使中风了，行走如风摆柳，还要日写5千字！

世上有这么玩命写作的人吗？

所为何来？一言以蔽之，要强，也不排除，此背后还有要名的因素。

记得他中风后不久，我带几个朋友去罗湖他的寓所探望。家中无人，打手机始知他在小区里练步子。不是电梯房，一个步武失常的人往上走自然困难，登楼之时我有心帮扶一下，他断然道：“我行，不用。”

世上的作家有很多种，其中有两种壁垒分明，一种是“郊寒岛瘦”，文字十分精简，故而写不了太多太长的东西；此类可以阿城为代表；还有一种汨汨滔滔，泥沙俱下，自有一种磅礴之势，此类可以莫言为代表。

多年前，我曾跟丁力探讨过，他的写作不妨以加拿大作家（已去世）阿瑟·黑利为范，阿瑟·黑利被誉为“行业小说大王”，曾陆续到不少行业体验生活，写下了《大饭店》《航空港》《汽车城》等。阿瑟·黑利写一部“行业小说”通常要花数年的时间，他的妻子说：“他沉思良久才写上几个字，每天虽只限定600字，却要花上6个小时。”而且，据说每次下笔前，他都会亲身深入各个行业，体会个中三昧。为《航空港》一书，夫人曾协助他，用一个通宵观看了机场邮局分拣邮件装机经过，写了厚厚一叠调查报告，最终阿瑟·黑利只采用了一句话。

我的意思，丁力可以不写那么多，用更多的时间去沉潜、构撰与打磨，并在题材领域领异标新，排闼直入。

丁力自然是我行我素。

前不久香港百岁作家刘以鬯驾鹤西去，刘老一辈子写了上千万字，分“娱人”与“娱己”两大类，未必尽皆美文，但体量在那儿，仍能陆续打捞出不少佳作名篇，藉以传世。

既有先例，丁力这种玩命的写法——文坛书肆滔滔者随处可见其人的要强也要名的作品，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