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学叙事历史悠久，体裁多样，有诗词、歌赋、戏曲、散文、笔记、碑文、小说、传说等等。

汉代诗人扬雄的《交州箴》记录了汉朝与中南半岛上的越裳国交往历史，与《汉书·地理志》关于汉武帝派遣译使出使黄支国记载相印证，而汉朝使节出使黄支国，通常被历史学家认为是贯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端，所以《交州箴》是记录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历史的最早的诗歌作品。

六朝时期南海人张贾、晋人冯融、南朝侯安都均以善诗著名，开“吾粤风雅之先”，尤其出现一批笔记性质的地方文献，记载了岭南与南海诸国的海洋交通、海洋物产、海国民俗等，如《临海水土记》记载“金邻”即扶南国（今柬埔寨）。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涌现出大批与海丝相关的诗歌佳作。著名诗人张九龄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张籍《昆仑儿》诗，元稹《送岭南崔侍御》，刘禹锡《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等等。如果说描述西北边疆大漠与草原风情的“边塞诗”是最具感染力和特色风格的唐诗之一，那么反映南方海疆、海上丝路及海外风情的“边海诗”同样具有魅力。

唐代其他文学作品如传奇、小说、笔记、碑铭等等，也有很多关于海上丝路的篇章。

唐代广东海丝文学的作者，有广东本地的，也有内地，还有外国作者。阿拉伯世界名著《一千零一夜》关于辛巴达历险记的篇章，就是当时阿拉伯航海家经历千辛万苦，从海路航行至唐朝的写照。9-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录了他在印度、中国的旅程，其中对广州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海外贸易的记载，成为中古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海路交流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臻于鼎盛，海丝诗歌作品也不少，如张俞、陶弼的《广州》、郭祥正《广州越王台呈将帅待制》、杨万里《南海东庙浴日亭》等。

宋元时期有不少海外商人、旅行家经过海路往来广州，写下不少旅行笔记，影响深远。14世纪20年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来到广州，宣称它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元朝末年，伊本·白图泰到中国游历，认为广州是“一大城市”。

14世纪以后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革，地理大发现与大航海时代开辟了早期全球化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纳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学内容更加丰富。例如汤显祖的《南海江》、韩上桂的《广州行呈方伯胡公》。

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里程碑。清代“一口通商”时期，众多小说反映了那个时代不一般的“广州故事”。陈忱《水浒后传》描写了梁山泊好汉李俊受招安后“复反”，航海到暹罗称雄立国的故事，反映了明清时期广东、福建等沿海民众大规模移居海外，在东南亚拓殖开发的历史。庾岭劳人《蜃楼志》则是一部以广州粤海关官员，十三行行商与地方社会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特殊地位。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长盛不衰的东方大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文学交流的一个中心。1833、1834年，阮朝名臣李文馥等到广东、澳门公干，访问文坛名流。某天，李文馥等九位中越文人在广州海珠寺一艘船上聚会，“作中外群英会。即席连吟，极欢而散”，留下诗篇《中外群英会录》，成为古代文坛少见的中外交流佳话。

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的刻书业十分发达，省城及附近的南海陈村、顺德马岗等地书坊出现专门销往越南的图书代刻业务，大多属文学作品。广州地区成为中越文学书籍刻印与传播中心，从广州到嘉定的书籍运销海路网络也可称为“书籍之路”。

广东“海丝文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体裁多种多样，文学遗产内容极为丰富，而且广东是中外文学交流的重要平台，文学创作与文学作品具有海洋性、本土性、国际化的鲜明特点，开放兼容，海纳百川，岭南文化具有海洋性、开放性、重商性等等特质，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海丝文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