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可·波罗在热那亚向他的伙伴们口述《马可·波罗游记》时，“全球化”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当时马可·波罗刚刚结束了一趟不可思议的旅程，体验了一段独特的生活。他曾经从陆地进入未知的、被认为是危险的区域，却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区域其实比亚得里亚海区域更安全，当地的人们也更加热情。

在当时那个年代，马可·波罗是如何成功完成这么大胆的举措的呢？即使在一千年后的今天，这依然是非常大胆，甚至可能有点危险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既简单又复杂。它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马可·波罗当时相对较快地进入了由巨大集权力量控制的疆域，虽然看起来它可能不是在每个小地方都有管辖势力，但它依然成功地在每个地方都实施其规定。这次旅行的成功秘诀在于“腰牌”的象征性力量，腰牌是金属制的牌子，而其形制和质地与官吏的身份等级相关。马可·波罗的叔叔从当时的中国皇帝忽必烈那里获得了腰牌，而正是腰牌所代表的忽必烈的权威确保了马可·波罗在他四处旅行时免受人为的伤害。实际上他所携带着的还有伟大的非物质价值，他是几乎不为当地居民所知的遥远文化的代表。

让我们回到马可·波罗的奇妙之旅。他带着教皇的和平信条，以及不同的理解和组织世界的方式。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一种威尼斯商人所特有的方式，这些价值观正在回归到发明它们又把它们遗忘的世界。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朝廷的立场也是如此：帝国统治中有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但晋升的唯一标准是能力。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今天全球化的一些特征：企业精英，消除种族或宗教偏见，对效率和生产力的完全开放态度。

但是今天的全球化也有一个在马可·波罗时代所没有的特征，复杂、快速的信息交流，资本和劳动力的快速流通，这些归功于非凡的技术革命。这是我们今天的额外优势。但是我们也有一个缺点，它在那个时代奏效，但在今天却步履蹒跚：严格遵守公认的规则和规定。寻求保护本土特色，反对规则和立法通常被视为对抗全球化。但这是不公正的指责，同样说全球化会破坏小型文化的指责也是不公正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强加全球文化价值而否认本土特色；全球化意味着放弃经济保护主义，选择全球自由贸易，放弃诸多交流壁垒，促进丰富彼此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回到马可·波罗，我们会注意到，无论他受到多么好的对待，无论他作为古代中华帝国的高级官员感到多么舒适，他从未打算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他没有放弃，但他成为了在欧洲传播中华帝国相关信息、中华文化和价值观的桥梁。当他向他的朋友鲁斯蒂谦口述《马可·波罗游记》时，马可·波罗以他的方式践行着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我们应该好好检视这种方式，因为它蕴含着后来成为当代全球化现象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将全球化理解为自由贸易时代，那么在尊重、认同彼此特征的伙伴之间自由、快速地进行信息以及文化价值观的交流，已成为一种有益且不可阻挡的现象。

正如我所说，全球化预示着大量的贸易和交流。对彼此文化的相互翻译和深刻了解，是真正进入“国际赛道”的唯一途径。这种文化行为总是要先行于与他国建立新的商业和经济关系。文化了解是保证密切关系的方式。这也正是马可·波罗以他自己的方式所践行的事情，当他在描述中华帝国时，他打开了通向遥远邻居的大门，敦促那些勇敢的有志之士跨出那一步，越过门槛，越过想象中的将我们分开而不是连接我们的门槛。

今天，我们拥有现代化的交通和运输工具，我们可以获得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知道，只要我们制定所有全球化参与者一致认同的规则，一切皆有可能。这样全球化可以带来全世界的繁荣与和平，人们安居乐业。

这难道不是我们最想得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