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发源自中国。中国著名印度学专家季羡林详细地研究了中国丝绸进入印度的路线问题。他列出了五条丝绸贸易非常繁荣的商路：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缅甸道、安南道。

除南海道之外，其余四条商路均是陆路。印度恰好坐落在必经之路上，成为了一个理想的集散地。和田附近出土的犍陀罗文手稿证明丝绸是从和田进入印度的。梵语单词“Cīnapaţţa”意为“中国出产的生丝或丝麻”，出现在印度人的语言当中，而另一单词“cīnāŋ uk”则意为“中国出产的丝绸或丝绸衣物”。“Cīna”作为“中国”的称呼，原本是从四川地区出产的丝织物“锦”演变而来。该词从印度流传到西方之后，才确定下了西方对中国“China”以及各种由此衍生的称呼，例如阿拉伯语称“Sin”，拉丁语称“Sina”，法语称“Chine”，德语和西班牙语称“China”等等。

当我们讨论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共同点时，不妨从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入手。华南地区传言盘古是从一颗巨卵中降生的，出自印度古书的这颗神奇的卵用梵语叫做Brahmanda，即卵形的宇宙。在印度神话当中，自然中的雄性（即阳性）被称为“Purusha”，雌性（即阴性）被称为“Prakriti”。梵语中的“Prakriti”一词事实上也可以直接表达“自然”之意。盘古死后，他的身体部位变成了自然万物。 

中国汉代墓葬画描绘的伏羲和女娲常常以两条交尾蛇的形象示人。在印度卡纳塔克邦的一座名叫哈勒比德的小城，有一座古代的印度教神庙，内饰上同样有着交尾的两个人头蛇身形象出现。

中国僧人义净于公元671-695年前往印度取经。他的著作《梵语千字文》记载，梵语中除了“丝”，对于“绢、绫、锦、绣”等比较细分的词汇都有对应的单词。这一记载证明中国丝绸进入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时间相当早。印度人尤其喜爱来自四川的蜀锦，因为它外形雅致，常常带有多彩的花形图案。在印度的语言中，“锦”其实就是对中国的称谓。

中国的寓言和传说有一个月中玉兔的故事。季羡林指出，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梨俱吠陀》时代，印度人就相信月亮上居住着一只兔子，梵语词汇亦可佐证这一点，例如“shashadhara”与“shashabhrit”意为“包含兔子”，“shashalakshana”意为“带有兔子的影子”，而“shashi”字面意思上是“注视兔子”，但其实就是指“月亮”。

谈及中印之间文化交流史，就要谈到郑和跨印度洋航行的历史事件。公元1405到1433年间，郑和的舰队七下西洋。每次航行，郑和都访问了印度的喀拉拉邦。中国与印度南部两个远隔重洋的不同文化地域之间如果能像这样产生基本概念上的亲密关系，很有可能是更早时候中国人曾经到访的缘故。当地的马拉亚兰语含有相当多的接近汉语发音的单词。例如：汉语和马拉亚兰语的“你”都是“ni”，尊称“您”在后者中被称为“ningal”；汉语中的“姐姐”被称为“chechi”；汉语中的“一点点”在喀拉拉邦穆斯林人口中则叫“ittiri”。此外，汉语中的“墨水”，梵语中称为“masi”；“哥哥”在马拉亚兰语中称为“ikka”，后者又来自阿拉伯语的“kaka”。 

此外，孟加拉语和泰米尔语也有很多词带有“cheena”或“cheeni”的前缀，表示这些事物来自中国，例如孟加拉语中的中国花生、中国瓷土、中国鞭炮、中国丝绸等等。在马拉亚兰语中，则有中国渔网“chinavala”、中国煎锅“chinachatti”、中国红薯“chinikizhangu”、用来贮藏腌菜的中国瓷缸“chinabharani”等等。

中国的茶文化很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遍世界的。然而，欧洲范围内与茶相关的知识的传播渠道则是通过南洋的海上丝绸之路。许多语言中的“茶”直接受到汉语的影响，例如孟加拉语“cha”、印地语、希腊语和俄语“chai”、以及日语“ocha”等等。然而欧洲人通过南洋海路接触到的则是闽南话厦门方言的称呼“te”，因而出现了英语“tea”、法语“thé”、德语“Tee”、西班牙语“té”等等。

最后，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想强调：全球化融合中，互不干涉对方的传统文化，是最理想的局面，也是全球化成功的道路。体现在文学翻译交流中，就是既要尊重译出语国家的文化与传统习俗，也要尊重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与传统习俗，不是消灭而是要保护好各自的文化特殊性与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