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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航:小人物身上的大春秋

——读盛慧长篇小说《闯广东》

更新时间:2019-03-27 作者:周航来源:广东作家网

广东是一个曾经承载过无数中国年轻人、尤其是中国农村年轻人梦想的地方。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就是一片热土,也是中国社会正式从传统农业文明逐渐过渡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与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情形类似,广东珠三角地带也曾留洒下了无数年轻人青春的热血、苦泪和心酸,当然也伴随着形形色色人生的沉沦和梦想的腾飞。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无疑发生了伟大、惊人的千年之变,时至今日,中国正在再次昂首阔步挺进世界强大民族之列,其中辉煌而曲折的历程,其中所折射出来的世道人心和时代精神轨迹,文学都应该不负使命地去记录下来。广东青年作家盛慧近期创作的长篇小说《闯广东》就像一面镜子,真实而形象地记录下了这段历史;这部小说,即是社会变迁的见证,又是人性变化和坚守的映照。

盛慧的这部小说用了大概三分之一的篇幅,细致而诗意地描述了主人公谢闯在一个典型南方小镇——云窝镇的生活。与以往海量的打工文学作品不同,小说不仅仅着力于书写打工第一现场的人生故事,也不刻意书写打工者的“血泪史”或“成功史”,以及打工者失败或成功之后留在城市或回到故乡的境遇,而是从一个乡村小人物的前史作为开端,然后通过极为简省的笔法来勾勒一个小人物的奋斗史,并以此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大变迁。小说中交织着两条清晰的主线:一是饱含谢闯人生经历、跌宕起伏的个人奋斗史,一是谢闯的情史。前者折射时代的变迁,后者映照人性的变化和坚守。小说的叙事中,一切都在变化着,唯一不变的是主人公谢闯的善良、正直、上进、正义的本性。一滴水里看世界,小人物身藏大春秋,读盛慧的这部长篇,可说是在读一部时代的“综合史”。

小说的开始,谢闯就立下誓言:“总有一天,我要坐着火车离开云窝,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们的儿子有出息”是谢闯的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些话当然寄托了一对农村父子最为朴素的人生梦想,不崇高但极具普遍性。毕竟,当时中国已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如此社会背景之下,农村人实现梦想实际上是有一定基础的,但小说的本意更可能在于:一个时代的梦想应该从小人物梦想的实现开始。然而,这个梦想实现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其曲折和困难的程度往往会超出我们的想象。谢闯因爱情的挫折而外出闯广东,在闯广东的过程中历经坎坷,其中大部分离奇曲折和苦难的经历对于数以亿计有过打工经历的闯世者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完全能够激起强烈的共鸣。谢闯几起几伏、有惊有险的打工经历,一波三折又发人深省,读来令人唏嘘不已。这让人想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小说和恩格斯的评价——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闯广东》又何曾不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呢?小说的最后,谢闯说道:“一个人如果有梦想,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苦难是生活的磨砺,苦难更是上天的恩赐……”。一个国家如果有梦想,又岂会没有苦难和磨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谢闯的个人梦想,正折射和浓缩了一个国家的梦想,或者说是中国一个时代的梦想。但愿这是作者创作的初衷。

以谢闯这个人物的经历和梦想的实现为主线,围绕着他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不同的人性也纷纷上演。林佳妮的轻信和不幸,李碧霞为达目的费尽心机,何安琪的多情和被骗,这三个与主人公有密切牵连的女性各有不同的人生际遇,都带有悲剧色彩,然而她们的本性又都是善良的。谢老三的憨厚和忍辱负重、何忠良的“先甜后苦”和幡然醒悟、老许、老警察和余主编的慈善、陈总的坚守原则、林镇长的虚伪猥琐、罗永胜的狡猾放荡、徐丽丽的奸诈贪财,陈小凤的卑微可怜,杨南杰的睿智大气、等等等等,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这当然体现了作者非凡的写作功力,但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时代变迁中人性变化的气息和痕迹。

作者对人性中善良美好一面的坚守是十分明显的。比如谢闯对爱情的忠贞、为人的正直、处世的正义、求生的不屈,这些性格的刻画都使主人公的形象更为丰满,也为这部小说“正能量”的注入下足了功夫。这不仅是一个写作伦理的问题,更指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精神上应该坚守的东西,人惟有人性之美才不致堕落到行尸走肉。正如谢闯说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邪永远压不了正”。惟其如此,作家的写作才更有意义和价值。历尽波折之后的林佳妮重回谢闯的怀抱,这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爱情大团圆结局的浅表呈现,不仅仅是小说结构上为一个封闭的圆画上了最后一笔, 而是深刻地体现了作者价值观的倾向性。社会在发展,物质在丰富,但人心不能堕落,梦想的最终实现更需要精神家园的建设。谢闯与林佳妮的最终结合,谢闯“梦想——0757”竞标的成功,以及失去双眼的何忠良仍主动要求参与生态园的建设,这些都为一代人梦想的最终实现吹响了理想化的号角,这一切也许才是“时代之梦”真正的开始。

如果小说只是一种图解式的道德说教或轻浮的猎奇娱乐,或者只是一种面临苦难时的空洞呻吟,则不足为道。综观整部小说,其中的人物塑造、环境的描写、故事情节的设置、时空的布局等等,都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小说诗性的语言、灵动飘逸的叙述,使这部小说的文学性大大增强。小说在开始时就赋予谢闯诗人的身份,这难道是一种暗示?或是设定了小说叙事文字的基调?这完全可以另文探讨,在此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