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花城出版社推出盛慧的长篇小说《闯广东》，小说以主人公谢闯的个人奋斗和跌宕起伏的生活磨砺为线索，侧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这是作家盛慧的第五部长篇，也是他第一部以广东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他说，随着在广东的生活积累越来越多，将来还会写出更多关于广东的作品。

1、为“闯广东”的底层逆袭立传

在《打工族》杂志工作的经历是财富

羊城晚报：新作《闯广东》写了主人公谢闯从小山村云窝到广东的奋斗史，历经广州、深圳、惠州、东莞、佛山多个城市。能否请你谈谈最初的构思？

盛慧：“闯广东”现象是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万千年轻人带着梦想来到广东，将青春挥洒在这片热土。如果说广东曾是中国经济的引擎，一个个“闯广东”的人就是一滴滴汽油柴油。我也是一名“闯广东”的外来者，一直想为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闯广东”虽然是宏大的题材，我还是选择从小人物切入，因为我深信，一个时代的梦想应该从小人物的梦想实现开始。底层青年的人生逆袭，完全可以折射出一个大时代。

羊城晚报：这部小说写了五年，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

盛慧：小说创作类似于珍珠的形成，故事是沙，经验是分泌物，只有长时间的作用，才会让沙变出晶莹的光泽，成为艺术品。这五年中，构思和修改占据了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作家的真诚和严谨，读者是可以感受到的。这部作品，我修改了十遍，有一次删除了三万字。这种修改，类似于对每个词语的审判。其中最重要的修改环节是全文朗读。我希望让作品找到音乐般的节奏，让每个词语，找到属于它的位置。正如围棋大师吴清源所说：“棋下得最好的时候，每个棋子都在最好的位置上。”

羊城晚报：写这部小说的过程据说有很多巧合？

盛慧：2006年年底，我在《打工族》杂志担任副主编。有一次参加文学会议，偶遇谢有顺老师，他说：“你这份工作是一笔财富，今后，你完全可以写一部反映打工人群生活的长篇小说。”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埋在我心里。

2010年，我在《打工族》杂志策划了“闯广东”的主题征文，有一天看稿发现了一篇文章，故事传奇、细节生动，当即决定刊发。但这个叫高寒的作者没留地址，只留了电话号码。发稿费时，打电话索要地址，没想到高寒竟和我是邻居。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高寒有写日记的习惯，读完他的二十多本日记，我非常兴奋，觉得可以从高寒个人的沉浮中，刻画出一代打工人的心灵史，折射出重大转型时期国家和民族的一个侧影，于是萌生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念头。

羊城晚报：主人公谢闯是个爱写诗的文学青年，今天人们也关注到不少“打工诗人”，你和这些诗人的接触多吗？

盛慧：在《打工族》杂志任职时，我曾负责诗歌栏目，与诗人们交往甚多，经常参加诗歌活动，还写过《打工诗歌是悬浮生存与情感撕裂的产物》等文章。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能读到底层打工一族的来稿，听他们讲自己的生存状态、喜怒哀乐。非但如此，我还走遍了珠三角的每座城市，深入工厂车间，与打工者们面对面交流。我记得有一名打工者，他的梦想是买一只骆驼，把它拉到城里来，供人合影。后来，他真这样做了。可是，当他历经千辛万苦，把骆驼带到城里，骆驼已经掉光了毛，没有人愿意跟它合影。

2、在“本色作家”与“职业作家”间切换

像存零钱一样积累细节

羊城晚报：小说里有不少真实生活中出现过的情节，你是一位非常注重从现实中积累写作素材的有心人吗？

盛慧：对于小说家来说，生活太重要了，因为小说要有烟火气。生活家不一定是小说家，但小说家一定是生活家。光有生活远远不够，优秀的小说家要有双重视角，既要对时代有整体的认识与把握，又要对当下的经验有具体的体验与感知。

对个体经验的尊敬，是小说的本能。细节是诗的起点，我希望用扎实、生动、鲜活的细节，恢复时代的肌理，带领读者迅速抵达现场。如果把一部小说比作静谧的夜空，那么细节就是星星，它们能够让小说闪闪发光。

在生活中，我像存零钱一样积累细节。对长篇小说创作来说，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有用。这一招是我从契诃夫那里学的，在《契诃夫札记》中，他随手记下的句子，很多都镶嵌在他的小说中。当然，小说不是细节的罗列。除了生活素材，情感储备也很重要。只有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充满感情，文字才会打动人心。我希望我的小说是一种半透明状态，既有生活的质感，又有诗性的飞扬。

羊城晚报：谢闯当过渔民、保安，后来也当过厂长、房地产策划师，到最后从事生态农业，他的个人经历和改革开放、社会变迁、行业兴衰息息相关。从他身上，读者能够轻易地感受到历史进程的变化。将个人融入时代的这种写法，可以说是你创作这部小说的抱负吗？

盛慧：个体与时代的关系，颇值得玩味。时代是个人表演的舞台，个人又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谢闯的成功，与他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的机遇。谢闯身份的变化，与时代的变迁几乎是同步的。

说实话，写这部小说对我来说是一种考验，因为时间跨越大，主人公的经历非常丰富。我在“本色作家”与“职业作家”间切换，我也希望文风更加宽阔、从容，情感更加饱满、含蓄，给这个世界增加更多的善意与温情。

3、寻找用精神照亮苦难的可能性

《平凡的世界》是人生分界线

羊城晚报：“打工文学”历经三十周年这个时间节点，又让这个概念重新被提出来探讨。谢闯也是一名打工者，如果说写打工者的都是打工文学，那么《闯广东》也可以列入其中。不知你怎么看“打工文学”？

盛慧：作为年轻的小说家，我更喜欢寻找可能性，对标签充满天然的敌意。我不爱凑热闹，我的写作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写深深打动我内心的东西，二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来写。广东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曾有很多作家写过，但很多沦为了回忆录或忏悔录。而我想尽量呈现这个时代的复杂经验，呈现这个时代丰富的生活形态。

如果要反思“打工文学”这个概念，我认为大家把重点放在了“打工”，而不是放在“文学”。文学不是鲜榨果汁，而是时间的陈酿。任何经验都必须寻求艺术的表达，必须从“小我”走向“大我”，必须用精神将苦难照亮，否则，它所关注的仅仅只是表象的经验，无法触及灵魂深处。

羊城晚报：有评论家说《闯广东》是当下版的《平凡的世界》，你怎么看这个说法？你对《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怎么看？

盛慧：的确有专家这样评价，但我不能给自己脸上贴金，交给读者评判比较合适。

我在十七岁的夏天读到《平凡的世界》，深受震撼，有脱胎换骨之感。如果将我的人生分成两个阶段，分界线就是阅读《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对我的教诲是，小说最重要的任务是雕刻民族的心灵。

小说离不开思想，但小说并不直接创造思想，而是通过塑造伟大的形象来创造伟大的思想。伟大的形象就像高山，是在剧烈碰撞中产生的。谢闯的故事，充满了悲与喜、爱与痛、茫然与坚持，他穿越不幸的密林，最终抵达幸福的河谷，不管身处何种绝境，总有梦想的光芒照亮着他前行。谢闯身上的精神，既是激越高昂的、令人振奋的时代精神，又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中华精神一脉相承。我特别希望读者在读完《闯广东》之后，能够找到温暖的前行力量，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4、江南为母 西南为父 岭南为妻

诗性而现实地写作

羊城晚报：至今你已经写了五部长篇，你觉得创作长篇小说与写诗、散文、短篇小说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盛慧：在我看来，小说与散文的区别，很多时候是情感的转化问题，在散文中，情感是可以直露的，而在小说中，情感必须转化成气，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写散文有点像花存款，这笔存款是不增值的，花一点就少一点。而小说像买理财产品，它是增值的，因为你可以虚构，这给了作家极大的自由。

小说、散文、诗歌是我的三个女儿，以前我的爱是平均分配的，但现在我把大部分的爱给了小说。主要有三个原因：小说是有趣的艺术，让没意思的东西变得有意思，让有意思的东西变得更有意思。尤其是长篇小说，这种快乐，很像上帝创造世界。其次，我骨子里有种冒险精神，写长篇小说像一场冒险，像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这个过程不断出现惊喜，令人着迷。另外，小说是说谎的艺术，通过说谎抵达更深邃的真实。

羊城晚报：你原来也写诗，诗歌写作对你写小说有没有影响？

盛慧：诗歌确实是文学之母，我现在虽然很少写诗，但每天都在读诗，诗歌是语言的保鲜剂，让我对语言保持敏锐感。其实，对成熟的作家来说，文体的界限并不存在。比如一个人学功夫，学了咏春，又学了少林，真正打的时候不会固定用咏春或少林的功夫，而是将其上升到自觉。

我特别珍视语言，语言对作家就像嗓音对歌手一样重要，好的语言应该弥漫着果实的香味儿。我希望读者读我的小说，像徜徉在语言的幽径上，能产生幸福的战栗。

羊城晚报：你经历过江南、西南、岭南三地，把江南比做母亲，把西南比做父亲，把岭南比做妻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这三地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盛慧：我出生在江南，1998年去了贵州，在那待了六年，2004年年底来到广东，娶了美丽的潮州女子为妻，目前在佛山定居。对这三个地域，我都怀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我把江南比做母亲，把西南比做父亲，把岭南比做妻子。

江南文化是我的底色，它的特质是精致、阴柔。贵州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巫文化，几乎每个少数民族的村落里都有巫师，非常神秘。而广东的文化属于海洋文化，非常包容、开阔。

三种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我作品的基本风貌。江南文化，带给我的是湿润的诗意。贵州的巫文化，让我明白万物皆有灵性。而广东呈现给我的则是火热的生活。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追求一种诗性而又现实的写作，我试图唤醒万物，让笔下的世界，变成一个灵性的世界，让沉重的现实，有一种轻盈感，从而获得飞翔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