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见：文学是向善的，是对世间人事物的善意和爱悯。

作家简介：

陈再见，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中国作协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刊物发表，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作品入选2015/2016年度《小说选刊》年度排行榜、2016年度《收获》年度排行榜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六歌》，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喜欢抹脸的人》《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保护色》；荣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作协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现居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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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8年开始写小说，满打满算，写作时间也有十年出头了。老家俗话说，学徒十年方能出师。我不知道是否具备了“出师”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自信和自卑同时存在，或者说，交替存在。我的写作之路基本还挺顺，发表作品也没遇到太多的阻碍，大概是起点低的缘故。总之，写到今天，发表的作品差不多有一百万字了。我之所以写小说，并非抱着多大的文学抱负，只是当时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很不满，不想在工厂里过一辈子。我想要改变，但改变得有改变的本事。想了一通，没有，除了会写点东西，我一无所长。事实上，我也是幸运，遇到不少好编辑，他们愿意在我身上用心，给我时间成长和进步。我自己很清楚，我是一个成长型的写作者，不具备多大的天赋和让人过目不忘的才情。就像上学时，一个班里，最调皮和最优秀的学生总是最容易被老师记住，而我通常要等过了大半个学期，老师才知道我是他班上的学生。我的性格是慢热型的，性格不是决定命运吗？因此我的文学命运也是慢热型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就像我们目睹了一个小孩的成长，这个过程是亲切的，自然也会消减我们对生命的惊奇和神秘感——例如几年不见，我们突然见到一个孩子从一米五蹿到了一米八；同理，面对那些横空出世的写作者，也会让人刮目相看——而我应该不会给读者这样的感觉，我几乎公开了文学生命从孕育到发育的全过程，包括一切浅薄和鄙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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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爱好文学很多年了，从小学就开始想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或者像沈从文那样写出《边城》和《湘行散记》，文学理想可谓宏大。所以我坚信每一个写作者都不会是“半路出家”。突然想写，然后写了，而且还写得好。我质疑这种文学“励志”，它们更多可能是媒体或者作者出于宣传需要而杜撰的事实。每个写作者都必须在文学路上行走过一段无人知晓的长途，然后在某个节点上，他才有幸搭上了文学的客车，也有不走运的，一辈子都在孤独地行走中。说到底是命运使然，遇到生活的关键岔口，我顺利地搭上了文学的客车，用曾经宏大的理想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幸运的是，还基本解决了。这大概就是我那些年保持高产的现实原因，我并不避讳这个问题，文学史上有大师还为了还赌债而写作呢，我为改善生活而写，似乎还要“高级”一些。事实上，一个作家“高产”的原因是综合性的，首先他得有东西写、并且想写，关键是还要能写。当然了，也是阶段性的，我现在就写不了那么多了，创作力在下降，写作逐渐成为一种自虐式的煎熬。问题是，我还远没有写出心目中那种好的作品，像27岁的麦克尤恩写出来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这正是我目前的焦虑，也可以说是瓶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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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写过打工文学，也写过湖村，写过城市题材，近期在写一个县城系列。这是个自然的意识上的认知过程，也跟我的生活发生变化有关系。“打工文学”时期的写作，现在回头看，属于一种模仿性的写作。我真正有意识的写作，应该从“湖村”系列开始（2014年结为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出版）。湖村当然是我文学的源头，湖村过后，我的小说里无论是打工题材、城市题材，还是县城题材，事实上他们都有了一个若隐若现的“湖村”背景。无论是长篇小说《六歌》，还是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多数篇章都直接取材于湖村，或多或少跟湖村有关系。我试着让小说里的人物行动起来，他们不但生活在湖村，也到了城市和县城，他们已经像幽灵一样到处流窜了。有时这种流窜还是不自觉的，并非我有意安排，有读者或者评论家提出来了，我才恍然大悟。所以说，有时候一个作家慢慢在形成他的文学地理，一方面是有意识的自我构建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心有灵犀，很微妙，事先根本没想到，笔下却做到了，而且几乎还是无缝连接，这就很奇妙了。正因为此，文学在匠心之外，其实还具有另一种魔力，它不被人为所控制，犹如神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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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海陆丰是一块神奇的土地，遗憾的是它一直缺乏文学书写，自然就缺乏一种以文学的眼光来判断的审美。我不具备费孝通《乡土中国》式的学理来解释我的家乡，也不擅长像时下人们所热衷的非虚构的方式去表达，我能用的方式就是小说。我曾经在一次分享会上说过我对家乡怀有“恨意”。我的恨意其实可以分两个层面讲，第一个层面当然是以一个家乡人去理解，一个家乡人面对自己的家乡，这本身并不需要解释，就像我们在青春期也曾反对过父母，这是一种情绪上的恨意；再者，当我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来看待家乡人事时，其实已经带上了文学虚构，这是两者间的微妙区别。而我从文学的意义上书写“恨意”时，事实上我带着深沉的理解和悲悯，我知道一切事情的根源都有其背后不可扭转的原由，就像理解一个人犯错误一样，也理解一个地方呈现出来的愚昧和丑陋。所以，从这个方面讲，我越写家乡的“丑”和“陋”，便觉得离家乡越近，甚至近到了直捣内部，如透过显微镜呈现的效果。这看似矛盾，事实上又在另一个高度上达成了和解。因此，如果说我的写作是一趟漫长的精神还乡的话，那也是带着“恨意”的精神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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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家乡人并不“看好”我的写作，他们怎么看待我的写作，这是个比较微妙的事情。首先我得把家乡人刻意分成两拨人，一拨人是我的村里人，这里面也包括一些邻村的同学，他们显然都活在文学之外，至少从学理上不清楚文学的所指和内质，他们对待文学只停留在故事层面，可能根本就不喜欢看书，也从没有读过什么书。那么他们对我的态度更多则是建立在外界的宣传上面，觉得我是个作家，是个以写字行走江湖的人，是个文化人，对我多少也是尊敬和爱护的。但他们对一个作家的理解，边界极其模糊，至少在他们的认知里，作家就是跟文字打交道的。那么问题来了，我几乎每年都会接到来自亲戚同学朋友的一些超乎我个人能力范围的请求，比如帮他们写一份法律申诉书、拟份合同，甚至为某件纠纷要在网络上造势……他们同时也把我当成律师、文秘和记者了。这种现象很乡土，其实也蛮有意思，更多时候除了尴尬，我不能帮到他们什么，他们也难掩心中的失望，甚至在背后说我其实毫无用处。这时候，我通常也会感慨：我们说文学的无用，至少在小老百姓那里，也确实是没用。我总不能要求他们去我的小说里寻求自身的解脱吧，那简直是一种“流氓”行为；当然，我的家乡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写作者，就是我要说的另外一拨家乡人。他们显然是少数，他们能从文本上看待我的写作，也知道一个作家本身的局限却又可以无限“放大”。这些年，我的存在对家乡文学界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俗世意义上的引领也好，文本意义上所提供的叙述模板也好——我听到过这样的反馈。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很高兴。小地方的文学氛围其实每个地方都似曾相识，那种充斥着老干体诗词、以歌颂赞美为最高美德、心灵鸡汤式的处世小感慨以及满世界正能量的文字气氛，突然面对我这么一种颓废的、格调偏暗的小说文本，书写的故事和人物恰好还是他们所熟知的，一时还是难以接受的吧，至少也有另一种声音，说我在“唱衰”家乡，不符合他们所宣扬和坚守的价值观。所以说，他们的眼光各异，我的处境也尴尬。这两年，我往返于深圳和小县城之间，这种双城之间的跳跃性生活让我感慨良多。我想对我以后的写作颇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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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存在本身就应该是向善的，但向善并不仅限于一般意义讲的“政治正确”、“正能量”和“光明的尾巴”，还有更高层面的对世间人事及万物的善意和爱悯。即便是写社会的阴暗面、人性恶的那一面，写作者也不是为恶而恶，说简单点，咱们揭露也好批判也好，最终不也是为了生活更加美好么？

首先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似乎从小就如此，显得比同龄的孩子要颓一些，悲观一些，遇到再欢快的事情也不会咋咋乎乎。我会有意加大自己的悲情，一件小事都能想成是天大的委屈，独自落泪；反过来，对于生活中的欢乐却表现得极其克制，生怕让人发现你在开心似的。我想这是性格决定的，我身边有朋友，则完全跟我相反，那种大大咧咧的人，我们就很难想象他们会从事写作行当。也就是说，对悲情的敏感更容易让一个人完成自省和自我精神建造，也就更容易在这些悲伤的人群里产生艺术家，而当艺术品是由这么一群没事就悲伤的人来书写和塑造时，我们又怎么可能期待他们给我们带来粗浅的欢乐呢？

当然，这也是我一种粗浅的理解。事实上，我甚至觉得人世间本身就不存在喜剧，所有的喜剧也都是建立在悲剧的基础上，或者最终会走向悲剧，我喜欢周星驰的电影，可我现在看见他满头白发，发现他拍的其实也都是悲剧。人类对悲剧的痴迷肯定也源于自身的悲观底色，善意也更容易在悲剧里被体现和放大，因而直击人心，咱们的愚公移山，西方那个重复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葬花者林黛玉，敲钟人卡西莫多……毁灭的力量越大，反弹力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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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从学理上来归纳或者总结自己的写作。从这方面讲，我大多数写作其实还是感性的，当然理性也存在，只是存在于某个具体的小说里，而不是存在我对某个时间段的规划，或者整个创作生涯的规划。我缺少这样的大规划，然而这也只是我主观认为的，客观上，读者和评论家们也许会从我多数的作品中窥视到了某种规律，以及我对某些题材、人物和故事的偏执和偏爱。显然，这里面无意识占多数，写作的魅力，大概也源于此，似乎有一种暗藏的力量裹挟着写作者，宿命一般，他写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事，甚至，他将往哪方面去突破和成长，事先都有了定数。我作为一个不算机灵的写作者，更多时候只能臣服于身体里、性格上的某种暗涌之力，往往一篇小说从构思到下笔，突然发现，我所能写的，我能写好的，终究也是这么一点事情，这么一些人物了。以前我会纠结于此，怀疑自己在题材拓展上的能力，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觉得能把这些人物和事情写好，我就算有大本事了。

比如，我对亲情关系的处理和探究，就是我热衷干的事情。我写过不少亲情把人与人推向一个进退维艰的境地的小说。《鱼生》算是其中一篇，它不是我写得最极端的作品，某些时候我更愿意把亲情关系的丑陋和无奈展现得更决绝，比如《蛇类》，包括《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和《纵身》，简直都有些残酷。我还比较热衷于把这些人世间看似牢固的关系撕裂给读者看，就像我一直对亲情天生有某种质疑，有时甚至会觉得，所谓亲情其实也类似一种低劣的道德绑架，它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畸形，不自然，不自立，不被尊重，也不去尊重。一切家庭的卑劣大多也是亲情绑架后的反弹，不乏惨烈之教训——事实上这可能也是我的偏见，现实生活中我并不是亲情的反叛者，相反还是战战兢兢的恪守者，只是在小说里，我有意流露出质疑和叛逆而已。

当然，我在撕裂的同时会在某个层面上让他们达到和解，这是我在小说里比在现实中高明之处，而小说的和解是人与人之间更高境界的状态，跟亲情已经没多大关系了。也许这就是我小说里的叙述伦理，它源于生活，却往往比生活多了一种虚妄的和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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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两年前开始，我就有计划地安排着自己的写作，虽然不一定能够圆满完成，至少一年下来，大致的创作方向还是没什么大的偏差。这当然是我写作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在此之前，我的写作是随性的，也是感性的。我缺乏做规划的能力，无论是文学上，还是生活上，既是我的主观排斥，客观上，变化不定的职业和生活也容不得我任性与天真。

写作计划自然是一个作家成熟的表现，从无意识进入有意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既能让作家的写作愿望有效地完成，同时也能让这种完成有趋同于流水线操作的危险，丧失了文学创作中那种不确定性的意外魅力，至少是部分丧失。近几年来，我对单一的城市题材当然也包括之前的打工题材在创作热情上几乎已经消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是我觉得它们不能写，也不是自己没信心写。说白了，就是在多数作家都觉得文学已经全面进入城市书写时代，几乎所有文学刊物都在渴求城市题材作品之时，我产生了怀疑，我的怀疑当然不是否定，我只是固执地认为，文学不应该分题材，更不应该分地域，一部好的作品里，它应该是包罗万象的，我们不能刻意回避那些觉得过时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被书写过的场域和生活，即便它们被前人无数遍地书写，如我们的乡村和城镇，写作者也不能避重就轻，对其充满轻佻的质疑和鄙视。

这两年我一直把写作重点放在城乡结合的县城上，我写县城肯定不仅仅在写县城，因为现在的中国“县城”也不再仅仅是县城了，它几乎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浓缩，某种意义上讲，县城就是中国社会的文学呈现。县城系列短篇小说已经完成了，我期待它们可以结集出版，因为作为一个系列，单打独斗是不够的，只有把它们凝在一起时，才能充分释放力量和阐述写作者的意图。今年，我给自己定的计划不大，除了完善长篇小说《出花园记》，接下来准备认真写几个关于“死亡”的中篇小说。这是父亲的溘然去世给我的启发和动力，不过此类家乡地方特色的题材在我心里滋生已久，只是刚好找到了一个爆发的契机。我想写成“死亡四部曲”，实际上就是四个海陆丰殡丧习俗题材的中篇小说，有关死亡，有关地方风俗，更多则关乎人性。

创作年表

发表：

短篇《张小年的江湖》发表于《厦门文学》2011年第4期。

短篇《哥哥》发表于《江南》2012年第6期。

短篇《微尘》发表于《人民文学》2013年第5期。 

短篇小说《角色》发表于《当代》2013年第6期。

中篇《云南，云南》发表于《文学港》2014年第11期。

短篇《有疾》发表于《小说界》2015年第1期。

短篇《胡须》发表于《钟山》2015年第2期。

中篇《扇背镇传奇》发表于《啄木鸟》2015年第2期。

中篇《上帝的弃儿》发表于《作品》2015年第5期。

短篇《少莲》发表于《绿洲》2015年5期。

短篇《回县城》发表于《青年文学》2015年第10期。

中篇《纵身》发表于《十月》2016年第4期。

短篇小说《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发表于《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8期。

中篇《如临渊》发表于《中国作家》2016年第11期。

中篇《冷血之物》发表于《江南》2017年第3期。

短篇《陵园舞者》发表于《作家》2017年第7期。

短篇《黑豆，或者反贼薛蒿》发表于《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12期。

短篇《恐高》发表于《作家》2018年第1期。

短篇《法留》发表于《天涯》2018年第3期。

中篇《恶物》发表于《钟山》2018年第6期。

中篇《莲形观音》发表于《作家》2018年第12期。

出版：

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2014年花城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六歌》201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

小说集《喜欢抹脸的人》2016年海天出版社出版。

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2017年花城出版社出版。

小说集《青面鱼》201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小说集《保护色》201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