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陈继明，1963年生于甘肃省甘谷县，曾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珠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授。小说集《寂静与芬芳》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作品曾获小说选刊奖，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等。主要作品有《一人一个天堂》《堕落诗》《七步镇》《北京和尚》《灰汉》《陈万水名单》《圣地》《母亲在世时》等。有俄语、英语、西班牙语等译文。

一个“回忆症”患者的孤胆之旅 

——《七步镇》读札

□杨庆祥

一、

作为小说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故事重要吗？也许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君不见多少研讨会、批评文章都围绕“故事”展开，但我们也可以听听睿智的福斯特的观点，他对此有极端的态度。福斯特说故事是小说中最低级的层次，只有那些心智不够健全的原始人才热衷于读故事，因为故事可以让他们从昏昏欲睡中惊醒，从而保证不被环伺四周的野兽们吃掉——更进一步，福斯特认为当代的很多电影，比如好莱坞传奇，也不过是发挥同样的功能，仅仅是刺激神经，而对精神生活无益。但有意思的是，即使对故事如此大加鞭挞，福斯特依然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故事的种种，并且将故事的变种之一——情节——的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大概能够明白福斯特的这种良苦用心，他将故事视作一个前现代的观念形式，仅仅是在时间的向度上展开，而将情节视作是一种更高级的现代的观念形式，是在复杂的因果链中展开。简单来说就是，情节依然是故事，不过，它采用了更加复杂的视野和维度来结构故事，从而突破了前后相继的单一性讲述方式。

一言以蔽之，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如何用更高级的形式来讲故事，依然是衡量其是否有创造力的首要标准。

以这个标准来来看，陈继明的《七步镇》是一部很高级的小说。从内容上看，《七步镇》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作家东声在当下的写作和爱情；二是其故乡“七步镇”近年来的人事变迁；三是土匪李则广的人生际遇。这三者都是普通的题材，日常生活，乡土变迁和历史传奇，也是近年来小说家们热衷的内容。因此，对于陈继明来说，首要的挑战就是，如何规避那些已经成为“成规”故事讲述方式，从而寻找到一种新的讲法。陈继明的野心在于，他试图整合这三者并将这三者锻造为一个有着内在肌理的完整的“故事”。于是，小说的开篇就给出了一个设定：

原因是，我患有回忆症。大家也许并不知道有回忆症这么一种病。回忆症，的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死不了人，对健康没什么明显的影响。……回忆症的症状不难猜想，即：不能不回忆，一旦开始回忆就没完没了，很难中止。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都有可能触发某一段特殊记忆，这原本很正常，人人都会如此，然而，对一个回忆症患者来说，坠入回忆却殊为危险，如同灾难，他们会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会反复纠缠事件的每一个细节，有时会对其中一些关键的细节做出修改，以便演绎出更好的结果，或者更坏的结果。

一个患有回忆症的作家东声于是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主角，这个设定至关重要，它是叙事的逻辑起点，因为只有通过回忆症，历史和过去才能“奔涌”于当下。我们毫不怀疑这是一个完全的“装置性”结构，但是正是在这个装置里，故事才变得高级，而小说的旅行，也才能行得通。

二、

在现实中的东声，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大学教授，正苦于书写一部新的长篇。他遭遇到的第一个影响其生活的人，是居亦——陈继明小说中人物的名字都很有深意，我们暂不探究。居亦是一个在读博士，年龄大概可以做东声的女儿。但是没有关系，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之间发展出如火如荼的爱情——这爱情来得过于快捷迅猛，不但是读者，甚至连主人公东声都觉得有点不合常理。但小说已经如此展开，我们似乎也可以不必拘泥于现实逻辑和小说逻辑的不一致，在一部强调创造性的作品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小说逻辑对于现实逻辑的背离。我们的主人公东声有过数次婚姻，也经历过几次爱情。但是，依然有一种无爱的匮乏感。而对于年轻的居亦来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多一些还是我爱你多一些？”是哈姆莱特式的疑问。这两人，虽然年龄悬殊，经历不同，但是在一个共同的当代时空中，都对爱充满了渴望和欲求。

我有人爱吗？这可以视作小说的第一个主题。

 不止于此，还有另外一个东声、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东声患有精神疾患回忆症，在回忆中他梦见自己的“前世”，骑着一匹白马，穿军装，斜跨枪支，走在七步镇的街头。“我是谁”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被陈继明置换为“我的前世是谁？我的梦中为什么会重复出现这样一个场景？”这样一个需要借助叙事来解决的小说问题，于是，小说的叙事模式转换为侦探式的田野调查。返乡的理由得以成立——去为自己的梦境寻找一个现实性的缘由。梦境和前世意味着某种非“现实性”，而回忆症恰好又是非常现实性的困扰，当东声开始他的返乡之旅时，意味着一种“现实性”和“非现实性”开始糅为一体。与此同时，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对话也告开始。

写到这里容我荡开一笔，我在前文已经提及，对李则广的书写属于历史小说的范畴。历史题材一直是小说写作的宠儿，但历史题材也最容易被庸俗化处理为一种简单的“历史故事”和“英雄传奇”。正如本雅明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是一种“当下”的历史性，历史题材的现代处理也必须是一种当下对历史的突入，而不是仅仅书写一种静态的“过去发生的故事”。

陈继明应该对此有着十分的自觉，因此，我们在小说中读到了一种犹豫不决的语调，对自己前世的生活和故事始终有一种不确定性。从叙事的层面来看，对土匪李则广的调查是在建构故事，但是与此同时，因为时间、当事人、史料的种种缺陷，这一建构同时又变成了解构。也就是说，这里面藏着一个“正反”双重的叙述机制，如果读者们仅仅是为了读故事，也许将不能看到这一叙述机制所带来的智力挑战。

无论如何，在草蛇灰线般的架构和溯源中，作家东声的前世渐渐被勾勒出来了——虽然这线条还是过于粗糙，而真实性也让人怀疑。为农，为兵，为匪，情爱，仇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感兴趣的读者自可一读。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李则广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剥人皮——杀人了吗？在我读到的版本中，对这一“杀人酷刑”有大篇幅的描写甚至考证，这么写是为了展示人性的黑暗和残酷吗？这让我想起莫言《檀香刑》中对凌迟的书写，人类黑暗和残酷历史真是太漫长了！而作为一个书写者，该如何来处理这种残酷和黑暗？

这就是我想指出的，这部小说的第二个主题：我有罪吗？

如果我的前世——虽然科学并不能证明我的前世和“今我”之间有必然的因果逻辑——杀了人，那“今我”有罪吗？

如果人类彼此残杀，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有罪吗？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开篇就尖锐地提问：如果罗伯斯皮尔再砍下法兰西的万千人头，还有人为大革命喝彩吗？

在《七步镇》中，叙述者有这么一段反思之语：

在我看来，剥人皮比杀人更不能接受。因为，剥人皮是残忍。杀人是凶狠。残忍和凶狠略有不同，甚至大有不同。残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方法地对人进行摧残和折磨，比如，同样是死刑，五马分尸就比腰斩更为残忍。比如，同样是暴力，冷暴力比肢体暴力更为残忍。同样是武器，生化武器比常规武器更为残忍。纳粹大屠杀，一开始是用子弹射击，后来想出了“更人道的杀人方法”：用毒气杀人。犹太人以为他们进了浴室，但是，进去后才发现浴室的莲蓬头只会释放毒气……

 残忍常常和才华和智慧成正比。

再问一句：如果人类的罪行罄竹难书，那我有罪吗？

三、

写到前世，让我想起另外一位作家，日本的远藤周作。他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深河》，讲的是来世的故事：中年男主角的妻子死了，他四处寻找妻子的来世，最后在这个过程中更深入地了解了本来陌生的妻子以及本来陌生的爱。虽然有不同的背景和指向——远藤更指向宗教性的东西，他更著名的小说《沉默》尤能体现这种指向，而陈继明的《七步镇》更指向历史性的东西，虽然他的历史性是一种带有精神分析色彩的历史性——但是，却都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在“形而上学”和“天道”都不能提供行动指导的现代语境中，人应该如何保全其精神性？在终极的意义上，也就是人如何成为一个看起来“完整的人”——至少是也只能是看起来“完整的人”。

在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之前，需要治愈自己， 这正是《七步镇》孜孜以求要完成的工作。

心理治疗的方式首先就失败了，这一点基本上是一笔带过。

然后是性的治疗，但结果也并不乐观：

 “人类对性的渴求，和对食物的渴求没有本质区别，为什么可以随口说出饿了、渴了，而不敢大胆说出，我想做爱了？尤其是女人？”

我承认，听了居亦的话，我反而不会做爱了，原因很简单，做爱的时候，我变得忧心忡忡，我要在乎很多问题：我的男性身份、文化身份、哪些言行可能触犯了禁忌、调情是否涉嫌轻浮是否含着性别歧视、做爱的力度是否合适是否涉嫌暴力……我甚至很容易就会突然掉链子，做着做着，思想深处不小心开个小差，就阳萎了，就像从天外飞来一把锋利的刀子，准确地越过所有的障碍，击中要害。更要命的是，突然掉链子竟然成为一个习惯，哪怕不开任何小差，也会在某个时间点上如期而至。

最后是历史和人性的治疗：

突然，我不相信我的前世李则广会剥人皮，会有制作人皮鼓的雅兴。我不相信李则广有那么坏，也不相信任何人有那么坏……

经历这种种治疗之后，我们的主人公作家东声痊愈了吗？他在前世今生中穿行，在历史和现实中漫步，在人情世故里察言观色……至少在小说的结尾，他获得了新的认知，他是否真有一个前世，他的前世是否真的杀人越货，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重新拾起了对人性的信心——“信”——这才是最好的灵丹妙药。

有了信，才有爱，有了爱，才可以抵抗堕落与罪行：

我突然渴望开始一次新的写作，以从未有过的魄力，用自然、精确、锐利的文字，拨开历史的迷雾，捅破认知的局限，到最幽深的地方去，到最迢远的地方去。

一次旅行结束，一次新的（小说之）旅又开始了。

关注人性疑难与个体危机

——略论陈继明小说创作

□牛学智

大约从书写集体无意识的短篇小说《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1996年）开始，陈继明的写作就引起了全国文坛的注意。在人们的阅读期待里，这篇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应该是陈继明追求的当然路径。可事实是，之后，陈继明的故事更侧重于乡村，或者穿行于“乡村叙事”与“城市叙事”之间。《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2004）通过对陈继明两类小说的具体分析，分别得出了以下结论:

“其乡土小说对转型期西部农村经济秩序和乡土传统道德文明体系的崩溃、乡村人际关系的分崩离析、乡民在金钱诱惑下的人格扭曲和人性异化都有精细的表现”；其都市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穿透喧哗都市的表层生存风景，发现和揭示转型时期都市人生中浮躁和抑郁心态所导致的非理性行为，直逼人物内心微妙、复杂的情绪变化与心理冲突，亦称‘陈继明式的情绪骚动’，并将之引向对生命存在的揭示和追寻，表现出相当鲜明的心理分析和存在哲理色彩”。

“人格扭曲”“人性异化”“心理分析”“存在哲理”以及具体分析中所使用的“心理困境”“情绪骚动”“自我压抑”等等，用这些词语来评价陈继明“都市小说”，还是过于表象和粗暴了，实际上，陈继明的这一类小说和走向类型化的现代主义小说并不相同，细读陈的这一类占相当比重却被大大忽视的作品，我认为他对人物精神世界和存在疑难的剖析是深切地介入现实结构，且是眼界开阔的。他始终关注的是人物的现实处境和历史处境，他总是在宏观层面对个体处境和个人危机进行探寻。 

陈继明迄今创作的《一人一个天堂》（花城出版社，2006）、《堕落诗》（作家出版社，2012）、《途中的爱情》（漓江出版社，2003）和《七步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等4部长篇小说，都集中体现了他这方面的思想用力。《一人一个天堂》最先开启了这样的探索方向，充满了多种隐喻与反讽。小说中麻风病院从成立到取消的十年，时代背景是六、七十年代。在整体隐喻的层面上，麻风病院就构成了与外部社会遥相对立的独立世界。在这个独立世界中，作家对麻风病院内麻风病人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大夫与患者之间，革命者与被革命者之间，爱者与被爱者之间的精雕细刻的描写，显然形成了与当时社会的互证关系。不过，这只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显在结构。若要充分解释作家为什么把视角放在麻风病人这一特殊人群上，这部小说其实是陈继明对恐惧、疼痛与遗忘这个主题的第一次书写（后有《七步镇》）。再次是自由与美丽的主题。杜仲寻访麻风病人的时候，曾无意闯入过一个叫“蝴蝶谷”的地方。就是这个蝴蝶谷，后来成了杜仲的心灵栖息地。第一次是从谭志手里劫走小天鹅逃回蝴蝶谷；第二次是“死”后遁隐到蝴蝶谷。前者是为躲避小天鹅的死刑，后者是为自己不体面地活着——尿失禁的老毛病比十年前“更无规律、也更频繁”。第一次到蝴蝶谷，小标题直接是“帝王生涯”。通过对原始森林里各种动植物的精雕细刻，作家不厌其烦地渲染了一种罕有的和谐、宁静、安详、快乐的氛围。但真正的自由是，杜仲可以摆脱已经麻木、心理变态的小天鹅了。在送不送小天鹅回韬河县城执行死刑一事上，杜仲与小天鹅之间产生了不信任感，“她的眼神还真令我心里一阵阵发虚，让我满头是汗，好像我自己都不信任我自己了！我突然想起，我母亲揭露我父亲的事实，夫妻之间都没有信任可言，那么，还有谁是可信任的？”“自己对自己就真的可靠吗？自己真的不会出卖自己吗？如果可充饥的东西，只剩下一样了，你怎么保证把它留下呢？”这既是杜仲的社会经验，也是他的自由观。在“好人”与“坏人”之间，杜仲首先选择健康的人。投河未死后，杜仲决意遁世于蝴蝶谷，这说明在“体面”“荣誉”面前，杜仲仍然选择了真诚，一个尿失禁患者，有权利不暴露他的隐私。在这里，朴素的真诚也就成了人性中耀眼的花朵，虽然别人会鄙夷，但它是美丽的。因其人性健康的光芒格外耀眼，它所蕴藉的人性永恒性，便成了众多复线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潜在结构。《堕落诗》表面看，揭示的是社会生态、官场生态、家族企业的历史发展、媒体的“捧杀”等敏感而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叙事指向却是“阶级”这个被遗忘的概念。华山“看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核，那就是：阶级永不可消除，只要人类存在，阶级就存在，毫无疑问，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以阶级的方式存在的。华尔街的资本家和车间里的小工人不可能是同一个阶级。开发商和农民工不可能是同一个阶级。巴兰兰和华山可以在一起做爱，但不是同一个阶级”。巴兰兰和华山一起去华山的老家九屋村看望华山的哥哥。华山的哥哥“是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华山的哥哥说每年的工钱都拿不到，从头到尾欠了二三十万。引发了巴兰兰关于经济哲学“潜规则” 的悄然感叹。“潜规则”极大的破坏了经济秩序，使社会财富迅速集聚在少数人手中。可是，这一类小说中的大部分，一般总会回避这一深远的追究，只对封闭的个体内心生活感兴趣，把排除一切外部阻力后的个体心理臆想，简单定义为个人主义，并不遗余力地为幻想中的个体内在性寻找合法性。而陈继明的眼光显然更为开阔，他通过《堕落诗》表明，没思考的文化消费和糊口劳作必然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这样一个主题，《堕落诗》显然在寻找个体危机的最根本的源头。当然，限于长篇小说的结构逻辑，发掘个体危机的纵深之处，还需中短篇来再度深化。

从宁夏调往广东后， 陈继明又创作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大体看，差不多都是对“个人危机”的进一步探索。这一批小说对既有流行观念的批判昭然若揭。《北京和尚》透过世俗生活的表象，让读者看到了表象背后的真实——现代人被消费社会的权力主体悉数编码后的精神现实。《灰汉》是写一个乡村少年如何成为“灰汉”的，小说塑造了一个“灰色地带”被剥夺人格尊严的屈辱卑贱的灵魂。《圣地》写了父亲为了弄清女儿自杀的原因，四处寻访。最后，自杀的原因却让他更加心碎。那是他无法解决的困境，一个人成长中所接受的各种观念，都可能是无形的谋杀者。似乎谁都有责任，但又实在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八人良夜》中，小说用电影“蒙太奇”手法，不断回溯房地产暴发户徐朝辉的人生轨迹，让我们看到人性是如何被资本逻辑所收编，是如何在欲望的驱使下一步步迷失。

但是，对上述精神问题、文化问题、个人问题的综合表达与集大成叙事，要数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七步镇》。一言以蔽之，《七步镇》是陈继明对近十年来创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主题的一次集中升华。小说写了一个叫东声的作家患有严重回忆症并穷极所有力量企图解除并治愈回忆症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自我救赎、自我确认，或者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又重新自我建构、自我肯定的故事。因为深患回忆症，故事又被划分为回忆症中被回忆也被现实所证明了的前五十年历史，与主人公四处奔走、多方寻求线索证明并逐步解除病症、获得自我救赎的后五十年历史。其间被回忆而以幻化形式出现的历史与寻寻觅觅行进的现实空间包括澳门、珠海、宁夏、甘肃等地。有荒诞而真实的幻觉世界，有偶然而甜蜜的爱情天地，有惨痛而诡异的战争场面，有温馨又疏离的故乡。小说的价值诉求大胆而凌厉，向内看，稳定的东西（如故乡）一经打破，个体的道德伦理依托在哪里？向外看，撕裂个体精神价值或意义秩序的并非只是汹涌而来的消费浪潮，还有同样甚至更甚于此的各种话语、思维和观念形态。“我是谁”“我该往哪里去”的问题迫切而现实。虽是小说，但思想力度和针对性却无比真切。

仅此一端，《七步镇》实际已经超越了起于个体内在性诉求而止于个体潜意识挖掘一类小说的狭隘，也超越了回到传统道德伦理港湾便是精神归宿的文化传统主义小说的肤浅，更雄辩地颠覆了一味乐观拥抱个人主义一类小说的天真与幼稚。

《七步镇》是近几年中国长篇小说的一个另类收获，窃以为它的价值将被慢慢发现并阐释。在年均近万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潮中，《七步镇》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陈继明的这一次孤胆长旅，极现实又极象征地表达了只有建构现代社会机制才能根本解除个体危机的主题，就此而言，陈继明已经是一个具有总体眼光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