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标题

内容

首页 > 粤评粤好 > 批评进行时

袁野三|《戈壁奇案》:一部1970年代城乡叙事史

更新时间:2020-04-16 作者:袁野三来源:广东作家网

《戈壁奇案》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位于河西走廊戈壁县五佛公社的公社秘书王有德一家三口在家离奇中毒死亡,众人对“受害者”王有德本人,无一同情,却极力维护“自首者”——医生顾君。这让专案组疑惑不解。

故事正是在这一“冲突”中展开,通过专案组查访、摸排,引出众多人物角色,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当案情胶着之际,剧情突然反转,最终水落石出。

本书作者胡国华早年系新华社高级记者,足迹遍及河西走廊,积累了大量一手素材。这正是文学创作的最宝贵养分。也因此,“能使人闻到20世纪70年代戈壁滩的味儿”,成就了《戈壁奇案》较高的可读性。

一、创作中的“冲突”手法

有人归纳了小说创作中的两种讲故事的范式:一种是“陌生人来到小镇”;一种是“一起踏上未知的旅程”。两者背后的逻辑共通点是,当原有秩序、熟悉感被打破,随之而起的一连串“冲突”,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无疑地,《戈壁奇案》通篇设置的悬念,符合前述范式标准,便于读者快速阅读。

“反差”是“冲突”的源起。返乡安置的王有德带回来一个漂亮老婆梅雪,在彼时闭塞、自足的戈壁小县,这无疑是“炸开了锅”的消息。人们不愿相信,“癞蛤蟆吃上天鹅肉”现实中居然真的发生了。但这并非是村民们单纯害了“红眼病”。

随着外来人与事、外来信息的涌入,让这个闭塞、自足的山村催生了观念的流变。而另一些东西仍在坚守——

小说随即交待了王有德因病致残(侏儒),孤儿寡母吃百家饭,他也靠努力读书端上公家饭碗的背景。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励志故事。然而,王有德从小“心术不正”“善于钻营”,终为村民(乡土熟人社会)所不齿。

应该说,王有德的悲剧,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他努力创造的东西,或许迎合了外部世界的成功标准,却跨不过本乡本土的朴素道德门槛。植根于黄土地的朴素价值、倡导明辨是非的观念,是传统文化历久弥坚的底线保障。包括革命传统信仰。

“变化”是“冲突”的关键。在人物角色安排上,如果说,王有德是“集众恶之源”,梅雪也并非是纯粹的不幸者。作为贯穿本书的关键人物,梅雪几乎直接、间接地牵连了所有角色,其人物形象也是立体多变的。

小说给梅雪树立起婉若《诗经》般静好的形象,通过一美一丑的对比,像是她始终与王有德悲剧人生相并行的、一种无声提示。就像舞台剧的幕布,推动剧情发展。

实际上,在丈夫王有德面前,梅雪并没有太多台词,更像是专供丈夫炫耀的摆设;和父亲梅铁沟通的时候,则是一个长期被过分保护的乖乖女的任性形象——从小就被安排好了一切;与婆婆裴姑对话让她还原成一个女人,婆媳彼此倾诉不幸的人生,她像是在寻找书中并未指明的“母爱”……只有在顾君面前,梅雪的立体、鲜明的人物形象,才完全显现了。

小说提到,与丈夫争吵无果,梅雪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却遭遇王有德疏通关系而阻挠。离婚僵持不下,突然冒出王有德一伙“捉奸”事件。这是极度自卑的王有德的疯狂反扑——得不到的美好,便要毫不留情地摧毁。面对王有德的威逼态势,男当事人顾君慌了神,女当事人梅雪此刻却冷静、果决。反倒让王有德不好收场。应该说,梅雪的反应,既出于对王有德惯用伎俩的蔑视,更包含对知己的舍身维护。这一刻,命途多舛的梅雪,彻底撕碎了身上的保护壳,展现出成熟女性的“母性”。

“成长”是“冲突”的目的。顾君和梅雪,可算是郎才女貌的理想范式。顾君是20世纪60年代知识青年的一个缩影。从北京的医学院毕业,他放弃条件优渥的城市医院,选择来到更被需要的戈壁滩,除了在县医院坐诊治病,还常年送医下乡,被群众称为“神医”。

也因此,他在出于消除梅雪的嫌疑而“投案自首”后,掀起了比案件更大的舆论波澜。从遭逢“捉奸”事件时的怯懦,到舍命救人的勇敢,顾君实现了一次成长。

小说在讲述与奇案及其纷扰的同时,不忘“主人公实现了救赎”的功能。从人物成长、自我救赎的过程,回看“郎才女貌”的范式,可以发现,故事虽然发生在传统社会,但作者并没有走“歌咏亭台楼榭、才子佳人的传统叙事的路子”,彼时所处的东方又破晓的关键节点,整个社会亟待调整、改正、重建的任务繁重。个人追逐理想幸福,唯有经受住考验、铸就勇气,才能获得胜利之花。

二、一部城乡叙事史的构成要素

总体来看,《戈壁奇案》文本简洁、语言平实、线索顺畅,推动故事节奏快速发展。创作主旨理性克制、小切口大背景,带领读者走近40多年前的河西走廊戈壁滩生活的现场,可算是一部城乡叙事史。还通过对社群关系、气候环境、风土人情等的讲述,兼具人类学广博视野,丰富了本书的层次感和细腻感。

本书主要构建了县城、公社、村三大场景,也是奇案侦破的工作范围。对于戈壁县之外且与案中人物相关的细节,仅作简单介绍,这种收紧了切口的做法,确保了故事的节奏感。

通过塑造众多人物形象,包括且不限于知识青年、县社队干部、军人、医生和护士、供销社职员、农民群体,等等,刻画了兼具地域、时代特征的群相。一些人物形象虽是寥寥数笔,依然具有鲜明时代感或较强区分度。比如梅雪的父亲梅铁,对戈壁县而言,他来自大城市、从事远洋运输船船长职务,一组“内陆—大海”的反差,无疑加强其高大光鲜的形象。

特别是,梅铁到戈壁县探亲,当眺望到女婿王有德的尊容,愤而返程的故事。侏儒女婿与高朗老丈人的形象反差,加之双方复杂多变的心理活动,让人物性格更加鲜明。透过梅雪忤逆父意,梅铁与亲家裴姑对话时的恍惚神情,可以窥见梅铁看似风光却并不如愿的人生。

书中不乏对河西走廊风土人情的真实记录,饶有趣味。如讲述获取沙漠美味沙鸡的方法、因推广西瓜种植而发明的“西瓜泡馍”吃法。又如,知识青年下乡吃“派饭”,“地富成分”的农民家庭杀鸡炖汤,而贫农家庭却连炒个鸡蛋都凑不齐,只能咸菜就窝窝头。看似戏谑的背景素材,不乏观察、记录与反思。

当人们提到河西走廊,这里不仅有敦煌飞天的浪漫,有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历史,有楼船夜雪瓜洲、春风度玉门关的诗情……不应忽视,在这个拥有戈壁、沙漠、群峦、黄土高原等多元地貌之中,多族群文化及生活方式,正是华夏文明的溯源地之一。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商品经济规则确立之前,这里的生活生产方式延续了千百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戈壁县“奇案”发生的特殊年代,适逢经济社会恢复及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为案件侦破工作不单纯依赖口供,调查收集关键证据,最终水落石出提供了时代背景。这也体现了本书尊崇法制精神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