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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作家发言(一)

更新时间:2020-10-19 来源:广东文坛

几点感想

□鲍十

很荣幸参加了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和广东省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有几点心得,与文友们交流。

1.我曾经参加2006年在江苏省华西村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吕雷老师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从上一次会议,到这一次会议,一晃过去了14年。两次会议最大的不同,是提法有了新变化,以前一直都说“农村题材”,现在改成了“乡村题材”。虽一字之差,含义却有所不同了。乡者,居住地也。能与乡字组成的词语包括乡村、乡间、乡里、乡井、乡土、乡曲、乡音、乡思、乡谈、乡谊、乡僻、乡愁等。

2.我个人曾经写过乡村题材的小说,对乡村题材小说的写作有过一些思索。主要还因为我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在家乡生活到19岁),对乡村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许多事情无法忘怀,这是一种根性的联系。2014年我出版一本小说集《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算是乡村题材写作的一个答卷。这些小说我断断续续写了十几年,边写边发表,一多半被选载了,算是有一点儿反响。来到广东后,我写过城中村,写过海岛,从大的概念上来说,都应算作乡村题材的写作。而且我一直把自己看作乡土作家。前几年江西的《星火》杂志做过一次访谈,题目就是《鲍十:我愿意做一名乡土作家》。

3.事实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乡村题材写作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在两个方面表现突出:一个是创作量大,大到其他题材的写作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另一个就是创作成就高,这些年来,在国内外获得广泛影响的作品,多半是乡村题材的作品。尤其值得一说的是,许多现、当代文学大家,包括鲁迅、茅盾、萧红、沈从文、汪曾祺、柔石、叶紫、叶圣陶、赵树理、孙犁、莫言、余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都写过乡村题材作品。这个现象不容忽视。

4.目前,乡村题材写作仍然具有广阔的空间,也具有广阔的前景。近年我们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客观上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包括推进城市化进程、城乡间的交流、乡村教育状况、乡村的空心化等等,都已使得我们的乡村,使我们原来概念里的农民或村民,使村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生活伦理、生活追求等等,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本身带来了新的问题,也带来了新的思考。

5.乡村题材文学创作必须注入更多的文化元素和思想元素,才会使作品更有深度、更有内涵、更摇曳多姿、也更耐读,会提升作品的品味。比如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作品,就充满了文化气息。至于思想元素,就更加重要,因为这是作品的灵魂。鲁迅的作品为什么伟大,就是因为有深刻的思想。而一个作品要有思想,则必须超越“宣传”的概念,需要作者对生活做出更多、更深入的思考,需要拨开表象,进入深层。


在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发言

□陈玺

我们这代人的生命记忆,契合于改革开放前期,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过程,体会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生命个体,我们感到很自豪,也十分珍视这个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生命体验。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在浩瀚宿命的生命排序中,我们这代人搭上了改革开放的巨轮,我们的生命印记是独特的。我有通过文学呈现时代样貌和生命感悟的冲动,因为我们是参与者、见证者和思考者。

这些年,我写了三部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是《一抹沧桑》。刊发于《中国作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上下册,78万字,比较厚重。从时间的跨度来讲,是渭北农村百年的沧桑史。起点在清朝末年,通过倒序的方式,最后终止于中国废除农业税以前的界面。塑造了一个叫槐树寨的村子农民的群雕像。第二部是《塬上童年》。刊发于《中国作家》。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从懵懂少年的视角,叙写七十年代中后期渭北塬上一群孩子的故事。第三部是《破茧》(暂定名),《十月》下月刊发。80年代的中国,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人们都感觉到中国社会巨变前期整个社会的奋进。这部长篇,写的是渭北塬上的高中生活。今天,人们生活富足了,从人的精神状态来讲,生命个体不光是衣食住行,有时候得讲理想信念,现在好多青年人不理解。那个年代的中学生,那种浓烈的希望国家改革开放,个人能够有建树,将个人的奋斗跟国家的振兴结合起来,把个体的诉求跟家国命运汇集起来,成了他们生命澎湃的动力。这三部长篇构成了我书写渭北塬上故土的三部曲,算是故乡对我的馈赠,岭南生活了三十多年后,我对魂牵梦绕的故土情感皈依。

延展着乡土长篇的情结,我先后在《中国作家》、《十月》、《北京文学》和《作家》等杂志上,刊发了一些乡土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有的被《小说选刊》转载。人就像台电脑,童年故乡成了人们的初始操作系统。伟大的社会变革,又在不断地序化着我们的认知,杂糅和酵解着时代认知的汁液,又在洗涤着我们的故土情怀。铁凝主席和各位文学名家的发言,让我在反思总结自己乡土题材创作的同时,有了开悟和启示。东莞聚集着百千万外来工,这些人远离故土,在这块热土上梦想成真,成家立业,东莞成了他们下一代记忆中的故乡。父辈絮叨的老家,成了一个符号。东莞本地人的故乡,隐没在都市林立的高楼中,成了“旧改”项目。这方火热的水土,像个巨大的涡轮,熙攘的人流中,每个人故乡的图景都在破碎中重构,演绎着人世间的冷暖悲喜。

乡村题材创作会议,吹响了叙写新时代乡土巨变的号角。东莞的乡土写作,既是本土的,也是全域的,更能展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共融互鉴。


跨越虚构文学的边界

——中国大陆乡村题材创作的再思考

□江冰

一、城市的诱惑与参照。2011年中国内地城乡人口基本持平,这表明中国的城市化大踏步的前行,并成为中国大陆人民生活的主要方式。“城市的诱惑”普遍存在,并已被乡村人认可,他成为今天乡村人幸福生活的参照。即便是“美丽乡村”等乡村建设计划,其中都大量地融入了城市生活的元素。

二、乡村与全球化。全球的流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乡村过去的故事,在当下中国内地的大流动中被重构,十分显然的事实在于乡村的封闭被打破,时间与空间提供了流动的可能。中国作家王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春之声》《蝴蝶》等作品中进行的“意识流”小说的实验,今天已然成为生活现实。

文学抵抗遗忘,具有建构记忆的功能。中国的作家在今天仍然具有一个使命:记载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以及全球化流动进程的人民记忆。“地理视角”与“互动视角”,小叙事拉动大历史,地域本土与全球流动之间提供了当下“新乡村题材创作”的广阔空间。

三、“都市里的乡村”与都市生活之过渡与冲突。

大量乡村人涌入城市,构成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大大不同,其中到了90后——已经把城市生活作为基本归宿。中国传统伦理转型在今天尤显剧烈。广东人“现代契约意识”与内地人“认大哥”构成不同——什么才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观念的最优化?在小说中也可以进行探讨。

大量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研究成果可以跨越虚构文学的边界,有效地进入文学,并极大地拉近文学与当下生活的距离。使文学有可能摆脱知识精英自吟自唱自恋的状态,重新成为人们关心关注的事物。印度当代作家高希的小说创作引起世界关注,可为启发。

应当看到一个创作事实:仅仅将乡村写成中年乡愁,巳无法应对新媒体与青年读者的挑战。同质化、上世纪田园古老诗意、艺术手法一成不变、固守家乡怀旧情感等,构成新世纪新创作之障碍,值得文艺界关注与探讨。

新乡村题材创作将出现以下特点——

1.地理时空极大拓展——城乡间与境内外

2.作品人物谱系极大丰富——多地域多种族

3.人物内心挣扎映射文化冲突更加多元

4.艺术手法兼收并蓄更具“世界性”

毫无疑问,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乡村与城市继续前行进行探索的一个良好的平台。而多元文化观念冲突碰撞之地,也是新观念、新理念、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之地。文化的先锋意义,常常在多元文化碰撞最激烈的地区诞生。我们对大湾区文学充满信心,具备自信的条件之一也在于此。


新乡村题材写作的思考

□陈剑兰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乡村建设也在社会发展和变迁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时代在变,乡村也在变。随着高新科技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中国数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也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化,让我们感到陌生、茫然和焦虑。我们不禁自问:我们对农村到底了解多少?现实生活中,农民真实的精神世界和精神追求到底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即使是打小一直生活在农村的人,也存在进一步深入了解的过程。而我们这些常年在外省工作的写作者,每次回乡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种表象,也往往会被这种表象所困扰——今日乡村发生的变化究竟是怎样来的,又变到了怎样的程度,还将往怎样的方向变化,这都是一个难以拿捏准确的问题。而文学作为时代的瞭望者和记录者,应该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使得新时代乡村的各种变迁,以及前进的每一步,都能进入到文学的视圈,让读者去体味历史变革中农民的悲欢离合、内心激荡和命运的抉择。这是文学与时代的最佳契合点,也是一个写作者应有的观察力、感受力、理解力和概括力。

对于新乡村题材的文本创作,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打破地域与城乡的局限性,体现出农村的多样性,在主题选择、叙述视角、人物塑造、叙事结构与节奏以及创作手法上进行探索和创新,不仅要还原历史与生活的真实,还要建立起新的乡村审美,深入触及到乡村的内核,写出乡村的“常”与“变”,塑造丰富而立体的农村新形象,展现人物时代精神,讲好中国式新乡村故事。所以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应建立在广阔丰富的视野与深厚的乡土情结之上,除了将视点对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况之外,还应站在农民的立场,切身关注和了解农民的真实情感和价值诉求,承担起贴近农民生活、反映农民精神面貌的双重作用,让作品能够触及时代、社会变迁下农民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构建新时代农民思想情感变迁的完整图景,谱写出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变异“心灵史”的作品。

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一位写作者的使命。


以最大的真诚书写新时代乡村

□盛慧

近年来,很多文学刊物都在大力倡导城市文学,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我觉得,乡村仍然有很大的书写空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一个村庄,经过两三年的改造,就能高楼林立,但人的城市化,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我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二十来年,但仍未完成城市化。我喜欢写乡村,只要写到乡村,我的情感就会变得饱满,文字就会变得灵动、舒展,笔下的人物,也会充满生命力。

关于新时代乡村题材的创作,我谈几点体会:

1.当下性。我们的写作离不开经验,我们需要直接经验,也需要间接经验。我们很多人,从乡村来到城市,对乡村的记忆,是过去式的,而乡村的变化是巨大的,新时代乡村题材,不能仅仅依赖我们对乡村的记忆,而是要有一个再发现的过程。此外,在中国城市化背景之下,乡村并非孤立地存在,我们最好能写出乡村与城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2.复杂性。一说到乡村,往往很容易联系到田园牧歌,事实上,这是我们对乡村的认识不够深入的原因,这样的书写是肤浅的,也是不真实的。我们的文学作品要产生力量,必须关注复杂性。我们必须始终关注乡村的人,不断地思考人物,最好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人物,人物的深度,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思想深度。我们要将自己投身进去,关注人的复杂性、尤其是人性中幽暗而微妙的部分,此外,还要关注人物关系的复杂性,从这里发掘出各种各样的冲突,要多写内在冲突,少写外部冲突。

3.艺术性。主旋律作品更强调艺术性,否则,作品的生命力就会大打折扣。

在创作中,一定要有精品意识,在人物、语言、细节等方面进行认真打磨。我们要努力追求一种陌生化的写作,着力提升作品的辨识度。一定要选好角度,找到合适的语调。翻开文学期刊,我们会读到很多同质化的作品,找到全新的视角,是避免同质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故事是生活的比喻,事件是展现人物的容器,我们不要一味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而要强调情节的多义性、隐喻性。

我们的视野要尽量开阔,一个是纵向的视野,放在历史的语境中看乡村的变化,另一个是横向的视野,放在世界范围里审视这种变化,既要从一个村庄看到世界,也要从世界来看一个村庄。

我们要给作品更多的时间,尽最大的真诚去打磨它,尽最大努力去完善它,让作品变得圆熟。我们或许不能创造经典,但一定要有创造经典的雄心。


我的乡村文学创作

□王哲珠

在我的创作初期,乡村题材占了很大的比重。

时代拐点里,中国农村的生活基础发生动摇、改变,农民们不断离开世代相守的土地,丢弃世代坚持的生活方式,走向城市。农村失去新鲜血液,失去醇厚绵长的生活魅力,日渐衰微、空荡。乡村所包含的,除了土地,还有生活方式、朴素独特的人世观,更有专属于乡村的、无法言说的味道,这样的生存形式曾长期地、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大地上,存在于中国人心灵中。我想用饱满的细节再现一个寨子在变迁中的点滴,叙写曾有的生活方式、生存理念、人与人的独特关系。于是有了长篇小说《老寨》。

《老寨》后一批中短篇小说思考农民逃离乡土后的困境,关心人物面对失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时的疑惑,关注变动背景中生命的空虚与丰实,灵魂的孤独与自我,探索独特的生命感受与自我救赎。

乡创题材创作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第二部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长河》对乡村的发展与变化持静观态度,传统的乡村值得怀念,但也认识到其不足与滞后,尝试从各个角度展示各种变化“事实”,叙写在变动与异化中人的反应,人会做出的选择。《老寨》是想留下某些东西,是被动的怀念的,《长河》则是想揭开,是主动的思考的,寨子尝试过接纳城市。

乡村题材小说除了描写生活艰难,更重要还是心灵的漂泊之感,表面是生活无着,未来无望引起的,实际是灵魂的无依感,有些离村进城的人已取得俗世成功,仍心无安处。中国人的传统信仰除了神灵还有祖先,对神是佩其威德,想仰其神力,多多少少带了功利主义,但祖先是血液是来路是根,后代是未来。这是失了祖先,又难以照顾后代的一群人,充满失掉来路和根的焦灼,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乡村的留守者和出走者需要的不单是物质层面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归属和长远走下去的路。

当代乡村与城市是相互勾缠的,乡村题材无法独立于城市存在。进城者怎样真正融入城市,城市是否有能力、有足够的真诚接纳外来者?进城者渴望在城市中取得一席之地,但有多少人找不到落脚之地,这些飘摇的脚步如何走下去?他们身后的乡村何去何从?我越来越多地关注乡村与城市的关系,长篇《我的月亮》尝试以城市的角度观察乡村。以一个新兴城市为大背景,一个山村学校为小背景,两者呼应,人物在城与乡之间拉扯,以进入人物心灵的方式探索城乡碰撞。

当下乡村发生着更深刻的变革,经济迅速发展之后,意识到乡村凋零,制定乡村振兴战略,探索乡村振兴之路。但其过程是艰难曲折的,有很多需要磨合完善的地方,会碰到瓶颈,不断出现新问题,乡村振兴之路充满希望但任重道远,这些是需要关注与思考的。

近些年,乡村基层的村政工作做了重大调整,在乡村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土到民生,物质生活到精神文化,经济产业到凡常日子,无不需要用心用力。面对各种问题,各种要求和意见,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特别的智慧,琐碎复杂又自有实在而烟火的意义,其特殊性与复杂性有很多可供挖掘的地方。

我想,以乡村为路径,得以窥见中国基层的方方面面,窥见各种制度的磨合及完善过程,窥见改革开放及全球化对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精神等的影响,这是我接下来的乡村题材创作中重点思考的。


做新时代中国乡村故事的阳光传播者

□巫国明

千百年来,乡村这片作为大部分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人生的舞台,上演过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大剧。土地依然是这片土地,舞台依然是这个舞台,主角却换了一代又一代,新人涌了一茬又一茌。他们在乡村这块土地上,图生存,求温饱,谋发展,努力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拼命活出个样子来。他们的动机,加上他们的行动,不但推动了一个农业大国的历史车轮,也参与创造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家国情怀成为他们的精神特质。改革开放后,一批又一批农民背离乡村,进城打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他乡与家乡之间,苦苦求索,苦苦挣扎,在痛并快乐着中成长壮大,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焦点词:农民工。他们成为经济大潮中的劳动力大军和大国崛起的人口红利。好不容易在城市里扎下根时,打造美丽乡村、实施振兴乡村战略又把他们的眼光吸引回乡村……他们的乡愁,对贫穷、苦难的恐惧,对财富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如此真实、清晰、强烈。他们身上的故事多姿多彩、宕荡起伏,充满传奇,与国家发展、时代轨迹相接相通。他们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我的家乡广州增城,同样发生过既令人热血沸腾又扼腕唏嘘、发人深省的精彩故事。一条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先富了起来、获得过众多荣誉的村子,因为制度不透明、分配不均、利益冲突等种种原因导致干群关系势成水火,村民因宗族站位而四分五裂,阵营森严,内斗不止,村民选举无法正常进行。村集体经济发展停滞,一泻千里,债务纠纷缠身,十几年矛盾得不到化解,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成了问题村、上访村、贫困村。后经上级党委、政府强力介入,因势利导,村民也痛定思痛,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从而通过建立村民议事厅走上了探索村民自治、民主决策的法治进程。很快,村的内耗消失,经济得到了恢复发展,村民因找到最大公约数而形成了同心圆,和睦合作清除历史遗留问题,携手向前,凝心聚力发展经济,一举成为村民民主自治的典范而上了中央电视台,他们的做法被各地学习、推广,美名远扬。几年前,该镇的一位领导专门找我,希望我写写这条村的故事。他说这题材、这段历史,我们这里非你难有他人能驾驭。我支支吾吾,不置可否,更不以为然。没过多久,他从镇调到了街道办工作。他打来电话,叫我到他街道办饭堂吃饭。原来他分管过的那条村近10位两委干部来看望他,忙得一塌糊涂的他在饭堂与他们边叙旧边用工作餐。我不但被他们的故事打动了,更被这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中有我家乡父老乡亲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深感自豪。这活生生的新时代、新乡村的中国故事,太值得我为之大书特书。随着更深的认识和介入,当他们更多错综复杂、曲直难辨、是非难断的人、事、心态、思想,对时事、政策的不同观点、看法和过往的恩怨情仇为我掌握和洞悉,我几度陷入迷惘与困惑。但我深信我会很快走出来,成为这个中国故事的阳光传播者。

新时代,新乡村,新精彩。我将尽自己最大努力,书写好乡村这个大舞台以及大舞台上的人物,力争在中国乡村人物长廊里,能留下一个半个面目清晰的有别于珠三角和大湾区以外的新时代新乡村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