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作家钟二毛的小说集《回乡之旅》由三部短篇加两部中篇组成，短篇够短，中篇也不是太长，叙事空间集中在乡村与都市的锋刃上。这里我之所以要用“锋刃”二字，是因为钟二毛笔下的乡村与都市都不是一般的场景，而是这些个场景在现代化背景下表现为十分极端的那一条线，这也使得钟二毛的作品有了令人咀嚼的魅力。

尽管同是游走在乡村与都市的锋刃上，但《回家种田》《死鬼的微笑》和《回乡之旅》三部短篇的主调基本如同作品标题所示：集中在 “回乡”这个词儿。而两部中篇的主旨则大抵定格于“立足”，乡村在作品中起到的只是反衬的作用，当然这不是一般的反衬。

读钟二毛的这些作品，有似曾相识之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写作中，都出现过不少一面渴望着从乡村走向都市，一面又怀念乡村那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作品。在当时那些个作家笔下频繁出现这样的主题，联系到他们置身的特定时代是不足为奇的。但作为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的钟二毛竟然依旧钟情于这样的写作且在“70后”一代作家中鲜明地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一面。

在钟二毛的三部短篇小说中共同出现了一个叫“月拢沙”的地方，这个位居大瑶山下的小村庄，现如今则“只容纳两种人：老人、孩子”。于是，《回家种田》中的“我”在深圳打工，应付那些简单机械的工作绰绰有余，生存下去总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却总有一颗莫名躁动的心，炒了工厂炒公司，跑到香港想看看新鲜却身陷囹圄，回到深圳后又被城管呵斥为“一帮农民”。于是，“我”决心回到大瑶山、回到月拢沙。“我想告诉爷爷，告诉田野：我回来啦”，但未曾想到爷爷见到孙子回乡竟大为不解。

如果说《回家种田》中的“我”回家后只是没了活儿干，那么《死鬼的微笑》中的“男人”则干脆就是回不去了。这个在深圳从事“蜘蛛人”职业的男人在一次高空作业时获悉儿子高考上了本科，乐极生悲，失足身亡。为男人料理后事“第一次进城”的“她”生前常听男人讲：“城里人过得好、潇洒，出去都吃大龙虾，住大酒店”。“她要让男人做一天城里人”，于是“她去城里干了三件事：吃龙虾、住酒店、找小姐”。这个以喜剧形式呈现的故事着实令人心酸，但无论如何，类似小说中的男人那样彻底回不去了的则绝非个案。

相比于这两个男子，《回乡之旅》中的“我”无疑要幸运得多，这个在乡村家境还算过得去的青年高考去了北京，大学毕业又分到深圳工作，只是因为在一次竞争上岗中受了点小挫折，于是决定利用清明假期回家看看。一路上“我”沿着自己从小学到中学的足迹悠哉悠哉地往家去，这里“尘封着青春往事”。看上去，“这种感觉真好。感谢这次回乡之旅”，实际上，作品中却清晰地透出一丝淡淡的忧伤，我的“回乡”不过只是在异乡遭遇风浪坎坷时企望凭借怀旧得到一时精神的慰藉。“回”其实是回不去了，剩下的无非只是心灵中存留的那一点点残片。

如果说，钟二毛的这三部短篇都是在执拗于“回乡”，那么他的两部中篇则是着眼于如何在都市“立”下来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取向。

《无法描述的欲望》中的主人公郭伟东，一个从小镇中走出的青年，当过兵，复员后从包工头做起，生意越做越大，为了自己的经营能够得以持续，郭伟东不得不周旋于与自己出身差不多的各种老板之间，整日里花天酒地、男女情场。作品中的那些老板一步步走向深渊的缘由正如标题所示——无法描述的欲望。当年他们走向成功的动力或许同样也是因为这“欲望”二字，只不过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人们更喜欢用奋斗或理想来描述而已。

《爱，在永别之后》表现的虽然也是几位外地小镇的青年学子在北京立足的故事，但其主题则与《无法描述的欲望》截然相反，如果说后者提出的是对欲望的警示，那么前者张扬的则是绝对的纯爱和绝对的励志。新田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发奋工作而过劳猝死，为了缅怀新田，恋人青竹决定帮他完成曾经许诺的大学毕业五年内要实现的五个愿望——午夜飙一次法拉利跑车；酒吧偶遇女明星；向高中班花显摆；化解冰冻了10年的父子关系；骑行雪山。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五个愿望，青竹硬是凭着爱的信念创造了奇迹。

经过这样一番梳理便不难看出，如今钟二毛在乡村与都市间的游走明显不同于本文开始提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写作中出现过的那种徘徊于乡村与都市间的作品。这一点也不奇怪，时光毕竟流逝了一个多世纪，人也不可能重复踏进同一条河流。但钟二毛的这些作品让我们不能不思考的依然还是乡村与都市这一对既无法割舍又对立的空间，而隐藏在这纠结背后的成因骨子里还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必然随着文明的进化而不断变异。当下我们尽管在进行着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但不同文明间缝隙的弥合显然又不是单一的物质文明建设所能左右，心灵、精神和文化间的沟壑如何填充与打通当更为艰难。在钟二毛笔下，无论是“回乡”还是“立足”，那种撕裂背后的动力莫不来自心灵。

钟二毛这部小说集的魅力除去精神的张力外同时还得益于他成功的叙事。三部短篇最长的不到9000字，短的则只有5000出头，能够在如此短的篇幅中营造出如此大的物理和精神空间，这在当下短篇小说的写作中确不多见，作者兼容控制力与想象力的能力可见一斑。而《爱，在永别之后》的写作也很特别，这种颇具乌托邦色彩的写作风险其实蛮大，掌控不当便会落入造作与矫情的漩涡。而无论是节制还是放纵，其成功恐怕都得益于钟二毛语言的控制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果然就是语言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