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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巷》:塑造红色记忆中独特而鲜活的“广州形象”
更新时间:2021-07-12 来源:广东文坛
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一件件发生在广州热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字里行间浮现出来,串联起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曲折而又光辉的历史进程。书中对广州民居建筑、节日庆典、特色饮食、婚丧习俗、 儿歌俚语等的细腻描写,更是向读者们展现了一幅百科全书式的岭南风情长卷。
这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广东文学经典作品之一——欧阳山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三家巷》。至今,关于三家巷原型到底在哪里的话题,仍然在学界和读者当中众说纷纭。《三家巷》还被改编成连环画、话剧、粤剧、舞剧和电影等艺术形式,让许多读者和观众对广州这座英雄城市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诞生超过半个世纪之后,《三家巷》在广东红色经典中依然堪称翘楚。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伟宗指出,这部作品最主要的成就和意义在于,艺术地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从产生到胜利这三十年的来龙去脉,地域涉及华南、华东、西北、华北,它不仅是首部全面反映这一时期岭南革命历史的红色经典,也是同题材和类型的艺术创作中时空跨度最长、最为完整、深刻的史诗性作品之一。
1.秉承“做苦工”的精神投身革命文学事业
1908年,欧阳山出生于湖北江陵,因父母无力抚养,自小跟随养父辗转全国各地,流浪谋生。直到7岁定居广州,方才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
“我曾生活在贫困、愚昧、痛苦、屈辱的人们当中。”在《文学生活五十五年》的演讲中,欧阳山如此回忆道。由于家境贫困,他对社会底层贫苦民众的生活十分熟悉,为日后的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尽管生活动荡,养父母仍十分重视欧阳山的教育,对他的学业非常支持。1922年,天资聪慧的欧阳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附属中学。
此期的广州,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地之一。时值五四运动热潮席卷全国,年轻的欧阳山曾亲身参与省港大罢工等政治活动,从中获得了丰富的锻炼;他如饥似渴地饱读国内外名家名作,开始涉猎不同类型的文学创作,16岁那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欧阳山的外孙女田海蓝在《欧阳山评传》中提到,《三家巷》中的部分情节,就是从他青少年时代所写的故事蓝本中衍生而来。
他还参与组织了广州文学会,并出任会刊《广州文学》主编,试图以进步的、现实的文艺创作来传播革命思想,得到了郭沫若、鲁迅两位新文学先驱的肯定与直接影响。
1927年春,鲁迅来穗执教中山大学,其间,欧阳山多次拜访求教,深受其文学教育与思想的激励。鲁迅发表的著名讲演《魏晋风度和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正是由欧阳山记录整理而成,从中他深刻感受到鲁迅高超的文学技巧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此后,欧阳山又组织成立了“广州普罗作家同盟”(即后来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创办提倡“广州方言文学”的《广州文艺》周刊,把“干革命”和“搞文学”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上海“左联”工作的几年里,欧阳山与鲁迅有了更频繁的接触。1936年,病榻上的鲁迅在一封给欧阳山的回信中写道:“中国要做的事很多……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这句话,深深刻进了欧阳山的生命里。
《三家巷》中的主人公之一周炳,原本出身铁匠家庭,在革命浪潮的熏陶下历经磨难,逐渐觉醒、蝶变为坚定的革命斗士。而与之相似的是,欧阳山在经历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长期斗争之后,终于找到了他心目中的光明之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他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一直秉承“做苦工”的精神,和山一样坚定不移的信念,投身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而文艺与大众结合的方式和途径,则成为其终生探索、孜孜以求的一道人生命题。
2. 誓要为新中国写出一部“大书”
皖南事变后,欧阳山来到延安,融入解放区日益火热的文艺洪流中。在延安文艺界,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等职,深受信任和器重。
文艺如何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带着这个问题,欧阳山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找到了答案:自己虽然出身劳动人民、热爱劳动人民,但思想上仍然存在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必须把劳动人民真正当作社会的主人和时代的英雄来描写和歌颂。
他曾这样剖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种脱胎换骨、两世为人的感觉,是一种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清高矜持更加亲近人民的感觉。” “并不是每一个有成就的中国文学家,都能像欧阳山这样一贯严于解剖自己、旗帜鲜明地表白自己的。”田海蓝如是说(参见其所著《欧阳山评传》)。
担任过欧阳山助手的胡子明曾披露,座谈会结束后不久,欧阳山和文学好友周而复漫步在冰水凛冽的延河旁,他们踌躇满志、热血沸腾,发誓要为未来的新中国写出一部“大书”来,这成了他开始酝酿《三家巷》的起点。1946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高干大》, 作品讲述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一个供销合作社的故事,写作风格焕然一新,质朴明快,充满乡土气息,被研究者视为其文学道路上的一道分水岭。
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山曾任华南人民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作协广东分会主席、 广东省文联主席等职。
经过十几年的构思,《三家巷》中各个人物形象及主要情节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型。于是,他从1957年正式开始提笔创作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第一卷《三家巷》。
《三家巷》以居住在“三家巷”中的三个家庭为核心,即:代表手工业者的周家、身为买办资本家的陈家和官僚资本家的何家,通过三代人横跨30年、足迹遍布全国的人生轨迹及三个家族兴衰沉浮,透视整个中国社会和当时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
1959年8月,《三家巷》开始在《羊城晚报》上连载,立刻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极大兴趣,甚至出现了广州百姓排队买报、争相传读的火热场面。同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单行本的第一版,此后连续印刷8次,发行共达30余万册。小说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全国各地读者认识广州的一扇窗口。
作品不仅生动塑造了周炳、区桃、陈文婷等活灵活现的人物,还大量使用白描和特写手法摹画了广州独具特色的市井生活:七夕乞巧、人日交游、花市剪彩……原籍广西的著名诗人杨克曾表示:“在孩提时代,我对广州的概念完全得自一本叫《三家巷》的小说。”
著名作家莫言也是这部小说的忠实读者,他曾在《童年读书》一文里回忆当时的阅读感受:“旧广州的水汽市声扑面而来,在耳际鼻畔缭绕……”当他读到区桃在沙面游行被流弹打死时,悲从中来,竟难过得“趴在麦秸草上低声抽泣”。
3. 为社会主义文学倾注终生热血
在《三家巷》获得巨大声誉之际,欧阳山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创作第二卷《苦斗》。据欧阳山的小儿子欧阳燕星回忆,父亲工作非常繁忙,还患上眼疾入院,但他依旧排除万难,废寝忘食地开展创作。欧阳燕星告诉记者:“他要求自己每天要写够三页纸,常常到了饭点还不愿停笔。思虑过度时,就会喝上一杯酒再接着写。”
“好看、有益”,这是贯穿欧阳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欧阳燕星说,在父亲眼里,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既要“好看”,要有情节的波澜起伏、鲜活的人物形象;又要“有益”,能反映现实、对社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晚年,欧阳山在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以口述代笔的方式,坚持写完了《一代风流》的后三卷《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欧阳燕星曾经帮助过父亲进行创作记录和整理,他清楚记得,即使只能凭借录音机进行创作,父亲依然思路清晰、保持专注,“录下来的片段几乎不需要大的改动,就已经是成熟的文字段落。”
自1957年开始,欧阳山共耗费了28年的时间和心血,终于完成了五卷本约150万字的巨作《一代风流》。1996年,已经88岁高龄的他又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几乎是一页一页地”进行了修改和订正,并将整个小说系列正式更名为《三家巷》。
此后,《三家巷》由多家出版社竞相印行,还陆续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大型舞剧、粤剧等形式。2008年,广州粤剧院前身广州粤剧团曾将该著作改编为大型粤剧《三家巷》,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和黎骏声领衔主演,获得行业内外广泛关注。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欧阳山尽管身体欠佳,仍坚持着《广语丝》的杂文写作,并热心参与广州文艺界的各项工作。2000年9月26日,欧阳山在广州逝世。
直到去世前一年,他都仍在为《三家巷》作校改工作,以期更好地实现自己多年前许下的宏愿——为社会主义文学贡献一部扛鼎之作。回顾欧阳山70余年的创作履历,黄伟宗总结说:“欧阳山的一生,始终贯穿着一种韧性的战斗精神,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都坚持自己的文艺主张和追求,这种韧性精神本身,不啻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学现象。”
“拼将热血书青史,留得冰心净玉壶;为人铁骨铮铮,为文掷地有声。”这是著名作家刘白羽给予欧阳山的高度评价。欧阳山这位历经时代巨变的老人,为社会主义文学倾注了终生热血,将其跌宕起伏的革命经历熔铸成《三家巷》,塑造出红色记忆中独特而鲜活的“广州形象”。
专家解读
著名作家刘白羽曾这样评价《三家巷》:作品描绘了一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粉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雄伟的、神圣的画卷,全书既有《战争与和平》一般的广阔、厚重,又有类似《红楼梦》的旖旎、浪漫。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著名学者黄伟宗指出,《三家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一个独特的存在,关键在于社会意义和文学造诣并重,达到了这两方面的“突出”与“平衡”。黄伟宗分析称,《三家巷》体量庞大,全书登场人物中,塑造得有血有肉的人物多达数十个,如陈文婷、胡杏、区桃,等等,其中既有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义士,也有与之对立的被时代淘汰的反角,还有在历练中成长、性格不断发生变化的角色。欧阳山对于主要人物的性格、关系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写出了人性和社会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折射出革命历程的漫长和艰辛,具有高度思想艺术价值和鲜明的个性风格,这是《三家巷》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能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根源所在。
以主人公“周炳”为例称,周炳的形象集平凡和奇特于一身,他善良、正直、心怀侠气,但又有许多缺点。他经历了痛失爱侣、大哥被捕牺牲等挫折,一度灰心丧气,但又重新振作、克服缺点、走向成熟,堪称是欧阳山笔下内涵最丰富的、艺术价值最高、最耐人回味的典型人物形象。
《三家巷》的另一大特色是极富岭南人文色彩,却又不囿于地域限制。黄伟宗认为,这是因为欧阳山在创作《三家巷》时,将自己运用普通话、粤语方言、陕北方言进行创作的艺术经验进行了重新提炼,开辟出一条“古今中外法,东西南北调”的新路,让大量日常生活细节通过文字变得可触、可感,从而令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这一点在现当代红色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
《三家巷》小说原著丰厚的思想底蕴和浓郁的广府韵味,为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而舞剧、粤剧等版本的《三家巷》又各显所长,进一步凸显了其作为“广州文化名片”的价值和风采。
粤剧《三家巷》主演之一倪惠英曾表示,经典名著《三家巷》先声夺人,其艺术感染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为粤剧改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让观众感悟革命先驱的人生真谛和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该剧导演张曼君认为,原著的丰富精神基础,让改编工作得以从现代人的审美角度出发,在视觉、听觉、剧场感受等方面大胆创新,展现出一幅南国特有的风情画卷,使得《三家巷》的故事和人物穿越时代和地域,依然能打动现代观众心弦,足见红色文艺经典长久不衰的生命力。(黄楚旋 徐子茗)
《香飘四季》:广东红色文学“南国风格”的开拓者
“珠江岸边鹅黄色的稻野,宛如一幅名贵的绒幔,在暖融融的阳光辉照中,闪闪烁烁,放出了悦目的金光……”
提起最具“岭南风情”的现当代文学名作,许多读者一定会想到广东作家陈残云的《香飘四季》。
这部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真实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珠三角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奋斗场景和昂扬风貌。不仅如此,作品更是创造性地将隽永的自然风光、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为时而作”的深刻主题有机融合,在新中国红色文学谱系中别开新风,被誉为“岭南文学的一座丰碑”。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邓国伟曾评价称,陈残云是现当代广东文学最重要的本土作家之一,对于广东小说形成不同于北方的“南国风格”,起到了重要的开拓作用。
对于《香飘四季》,《陈残云评传》作者、华南师范大学退休教授何楚熊充满感情地说:“它有别于黄河奔腾咆哮之悲壮,也不同于长江一泻千里、大江东去之澎湃,而是具有一种珠江碧水滔滔吐纳、百川归海勇往直前的从容。”
在何楚熊看来,陈残云的语言弥散着浓浓的岭南乡土味道,令人宛如走进了珠三角水乡。这份纯正的“粤味”,源于他对人民、对时代、对新中国的深沉热爱,是倾尽一生的心血“提炼”出来的,堪与当代艺术语言大师老舍的“京味”相媲美。
1.“多难之秋,作家应该既拿笔又拿枪”
蕉林与果园生机勃勃,河畔原野里风吹稻浪,榕荫与凉棚里传来阵阵笑声……《香飘四季》的秀美水乡景致,给无数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书中疏河开渠、改造碱地、种植香蕉的场景,更是令许多本土读者备感亲切,显示出作者陈残云对农村生活的熟稔于心。
“我是农民的儿子!”这是陈残云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陈残云之女陈茹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父亲到了晚年记不清事时,仍然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1914年,陈残云出生在广州市郊乡村一个贫苦家庭,靠着胞兄资助,勉强刻苦地读了几年书。他自小帮人看牛、拾柴割草,以此补贴家用,少年时的经历奠定了其一生性格和写作的“乡土”底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青年受左翼新文学作品影响,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陈残云也不例外。他于1935年考入广州大学文学系后,广泛结识进步师友,踊跃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
抗战期间,他创作了大量抗战诗文,揭露日寇暴行,激励民众抗争。1944年底至次年春,他还接受党组织的派遣,绕道黔滇边境,越过日寇敌伪的封锁线,加入著名将领李济深在广西苍梧县大坡山组织的抗日武装队伍,协助其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尔后,陈残云又辗转于粤桂两地,在东江纵队司令部和李济深部队之间传递信息,并于1945年夏正式入党。
在梧州李济深故居的碑墙上,至今刻印着陈残云手书的李济深诗句:“纵历洪涛千万劫,依然砥柱障中流。”(《题浮山诗》)
另一个历史见证,则是陈残云的短篇小说《广州之夜》,作品讲述了一名共产党员冒死越敌占区,传递党中央的指示和电台联络密码的故事。陈茹在采访中透露,小说的灵感就源自陈残云的亲身经历。
“当时,父亲将密码纸片缝在手帕里,沿途要闯过日军、土匪还有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重重关卡。”陈茹回忆说,父亲还多次遭遇日本密探的盘问、恐吓,但他始终沉着应对,顺利完成了任务。
回首峥嵘往昔,陈残云感叹称,抗战时期的特殊经历,对他的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乃至文学创作,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从心灵深处对党的革命事业满怀崇高和敬畏之情。
“我原来是一个很规矩又怕事的人,很少和别人吵嘴,小孩时候也不喜欢打架。”陈残云说,目睹日寇侵华、苍生蒙难,使他意识到,“在国家多难之秋,(作家)应该既拿笔,又拿枪,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烽火岁月寓文情》)
2.奋战珠三角脱贫一线,孕育文学硕果
新中国成立后,陈残云被调回广州,从事专业创作。1958年,陈残云到当时的东莞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在麻涌蹲点,《香飘四季》便是他挂职期间所孕育的文学成果。
陈茹回忆,母亲黄新娥曾说过,父亲盼望去基层工作已久,收到挂职通知时,心情非常愉悦,“他一贯认为,作家如果不到火热的生产生活第一线去,是不可能写出表现时代的好作品的。”
研究者何楚熊认为,作为过去艰苦岁月的亲历者,陈残云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和振奋,是真情实意的。因此,歌颂珠三角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抒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遂成为其最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
在东莞,陈残云虽名为“体验”生活,实际上却和所有县委成员一样,分工包片,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都叫他‘陈伯’,没有人叫他书记。”黄新娥曾告诉陈茹,那个时候,父亲并没有刻意为创作“收集材料”,而是一心扑在群众的生产、生活上,迫切地期盼改变旧农村凋敝落后的面貌。
在时任东莞县文化馆副馆长的岑诒立的印象中,正值壮年的“陈伯”是这样一个人:烈阳下,他时常披着一袭蓑衣,赤脚奔波于田野村舍间;风雨中,县党委送来胶雨衣,他却无论如何也不肯收下,坚称群众穿什么自己就穿什么;严冬里,他和当地干部群众一样身着“麻包大衣”(用装谷米的粗麻包袋缝制的大衣),还打趣道“既遮风雨又耐寒,白天能穿,晚上能盖,多好!”
“陈伯”干起农活来更是样样在行,犁田、耙田、推泥、插秧……每一桩都又快又好,丝毫不落人后;到了农忙时节,他和大家一起在田间地头安营扎寨,住在水寮凉棚里,日以继夜地奋战夏收、夏种“双抢”阶段……
1960年春,陈残云从东莞回到广州。尽管公务繁忙,又患上了胃病,但水乡的人和事仍时时在他的脑海里闪现,许火照、许凤英、何水生自力更生、迎难而上,立志摘掉“穷帽子”的形象,一个个鲜活得仿佛要蹦出来似的,让他感受到一种内心在燃烧的激情,“不写不行啊,不管能不能出版都要写!”
1963年,长篇小说《香飘四季》问世,京穗两地同时出版,首印十数万册,后来又再版多次。全国各地的工农兵读者纷纷给出版社和陈残云写信,对书中改天换地的英雄人民和四季飘香的水乡生活,表达了真挚的崇敬与向往。
《香飘四季》在“故乡”东莞更是大受欢迎,第一批印了八千本,一送到东莞县城的新华书店,便销售一空。时任东莞县麻涌公社党委书记的何寿昌回忆说:“我好不容易才买到一本,看完了被别人借去,一个传一个,根本收不回。”
3.改革开放的讴歌者,时代精神的立传人
《香飘四季》为陈残云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但他并未因此止步,而是笔耕不辍,创作出了一系列堪为时代精神写照的重磅作品。
20世纪80年代初,年近七旬的陈残云完成了36万字的长篇小说《热带惊涛录》。作品以太平洋战争为历史背景,生动再现了南洋华侨和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饱经苦难、最终奋起反抗的真实画卷。小说素材源于陈残云年轻时在海外从事抗战工作期间的见闻感受。
“《热带惊涛录》首印6万余册,很快被抢购一空,后来又加印多次,在国内外都好评如潮。”何楚熊说,这本书被称为“反映华侨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延续和深化了《香飘四季》中鲜明的“南国风格”,获得广东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也令陈残云再次引起全国文坛瞩目。
陈残云还有一个显著的创作特点——作品涉及的文学艺术形式极为多样。中国当代著名文化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伟宗评价道:“他几乎使用了每一种主流的文学体裁,并且都写出了有影响力的作品,反映了历史和现实中珠江流域多姿多彩的生活。”
例如抗战时期,时代需要诗歌作为战斗檄文,陈残云便出版了诗集《铁蹄下的歌手》,需要报告文学鼓舞精神,他便写出了轰动一时的《今日马来亚》;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在香港顺应进步电影运动的发展趋势,写出了电影剧本《珠江泪》, 反映人民群众渴望推翻压迫、获得解放的急切呼声;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凭借敏锐的艺术嗅觉,将“羊城第一案”改编为“粤派”谍战片开山之作《羊城暗哨》;他还热情地为改革开放呐喊,走遍广东各地,发表了记述城乡变迁的几十万字散文……
在生命的后半程,陈残云始终自称为“文艺老兵”。黄伟宗指出,在陈残云涉猎广泛、著作等身的文学成就背后,是其始终紧跟现实,遵循“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创作信条。
深圳作家朱崇山曾充满感叹地说,无论陈残云作品的题材和形式为何,都写得很美,读这些作品,“你会感觉到脚底下有一道嶙峋坚挺的脊梁,深沉地透现出作家爱祖国、爱乡土、爱人民的深情。”这一点,与《香飘四季》的精神主旨一脉相承。
2002年,陈残云在广州去世,至今已过去了近20个年头。在许多人心目中,《香飘四季》仍然是最经典、最地道、也最有怀旧感的广东长篇小说之一。2008年,《香飘四季》还被改编为同名大型组歌,融“音、舞、诗、画”为一体,在第十届广东省艺术节上获得多个大奖;近年来,东莞更是围绕“走进香飘四季”主题,打造乡村旅游项目,让这一文学品牌在美丽乡村振兴中继续“飘香”……
如今,在麻涌文化广场上竖立着一尊陈残云的半身雕塑,它仿佛一直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作家深深眷恋着脚下这片炽热的土地,以及世世代代生活于斯的人们。
“如果说,陈残云是与时俱进的珠江文化的杰出代表,那么《香飘四季》就是珠江文化美学品格的精粹体现。”何楚熊总结称,“香飘四季”这四个字,堪称是陈残云文学世界的一个核心隐喻——他的作品无不自生活的源头奔涌流出,字里行间洋溢着真实之美、真情之香,跨越时空的长河,依然余韵袅袅,经久不散。(黄楚旋)
专家解读
广东红色文学的“珠江文化特质”
梳理百年中国红色文学谱系,不少研究者都提到这样一个现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广东作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陆续推出了一批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流,以鲜明南国风格为表征的精品力作,展示了广东作家群体的深厚实力,陈残云就是其中之一。
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举例谈道,欧阳山的《三家巷》、丘东平的《茅山下》、吴有恒的《北山记》、陈残云的《香飘四季》、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这些地域特色浓厚的红色文学作品,在中国百年红色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陈残云是珠江文化的典型代表。”广东省珠江文化硏究会创会会长、著名学者黄伟宗认为,“多样、平实、清新、洒脱”,是陈残云最主要的创作特色,也可以说是珠江文化特质和风韵在文学上的一种显现,《三家巷》《虾球传》等作品也有类似的特点。
对此,黄伟宗分析说,这首先源于珠江与黄河、长江水系的差异,珠江是由三条干流——西江、北江、东江汇合而成,构成了珠江流域在地理、气质、气候以及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多样性。
其次,自近代以来,珠江流域因商业文明的发达和对外交往的频繁,质朴、务实的地理性格较为突出。从康梁的文章、黄遵宪的诗,以及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等强调“师法自然”的主张和画风,再到粤讴、咸水歌以及贴近生活的南音、木鱼等,无不体现了珠江文化的平实特质。
此外,珠江文化还具有一种“清新”的特质,无论是饮食上的清淡鲜甜,还是经济活动上的灵活、变通和创新精神,都足以证明。至于“洒脱”,则源于珠江河网纵横、宽阔平稳,加之岭南地区漫长的海岸线与开阔的视野使然。黄伟宗举例说,不管是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哲思顿悟,还是屈大均、苏曼殊的慷慨气节,抑或是叶挺、叶剑英的英雄风范,其中都蕴含着一种共通的豁达、潇洒,值得细嚼。
“陈残云虽然人生道路比较坎坷,但《香飘四季》等作品里对人物关系冲突和一些社会矛盾的处理却又是相当宁和、通达的。”在黄伟宗眼中,陈残云不但具有一名优秀作家不可或缺的、敏锐的审美感知能力,而且,他的创作既有坚实的生活根基,又有高于现实生活的气度,“他的超脱与踏实,为中国百年红色文艺增添了一抹独特的岭南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