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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霞艳 | 一篇小说的保质期

更新时间:2021-09-07 作者:申霞艳来源:《长江文艺》

《一个父亲》写作、发表于2004年。十七年过去了,它依然可以重读,它经受住了时光的挑战,写作时间和阅读时间的不匹配是必定的,文学作品必须经历隔断时空的误读。作品越能承受后代读者挑剔的眼光,作品的保质期越长。新世纪,我们遭遇了加速度,许多事情都像高铁窗外的风景一晃而过,面目全非,回忆却令人浮想联翩。我几乎不看电视,一点也不知道《叛逆者》,导致我对著名的谍战小说家畀愚一无所知。开笔时不放心,上网搜索时才知道畀愚已经红得发紫,但我也不能因为人家这么红就说这稿子我不写了。好在我要谈的是畀愚的短篇小说,而不是谍战小说。

《一个父亲》讲述当的士车司机的父子,父亲丧偶,儿子刚成年,两人都深受欲望困扰。2004年,的士车司机的境遇要比这两年好得多,至少广州是这样,那时的士很难打,我曾经为打的士最长等过四十分钟;而且感觉蛮贵,假设当时一般打车二十多块,二十块钱能吃个还不错的快餐。现在,二十块钱很难吃到像样的快餐了。大家知道,一是网约车、共享单车都起来了,二是疫情大家都倾向开私家车,连笨手笨脚的我也会开车了,因而对司机有了更多的同情。现在的士司机普遍渴望改行,根本不会希望子承父业。说这么多是想告诉大家:在2004年,的士司机是个不错的行业,至少可以说是专业人才。理解这一身份对我们理解人物及其处境有帮助。作为鳏夫的父亲和刚成年的儿子都需要释放欲望,于是家和的士的狭窄空间成了难题,带异性回家彼此难免尴尬。父亲有一个姘头莫秀珍,他们都是在车里凑合着约会,莫秀珍趁约会的回程学会了开车,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拿了驾照,要求这位父亲将的士的夜晚租给她来开。父亲心疼自己的车,又碍于情面不好不答应。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滋味,妇女为了当的士司机不惜性贿赂。我们容易被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剧洗脑,满脑子都是白富美和高富帅,以为女性只要愿意献出身体就可以得到一切。实际上,只要到大街上睁开眼睛看看,大部分人得拼尽全力才能活下去,只有老天赏饭的人才可以依靠颜值。现实是真实而残酷的,生存和性难分难解,芸芸众生谋生艰难。儿子也很知趣地学车、毫无意外地当起了的士司机,父亲顺理成章地让自己的姘头离开自己的车,当然随之结束的是这段恋情。接着是父亲找对象的插曲,父亲想来想去还是准备让儿子先成家。儿子带回来的姑娘的头发五颜六色,父亲为这些姑娘的发色发愁。父亲心里有明确的贤妻的标准,但儿子还年轻得很,价值观、婚恋观都在随时代变化。里边有微妙的细节,儿子开夜车还跟姑娘约会,父亲担心儿子,偷偷为儿子买补药和避孕套。儿子默默地接受了父亲的爱意。故事结尾时,儿子去租了房、租了车,将家和出租车的空间都还给父亲。父亲不放心,得机会“微服私访”,发现儿子找来同住的姑娘头发乌黑,吻合父亲的审美要求和价值判断。显然,儿子虽然叛逆而沉默,但他完全知晓父亲的心。《一个父亲》写出了一对中国式父子之间的关爱,中国家庭习惯的是严父慈母的模式,父子之间很少以语言来表达彼此的感情,他们把一切都埋在心里。《一个父亲》故事并不曲折,是横截面式的短篇,以围绕父子的情欲和谋生的的士展开,让我们感受父子间的深情,感受到生活中那些酸楚、烦忧与温馨并存的瞬间,掩卷之后犹有余温。

《大师的爱情》故事相对复杂,爱情的来龙去脉亦是大师人生的起承转合。大众也许会更喜欢,在大师幻觉笼罩的时代。故事情节我就不剧透了,以谍战小说闻名的畀愚不会辜负你。马延年从一个装修师傅蜕变成一位工艺美术大师的过程既有因缘际会、时势造英雄的部分,也有个人能力、性格和炒作的因素。大师这个名头本身也是消费符号,是大众与大师合谋的产物。作家无意于从道德的角度谴责当下的爱情观、名利观,而是以此展示消费社会促使时代价值观念的剧变。

马延年的第一次婚姻是非常传统的乡土中国式的婚姻,入赘娶师父其貌不扬的女儿,遭遇城市化的冲击;第二次婚姻则遭遇全球化的冲击,妻子随自己的女儿去澳大利亚后不回来了;第三次恋爱凸显了消费社会名声的消费价值,男性渴望征服知识女性却并没有发自内心地接受男女平等的观念,最终自己设计以癌症病单将对方吓跑。第四次恋爱呈现中国男性骨子里的自我认同,“大师”的本我不过希望找个年轻貌美的护士来伺候自己。结尾处很妙,“大师”竟然将他的儿子、离婚的妻子等人组成了一个全球化商业王国,真正做到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果将《大师的爱情》与中篇《罗曼史》对照来看就会别有意味,虽然我们的社会号称男女平等,但男、女心灵结构和性别意识的差别使得他们很难平等。《罗曼史》以细腻的笔触表达一位体制外的女性为了谋求一份稳妥的生活不得不依靠男性的艰辛、屈辱和疼痛,巧妙地应用巧合与反转的叙事技艺让小说节奏舒徐有致。从大的构思来说,《大师的爱情》有点睛之笔,意蕴比较丰富,触角四通八达,但从技艺层面来说过于密实,闲笔少,情绪延绵的空间不足。我也趁机翻阅了《那年夏天》、《往生记》、《通往天堂的路》等小说,从中感受畀愚的努力,他眼观六路,对现实非常敏感,丧葬事业、殡仪馆等都融入他的小说,死成为生的一部分,死本能和爱本能融合。对于情爱,畀愚的写作始终不脱离经济基础来考量,使得虚空的部分始终依附在坚实的大地上。

毫无疑问,我们进入了一个讲究速度和效率的时代,我们越来越不能忍受烦闷,比如很多节奏缓慢的戏剧和小说的形式实验就遭遇无情的淘汰。谍战小说乃至类型小说始终以高频率的故事情节来抓观众,电视连续剧往往有固定的模式,要求一集之内有几个反转,几个泪点,几个高潮,必须在结尾处留下悬念以吸引观众继续收看。阅读物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受众,心理实验显示我们大脑的结构会随阅读物发生物理变化。自我认同也会造就不同类型的作家及其共同体。谍战小说和短篇小说共同体互相争夺畀愚。谍战小说(类型小说)会塑造它们的读者,同样,严肃的文学期刊亦在塑造它们的读者,二者争夺读者市场。很多作者希望自己能够跨界兼顾,将影视剧的好看、故事性与严肃小说的沉思、耐读性结合起来。但现实是,谍战小说的消费效应容易将作者制造成“大师”,而文学期刊日益式微,只能在小范围内稳固住忠实的读者,费力不讨好的气质在短篇小说领域表现尤甚。我并不认为二者井水不犯河水,都在小说的百花园里,难免融合共通。好有共同的标准,也有各自的要求。谍战小说红杏出墙,向外开放,迎合时代风气,训练重点在故事的密度、强度,强调消费性;而短篇小说向内扎根,向自我寻求,以心灵的深度取胜,对语言和文学性有更高更纯粹的追求。余音绕梁至今仍然是评价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畀愚身上,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