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丽生用朴素的语言讲述与还原了一个底层人物如何改变个人命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与众不同在于作者在展开底层人物命运书写的同时，将主人公置身于“乡土农村”与“军旅生活”两个题材中，并在“乡土经验”与“军旅经验”之间进行自由切换，最后作者以横截面的方式在主人公即将展开的“校园生活”中戛然收尾，给读者留下大量的“未定点”和“空白”，从而让读者只能以想象的方式来“填补空白“，完成小说的最终阅读。

“变奏”一词源自拉丁语，表示主题的演变。小说主人公的人生就是一系列的变奏……孙肃恭生活在潮汕农村，通过参军改变人生轨迹。作者在揭示底层乡村青年的生存面貌的同时，迎来主人公命运轨迹的重大“拐点”：他要离开生他养他的潮汕平原，去一个虽一无所知，却又向往而陌生的新地方。可以说，小说在着力谱写一曲“乡土”与“军旅”题材的双重变奏曲。

一

一重变奏：在剧变中回归传统

孙丽生的小说属于传统叙事，即“寒门子弟”如何实现阶层跨越、城乡跨越，从而完成从农村到城市，进而达到命运蜕变的故事。新世纪以来兴起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是这一传统叙事的现代演绎：新时代中，农民进城的机会较之以往有了更多的选择，除了“参军”和“考学”，他们还能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城，成为“农民工”。而新时期以来众多小说关于“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揭示引起了“关于底层与底层经验表述”问题的关注。

这一母题之所以有巨大魅力吸引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以不同方式反复叙述，其核心在于“寒门子弟”到“城市”去不仅仅是小说主人公“孙肃恭”的个人缩影，更是千千万万历史洪流中与“孙肃恭”有着同样的命运的寒门子弟集体命运的缩影。这是自城乡二元分化以来，无数农村人对渴望扭转自身命运的殷切期望。从这种意义上讲，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个人史，个体命运的精神成长史，更是以个人命运为载体折射和剖析了社会现象，并深刻揭示了中国农村乡土青年的生存状态。

孙丽生是一名传统作家。今天，传统作家倒是越发稀缺。“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这种写作手法早已算不上“时髦”。自卡夫卡、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等被引荐以来，以及众多写作手法流传开来，引得无数作家纷纷效仿。刘恪曾在《先锋小说技巧讲堂》里提到：“我们今天仍要写下那些方法的名称：元叙述，意识流，荒诞，拼贴，碎片，戏拟，变形，魔幻，迷宫，含混，飞散，凝视，互文性，陌生化，游戏，反审核，包括返校说等等。”^[1]众多技巧和手法使得写小说和读小说都愈发如同猜谜。

小说和小说家再也不是本本分分的了，一时之间，似乎谁仍然在用“现实主义”手法去刻画人物，描摹环境，谁就还生活在巴尔扎克的时代里。但“先锋小说是一个悖论的产物，它既有现代小说的全部内容，又具有反现代小说的全部方式。”[2]

尽管今天我们从工业时代转变到后工业时代。科技社会，信息社会严重影响了人们生活、思维甚至写作。但“传统”仍自有它的魅力，在现代生活中，人心却更加向往朴素。如此，“怀旧”并非是一种思乡病，并非是陈旧的情怀作祟；而是人们在今天渴望与呼唤传统价值的回归。就中国当代小说而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新潮小说曾无出其右。三十年后，仍被反复阅读和提及，却是用传统手法写作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小说因朴素、真实而格外动人。

《寒门子弟》的主人公“孙肃恭”是一位毫无背景的潮汕乡土青年，十八岁，正值“怀揣梦想与爱情”的年龄，可生活的残酷却使他没有太多的出路。那个年代，农民如果试图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除了“当兵”和“考学”以外别无它路。

孙丽生对他的小说主人公“孙肃恭”比路遥对笔下人物“少平”“少远”更为苛刻。作者没有安插太多的浪漫可供幻想的爱情故事在里面。小说揭示的只有生存的现实——孙肃恭很清楚“参军入伍”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不想再“面向黄土背朝天”做一名农民，继续祖辈的生活。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细节刻画的把握能力。他以浓重的笔墨传神地表达了自己这一代人对于“饥饿经验”的感受力。小说在描写到孙肃恭因为体重不达标而无法参军的时候，其父秀才这样支招：

秀才苦笑一下说：我没有太好的“鸟步”（奇招），只能这样啰，从明天开始，让你妈每天午餐、晚餐都多下一两米，给你捞一碗干饭吃，直到体检过关为止。另外，重活累活会流汗的事，你就不要干了， 免得那碗干饭被变成汗水流走了。

平时只有过年过节家里才煮干饭，或者谁生日妈妈就给谁捞碗干饭，每日两顿有碗干饭吃，这差不多相当于天天过年过节过生日了。弟弟妹妹们听了父亲的话，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肃恭，羡慕得口水差点就掉下来。秀才见孩子们这种表情，眼睛就湿湿的，悄悄背过身去，用衣袖揩了揩。

从没看见父亲掉过眼泪，知道他已是尽心尽力倾其所能了，此时的心情是何等的纠结？肃恭心里一热，鼻子随即酸酸的，泪水跟着涌上了眼眶。^[3]

这段文字生动描绘了那个年代对于饥饿的经验和体会，特别是“秀才见孩子们这种表情，眼睛就湿湿的，悄悄背过身去，用衣袖揩了揩。”这个细节格外传神，帕乌斯托夫斯基说：“一个好的细节相当于一个成功的形象。”^[4]它不仅体现了父爱，也表达了底层生活的艰难隐忍，更体现了作者对于小人物带有怜悯和同情的悲悯情怀。

小说主人公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人生拐点上展开，他的命运也即将在这重变奏曲中慢慢揭示出来。难能可贵的是，即使环境是如此险恶和苛刻，小说主人公“参军”是他出人头地的唯一手段，但他仍能持守自己的良心，保持淳朴本色。

孙丽生的小说回归传统，并非仅在于题材的回归传统——抒写乡土文学，更在于精神的回归传统，向“精神家园”回望。

二

双重变奏：军旅题材的再抒写

小说《寒门弟子》除了带有个人成长小说的特点外，也含浓厚的“半自传”色彩。作家孙丽生出生于广东潮汕地区，有过农民经历和部队经历。他的个人军旅生涯为小说提供了真实而鲜活的素材。

小说主人公孙肃恭历经各种波折来到部队，小说对于孙肃恭参军过程的描写颇具现实意义，在那个年代，不仅考学指标奇缺，就是参军，人数也寥寥无几。这甚至是当时农村寒门子弟想要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因如此，粟仔一家包括孙肃恭一家才使出“浑身解数”来圆梦。栗仔作为带有一点“反面色彩”的人物，为了让儿子参军成功，不惜突破做人底线，使用了造谣中伤的手段来嫁祸对手。“听到这些议论，粟仔暗自高兴，认为一旦被上级采纳了，小米就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5]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生活人情世故中微妙复杂的一面。

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人物分成了扁形人物与圆形人物两类。[6]所谓扁形人物就是脸谱化，性格单一的人物，而圆形人物则是展示多面性格特色的人物。作者无论是在塑造所谓的“正面人物”孙肃恭还是“反面人物”栗仔等，都没有以脸谱化的方式将他们写成“扁形人物”，而是立体地还原了复杂人性本身。

孙丽生对于军旅题材的处理，也没有故意去刻画人物的英雄性，而是写普普通通的人性。在“农民”转变为“军人”身份的时候，无论是孙肃恭还是小米等，并非是由于自觉的“政治觉悟”，而是与生存本身的实际情况挂钩。孙肃恭也没有被作者简单地塑造为一个高大全的人物，作者通过系列事件拿捏到位地描摹了他的细微心态。入伍是与前程联系在一起的。作者如实地写出了“农民军人”的实际心理状况：

我参军到部队，应该大有希望，说不定真的能够提干哩。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随即漫遍全身，他飘飘然扭过头来，回望身后渐行渐远的村子，心里不由自语道：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我才会重新回来？这个地方大家都说是“省尾国角”，这么偏僻落后，我已经在这里受穷受苦受累受够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如果是像以往其他参军的人，在部队当了两三年大头兵，就灰溜溜地回来，继续面向黄土背朝天，作田“当涂奴”（土地的奴隶），那还不如不出去哩！不，这样不行，我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到了部队拼命地干，干出点名堂来，要回来一定等到提干升官了才回来，书上叫做“衣锦还乡”。^[7]

作者准确再现了“小说是一种微雕艺术”的特点：孙肃恭带着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生动再现了农民军人的思维特点和复杂心态。同时作者也呈现了孙肃恭宽厚善良的人性，如主动站岗、演习等事件，体现了他的淳朴和进步。

小说中关于孙肃恭解释“浪险”精神而“一鸣惊人”一段尤为精彩。潮汕话的“浪险”就是“非常伟大”“非常厉害”的意思。当新入伍的潮汕兵要求谈各自感受的时候，孙肃恭被迫使用普通话发言。对于初次离乡去外地的人想必都有过类似的经验，一时之间难以在普通话和家乡话之间自由切换。孙丽生的小说就写到了类似的经验:

肃恭被分在九班，想着第一次要用普通话发言，心里七上八下，忐忐忑忑。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会议上讲过话，在家都是讲潮汕话，普通话被叫做‘电影话’，真不知道要讲什么内容，如何用普通话来表达？^[8]

刘恪在《现代小说技巧讲堂》里说“小说必须处理自然与经验的东西。”^[9]小说家的功力正是体现在对于经验的处理上。而这精彩并带有独特个人化经验的东西，体现了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我想这很可能来自作者亲身素材。

孙丽生的小说不仅是乡土小说，更是“自传”或“半自传”性质的军旅小说，但作者又不仅于此，它还是带有“民俗性”和“地域风格”的文化小说。

三

底层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

别林斯基说“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10]现代小说往往反其道而为之。如卡夫卡在小说《城堡》里的主人公，干脆名字都叫成了“K”。孙丽生的小说继承了传统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且成功地塑造了系列典型人物形象，如孙肃恭，以及父亲秀才，祖父白丁等。作者一一带出了几代潮汕人的历史命运。

孙肃恭从祖父这辈到他分别绰号为“白丁”“秀才”和“进士”。这些名字象征了孙家阶层的递渐变迁。他的祖父外号“白丁”，名如其人，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缺少文化的平头老百姓。祖父“旧社会一直靠一条小木船帮人送客载货艰难度日，饱受农民没有田地之苦”。到了父亲孙振山这一代，其父“早年小学毕业，能够两手左右开弓打算盘，背了一肚子古诗文，擅长猜谜，闹洞房‘做四句’是高手。村里人公认他有文化，加上他父亲名字叫白丁，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秀才。”^[11]

除了孙肃恭一家三代，小说还刻画了其他一些人物形象，如“豆腐佬”“孙大炮”“大猫”“老兵”“栗子”“小米”等。这些人物读起来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孙大炮：“孙振仁平日好吹虽然郑重其事，讲得铿锵有力，但实质上是地对空导弹——都打到天上去的，泛泛而谈，没有具体的点子”“话不着调，外号被叫做大炮”。^[12]孙丽生以活灵活现的笔调展现了笔下人物，他们各具特点，充满画面感，像极了赵树理小说中“老诸葛”“三仙姑”等，栩栩如生，幽默风趣。

孙肃恭父亲孙振山的命运是带有悲剧性的：他本有出去的机会，考上了府城的师专。个人意愿却始终拗不过家长制的命运裁决：“白丁‘行船’回来发现了，立刻到学校把他追回来，让他定亲娶老婆，语重心长对他说：成家立业，先成家才有立业的根基。你是长子，必须先结婚生孩子，传宗接代。再说，读师专回来，也就是当个教书先生，还不如在家作田哩！”^[13]

秀才这样被折腾了两回，出去的念头被“磨个精光”。也正因父亲秀才有了这样的揪心经历，在孙肃恭的人生拐点上，虽然秀才也希望儿子留在家里多个劳动力，但仍开明地选择让他出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孙肃恭是幸运的。

孙丽生在开篇写到孙肃恭十八岁，一出生就下乡，从未出过远门。作者笔下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稚嫩淳朴的形象。同样是十八岁，我们不难想到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远门》，文章用隐喻的手法写了一个十八岁少年出远门坐车的情形，描写了一种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人之初”体验。与之相比，孙肃恭的十八岁，肩上的胆子更为沉重：“他百感交集，似乎稚嫩瘦弱的肩膀上压着事关全家命运的千斤重担，一有闪失，就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全家的希望也将随之落空。那时，真的就像大家常说的‘无面目见人’了！能走到这个拐点，很不容易，其中的酸甜苦辣，一时都涌上了孙肃恭心头。”^[14]

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充满了悲悯和同情。莫言曾说：“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15]孙丽生对笔下人物同样如此。小说里“麦苗”是一个因为自身性格过于软弱而被父亲利用威胁孙肃恭，酿成错误和悲剧的女性。但小说里仍然表达了麦苗的同情。更准确地说，小说里有着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麦苗”是作者着笔最多的女性人物。作者笔下，“麦苗”是一个年轻善良懂事的女子，与小说主人公孙肃恭互生情愫，但因为家庭利益纠葛却硬生生演变为一场悲剧：父亲栗仔强迫麦苗私下约见孙肃恭，然后以“掠人”之罪嫁祸于他。一对情投意合的青年不仅因此生糟误会，此后麦苗得了怪病，在孙肃恭入伍前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麦苗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中国农村女性命运的悲惨，她们拥有的是比男性参军入伍，考学等更少的出路。嫁人似乎是她们无法选择和摆脱的必然之路。而嫁给谁往往也不是能凭自己心意决定的。麦苗的父亲硬生生地葬送她的感情，利用她为儿子入伍铺路……更为悲惨的是麦苗的死在农村社会连一份同情和理解都难以获得。肃恭的父亲因栗仔家的事怪罪于她，而阻止肃恭的相见。我们看到女性命运的悲剧在当时的潮汕农村，甚至今天的农村都是切实存在，却又理所当然地被忽视。作者的笔触是深沉浑厚的，他以横断面的方式展示了数个底层人物的命运，关心着人的命运走向。

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说：“编造一个苦难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16]孙丽生在小说中写出了底层人物的隐忍、卑微；历经坎坷；受经挫折；却又不轻易对笔下人物置以道德判断，而是与这些人物同在，共同感受他们命运中的呼吸。

四

潮汕文化的生动描写

作家孙丽生是有“根”的。作为一名广东潮汕籍的作家，潮汕就是他的文化之“根”。潮汕之于孙丽生的重要性就如同约克纳帕塔法县之于福克纳，东北高密乡之于莫言，湘西世界之于沈从文一样。作家成长的地理环境将对他的写作产生重大影响，故而沈从文文字带有“水”性，而莫言语言则多“糙”性。

地域性是乡土小说的最大特色。尽管，部分乡土小说家在极力提倡“去地域化”，但地域性始终是乡土小说的重要特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有著名的“三要素”说，他认为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时代和环境。这里，他肯定了“地理环境”的重要性。^[17]

潮汕文化历史悠久，又有它的独特性。这篇小说充斥着浓郁的潮汕特点：小说中反复描写了“翰林府”，它作为一个“历史流传物”，沟通着过去与现在，历史与当下。小说里写道：“翰林府是孙肃恭十代前祖宗的府第，建成于清朝乾隆十六年，两百多年来，几乎成了翰林公后人心中的丰碑、精神上的图腾。每逢过年和大节，尤其是翰林公翰林嫲（婆）的诞辰和忌日，都要在府里的拜庭、中厅或者府外的广场，由家族的房长（辈分最高者）和老大（德高望重者）主持仪式，举行隆重祭礼。”[18]由此可见，翰林府不仅是后人的精神图腾，也是潮汕地区独特的宗族祠堂文化、家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潮汕农村的“剧变”与“疼痛”中，“翰林府”是一个恒古不变的“精神支柱”，“图腾”一般地存在每个寒门子弟的心中。作者说“肃恭内心深处，一直将翰林府作为家族昌盛登峰造极的标志，引以为荣，对生为翰林子孙感到无比骄傲。”^[19]

“翰林府”是乡村伦理精神的代表，是它的文化内核。正是这个“内核”，支撑着家族伦理，维系着乡村秩序。尽管在“破四旧”中，翰林府风采不再，但仍然延续着它古老的生命力。小说中数次回望“翰林府”就是不断返回“精神深处”。而孙丽生的小说，也正是以退守的姿势不断回到我们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居所”。

除了宗族文化以外，小说还间或渲染着一丝巫魅气息，带有传奇性。“大家都说，三旦‘邪神’（阴阳眼），不仅能看见阳界的一切，还能看见阴间的鬼怪。传得最多的是‘牛牯战鬼救主’的事，飞凤村几乎人尽皆知。”^[20]无论是三旦的阴阳眼，还是后来鬼擎长杉入了粟仔的厝等等，这些鬼神传说也是潮汕文化的又一典型。《史记•封禅书》就曾记载：“越人俗鬼……祠天神上帝百鬼”。潮汕文化中有对越文化的继承与保留，而越人又是信巫术和占卜的。

如果说“翰林府”是当地文化乡绅精神的反映，是乡村文化的“立”的一面，那么弥满的巫气、鬼气也是乡村蒙昧文化的一面，是需要“破”的东西。作者如实地写出了一个优缺点并存的潮汕农村，孙丽生没有在笔下写出一个假象的“乌托邦”的乡村图景，而是以写实的方式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淳朴与蒙昧并存的潮汕农村图景。

除了宗族文化、鬼神祭祀文化以外，潮汕方言也别具特色。作者在使用书面语的同时夹杂了大量的民间俚语和方言谚语。这样，小说的语言有意为之的含了杂质，使之带有“粗糙”的性质。语言是一个小说家区别于另一个小说家的重要特质。

莫言说：“把方言土语融入叙述语言，才是对语言的真正贡献。”^[21]孙丽生的小说正是这么做的，如：

豆腐佬、振仁、秀才，三个人是潮汕话说的“蜈蚣、母鸡、蛇——互相制约”，豆腐佬能够搞定振仁这门大炮，振仁的大炮又经常要乱轰秀才，秀才还有点“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豆腐佬很尊重秀才，秀才的话全听。

孙肃恭高兴得卵跌，兴冲冲挑起尿桶到村边的自留地浇菜，浇完“凤坟”菜地，又去浇“饭胡（漏勺）窟”菜地。^[22]

他的小说语言具有“原生态”的特色，读起来原汁原味儿。诸如此类比比皆是。总而言之，孙丽生的小说浸透了地道的“潮汕味儿”，这种语言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生动，也打破了读者的阅读惯性，造成某种“陌生化”的效果，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仅隔着书本似乎就能闻到海腥味，嗅到泥土味，而且对潮汕文化充满新奇感。

孙丽生的小说《寒门子弟》通过各种人物的典型刻画，以及系列事件的细致描绘，真实地还原与再现了乡土人物生存现状，展现了他们生存的焦灼疼痛等生命状态。体现了作者对底层人物命运是关注、同情与悲悯。作者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了潮汕乡村青年跳出农门的苦涩与不易，也通过潮汕一隅反映了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的剧变。

孙丽生的小说在“传统写作”中有着多方面的突破：它糅合地域、乡土、军旅、自传于一体，并纯熟运用书面语和民间方言，体现了作者高度的语言驾驭能力。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写作既不服于从商业性，也不服从于政治命令；既非为了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也非为了歌功颂德；他并不效仿当下的时髦写作和时髦用语，丝毫不见花哨和做作，而是返回自身，返回写作的源头。

孙丽生的意义在于——即使身处“后现代”甚嚣尘上的今天，仍以逆流而上的勇气不断回望“精神家园”，返回灵魂深处，坚持以看似笨拙的方式写着小说，以真实的目光打量现实和洞察大地，摆出一个作家最诚恳的姿态，向“传统”致敬。

注释：

 [1][2]刘恪：《先锋小说技巧讲堂》，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年3月版。

[3][5][7][8][11][12][13][14][18][19][20][22]孙丽生：《寒门子弟》，《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1期。

[4]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著，张铁夫译：《面向秋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98页。

[6] 参福斯特著，冯涛译：《小说面面观》，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9] 刘恪：《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年8月版。

[10]别林斯基著，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15][16][21]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17]参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原载《南腔北调》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