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写作”概念提出之后，迅速地引发了广泛讨论。这是当代文学现场中一个全新的命名，其概念、内涵、边界、风格特征、代表作家、标志性作品等等，目前都处于一个尚未确定的状态，亟待进一步厘清。不少评论家、作家，纷纷撰文，阐述他们对于“新南方写作”的理解。作为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对于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新南方写作”显然具有丰富的讨论、阐释空间。但无论如何，我们得承认，这个概念首先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尽管目前，对于这个“新”的“南方”的地理范围的界定稍显宽泛与模糊。杨庆祥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中，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区域界定为：“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南方”与“北方”在文学领域本就没有一个地理学上的清晰界线，“南方”和“新南方”同样也难以划分出这么一条线出来。但与传统的“江南”相比，“新南方”显然是一个更为开放与广博的空间概念，它不限于一江一河、一山一水，它超越省市界限乃至超越了国界，其地域更为广泛。“新南方写作”作为一个地域性的文学概念，它必然地带有某种地域书写风格。同时，又因其地域界限的广阔与泛化，其地域风格又注定是多样、多元的，而非单一的、集中的。

在文学创作中，作品的地域风格与地域气质往往通过地理环境、地域方言、地方风物等来呈现。迟子建笔下的东北，贾平凹、陈忠实笔下的西北黄土高坡，张承志、张贤亮笔下的旷野、草原与边地，老舍、刘恒笔下的北京，冯骥才笔下的天津，汪曾祺、苏童笔下的江南，王安忆、金宇澄笔下的上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地理意义的风景，经过作家的书写，成了文学的风景。众多的文学风景，又构成了一个文学中国。文学中国，既是想象的，又是现实的；既是凌空而起的，又是根深蒂固的；既是极具个人色彩的，又是有着坚固而普遍的物质基础的。地方风物书写，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就承担着展现小说作品现实的、扎根的、物质基础这一面的叙事功能。

作为一个地域性概念，“新南方写作”显现出怎样的地域性？如何呈现这种地域性？具体到地方风物书写，又呈现出哪些特征？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我想到略为矛盾的四个词语：丰富，凸显，隐退，失衡。

首先是丰富。如前文所说，“新南方写作”在地理边界上目前虽然没有定论，但却已经显得相当辽阔——杨庆祥认为“新南方写作”包含了南洋地区的汉语写作，陈培浩在《“新南方写作”及其可能性》中认为它“囊括了广东、福建、广西、四川、云南、海南、江西、贵州等等文化上的边地，具有更大的空间覆盖性”。在这一界定中，存在着多元化的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海洋文化、南洋文化、各少数民族文化等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承至今，仍熠熠生辉。与此同时，“新南方写作”所涵盖的主要地区，又与民主革命、全球化、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科技革命、人工智能等时代浪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一过程当中，“新南方”广泛地接受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异域文化，在与之碰撞、交流、交融中，也逐渐生成了具有自身特征的新的城市文化。在以广东、香港、澳门等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广东的打工文学、底层书写、都市小说在新世纪以来都引发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城中村”“出租屋”“工厂”“流水线”“钢铁”“深南大道”等作为新兴的“核心意象”，成为“新南方写作”中极具时代性的风物一类。因此，地域的辽阔，古老传统文化与新兴时代文化的交叠，使得“新南方写作”在地域特征与地方风物书写上，首先就呈现出了一种丰富性。传统风物、乡土风物、时代风物、城市风物，在“新南方写作”中，滋味不一，却各有风采。

其次是凸显。近些年，有一批青年小说家的“新南方写作”得到了众多关注。以陈崇正的《黑镜分身术》《美人城》，林培源的《小镇生活指南》，陈再见的《出花园记》等为代表的潮汕书写，以林森《岛》《海里岸上》《唯水年轻》为代表的海洋书写，以朱山坡《蛋镇电影院》《风暴预警期》为代表的小镇书写，以林棹《溪流》《潮汐图》为代表的岭南书写，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尽管身处不同地域，尽管叙事风格不一，但这些作品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它们都深深扎根于地方传统文化，着力在地方风物与时代变幻的碰撞中，书写其中的悲欢离合，展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在现实主义叙事中，地方风物成为他们小说中清晰的底色。比如陈再见的长篇小说《出花园记》，将潮汕青年男女在十五岁时的“出花园”风俗作为整个故事的关键隐喻，在海东城与深圳、在出走与回归之中，展示了马玮、罗一枪、陈静先等一批“80后”青年的成长故事；比如林森的海洋书写，在过往与当下的交错中，在陆地与海洋的交替中，挖掘那些消失的或者即将消失的海洋信仰。在充满想象力的后现代叙事与魔幻现实主义叙事中，地方风物成为他们小说中重要的角色；比如林棹小说中对于岭南风物与景观的重现与变形，使得其小说弥漫着浓郁的岭南气息；比如陈崇正小说中对家乡的重新想象与建构，显现出历史与现代、地域与个体的深度融合。此外，林白的《北流》（《十月》长篇小说双月号2020年第3期、第4期）、陈继明的《平安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10月）、厚圃的《拖神》（作家出版社，2022年1月）等一批长篇小说新作，也在地方风物书写上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一些潮汕、客家小小说作家，也在作品中就其所在地域的某一种风俗民情作出刻画，比如陈树龙、陈树茂兄弟二人的小小说集《北门街94号》、吴小军的《太公分猪肉》等。地方风物书写的凸显，给这些作品带来了历史的厚重感，也带来了浓郁的地域性。更关键的是，地方风物在小说中既是表现对象，也是表现手法；既是内容，也是方法。因此，凸显应当成为“新南方写作”中地方风物书写的重要关键词之一。

再是隐退。隐退与凸显，看起来矛盾极了——它们本是极度相对的。但是，在辽阔的“新南方写作”中，隐退与凸显又是并存的。有作家将地方风物作为其小说中的重要部分，也有作家并无意于此。比如路魆，他是土生土长的广东肇庆人，其作品流露出阴郁的后现代主义气息，这一点，与陈崇正的部分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的是，他的小说作品，往往将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一个相对模糊、独立、闭合的空间之中，故事发生的时间点往往也并不清晰。换而言之，他的作品并无意在地域性与时代性这两个常见的维度上做文章，而是将重心放在了个体的现代处境与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上。又比如王威廉，他成长于西北，求学于广州，在广州生活了十余年，成为广东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小说作品，比如早期的《非法入住》《无法无天》《合法生活》（“法三部曲”），将目光投射在当代都市青年的处境之中，但并未包含具体的风物书写。这些作品，更注重的是一种存在状态的普遍性，而不是某一种地域性。所以，在不少“新南方写作”中，地域性处于一种“隐退”状态——不能简单地判断他们就没有南方气息，那些深入骨髓的地域文化影响是难以磨灭的，只是这种气息在作品中并不显性呈现。当然，这种情况也并非定局，它会随着作家书写状态与书写目标的变更而发生变化。王威廉的中篇小说新作《你的目光》（《十月》，2021年第6期），就将大量的笔墨放在了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客家与疍家这两个土生土长的岭南族群身上，借他们的历史与现在，借眼镜店老板何志良与设计师冼姿淇的相遇、相知、相爱，展现时代的飞速变迁，更展现时代潮流中客家人与疍家人的处境一种。此外，在一些城市书写中，传统地方风物显现较少，但某些新兴的、更具时代性的风物又出现了。比如前文所说的“流水线”“城中村”，比如科幻小说中的种种技术想象，等等。因而，“凸显”是相对的，“隐退”也是相对的。

最后是“失衡”。作为一个生长在江西赣州，求学、生活在广东珠三角的客家人，当我梳理阅读视野中的“新南方写作”时，当“失衡”这一个词语出现在我脑海之中时——坦白说，内心确实有一种尴尬的情绪。仅以广东的小说创作来说，展现潮汕地方风物与文化、广府地方风物与文化的作品都不在少数。而当我在脑海中搜索近些年以客家文化与客家风物为中心的小说作品时，确实许久都没能够找出足够具有代表性或引起相当关注的作家和作品来——尤其是弥漫着浓郁客家风情的作品，尤其是青年作家作品。“近些年，被大家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潮汕小说家和作品挺多，客家的呢？我一下子想不出来。或许是我孤陋寡闻——所以真诚一问，近些年有哪些作家作品？”——当我在朋友圈里将这个问题提出，又私下咨询了好几位广东的作家、评论家之后，我确实感觉到这种失衡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在现代文学史中，张资平、李金发等都是客家人，许多作品都展现出了对客家风貌与客家人情的刻画；在当代，不少学者也在践行“客家文学研究”。但在“新南方写作”中，客家风物书写的“相对缺失”又确实是现实一种。从青年作家的创作来说，客家籍的作家并不在少数，比如这两年引起了广泛注意的陈春成（福建宁德人），其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9月）中的《竹峰寺》《传彩笔》《酿酒师》等不乏客家文化风情的踪迹；比如徐威（江西赣州人），其杨镇系列小说着重展示客家的风俗民情，《慢生十二式》（《人民文学》，2021年第12期）以赣南一个厨师家族的传承与衰败为核心，试图呈现客家风物与客家品格；又比如巫宏振（广东清远人），他的作品更倾向于展示现代体验，在客家风味这一块，暂未显露出明显的书写痕迹。倘若把这种视域从广东再往外延伸，延伸到“新南方”，客家的声音仍然显得轻微；倘若把客家替换成其他地域与族群的文学书写，失衡也同样存在。

丰富、凸显、隐退与失衡，这四个词语构成了我对当下“新南方写作”中地方风物书写的印象一种。它们有时彼此独立，有时重重交错，从而构成“新南方写作”文学风景的复杂一面，而这复杂的一面，又恰恰是我们都需要、期待、珍视的。仅仅是“新南方写作”才呈现这几个相互矛盾的关键词吗？其实也不然。我想，把这四个词放在更广阔的中国地域书写中，放在整个当代文学发展链条中，同样也是适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以“新南方写作”为中心探讨地方风物书写的现状一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有限的分析——但我相信，这些问题，不会被忽略。

（刊发于《广州文艺》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