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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威廉丨因为关注,所以漠视

——读渡澜小说《我为何睡在床上》随感

更新时间:2022-08-17 作者:王威廉来源: 绿洲文学杂志

这是渡澜短篇小说《我为何睡在床上》的第一句话:“芬芳的杨树栅栏被六月的微风吹得沙沙作响,面对所有风霜,在山上短暂休息的穿越者发出咯咯的笑声。”这句话细细品味,极为奇特。首先自然是拟人手法,杨树栅栏发出笑声,不是拟人是什么?但又不只是拟人,还有一个暗喻,那就是微风吹响栅栏的声音,犹如有人在笑。

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渡澜的小说,就是这样风格化的。她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浮想联翩:谁能想到“先锋小说”至今那么多年了,其间有过各种尝试,小说还能这么写。

且看这样的小说叙述:“我的榜样是顿奎里老师,我还记得老师的教诲——漠视和关注是指向同一方向的箭头,无论你跟随谁,目的地都是一样的。我相信老师说的是对的。我们忽视他,可又痴情地关注他——系统中的一条软弱无力、辛勤工作的金鱼。”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大量的破折号。坦率说,在中文的语境中,很难看到如此大规模的使用破折号。这让我想起五四时期的那批作家们。他们之所以使用破折号不是因为喜欢,而是没办法。他们留学归来,用刚刚诞生不久的现代汉语表达着复杂的意思,那当中不乏外文从句的思维方式,破折号帮他们尽力弥合着现代汉语的缝隙。

于是,我不免揣测,渡澜的这种奇特表达与她的母语不是汉语是否有关?

渡澜是蒙古族,我不知道蒙古语里有没有从句,但我感到了她在表达上的某种艰难,这种艰难不是说她掌握不好汉语,而是她想用汉语表达更直接的民族思维。“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重要观念,对于文学的创新来说,大部分时候这确实是会奏效的。一个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果他(她)接受过较好的本民族文化传承——比如渡澜,我们曾聊过天,她告诉我,她很长时间都是在蒙语学校学习——(破折号的使用确实别有乐趣)那么她用汉语写作,就会有意无意地呈现出陌生化的效果;如果他(她)还有着创新的意识,那就更不得了,这种陌生化会逐渐形成写作的风格。

她当然是有意在创新,越往下读,我们会发现,小说越是充满了荒诞的意象与话语,超出了一般的阅读常规。

老师的话非常诡异,他是这样说的:“或者我们谈谈高度。让我们谈谈折磨人们心灵的高度。您觉得您握紧了拳头时,您要比以前更高大吗?我认为,你像新来的一样好,你分散了我的睡眠,消除了我的富有。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是个坏人吗?给我看看您厉害的拳头。”这段话,老实说,我反复读了几遍,也不能说全懂,但某种感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对这句“您觉得您握紧了拳头时,你要比以前更高大吗?”还特别有共鸣。这里面有种幽默感,也是准确的,当我们生气时握紧拳头,下意识地想要攻击对方,但生气并没有让我们变得强壮有力,那反而是一种失控和虚弱的表现。不过,至于说“你分散了我的睡眠,消除了我的富有”,我觉得这种表达恐怕有点古怪,尤其是出现在对话里。当然,我们不能用现实主义来理解渡澜的小说,正如批评家杨庆祥所说:“大致说来,渡澜目前全部的作品都可视作是一种‘变形记’——在气质和境界上更接近奥维德而不是卡夫卡。这是渡澜最让人惊叹的地方,她以一种毫不造作的方式让笔下的人与物享有了平等的权利——生的权利、死的权利以及生活的权利——这来自于对一种可见的社会规则的蔑视和不以为然。也或者说,渡澜有一颗极端自由之心,她编织的是她的童话。在这个童话里,人的死亡不过是一次长长的呼吸,如果你听到了这呼吸,她虽死犹生。”渡澜在写小说时,拟人方式的大规模应用,既是童话思维,也是让“笔下的人与物享有了平等的权利”,能感觉到她的感官体验是全面开放的,接纳周围任何一个细小的波动。我也特别注意到庆祥这段话里的破折号,估计他跟我一样被渡澜给传染了。

小说在歧义丛生的叙述中前行,故事本身其实非常简单。“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次跃进,是我和阿多辛妹妹来到纳百卢塔读书。”然后,“我严守自己灵魂的纯洁,决定成为一名诗人。”她在成为诗人的道路上,遇见了顿奎里老师,而这个顿奎里老师说的话基本上就是诗歌。结尾,毕业前一天晚上,顿奎里老师阻止他们出去,“我”将顿奎里老师骗到闷热的库房里,从外边锁上了。“那晚我们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宿舍睡觉,起来后就把这事忘了,等我们赶到库房时已是三天后了。”最后一句是“我以为顿奎里会忘记我”。分明是“我”忘记了顿奎里,却反着说,充满了一种黑色幽默。而事情之所以变成这样,在小说中其实早已埋下伏笔,就是我在前文已经引述的那段话,“漠视和关注是指向同一方向的箭头,无论你跟随谁,目的地都是一样的。”

“我”锁住了顿奎里并忘记此事,这无疑是对“我”最关注的人同时漠视到了极点。

我不能说我完全“读懂”渡澜的这篇小说,即便我对这小说的标题依然不能把握,但这篇小说给我的那种奇特印象却迟迟挥之不去。渡澜显然不会只触动我一个作家,作家卢一萍对渡澜的评价也是很准确的:“渡澜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情感、瑰丽的想象和令人惊叹的文字张力。她的叙述打破了惯常的逻辑必然性,以一种非线性的诗歌语言讲述她那些奇幻而异质的故事,从而为作品打上自己独特的个人精神烙印。她秉持着童心与敏感,以超强的感知能力,捕捉世间万物的呼吸,并将作家所感知和认识的世界的概貌及性能,朦胧又形象地描述出来,小说中偶尔流露的童真式的悲悯,传递出渡澜对于生命和生活的无比赤诚与无限热爱。”渡澜小说的童话特质看来已经得到了公认,卢一萍专门提到渡澜的小说叙述采用的是一种“非线性的诗歌语言”,这是极为准确的,我就此还想多说几句。

如果渡澜早生几十年,那么她的小说一定会得到更多更高的认可与共鸣。因为那时正好切合小说语言实验的高峰时期。但时代的变迁,如今的文章如果稍有晦涩,就会有大量“键盘侠”前来吐槽和谩骂。渡澜的小说,让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小说的语言实验。实际上,我们很少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因为小说是及物的,它相比诗歌,其叙述是远远大于语言本身的。语言实验对小说而言,无疑是让语言的风格构成了阅读的近景,而小说的故事与内容则变成了远景。这挑战着小说的阅读习惯。

我们身处万物互联的全媒体空间,更不用说未来的元宇宙空间,在其中语言只承担了一部分功能,而拟像已经成为主体。因此,语言的粗俗化、泡沫化是触目惊心的。这种语言的危机也是精神主体的危机。这也让我想到,现代汉语虽然已经百年,但它的可能性并没有终结。尤其是对一种语言的真正成熟来说,百年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这百年的语言进程也是曲折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渡澜的小说,就又有了一层格外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们需要更多渡澜这样的作家,用小说这种更加及物的文体去继续探索现代汉语的复杂性与可能性,这也必将促成一种新的精神主体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