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经历了从学术界提出到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过程，各种实践包括文化实践便由此提上了日程。毋庸讳言，“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正是在这一国家战略规划推动下提出的概念，亦是这种文化实践的有机构成部分。“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包含了这样的预设：一个区域的经济繁荣离不开文化所缔结的认同共同体的助力。这种预设某种意义上为所有参与者提出了一个深刻而艰难的价值命题，即文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担负起建设作为民族国家观念共同体的任务。全球化时代，文学如何在具有多种文化类型和多元社会制度的区域中建构起一种勾连你我他的身份认同，这可能是这个概念更深层的使命。还应清醒地意识到，“大湾区文学”并非一个已完成的历史性概念，而是一个新生的具有生产性、召唤性的概念。换言之，这个概念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概念本身，还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面对这一概念的有效认识论和阐释路径，以及多方面、多层次的实践探索。中山大学中文系在7月25日举办了“大湾区文学可能性”的论坛，特邀澳门诗人袁绍珊、香港作家唐睿、广州作家陈崇正、广州批评家李德南和唐诗人，共同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活动由作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王威廉主持。

——编 者

袁绍珊（澳门诗人，澳门艺术博物馆馆长）：

纵观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澳门文学的存在感并不高。即便是澳门本地人，可能也不一定马上能举出澳门作家、作品的例子。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无论是过去的“台港澳文学”范畴，还是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范畴，澳门文学始终很少出现在作者和研究者的视野里，甚至澳门的大学也不会特意开设“澳门文学”这门课程进行研究。

因此，当“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概念被提出后，澳门的作家、评论家们都眼前一亮，期待是否会有更多的发声渠道、发展空间。因为澳门的文学市场非常小，本土文学不一定是本土读者第一时间关注的内容，相比之下，大部分澳门人更关注外部的作家和作品。即便是进入内地市场，澳门作家也会遇到不少困难，比如澳门人写澳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题材。往往是在重大时间节点，或是由官方牵头的项目里，澳门作家才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在澳门，虽然文学市场很小，但在政府的补贴和支持下，申请书号、出版著作相对比较容易。可能正是因为读者基数小，作家们反而会“放飞自我”，全身心做一些纯文学的内容，而无需担心销量、点击率、市场反响。

与此同时，关于澳门文学的评论文章也不多，本地大学的老师不一定会选择澳门文学展开研究，现存资料年代也都比较久远，大多是二三十年前的论文，后续资料不乏老调重弹之论。因此，澳门文学一直处于一个“存而不论”的状态，很多作家默默写作，评论家不太会浓墨重彩地研究澳门文学，或者只是将之纳入到港澳台的范畴里展开讨论。因此，我们十分渴望借由粤港澳大湾区共建的契机，让更多作者、评论家关注澳门、书写澳门。

可预见的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步调的过程中，必将面临诸多挑战。比如粤港澳三地是否都互相了解对方？三地能否在融合之中，保留好各自独特的文化？后面这个问题是澳门作家们特别关注的，澳门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李展鹏曾写《隐形澳门》，指出一直以来，澳门的文化状态是“隐形”的，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另一方面，澳门作家在内地出版作品时，带有方言习惯的写作策略、语法逻辑等可能都要大幅改变，如何在进入内地市场的同时，保留好澳门特色，也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1984年，澳门作家韩牧就提出要建立澳门文学形象，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形象仍然是模糊的。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面目进入大湾区文学？相信这是澳门作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文学是讲究实力的领域，澳门文学要真的走出去、融入大湾区，应当由创作者主动把握节奏，提升作品内容，勇于面对挑战，用我们的作品亲手塑造出澳门人所认同的澳门文学形象。

唐睿（香港作家，浸会大学助理教授）：

香港文学中的广东元素，早期值得一提的就是作家黄谷柳的《虾球传》，是作家于1947年10月到1948年12月在《华商报》副刊连载的小说，讲述了抗战后少年虾球辗转香港和珠三角的遭遇经历。从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和香港在文化历史上是相连的，粤港向来就有血脉相连的概念，这在上世纪40年代的香港文学里，还是比较普遍的共识。

当时，很多自内地北方来港的作家、文人，大部分都曾经去过广东，有不少还是广东本地人。在他们看来，香港与广东很自然地在文化、历史、地理上都是相连的。因此，在早期的小说里，也就常常能看到这种两地在文化历史上互连融通的呈现。

此后，无论是50年代侣伦的《穷巷》，还是舒巷城的作品，都包含了很多广东地区的记忆、历史事件等相关的内容，呈现着广东和香港血脉相连的特征。直到70年代、改革开放后，这种关系发生了一定的转向。当时，受惠于1970年代末香港与内地的通关条件，香港普罗大众可以通过申请回内地探亲、旅行或是文化交流。其中，许多年轻作者通过各种机会，到内地游历，寻访向往已久的山水名胜，寻访仰慕已久的作家。他们的足迹遍布各省，既有短途旅行，也有数月观察，从中诞生的游记，记录了他们对内地改革开放之初的种种观察，既有宏观的社会记录，又包涵了微观的民生素描，建构出一个丰富多样的中华形象。

这些游记的首要特点是，作者的文化经验既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但同时又能通过略带距离的目光来解读内地风土人情，并为各地的山川名胜赋予有别于传统的意义，其中也记录了香港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变化，对文化背景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香港文学作品、演艺作品，更多关注的还是广州地区，但实际上，广东省内其他地市也各有特色，许多港人也有着很丰富的广东经验，从地区和向度两方面都有值得香港作家关注的内容，比如很多来港打拼的潮汕人、为内地学校捐钱支持“希望工程”、派志愿者去粤北地区扶贫、惠州东江纵队和文化名人大营救的故事等等，这些历史渊源都值得香港作家进一步关注、探索和开发。

对于澳门，香港人以前存在一些刻板印象，如黑社会、赌场一类的元素。随着澳门回归祖国，港人对澳门的印象发生了转变，尤其是澳门的文艺发展、对传统建筑的保护、旅游开发都做得很好，吸引了当时很多香港的艺术家前往。

比如很多艺术家都“打卡”的婆仔屋，也就是艺竹苑，这是两栋已有百年历史的黄色葡式建筑，内部设有展览空间，不定期举办艺术和原创产品设计展览。诸如此类的场所、建筑，也让香港作家对澳门留下了“文艺气息浓厚”的印象。

实际上，澳门的异国情调、港澳在历史上的互动、全球语境下的港澳文化故事，其中都有非常多的细节和空间可供作家进行发挥，粤港澳三地之间的叙述既相似又各有不同，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开发。

陈崇正（作家）：

我对澳门文学最早的印象是因为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这是我很喜欢的作家，而我在大学时代读到他的《修道院纪事》，封面上就印着澳门文化司署字样。最近我在翻看16世纪的历史，那时候的澳门就已经在对外贸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跟澳门相比，香港我们就非常熟悉了。作为一个广东人，我从小就接触香港文化的熏陶，我喜欢香港电影，喜欢周星驰和BEYOND乐队。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北方的KTV里也喜欢唱粤语歌，《海阔天空》《千千阙歌》的旋律响起，大家就开始怀旧。我还喜欢金庸，中学时代也读过倪匡，老家的床底下还放着一套卫斯理。香港有一拨作家很了不起，他们在香江边办报读书，写作为生，笑傲江湖，很让人羡慕。

今天我们来谈“大湾区文学的可能性”，但我谈不了香港和澳门，只能谈广东文学的可能性。我想，有三个维度创造了广东文学的可能。

第一个维度是教育。如许多人看到的那样，广东这些年有一批青年作家异军突起，在全国文坛之中都非常亮眼。这里面当然有经济腾飞人口流入凝聚了文学人才的因素，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开始于21世纪初的大学扩招。因为大学扩招，有一批具有文学才能的人进入了高校接受教育，就比如我，如果不是因为扩招，我此刻可能正在某个工厂的生产线上奋斗，会跟写作这件事绝缘。文学人口的扩大为文学生产提供了发生的概率，这就是最为现实的可能性。现在大湾区的作家，几乎都是高学历，博士比比皆是，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维度是媒介。更具体说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原来纸刊所形成的文学资源壁垒。现在几乎所有的文学期刊都在大力发展新媒体，有的还做了短视频。就我个人的文学历程而言，新世纪的二十年，正好也是互联网和新媒体高速发展普及的二十年，很多人只看到了网络文学的发展，其实应该说，在网络文学没有产业化之前，严肃文学作家也曾混迹在网络上写作，他们是第一拨网络写手。我还记得十几年前在网络上写诗，经常会遭遇激烈的交锋和论争，有时候甚至是直接干仗。老一辈可怜，打个笔仗还要等报纸印出来，网络出现以后，文学的“对骂”来得非常直接。媒介的发展为大湾区的文学提供了新可能，也让广东在媒体传播上追平了香港和澳门。

第三个维度是科技。科技发展是大湾区的一个新现实，在大湾区写作几乎无法回避科技发展对社会生活的改变，这也让这里的作家开始思考科技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广东有很多作家开始创作带有科幻元素的作品。作家开始关注人类未来，这也正是时代气象的表现。商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介质的迭代，往往还是可以跟艺术创作形成正相关。

李德南（评论家）：

当我们谈论“大湾区文学的可能性”这一议题时，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文学和地域的关系——这是理解中国文学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文学史写作、文学批评的重要认识路径。我们对大湾区文学的理解和期许，有这样的因素在内，但与此同时，大湾区和大湾区文学的提出，又有着很多新元素。大湾区是国家与地方进行规划、建设的结果，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则是更为内在的驱动力。从地域、区域的角度来看，大湾区是一座尚未得到充分发掘的文学富矿。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它有着非常具有当代性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

大湾区中的广州、澳门、香港、深圳、潮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非常复杂的互动。它们又是中国和西方、东南亚很多国家交流频繁的区域，是在跨文化交流方面非常重要的区域。这样的一段历史经验，放在当下来看，仍然非常具有冲击力；这些历史经验也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当下，或是跟当下构成对话。那一时期的岭南，值得作家去深入挖掘，并用文学的方式进行再现、想象和再造。甚至一个人物的经历，就可以成为一部小说很好的题材。比如传教士马礼逊。他最早到中国来希望进行传教活动，可是他在这方面很受限制，并不成功。可是，马礼逊又意外地因为在翻译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而成为中西跨文化实践的重要人物。他翻译了《圣经》，还编撰了六卷本的《华英词典》——这是第一部汉英辞典，还曾经把《红楼梦》的节选翻译成英文。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马礼逊的大量翻译和著作，把词汇、句法、文学形式及宗教文化观点的新要素，输入汉语中。这些跨文化、跨语际的实践经验，影响深远；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也非常适合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而那一段历史，在文学领域有非常多的空白。

大湾区的现实经验也颇具当代性。广州、澳门、香港、深圳等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许多方面的优势，往往能够得风气之先，产生很多新的经验。这些新经验又是发散式的，对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重要影响，在中国的发展中非常具有代表性。改革开放以来，在大湾区，先后出现了打工文学、新城市文学、科幻文学等文学现象，它们是对中国新经验的直接表达。

大湾区文学的可能性，还在于文学与地域之间，可以是或然而非必然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人的流动成为常态。人的工作、生活，都不再受限于一时一地。写作也是如此。

唐诗人（评论家，暨南大学副教授）：

作为一个由政治经济概念延伸出来的文化、文学概念，探讨“大湾区文学”文学的可能性，肯定离不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共建人文湾区”等等一些基本的政策语境。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城市群，从文学角度来看，建设“人文湾区”，可以理解成拓展大湾区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需要我们去完善内容、建构体系的概念。这种完善和建构，既面向大湾区的文学创作者，也面向研究者。结合当前大湾区作家的创作实践，我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展开思考。

第一是围绕岭南文化，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脉络。岭南文化是构建人文湾区的基础，也是大湾区文学创作与研究要着力去探讨的问题。大湾区城市是相互毗邻的城市群，它们在历史、文脉、语言、习俗上都有着清晰的共通性。对于岭南文化，当前的作家还是写得不够，多数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物质呈现，缺少能够深入到历史文化内部去挖掘故事和表现独特的岭南文化精神的厚重作品。最近两年，岭南文化题材的文艺作品，影视、戏曲等方面做得比文学好。像《雄狮少年》《醒·狮》《白蛇传·情》等，都成为了现象级作品，引发很大的关注，对于我们思考岭南文化的创新表达和当代价值有很好的启发。文学作品方面也有收获，最近葛亮推出了两大部《燕食记》，专写岭南饮食文化，通过饮食的历史变迁，写出香港、广州之间的文化关联，尤其表达出香港饮食文化背后的岭南文化渊源。

第二是南中国的文明叙事问题，这包括中西方文明和城乡文明叙事。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广州、香港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直接领受中西方文明冲突的城市，这几百年的文明交流历史，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历史细节和需要作家去讲述的故事。这方面，大湾区的作家普遍做得不够理想。香港有很多作家在讲述香港城市故事时会触及这些方面的历史文化，像西西的《我城》《飞毡》等，但就文明问题而言还是不够凸显。深圳的青年作家林棹写的《潮汐图》为我们开拓了这方面的可能性，为大湾区作家书写中西方文明交流问题找到了好的切入口。《潮汐图》以一只南中国岭南巨蛙的视角，书写近代广州珠江河岸的中西文化交汇，呈现澳门城市的中西互通，再进入欧洲大陆中心去体验近代西方文明的残酷一面，很好地表达出作家立足于岭南文化的西方文明反思。

城乡文明叙事问题关联到第三个维度，就是大湾区的城市书写问题。作为城市群湾区，城市是当下生活在大湾区的作家们必须直面的大环境。面对着有很多共同特征的现代城市，大湾区作家其实大有可为，除了前面讲的历史维度的岭南文化和中西文明交汇，现实维度更包括城市新移民叙事、城市景观书写以及城市未来想象等等。尤其像深圳、珠海等城市，从传统乡村迅速成为现代都市，这种大变化、大转型，背后都是大题材、好故事，如果能转化为厚重的文学作品，必然是可以折射当代中国城市化历史的中国故事。乡城转型之外，现代城市的科技化再造也特别值得关注，大湾区城市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世界性、海洋性是大湾区文学的内在特征，这意味着湾区作家需要有一种世界视野、未来意识。

王威廉（作家，中山大学副教授）：

大湾区由国家提出的初衷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概念，但是这个蕴含着强大的国家意志的概念提出之后，就势必会延伸到文化和艺术的范畴。“大湾区文学”与传统的“文学地理”的概念还不太一样。虽然大湾区也是一个地理概念，我们可以指出大湾区包含着哪几个城市，它的边界在哪里，但大湾区又是超乎具体的地理空间的，它更加抽象、更加具有建构性。它甚至就是一个假设，但历史上通常有很多跃迁便是从假设而来的。历史通过一个假设，可以召唤出更大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大湾区文学”这个提法的召唤性，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历史的话语场，固有的文化模式在这里都要遭到挑战，从而得到某种程度的更新。

从文明叙事的角度来看，大湾区的叙事逻辑跟我们传统认知的那种东西方文明冲突的二元叙事还是不一样的。对香港和澳门来说，它们在文化融合中已经生长百年以上，有了很强的在地性，它不再只是东方，更非全是西方，它有了新的文化特质。而珠三角的这几座城市，在改革开放以前，有些甚至还只是村落，正是改革开放的巨浪，让这些村落成为媲美港澳的新城市，各个省份的大量移民汇聚于此，也凝铸和塑造着新的文化精神。历史行进到此刻，港澳与珠三角之间的关系终于具备了规模相当的对话性，而“大湾区”构成了一个必须对话的家庭场所。在这种对话里边，既有“同”的一面——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异”的一面——港澳与内地城市的历史构成与发展驱动毕竟还是有着很多的不同。在“同”与“异”之间，历史的丰富性会获得极大的滋养。

尤其是三地的这种“异”，是必须面对和接纳的。我毫不怀疑，文学是有能力理解和包容这种“异”的。因为文学所面对的不是那些比较外在的事物，文学所审视的是细微的生活肌理。在大湾区的不同城市里，的确可以寻找到一些相似的生活方式，还有相似的方言，相似的民间信仰，这些构成了一种近似于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但目前我们还不能直接说它们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因为同样的生活，同样的现象，在不同的话语框架的阐述下，所得出的意义是不同的。在这种既相似又疏远、既疏远又相似的过程中，新的文化有可能被创造出来。

从全球化高歌猛进到如今全球化局部受阻，新冠肺炎疫情也好，俄乌战争也好，都让问题变得复杂而棘手。那么，在“大湾区文学”这个召唤性的精神空间中，恰恰包含着全球历史进程行进在当下所面临的困惑与机遇。在这个精神空间中的写作，肯定不会只是一种文化地理的民俗展示，它一定会触碰到那些极为重要的历史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