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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微:我所找的全来了,都在《烟霞里》

更新时间:2023-02-08 来源:中国作家网

张鹏禹:拿到小说,一般先看标题。能不能先谈谈这部小说的标题“烟霞里”?听说它原来叫“一个人的编年史”,为什么改成了现在这个题目?

魏微:对,原名就叫《一个人的编年史》,我二十年前写过《一个人的微湖闸》,也发表在《收获》上,所以《收获》责编钟红明老师一看这个题目就笑了,说,好熟啊。但出版社不满意,先改名《山河故里》,报了中国作协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有一度,媒体也用《山河故里》做报道。但这个名字我又觉得不贴,因为故里、地域并不是这篇小说的关键,时间和人生才是。《收获》发稿前,必须定题目,那时我小说还没写完,于是杂志社和出版社一块想名字,想了上百个,程永新主编的思路是声音,《合声》《和声》等,强调的是双声叙事。后来出版社把李洱也拉进来了,李洱的思路是女性视角,给起了《her》《雌》《雌伏》等。最后才确定了《烟霞里》,这有两层意思:我的小说里原本有霞光的意象,晚霞、朝霞不止一次写到;二是“烟霞”在中国古诗词里是个常用词,唐人王质有诗云“人事空怀古,烟霞此独存”,把烟霞跟人生相关联,这就点题了。后来王质的这句诗就用来当题记。人生短暂,生活永长,一代一代源远流长;逝者如斯,烟霞独存,有感喟之意。

张鹏禹:《烟霞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在戏仿传记的形式,“前序”的落款写的是“《田庄志》编委会”,正文都是以年份为章节来划分。我想这至少涉及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史书的叙事模式,您为何选择史书的形式来结构作品?是否呼应着中国小说起源于稗官野史这个古老的开端?

魏微:您说得没错,《烟霞里》确实是对中国史书的两种叙事方式的戏仿。形式上是编年体,但叙事上又没有严格按编年体来写,很自由,采用倒叙、插叙、未来视角,人称也不断变换,时不时“我们”就会跳出来,切换得很频繁,就仿佛真有那么一个写作团队,为故友在写回忆录,一切都是为了塑造人物之用,这就涉及纪传体。可以说,《烟霞里》的皮相是编年体,骨相是纪传体。这个形式的得来,倒也不是为了呼应我们稗官野史的小说传统,而是这些年我一直都有读年谱的习惯。

张鹏禹:这样的结构方式应该给写作带来不小的难度,比如要均匀地排布每一年的事,让每一年都有的写。但实际上如果是我自己回忆的话,有很多年份都不知道有什么可值得记住的东西。如果田庄有现实原型的话,是否还需要强大的虚构力量去补充她的现实人生?

魏微:编年体看上去难写,确定开写的时间我也犯愁,而且每年万把字左右,我拿什么来填充啊?但只要按照人物的成长逻辑写下去,语言、语调找准了,人与事就会不断地生出来。这篇小说后来写到五十多万字,已算克制了,如果依着小说的自身逻辑,可能会更长。人生几十年,这中间得经过多少事、遇上多少人?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谁的人生不是一本风起云涌的大书?

张鹏禹:听说您写过一部《梁启超传》,能否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情况,它与《烟霞里》这本“田庄传”有什么关联?

魏微:《烟霞里》之前,我在写《梁启超传》,埋首故纸堆里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要写《梁启超传》?首先,对他这个人很感佩,梁启超充满人格魅力;其次,他是打开中国近现代的一把钥匙,晚清民国的重大事件,他基本都参与了,是个影响历史进程的人。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影响了历史进程,但康有为不足以成为钥匙。康有为在性格上比较激进,而梁启超正好相反,少年老成,为人练达。从来都是康梁并称,有观点说,没有康有为就一定没有梁启超;我的观点正好相反,没有梁启超,康有为也不足以成为康有为,他将默默无闻,终老于街巷。师徒两人算是相互成全吧。

开始我只是想写写康梁关系,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人的性格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历史进程。一旦开写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太复杂了,我的笔力根本驾驭不了。我又未经历史学的训练,只有一点文学家的对于“人”的认知,读了几本康梁著作后,不知深浅就开始写了,后来越写越麻烦,因为新材料不断涌现,把旧材料给否了。起头我在读康有为的《我史》时就已生出疑惑,口气太大了,疑心他是在吹牛,后来发现似乎真的如此。直到这时,我才想起历史是要对照读的,于是就放下写作,去读茅海建的著作。他也是半路介入戊戌史,原本指着三五年就脱身,谁知一陷进去就是二十年,恐怕现在还在里头呢。要不是人文社来约稿,我怕自己也出不来,戊戌史淹死我这样一个历史小白绰绰有余。但一旦逃出来了,就发现受益匪浅,光一个戊戌变法,人来人往,上到王侯将相、下到底层百姓,中间还夹着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全连在一起了。光读年谱和传记,我都没读全呢;而这,只是梁启超一生中的某一年,他后来经历的重要事件可不止这一件。你说他的传记我怎么写?废章十几万字现在还在电脑里,重新捡起来还须攒点勇气。

写废了的《梁启超传》直接成全了小说《烟霞里》,编年体、纪传体,人际关系,多线头,广角叙事……我把《烟霞里》当历史写,正如我把《梁启超传》当文学写一样。两者之间是这么个关系。

张鹏禹:有学者在《烟霞里》的研讨会中表示,这部作品有自叙传的因素,小说中田庄这个人物,是否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小说家魏微的镜像?

魏微:田庄和小说家魏微的关系,有点类似方鸿渐和钱锺书,恰好我在写《烟霞里》时,手边就摆着《围城》。你说方鸿渐是不是钱锺书的镜像?我觉得是。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围城》是自叙传,只能说,钱锺书写了他熟悉的人群、熟悉的生活,这是一篇纯虚构小说。他贴着自己写,杂取种种合成一个。

张鹏禹:如何理解田庄这个人物?记者舒晋瑜在采访您的文章中写道,“主人公田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魏微,也可以视为你或我。一个女人半生所经历的重要节点,她都写到了。”您在塑造田庄的时候,是否有意把她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70后知识女性的典型?

魏微:田庄的出身,在她那代人中应该有代表性。70后或多或少有些乡村记忆,哪怕是生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俗话说,皇家还有几门穷亲戚呢。更别说70后一代人,父辈中有不少是当过知青的,与乡村总关情,脱不了干系。田庄算不得真正的乡下孩子,她从小就周游于城乡间,我后来给她的定位是县城姑娘。县城在中国是个特别的存在,人口基数很大,县城在大城市的人看来,是个乡里乡气的地方;可是在乡下人看来,那是个了不得的地方。小说里有一个词叫“上县”,一个“上”字,高低立现。乡下人眼里的县城人,就像在云端一样,以路遥的小说为证,乡下男青年的最大理想就是娶个县城姑娘,这是他们够得着的理想,也是高不可攀的理想。总之,县城是介于城乡之间的一个存在,这就决定了县城人有一个基本特征,有时挺傲、挺自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人家自小也是见过世面的,落在乡下人眼里,也是天仙一般的人物。是这么个心理。同时他们又有质朴的一面,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都是乡下人,他们与乡下的关系剪不断。在文学表达上,县城作为地域可能会占些便宜,作为城乡结合部,它把中国的城乡有效地衔接起来,两边都沾一点儿,写起来就会有张力。《烟霞里》把田庄的出身定位于县城姑娘,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顺带把中国的城乡都给写了。我觉得她身上有普泛性。我也愿意更多的读者从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熟悉的记忆。

张鹏禹:除了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身份外,我想她更重要的身份是女性。有人注意到这部作品中强烈的抒情性、女作家细腻的笔法以及各式人物所散发出的温度,您认为其中有哪些女作家的特质?能否从女性写作的角度谈谈这本小说?

魏微:首先是语言。语言一看就是女作家写的,那个腔调、口风,男作家发不出那个声来。出版社曾为《烟霞里》开过改稿会,李洱参与其中,改了我几句话,改得挺好,更简洁了,但我后来又改回来了,因为那不是我的话,腔调不对,那是李洱的话。对于一部作品来说,可能腔调才是最重要的。《烟霞里》因为种种原因改动很大,我读到成书时,可能比读者还晚些,五十多万字的一本厚书,我忘了我是怎么写出来的,但哪怕改动我一个字,我都记得牢。不是说我的文字动不得,也不是说改得不好,而是腔调变了,那不是我的发声。有时我宁愿被删都不愿被改,就是为了保有自己的声音。这是语言上的。至于你说的细腻笔法,却不独为女作家所有,好作家都有细腻处,曹雪芹不细腻吗?钱锺书不细腻吗?还有你说的抒情性,不止一人提到了这一点,这里我回应一下:我的本意是反抒情的。但是积习难改,年轻时对文字太有感情了,不自觉就会在写作时带出来;到了中年,感情淡了,其实田庄长到三十多岁以后,小说的话风、语调就变了,看人阅世,时有嘲弄。我疑心是读《围城》读的。并且人到中年,也没法假装自己是个傻白甜,看一切都温情脉脉,不是这样的。人间从来就有恶意,既然有,那就写出来。

一个女作家写了一本女主书,是很容易被贴上“女性主义”标签的,我在写作时就意识到了,一直试图在往回拉,我不愿被贴标签。小说写到2000年后,有部分章节涉及对于“女性主义”的探讨,我的女性朋友提醒我,让我千万避雷,不愿我被攻击。我后来适可而止,打住了。不是因为怕,而是我不愿这篇小说成为话题,成为标签,为“主义”所局限。田庄纵然是个知识女性,很独立,但“女性主义”这个词却不足以概括这篇小说。

张鹏禹:对于宏大叙事,相信当下很多作家都是保持警惕的。但是我们却从《烟霞里》中读到了另一种宏大,可以说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波澜壮阔。您在小说中写田庄跟魏微说,“你将来可以写这个,一个人出生入死,中间几十年,他怎样去活,这是个问题。要写得很繁茂、很热闹,各种跌跌绊绊、人来人往,各种伤心、摇摆、痛苦,末了一声叹息。每个人都不一样,但说到底,每个人又都大同小异。这才是人生啊。”在和平发展的年代,个体生命很大程度上难言波澜壮阔,它又如何构成小说的戏剧冲突?小说为何给我们一种沧桑感?

魏微:您说的没错,平凡人的一生确实很难说波澜壮阔,上上班,过过小日子,结婚生子,沉堕于日常里,全是一日三餐、鸡零狗碎。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烟霞里》的主题之一,田庄也确实在过这样的生活。但波澜壮阔,也得看怎么理解。很多人是一阵阵的。我有一阵在家当专业作家,有一天坐在电脑旁突然悲从中来,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吞没了,压垮了,时间长河,浩浩汤汤,而我就身处其中,那么渺小,有时都丧失了抗争的勇气;有时我会照镜子,不是出于爱美,而是跟时间相勾连,我就想,人的容貌怎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我跟从前还是一个人吗?就觉得很神秘。时间、人生、衰老都很神秘,甚至充满魅力,因为它无解。这些一阵阵的情绪,我相信每个中年人都有过,这些情绪在我看来都挺震憾的,挺波澜壮阔的,因为走心了,很动人;一个人坐在屋里,内心生出大波澜,屋外又是社会生活的层峦叠嶂,有时陡峭,有时绵延,而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中,都是一体,这么想的时候,有时会神痴目呆,就觉得人生很迷人。

《烟霞里》并不以故事性取胜,小说的重心还是在塑造人物,如果有戏剧冲突,也是家庭成员之间因为性格、价值观不合而引发的争吵,全是些鸡毛蒜皮,每家过日子都会遇上的。很多朋友告诉我,《烟霞里》的可读性很强,我年轻时写小说,“日常”就被认为是我写作的一个关键词,《烟霞里》可能更进了一步,全是些鸡零狗碎,可出版社的反馈是,读来并不乏味。我自己写的时候也会禁不住笑出声来。我一个诗人朋友告诉我,我写了最“村”的日子,最“泼”的生活,有时还会暴粗口,难得是写得不土、不俗。这在我就是莫大的安慰了,可能是语言有些特点,虽然是口语化的,还常用俚语。

张鹏禹:《烟霞里》看似是给人物田庄作传,但是有很大篇幅写的都是她的上一代、上上代人,或者说田庄的家族,这样就勾连起广阔的时空。通过家族写时代,是不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中国故事写法?或者说认识中国社会的一种角度?

魏微:是的,田庄虽然是女主,但我宁愿将《烟霞里》看作是一篇群像式的作品。写到中间时,我的责编说,这篇小说的女主是田庄妈,孙月华才是真正的大女主。就好比田庄是个树桩,杂七夹八带出很多人来,枝枝叶叶我都得写,我希望《烟霞里》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我在我这一代作家里,算是对家族题材比较感兴趣的,也有深入探讨的热情。亲情关系,家庭的权力结构,家长制,这些在我看来都特别“中国”。小说里有一句话,家是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在中国,一切都可以拿家来形容换算。家族题材本身是个大矿,深挖下去,可以触及到中国文化的根本,毕竟几千年来,我们就是这么生活的,一代代通过家庭、家族繁衍扩张,血脉相连,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家”在中国跟在国外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老外淡得很,亲情关系可以撇得很清,中国人做不到,一团乱麻。

张鹏禹:《烟霞里》还是一部有年代感的小说,比如讲到1977年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上世纪90年代南下打工潮、2001年中国加入WTO,凝结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小说如何处理个体记忆中的历史?如何关联时代?而不是只将时代作为一个背景?

魏微:这确实是个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大事件都会跟田庄发生关联,1976年的几件大事,我设计了它跟田庄的关系,这是可信的。1977年恢复高考,她姑父考上了,这是间接关系,也算点题。改革开放关涉到每个中国人,这个写来没问题。但是何以我要写美国“9·11”?它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有。“9·11”是个分水岭,非但关涉美国人,也关涉中国人,关涉全世界;它不是死了几千人的问题,也不是倒了几幢楼的问题,而是世界格局变了,时代的精神气质变了。“9·11”发生时我正在麦当劳,惊讶得不得了,觉得昏天黑地。我都惊讶了,我想田庄也会惊讶。也有人提出质疑,我对大事件的描述,能写出什么新意来?当然写不出新意来,我的本意也不在于新意,而是为了点醒,为了记忆。人们的忘性太大了,如果不是写《烟霞里》,很多事我也忘了。“9·11”忘了,中国加入WTO忘了,汶川地震忘了,北京奥运会忘了……全忘了。昨天山呼海啸,今天太阳照常升起,昨天的一切就等同于没发生。我写大事件,是为了提醒读者,我们曾生活在怎样的时代里,时而痛苦,时而欢欣,时而有荣光,时代的光照亮了每个人。那远在天边的,都有可能是你的,会跟你发生关系,哪怕是隐秘的关系;那边蝴蝶拍翅膀,这边会刮起龙卷风。世界万物均为一体,均有关联。区别在于,有些是直接关联,像改革开放;有些是间接关联,像“9·11”。

张鹏禹:说几句题外话,您的《化妆》《大老郑的女人》《一个人的微湖闸》等都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品。2004年,刚刚34岁,您就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可以说是成名很早。后来2012年在《花城》发表了《胡文青传》之后,差不多有10年没有新作问世,您是否在寻找写作的突破方向?

魏微:是的,《烟霞里》就是突破的成果。十几年来的经验积累,对于社会、时代、人生的认知,攒了那么些话,一直在寻找突破口,找语言、找腔调、找形式,一直找不到。或者找到了这个,那个又不来,直到2021年,它们全来了,汇成了语言,都在《烟霞里》里。

张鹏禹:哪些作品和作家对您写作《烟霞里》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魏微:太多了。案头书有十几本,撂了一堆。每天都翻的书是《红楼梦》和《围城》,这两本书都是群像写得好,多线头的人物关系,笔墨有条不紊,特别老辣。凌志军的《变化》对这篇小说影响至深,他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生动描述,给《烟霞里》提供了壮丽的时代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