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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微丨《烟霞里》创作谈:这是我写作史上的一个例外

更新时间:2023-02-28 来源:文艺报

《烟霞里》开写于2021年8月,刨去中间开会学习、办活动的时间,我花了13个月写成。

这是我写作史上的一个例外,飞奔向前,自由敞亮。从开头第一句话,文字就找上我了,我欢快地应着,也不带客气的。起头的想法是写一个女人的生卒50年,一年五千字,共25万字。但开头第一年就写冒了,后来越发不能控制——简洁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随着年纪增长会逐年下降,因而老作家才不得已去写长篇;至于短篇,唉,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人文社全程跟进了我的写作——似乎我是他们的写作机器似的——当得知我写到40多万字还不能止,他们说,打住,没完没了了!于是我就打住,把女主捺死在41岁上。

为什么一定要捺死她?编年体的体例决定的,我这些年有读年谱的习惯,年谱思维几乎成了我的惯性思维,看着一个个卓越的生命从我眼前流逝,他们从出生起——无论是生于名门贵胄像陈寅恪,还是寒门子弟像梁启超——人生的最初几年,他们和家人一起度过。祖父辈是干什么的,兄弟姊妹啥情况,性格是怎样养成的……尔后长大,求学,交友,跟各色人等打交道,他们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小社会。

另有时代跌宕施与他们的影响,像梁启超本身是个弄潮儿,而陈寅恪偏于学术一隅,但潮水还是会溅到他身上。时代笼罩着每一个人。区别在于个人选择,是攻是守,是进是退;而个人选择关乎性格、价值观,溯根求源或可归于他的童年,他的出身、家教施与这孩子的影响,跟他的天性所发生的碰撞——天知道会撞成什么样,这是一个太繁复的力学问题。

我这些年读年谱,一个基本感受是,青少年时代新鲜昂扬;中年繁复热闹、人来人往,像一场盛宴;老年归于苍凉,太息而已。当然童年最重要,人生的底色,从牙牙学语开始,尔后倏忽几十年,一个人就没了。然而唯因他生长、盛开、衰老、凋零,中间他哭过、笑过、爱过、恨过,且人人各异,色色不同,人生才值得去探讨、去记述。

生死是文学永恒的母题,生必须置于死的前提下,才变得有意义,值得珍惜。所谓长生不老,罢了罢了,乏味至极。我从35岁来到广州,就面临这个文学母题,也可说是人生困境——是不是太早了些?可能是读年谱读的,读了十几年,也就那么回事,什么都不上心了。《烟霞里》便是读了十多年年谱又不上心的结果。当然也有现实考量,这十多年来,我的同龄人已有陆续离世的,啊,落叶飘零,不胜感怀。他们构成了此篇写作的前提。

我这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父辈中有当过知青的。小说中父亲奔赴井冈山一节,是借用原北京知青曲折的经历,来源出处是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剑桥大学生克里斯托弗·莫里斯闹革命一节,是借了欧洲思想史专家托尼·朱特的经历。

这就说到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关于1992年南方谈话、深圳股疯、香港回归、中国入世等一系列大事件的综述,也包括崔健开演唱会、前首富牟其中的殒落等,都出自一本精彩绝伦的书:《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作者凌志军。此书陪伴我度过整个90年代的写作,是点醒、激扬、振奋,那是我的青年时代。它把我整个覆盖了。

人与书的遇合多么奇妙啊。人生50年,单单青年时代我忘了,而市面上关于90年代的书少之又少,恰好凌志军出现了,好像大风拂面,把我吹得摇摇晃晃,人一下子醒了,记忆全回来了。我仿佛看到一个女青年,她走在艳阳里、酷暑里,她走在风沙扑面的街上,脑里有轰鸣;她走在渐趋密集的楼群里,到处都是工地,人人有希望,那自由自在的、甩开膀子大踏步的形象,那是女主田庄,也是我,也是90年代的所有年轻人,是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