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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到荼蘼
更新时间:2023-05-05 作者:梁红来源:广东文坛
回想起来,快20年了吧。
深棕色,蕉叶式,蕉叶的边像波浪,有不易觉察的暗纹,七根丝弦,安静优雅地卧在上面,让人一见倾心。轻轻一拨动,内敛沉静的隔世之音,在指尖下缓缓流淌,感觉就是意识流,沉潜到有高山流水的年代。
这就是我要的那张古琴。为了它,我等了好几个月。不知道,斫琴的琴师,在打造它的时候,有没有设想过,它会落在谁人之手。任何一张琴,都有独特的造型和音色,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张琴,和谁有缘,被谁看中,恐不是斫琴的人可以左右,正如人的命运,遇上什么人,遇到什么事,造化如何,不是生养你的父母可以洞悉。我的手指抚过那七根丝弦,它低沉柔缓的音色,生生地击中我。尘世中没有别的乐器有这样的声音,这是只属于古琴的,需要心灵完全沉静,没有喧嚣附体方能领悟并且一听倾心的表达。
在遇到古琴前,曾迷恋古筝。
学筝前两年,我姐姐因为怀疑患上某种绝症来到广州住院。而在此前的6年,我戎马一生的父亲,因为这种绝症离世。在姐姐生病前的很多年,无论独自在广州的我遇到多少磕磕绊绊,从来没有相信过有“命运”这种东西的存在,所有的难过和难熬,不过是忍耐到“守得云开见月明”,只要时间过去,自然水清河晏。那时候也不弹筝,在无数个夜晚,在电脑前码字,这些文字换得我内心的安稳和欢娱,并因此而获得我所心仪的职业。在姐姐住院的20天里,我恍惚感觉到命运露出的狞笑。在把医院的仪器折腾一遍之后,结论不是绝症,只是一种已经多年没有听说过的结核病。我很疑惑,为何医院不一开始就用活检的方式来确认,而要动用那么多的仪器,做如此多依然无法确诊的检查。多年之后,我才明白,那是命运的预警。
那之后,我开始弹筝。并没有天赋,也不算勤奋,只是空寂的屋子里总算有一点我喜欢的声音。也许自那时候开始,我已经意识到在我的生命中,青灯黄卷是命定的结局和渊薮,我逃不过,除了文字,总要一点可以陪伴的,可以娱乐自己的声音,或者方式,来打发以后长长的孤寂的时光。
多年后,历经沧海桑田,才发觉,那筝声,于我,原来过分明亮。
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没有那样的气概,我只是没有选择地做了砸石头的鸡蛋,并且差点选择了从25层的高楼将自己当鸡蛋一样砸下来。
那个夏天以及接着的秋天,广州非常热,但对于我,却异常的寒冷。曾经这样自信地以为,独自抚养一个孩子,做一个孤寂而自强的女子,并非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但是命运却以一种毁灭性的姿态,把我一下子扔进一个四壁高墙的枯井。忽然一个早晨醒来,一向在乎仪容的我,变成了眼睑下垂、双眼变形得恐怖如同鬼魅的女人。整个世界在我眼里都是歪斜、重叠的影象,分不清前后远近,没有立体感,是扁平而错乱的图象,那种恐慌和恐惧,无法言说。没有体会过过马路看到的斑马线完全是浮动的曲线,远近的汽车都是一堆重叠的影子,并且分不清究竟离自己有多远的噩梦的人,其实并不知道“恐惧”的真实含义。
医生说,眼睛本身没有病变,去查原因。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头部肿瘤,可能是甲亢或者糖尿病,可能是重症肌无力。医生看着检查结果——所有的指标都正常得匪夷所思。厚厚的一沓病历,各种检查,我比当年我姐姐折腾的仪器还要多,可是,光看结果,那是一个多么健康正常的好人儿。专家们没有见过如此诡异的事,如同我忽然变得诡异的面容。
那时,我再次看到命运狰狞的笑。一个曾经在大学的舞台上扮祝英台跳《化蝶》的女子,一个习惯在文字和音乐中流连的感性的女子,曾经那么骄傲不肯低头的女子,命运用如此残酷的方式,一夜之间,将她所有的矜持骄傲碾为齑粉。
有一个角度可以减轻重影,那就是脖子后仰25度,以仰望星空的姿势睥睨众生。于是,那段时间,那条马路经常会出现一个戴墨镜消瘦的女人,抬着下巴,仰着脖子,姿态如准备英勇就义。依靠这种姿势,我能够独自出门,穿过马路。哪怕是黑夜,我依然戴着墨镜。有一夜在公共汽车站,下雨,几个人诧异地看着戴墨镜的我,他们肯定在想,这人又不是明星,这种奇怪的姿势和穿戴,是精神有问题吧?
风吹过,我是一杆随时可以折断的竹子。倒还是不倒,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意念。
以后长长一段日子,我选择沉默,不说话,不见人。
女友介绍了一个民间医生。我每天从这个城市的东边坐一个多小时公车,去城市西边这位医生的家,推拿。然后严格按照他的配方,喝各种汤。我对这段日子的记忆,是一天24小时,我16个小时在睡觉,4个小时去推拿——包括在路上的时间,剩下4个小时,都在吃喝。脸上永远是黄黄的药水,身上散发着一股跌打药膏的气味——我自嘲地想,什么叫黄脸婆?我就是活招牌。那医生用他的祖传秘方配制的药水推拿,他的手所到之处,我像进了渣滓洞,痛得想痛扁他。那医生的说法,我身上所有经络都不通,血气虚得无法养神经,随时可能Game over。那是一段像活尸般的日子,“活下去”是唯一的内容和意义。
一直希望从此删除这段记忆,就像做了个噩梦,醒来最好快快忘却。但是命运却像《论语》,要求我温故知新。
那一年底,在疲劳与焦虑的袭击下,再次病倒。这次什么方法都不管用了,无奈之下,去了北京。
明知希望渺茫,依然辗转各大医院,以及同学介绍的给大人物做保健医生的名医。在某著名医院,我好不容易挂到著名专家的号,等了一下午,终于轮到我,忐忑推开诊室,看到一个闭目养神的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我坐下来,他并不看我,说:“有什么问题你说吧,我有点累,但我听着。”
我陈述了大概五六分钟,他开始低头写处方,边写边说:“你这问题啊,既然找不到器质性的病变,那么就好好养着。我开点滋养神经的药,你先用上。”
他抬头把处方给我,透过墨镜,我忽然看清了,他的眼睛,竟然也是斜的!
出了诊室,我穿过两边都是病人的长长的走廊,离开医院大楼。外面阳光正好,是北京最美的秋季,街边的银杏叶金黄一片。我把药方撕碎了扔进垃圾桶,笑得眼泪流出来,路人侧目。
也许我并没有病,只是因此多了二郎神的第三只眼,世界变得像卡夫卡的小说一般荒诞,然而,谁知道是不是另一种真实?
一个颈椎病的专家看着我的片子,说我颈椎某个位置旋转半脱位,也许是造成眼疾的原因。他要求我戴上护着脖子的颈椎脖套,并且坚持推拿,力求尽快复位。我看着镜子中脖子上那副枷锁一样的东西,想起了莎士比亚著名的高领子。有一天夜里我戴着墨镜和“高领子”出门,上了地铁,车上哗啦同时站起来好几个人,要给我让座。我不能摇头,只是摇摇手表示不需要。一个超过一米八的小伙子不由分说把我按在座位上,伸出手在我眼前晃,一口京腔:“姐,你看得见吗?看得见?受伤了?”我只能仰视他,哭笑不得。
有一天忽然想,我如果把自己当不正常的,我就不正常,如果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碍,为何不能仰着脖子享受生命呢?
我不再介意别人如何看我的墨镜和“高领子”,我开始逛街,看演出,也做治疗,吃各种营养品。不再执着于到底是否有人能够治好我,能活一天,就可以躺着听音乐,脖子后仰25度看电影。有时候和医生说着话,会感觉到自己的游离,似乎有另一个我,隐身微笑着看这一切,如同看一场戏。
其实并不知道哪些治疗或者药品有效,或者其实完全是因为心境的改变,执念的放下,我慢慢的,一天天地好起来。就像我病的时候让医生莫名惊诧,我的渐渐康复,也被他们视为奇迹。
直到那个夏天,再一次在拐弯的地方,遭逢命运。
弟弟病,来广州。一个多月里,冒着高温,流连各大医院。最后遇到的那位专家,说,住院吧,这是重症肌无力。
那么熟悉的病名,那么熟悉的检查程序。我一直对医生说,不是的,不会的,因为我以前也被怀疑过是这样的毛病。或许我们家族的基因,都在同样的方面显得分外敏感。
但是万一呢?
我不敢动这个念头,否则我无法再将自己撑下去。
冥冥中,我的祷告和祈求是有回应的吧。在拿到肌电图检查结果,医生亲口说“不是”的那个傍晚,终于松弛下来的我,回到家,忽然“哇”地吐出两口鲜血。
我冷静地用冷水漱口,对着镜子抹干净嘴角的血丝。30年前,童年的我,亲眼见到我妈,在我家后院,也这样无端吐出血来。
我曾经对自己说,我的一生,不要重复我妈的道路,不要只是在厨房里度过。我写字,出书,我一直笨拙地努力证明,我和她不一样。事实上,我不仅在厨房操劳,还得努力做一个尽职的职业女性,并要警醒不能提防的命运,总在某个犄角拐弯的地方,埋伏着,给我一个冷不防的袭击。谋生不易,谋爱更难。我的人生,不如我妈幸运,我只有承担,无论我是否还负担得起,是否被压垮,却没有一个肩膀可以分担。
人生如戏,命运一定觉得我可塑性强,才挑我演那么费力的戏份——艺多不压身啊。
除了古琴,我不可避免地爱上了那些纯粹的看起来精致却依然脆弱的瓷器,那些瓷器的本质,像女人的慧质兰心。它的前身,不过是一把泥土,经过了炼狱般的烧灼,才脱胎换骨,涅槃重生,成全了“浮梁瓷器白无瑕,巧借蓝色写青花”。
千帆过尽,转眼已是半生。于女性,是“开到荼蘼花事了”的年纪,多少曾经叱诧风云的人,此时已经沉寂无声。于我,是下一个半生的开端,安静地看世界的喧嚣,可以心无旁骛做自己。生命中总有良辰,一壶热茶,一只青花瓷杯,茶香袅袅中,抚琴。无论命运如何翻云覆雨,且听那流水从指间滑过,且听那花朵在琴弦上绽放,听那酒狂,如何大癫大狂,醉眼将人生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