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快20年了吧。

深棕色，蕉叶式，蕉叶的边像波浪，有不易觉察的暗纹，七根丝弦，安静优雅地卧在上面，让人一见倾心。轻轻一拨动，内敛沉静的隔世之音，在指尖下缓缓流淌，感觉就是意识流，沉潜到有高山流水的年代。

这就是我要的那张古琴。为了它，我等了好几个月。不知道，斫琴的琴师，在打造它的时候，有没有设想过，它会落在谁人之手。任何一张琴，都有独特的造型和音色，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张琴，和谁有缘，被谁看中，恐不是斫琴的人可以左右，正如人的命运，遇上什么人，遇到什么事，造化如何，不是生养你的父母可以洞悉。我的手指抚过那七根丝弦，它低沉柔缓的音色，生生地击中我。尘世中没有别的乐器有这样的声音，这是只属于古琴的，需要心灵完全沉静，没有喧嚣附体方能领悟并且一听倾心的表达。

在遇到古琴前，曾迷恋古筝。

学筝前两年，我姐姐因为怀疑患上某种绝症来到广州住院。而在此前的6年，我戎马一生的父亲，因为这种绝症离世。在姐姐生病前的很多年，无论独自在广州的我遇到多少磕磕绊绊，从来没有相信过有“命运”这种东西的存在，所有的难过和难熬，不过是忍耐到“守得云开见月明”，只要时间过去，自然水清河晏。那时候也不弹筝，在无数个夜晚，在电脑前码字，这些文字换得我内心的安稳和欢娱，并因此而获得我所心仪的职业。在姐姐住院的20天里，我恍惚感觉到命运露出的狞笑。在把医院的仪器折腾一遍之后，结论不是绝症，只是一种已经多年没有听说过的结核病。我很疑惑，为何医院不一开始就用活检的方式来确认，而要动用那么多的仪器，做如此多依然无法确诊的检查。多年之后，我才明白，那是命运的预警。

那之后，我开始弹筝。并没有天赋，也不算勤奋，只是空寂的屋子里总算有一点我喜欢的声音。也许自那时候开始，我已经意识到在我的生命中，青灯黄卷是命定的结局和渊薮，我逃不过，除了文字，总要一点可以陪伴的，可以娱乐自己的声音，或者方式，来打发以后长长的孤寂的时光。

多年后，历经沧海桑田，才发觉，那筝声，于我，原来过分明亮。

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没有那样的气概，我只是没有选择地做了砸石头的鸡蛋，并且差点选择了从25层的高楼将自己当鸡蛋一样砸下来。

那个夏天以及接着的秋天，广州非常热，但对于我，却异常的寒冷。曾经这样自信地以为，独自抚养一个孩子，做一个孤寂而自强的女子，并非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但是命运却以一种毁灭性的姿态，把我一下子扔进一个四壁高墙的枯井。忽然一个早晨醒来，一向在乎仪容的我，变成了眼睑下垂、双眼变形得恐怖如同鬼魅的女人。整个世界在我眼里都是歪斜、重叠的影象，分不清前后远近，没有立体感，是扁平而错乱的图象，那种恐慌和恐惧，无法言说。没有体会过过马路看到的斑马线完全是浮动的曲线，远近的汽车都是一堆重叠的影子，并且分不清究竟离自己有多远的噩梦的人，其实并不知道“恐惧”的真实含义。

医生说，眼睛本身没有病变，去查原因。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头部肿瘤，可能是甲亢或者糖尿病，可能是重症肌无力。医生看着检查结果——所有的指标都正常得匪夷所思。厚厚的一沓病历，各种检查，我比当年我姐姐折腾的仪器还要多，可是，光看结果，那是一个多么健康正常的好人儿。专家们没有见过如此诡异的事，如同我忽然变得诡异的面容。

那时，我再次看到命运狰狞的笑。一个曾经在大学的舞台上扮祝英台跳《化蝶》的女子，一个习惯在文字和音乐中流连的感性的女子，曾经那么骄傲不肯低头的女子，命运用如此残酷的方式，一夜之间，将她所有的矜持骄傲碾为齑粉。

有一个角度可以减轻重影，那就是脖子后仰25度，以仰望星空的姿势睥睨众生。于是，那段时间，那条马路经常会出现一个戴墨镜消瘦的女人，抬着下巴，仰着脖子，姿态如准备英勇就义。依靠这种姿势，我能够独自出门，穿过马路。哪怕是黑夜，我依然戴着墨镜。有一夜在公共汽车站，下雨，几个人诧异地看着戴墨镜的我，他们肯定在想，这人又不是明星，这种奇怪的姿势和穿戴，是精神有问题吧？

风吹过，我是一杆随时可以折断的竹子。倒还是不倒，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意念。

以后长长一段日子，我选择沉默，不说话，不见人。

女友介绍了一个民间医生。我每天从这个城市的东边坐一个多小时公车，去城市西边这位医生的家，推拿。然后严格按照他的配方，喝各种汤。我对这段日子的记忆，是一天24小时，我16个小时在睡觉，4个小时去推拿——包括在路上的时间，剩下4个小时，都在吃喝。脸上永远是黄黄的药水，身上散发着一股跌打药膏的气味——我自嘲地想，什么叫黄脸婆？我就是活招牌。那医生用他的祖传秘方配制的药水推拿，他的手所到之处，我像进了渣滓洞，痛得想痛扁他。那医生的说法，我身上所有经络都不通，血气虚得无法养神经，随时可能Game  over。那是一段像活尸般的日子，“活下去”是唯一的内容和意义。

一直希望从此删除这段记忆，就像做了个噩梦，醒来最好快快忘却。但是命运却像《论语》，要求我温故知新。

那一年底，在疲劳与焦虑的袭击下，再次病倒。这次什么方法都不管用了，无奈之下，去了北京。

明知希望渺茫，依然辗转各大医院，以及同学介绍的给大人物做保健医生的名医。在某著名医院，我好不容易挂到著名专家的号，等了一下午，终于轮到我，忐忑推开诊室，看到一个闭目养神的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我坐下来，他并不看我，说：“有什么问题你说吧，我有点累，但我听着。”

我陈述了大概五六分钟，他开始低头写处方，边写边说：“你这问题啊，既然找不到器质性的病变，那么就好好养着。我开点滋养神经的药，你先用上。”

他抬头把处方给我，透过墨镜，我忽然看清了，他的眼睛，竟然也是斜的！

出了诊室，我穿过两边都是病人的长长的走廊，离开医院大楼。外面阳光正好，是北京最美的秋季，街边的银杏叶金黄一片。我把药方撕碎了扔进垃圾桶，笑得眼泪流出来，路人侧目。

也许我并没有病，只是因此多了二郎神的第三只眼，世界变得像卡夫卡的小说一般荒诞，然而，谁知道是不是另一种真实？

一个颈椎病的专家看着我的片子，说我颈椎某个位置旋转半脱位，也许是造成眼疾的原因。他要求我戴上护着脖子的颈椎脖套，并且坚持推拿，力求尽快复位。我看着镜子中脖子上那副枷锁一样的东西，想起了莎士比亚著名的高领子。有一天夜里我戴着墨镜和“高领子”出门，上了地铁，车上哗啦同时站起来好几个人，要给我让座。我不能摇头，只是摇摇手表示不需要。一个超过一米八的小伙子不由分说把我按在座位上，伸出手在我眼前晃，一口京腔：“姐，你看得见吗？看得见？受伤了？”我只能仰视他，哭笑不得。

有一天忽然想，我如果把自己当不正常的，我就不正常，如果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碍，为何不能仰着脖子享受生命呢？

我不再介意别人如何看我的墨镜和“高领子”，我开始逛街，看演出，也做治疗，吃各种营养品。不再执着于到底是否有人能够治好我，能活一天，就可以躺着听音乐，脖子后仰25度看电影。有时候和医生说着话，会感觉到自己的游离，似乎有另一个我，隐身微笑着看这一切，如同看一场戏。

其实并不知道哪些治疗或者药品有效，或者其实完全是因为心境的改变，执念的放下，我慢慢的，一天天地好起来。就像我病的时候让医生莫名惊诧，我的渐渐康复，也被他们视为奇迹。

直到那个夏天，再一次在拐弯的地方，遭逢命运。

弟弟病，来广州。一个多月里，冒着高温，流连各大医院。最后遇到的那位专家，说，住院吧，这是重症肌无力。

那么熟悉的病名，那么熟悉的检查程序。我一直对医生说，不是的，不会的，因为我以前也被怀疑过是这样的毛病。或许我们家族的基因，都在同样的方面显得分外敏感。

但是万一呢？

我不敢动这个念头，否则我无法再将自己撑下去。

冥冥中，我的祷告和祈求是有回应的吧。在拿到肌电图检查结果，医生亲口说“不是”的那个傍晚，终于松弛下来的我，回到家，忽然“哇”地吐出两口鲜血。

我冷静地用冷水漱口，对着镜子抹干净嘴角的血丝。30年前，童年的我，亲眼见到我妈，在我家后院，也这样无端吐出血来。

我曾经对自己说，我的一生，不要重复我妈的道路，不要只是在厨房里度过。我写字，出书，我一直笨拙地努力证明，我和她不一样。事实上，我不仅在厨房操劳，还得努力做一个尽职的职业女性，并要警醒不能提防的命运，总在某个犄角拐弯的地方，埋伏着，给我一个冷不防的袭击。谋生不易，谋爱更难。我的人生，不如我妈幸运，我只有承担，无论我是否还负担得起，是否被压垮，却没有一个肩膀可以分担。

人生如戏，命运一定觉得我可塑性强，才挑我演那么费力的戏份——艺多不压身啊。

除了古琴，我不可避免地爱上了那些纯粹的看起来精致却依然脆弱的瓷器，那些瓷器的本质，像女人的慧质兰心。它的前身，不过是一把泥土，经过了炼狱般的烧灼，才脱胎换骨，涅槃重生，成全了“浮梁瓷器白无瑕，巧借蓝色写青花”。

千帆过尽，转眼已是半生。于女性，是“开到荼蘼花事了”的年纪，多少曾经叱诧风云的人，此时已经沉寂无声。于我，是下一个半生的开端，安静地看世界的喧嚣，可以心无旁骛做自己。生命中总有良辰，一壶热茶，一只青花瓷杯，茶香袅袅中，抚琴。无论命运如何翻云覆雨，且听那流水从指间滑过，且听那花朵在琴弦上绽放，听那酒狂，如何大癫大狂，醉眼将人生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