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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从读年谱,到我这代人的“编年史” ——《烟霞里》创作谈
更新时间:2023-05-05 作者:魏微来源:广东文坛
很多人对本书有贡献。首先,我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烟霞里》是他们催生出的结果。本来,没这么个孩子,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梁启超的非虚构,不知深浅,掉进戊戌变法的深坑里,两年多爬不出来,并且上瘾了,不愿爬出来。也因此,2021年夏天,我的责编樊晓哲致电我写长篇时,我面露难色。我不知道怎么写长篇,写哪个长篇,老实说,我都忘了小说怎么写,更何况长篇?好久不操练,也没现实感。
多年来,关于我的长篇小说创作,我疑心就是个笑话。外面有传在写,但我自岿然不动。其实也有写,废了几个开头,计有十余万字,肉疼。语言不对,硬写都写不下去,面目可憎。
我忘了我是怎么回复樊晓哲的,应该是没落定,事实上,我的工作节奏也不允许我写长篇。我以为这事结束了。隔天,人文社社长臧永清找我“约谈”,半小时的通话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时间的紧迫感”,一个作家应该适时而为,黄金写作时间不会太长,文字不等人,它来找你,你得应着,否则等你去找它,没门。臧社一紧迫,我就焦虑了,臧社说,没事没事,我可以跟你们领导请假。如此抬举,我再不应稿,就是不懂事了。
可是写啥呢,这是个问题。多年来,我一直有写编年体的意愿,人生几十年,一年年去写。最初的想法是写父辈那代人,生于1944年,比如重庆,因为当时正在读抗战史料,有感触;也开了头,语言跟不上,只好放下了,这一放就是十年。
重捡编年体写作,以我这代人为蓝本,是我在应稿后的一个本能反应,因为太方便了,不用做案头——虽然后来还是做了些。《烟霞里》开写于2021年8月,刨去中间开会学习、办活动的时间,我花了十三个月写成。
这是我写作史上的一个例外,飞奔向前,自由敞亮。从开头第一句话,文字就找上我了,我欢快地应着,也不带客气的。起头的想法是写一个女人的生卒五十年,一年五千字,共25万字。但开头第一年就写冒了,后来越发不能控制——简洁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随着年纪增长会逐年下降,因而老作家才不得已去写长篇;至于短篇,唉,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人文社全程跟进了我的写作——似乎我是他们的写作机器似的——当得知我写到40多万字还不能止,他们说,打住,没完没了了!于是我就打住,把女主捺死在41岁上。
为什么一定要捺死她?编年体的体例决定的,我这些年有读年谱的习惯,年谱思维几乎成了我的惯性思维,看着一个个卓越的生命从我眼前流逝,他们从出生起——无论是生于名门贵胄像陈寅恪,还是寒门子弟像梁启超——人生的最初几年,他们和家人一起度过。祖父辈是干什么的,兄弟姊妹啥情况,性格是怎样养成的……尔后长大,求学,交友,跟各色人等打交道,他们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小社会。
另有时代跌宕施予他们的影响,像梁启超本身是个弄潮儿,而陈寅恪偏于学术一隅,但潮水还是会溅到他身上。时代笼罩着每一个人。区别在于个人选择,是攻是守,是进是退;而个人选择关乎性格、价值观,溯根求源或可归于他的童年,他的出身、家教施予这孩子的影响,跟他的天性所发生的碰撞——天知道会撞成什么样,这是一个太繁复的力学问题。
我这些年读年谱,一个基本感受是,青少年时代新鲜昂扬;中年繁复热闹、人来人往,像一场盛宴;老年归于苍凉,太息而已。当然童年最重要,人生的底色,从牙牙学语开始,尔后倏忽几十年,一个人就没了。然而惟因他生长、盛开、衰老、凋零,中间他哭过、笑过、爱过、恨过,且人人各异,色色不同,人生才值得去探讨、去记述。
生死是文学永恒的母题,生必须置于死的前提下,才变得有意义,值得珍惜。所谓长生不老,罢了罢了,乏味至极。我从35岁来到广州,就面临这个文学母题,也可说是人生困境——是不是太早了些?可能是读年谱读的,读了十几年,也就那么回事,什么都不上心了。《烟霞里》便是读了十多年年谱又不上心的结果。当然也有现实考量,这十多年来,我的同龄人已有陆续离世的,啊,落叶飘零,不胜感怀。他们构成了此篇写作的前提。
我这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父辈中有当过知青的。小说中父亲奔赴井冈山一节,是借用原北京知青曲折的经历,来源出处是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剑桥大学生克里斯托弗·莫里斯闹革命一节,是借了欧洲思想史专家托尼·朱特的经历。
这就说到1990年代,小说中关于1992年南方视察、深圳股疯、香港回归、中国入世等一系列大事件的综述,也包括崔健开演唱会、前首富牟其中的殒落等,都出自一本精彩绝伦的书:《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作者凌志军,前《人民日报》记者。此书陪伴我度过整个1990年代的写作,是点醒、激扬、振奋,那是我的青年时代。它把我整个卷了、覆盖了。我的责编樊晓哲提醒我,你又被卷了。我说是的,卷了,卷了。被卷是多么幸福啊。有时我会想,我若是错过这本书,小说会写成什么样呢?我可能会去摘《人民日报》社论,就像1970年代一样。
人与书的遇合多么奇妙啊。人生五十年,单单青年时代我忘了,而市面上关于1990年代的书少之又少,恰好凌志军出现了,好像大风拂面,把我吹得摇摇晃晃,人一下子醒了,记忆全回来了。我仿佛看到一个女青年,她走在艳阳里、酷暑里,她走在风沙扑面的街上,脑里有轰鸣;她走在渐趋密集的楼群里,到处都是工地,人人有希望,那自由自在的、摔开膀子大踏步的形象,那是女主田庄,也是我,也是1990年代的所有年轻人,是的,所有人。
本篇致敬凌志军先生,他对于中国社会的精准把握,他的记者的敏锐,虽然卷了我,却也使我再次回到我的青年时代,置身于那纷繁复杂的大时代现场。此外,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也对本书有贡献,小说中1997年金融风暴、“河西王”的万向节厂,便是源于他的著作,在此一并致谢!同时,我也要感谢广州的文友们、同事们,他们对于1990年代广州城的生动回忆,使得女主田庄有了坚实的落脚之地。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责编樊晓哲,她见证了这本书的孕育、成长、壮大,也可说,她催生了此书,从头到尾,未有懈怠;她一直在陪伴。女主长到18岁时,我发给她看了;从那以后,田庄每长四五岁,我就发给她。她迫不及待想看,我说稍安勿躁,等田庄生完孩子再给你。隔了两天她问,孩子生了吗?我说,周末生。
我跟她是这么个关系,共生。她后期直接介入写作,比如爱情,便是她执意坚持的结果,我本来不想写爱情,难写,并且从逻辑上讲,爱情并不是人生的必选项,很多人没经历过爱情也活得挺好,可是她想看,否则田庄的人生有缺憾,于是我只好写。为了写爱情,我老早作铺垫,指着田庄2007年谈恋爱,没谈成,写成了男女关系;2008年再谈,我咬牙切齿地写,末了发给她,她读完喜笑颜开说,成了!我也喜笑颜开,她说成了就成了!开心就好。
整部《烟霞里》的写作,充斥着快乐,首先是快,因为她等不及要看;尔后便是欢乐。写作可以这么欢乐吗?我都有罪恶感,对自己生出疑虑,我写的是文学吗?段子手都比我痛苦、严肃,须为抛梗而绞尽脑汁,人家也是创作,而凡涉及创作,都是痛苦的。可是何以我那么开心、轻松自如?因为语言。因为我的文字在樊晓哲那里得到了极大回响,这对于一个天生不自信的作者,是何等荣耀。她说她会看哭,她哭过好多次。可是,我是多么希望她笑啊,我写的时候就常笑,我一边写一边笑,有时笑得写不下去了,只好跑到阳台上去散散步,平复平复心情。我是希望达到钱钟书写《围城》、杨绛读了捧腹大笑的效果。显然没有。在我写作时,《围城》是重要的参考书之一,人物关系的交待太老道了,完全不露痕迹,就像生活本身。
作者和编辑的深入关系,在我这是第一次。我以前的写作是藏着掖着,非写完不见天日,怕漏气。这次是例外。感谢这次例外,使得我有飞奔向前的力气;这中间,她偷偷把一部分章节给到少数朋友,好消息她告诉我,坏消息她独自吞下。她知道我脆弱,百米跑中哪怕一块小石子都能使人遭受重创,高速容易自伤。有时我会跟她叹气,不想写,太累了,她就哄着,好话说尽,一路都是夸夸夸;有时我疑心她是在骗我;某种程度上,这篇小说就是她哄骗的结果。
感谢她的哄骗,使我破天荒获得了自由感,那是我写作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自由感,一种极致体验,一种飞翔感。我最敬爱的汉字不再绊我了,我就是汉字,以前我敬它、爱它,连“的地得”都要推敲,现在我与它合为一体,字词不再是独立的存在,语言纷至沓来,它要借我说话!啊,美妙的汉语,我最敬爱的汉字!我开心坏了,看着自己的十个手指头在键盘上此起彼落,有时我会生出奇怪的幻觉,我的手指头不会断吧?
感谢所有在我写作过程中阅读部分章节的师友、同行,他们的鼓励对我来说很重要!感谢《收获》杂志,在我小说还未全部写完时,他们便节选20万字发表。感谢诗人雷平阳为本篇题写书名!感谢我的家人、领导、同事对于我写作的全力支持!
感谢一切!因为我在写、在说、在表达。